留在上海
柴静: 张爱玲在1952年离开了中国大陆。柯灵说，如果她没有走到“文革”的时候，“一百个张爱玲也压碎了”。所以很多年之后，人们说张爱玲是走得最及时的人。
但是为什么1949年她没有走？为什么她会说，我用了三年才下定了决心？
1949年4月，上海正在公映电影**《哀乐中年》，导演是桑弧**，张爱玲参与了写作，但没有署名。
电影原声: 我不是怕死，我怕的是等死。
柴静: 听完一个月，渡江战役开始，电影院黑了，电影停映。上海此时只剩两个星期的煤储备。害怕停水，有浴缸的人都存满了水。路上的穷人在撕扯车上的棉花，刚过去的那个冬天，很多人冻死了。
桑弧属于文华影片公司，他的公司老板吴性栽去了香港。张爱玲可以走，但她没走。
1932年的时候，她在香港大学的学业被战争中断，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故乡上海。此时上海已经沦陷，她卖文为生。二战结束，她可以回香港继续学业，这一年她失恋、失业。因为和胡兰成的感情，被小报称为“文化汉奸”，没有地方发表作品。台湾作家王鼎钧说，左右两派都不喜欢她。
但是张爱玲没有走。那一年买菜回来的时候，她写了**《中国的日夜》**，说满城打着补丁的蓝布，“那个蓝是中国的国色”。她写：“走在我自己的国土，乱纷纷都是自己人，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她又说，文人是园子里的树，离开了就要连根拔起。
也是在这一年，她认识了桑弧，为桑弧编剧**《不了情》和《太太万岁》，写小市民的感情。《太太万岁》的风头甚至盖过了当时的美国片《出水芙蓉》**。
电影原声: 思珍呐，这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待我好。
电影原声: 什么话呀，那你爸爸看不起我们穷人，我们何必再高攀呢？
柴静: 到了1949年，这张照片上的人都在，没有一个走。这里有张爱玲的上海、她的笔、她的朋友，还有她的爱情。
周恩来的读者
柴静: 5月下旬，解放军进城。张爱玲当时住在重华新村，临着南京路。从她的窗口能够看到军人进城。夏衍当时就站在吉普车上，穿着黄色的土布军装，带着枪，脚下却穿着皮鞋和黑色的丝袜。他回来掌管上海的文艺。
1961年，美国的文学批评家夏志清曾经说，1949年的时候沈从文受了批判、精神失常，朱光潜做了公开检讨，而张爱玲好像没遇到什么大麻烦。他的猜测是共产党根本瞧不起她。
从现在来看，实情并不是这样。1949年是周恩来点名要留下张爱玲。日后主管上海文艺的夏衍回忆，周恩来是张爱玲的读者，早在一九四六年离开重庆之前，他就已经辗转看过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
六年之后在纽约，胡适说到这一刻的时候带着愤懑，对张爱玲说：“纯粹是军事政府。”张爱玲没有吭声。事后她在文字中解释说，从三十年代她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本能地反感，而且她始终在潮流之外；但是她知道，左派在中国的影响绝不会像在西方一样只限于三十年代。
在日后被称为反共文学的**《赤地之恋》**中，她写到过当时的新闻纪录片当中的一幕：是一个女劳模幸福的脸。张爱玲写：“在她的一生中，以前有谁这样重视过她吗？即使这重视只是一种空洞的姿态，拍着肩膀的鼓励背后还有挥着鞭子的手，但以前又有谁费过这样的心呢？女性是人类的一半。”
张爱玲出生在1920年满清的遗老家庭，是李鸿章、张佩纶的后人。她的父亲吸鸦片，不肯送她进学校；继母殴打她，她被关在家中差点病死。一个家就是一个微型的封建公馆。从父亲家逃出来之后，张爱玲投奔已经离了婚的母亲。那是一位裹着小脚又穿上了高跟鞋的女性，她要把女儿训练成西式的淑女。对张爱玲来说，那是另一场磨难。她写世纪交替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就像磨坊里的谷子，被东西双方拉扯碾磨”。
所以在1965年的英文字述中，她说很多人为什么会相信共产主义，是因为在那样的朽坏、真空当中，人想要相信一点事情。
纪录片原声: 新政权主张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婚姻自主。
柴静: 中国的女学生和女工在上海扭起了陕北的秧歌。
这一年，张爱玲的父亲跟后母坐吃山空，只剩下一间十四平米的小房子，没有鸦片可抽，她的弟弟也无处可躲。而张爱玲有一支笔，而上海还有五六百万人。画店把蒋介石的像换成毛泽东，继续过日子。张爱玲说过，大众是最好的。
电影《哀乐中年》只停映了两周之后恢复，连续演了两年。夏衍说：“我们进上海之后，没有禁一部小说，没有禁一部电影。”有人提出要停映美国片《出水芙蓉》，陈毅不同意，他用手一挥说：“让道学家们吼去吧！”
解放军进城之前，上海的很多小报都主动停了。交代要留下张爱玲的谈话中，周恩来还说了一句：民营的小报在上海要继续办。7月份，《亦报》创刊。此后，张爱玲在大陆的所有作品都在这张报纸上连载。
笔墨生涯的寒意
柴静: 但是1949年一整年，张爱玲都没有动笔。此前她最后一次发表文章是两年前《太太万岁》上映的时候，与周恩来熟识的作家赵清阁约她在《大公报》上写文章。张爱玲写了，很快受到另外一家左翼报纸的攻击，说她是敌伪期间的“行尸走肉”。魏绍昌说，之后张爱玲噤若寒蝉。日后她在美国的演讲中说，新文学从一开始就承受着道德的压力。
1949年，中共在上海建政之后，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审查制度。夏衍说：“解放了，题材也解放了。”可是现在不审查，连老板对剧本都不放心起来。
张爱玲说过，无产阶级的故事她不会写，她只会写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些够她写一辈子的。但是1949年，这些还能不能写？这个问题上了报纸，争论了几个月：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
夏衍的回答是：“当然可以。”依据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但是很快，北京传来了消息，《文艺报》点名批评夏衍右倾。主持《文艺报》的人是丁玲，张爱玲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五四”女作家，从上海出走之后一路走到了延安，在文艺座谈会上坐到了毛泽东的边上。被点名之后，陈毅保护了夏衍，说上海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常委会开会集体讨论的，周恩来同意了陈毅。
很快，1950年3月，张爱玲的作品**《十八春》**开始在《亦报》连载，写的正是小资产阶级的爱情。男女主角都是职员，感情温厚纯真。两个人下雪的时候烤着火，听着楼下叫卖豆腐干的声音渐渐远去，想着怎么攒点钱结婚。
张爱玲写小说的时候用了化名叫“梁京”，这个名字是桑弧取的。桑弧用了化名在连载的前一天报纸上推荐《十八春》，说作者在思想感情上显出比从前的沉着而安稳，这是可喜的进步。《十八春》算是通俗言情题材，也是她在上海市民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作品。有女读者哭着找上她的门去，说她写的正是自己。
夏衍也是这本小说的读者。他的秘书很奇怪，说没有一个革命作家敢夸赞张爱玲，她离政治实在太远了。夏衍回答：一是爱才，二是周恩来的指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此时上海只有两家特许的改良小报，特许可以带来垄断。张爱玲日后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桑弧曾经以苏联小说为例，举出天文数字的市场潜力劝她留在大陆。翻译巴尔扎克的是傅雷，巴尔扎克是马克思称赞的作家。特许也许能带来垄断，但是恐怕要交出自由。
《太平春》与思想改造
柴静: 《十八春》连载的同一个月，桑弧开始拍摄电影《太平春》，那是一个动员群众购买政府公债的片子，主角就是演出《太太万岁》里的石挥。
电影原声: 哎呀，不管你们怎么说吧，我总觉得呀，一个人做事情总应该有点道德呀。
电影原声: 道德？师傅，道德两个字不是那样讲的。前两天西洋政治委员到我们工会来讲话，他就说：对一个坏蛋守信用、讲义气，这是一种封建的道德观念！
电影原声: 对了，一种封建的道德观念。师傅，现在道德又是一样了。
柴静: 桑弧是知名的谦谦君子，他的个性也有谨小慎微的一面。日后在干校的时候，过那种农村的独木桥，每一次他都要同事搀着手才敢过。
《太平春》在6月面世的时候，桑弧先为自己的阶级身份做了公开的自我批评。他写：“我自己是一个背负着很多包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过去浸润在自由主义的自我陶醉的心情中。”这是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情。
很快，张爱玲以化名写了一篇影评。她说自己看《太平春》的时候，淹没在两千人的泪笑的洪流里，“从来没有这样感觉到和群众的心情合拍，真是痛快极了”。张爱玲这句话像是趋避之语，但未必违心。她一直热爱民间文艺，年画、社戏、昆曲，向弟弟推荐过《白毛女》和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自称那个时期对中国越来越着迷。
在看同一部电影的时候，她也感到了恐惧。
电影原声: 谁呀？
电影原声: 别动！
柴静: 深夜抓人，砰砰敲门，铺板震动。在拥挤炎热的戏院里，她从身上一直冷到头皮。
她写完这篇文章第二天，《太平春》就受到《文汇报》主编的点名批判，说桑弧的小资产阶级温情需要改造。第三天，夏衍出面保护了桑弧，说批评不正确，桑弧的片子是一个飞跃的进步。直到晚年，桑弧都记得夏衍怎么定义这个进步，说：“以前文华很低调，现在开始服务了。”桑弧说，从此之后他坚定了要走革命文艺的路。
文华公司曾经预告，桑弧的下一个片子将是沈从文的《边城》，这个片子他已经准备了三年，但是之后再无消息。文华推出的下一个新片叫《思想问题》，说的是像沈从文一样正在华北革命大学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说的“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电影原声: 主任，我有罪，我还能不能赎罪？
电影原声: 当然可以。同学们，你们都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把青年推到火坑里，让纯洁的青年背上一笔账，我们要把这一笔账记到国民党反动派身上去！
旗袍与第一次文代会
柴静: 1950年7月，上海召开第一次文代会，桑弧和张爱玲都在座，这是《太平春》受到批判一个月之后。这次大会有五百多位代表，桑弧是电影组的候补理事，张爱玲用的化名梁京，请她参会的人是夏衍。夏衍主持了大会，报告题目是《更紧密的团结，更勇敢的创造》。
日后张爱玲在小说中写到这个时期的男女之情有一个模式：说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有绝对的安全感，除此之外，在这种世界上也根本没有别的安全。所以男人有了一个简单的、近乎可笑的念头，就是要上进，在工作中表现，才能有资格结婚。
桑弧自述那个时期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希望能够为工农兵服务。
当时主席台上坐着梅兰芳、周信芳，他们都穿着人民装。周恩来说过，要尊重旧艺人，才能改造他们。柯灵记得，张爱玲当天坐在后排，穿着旗袍，外面罩着网眼的白绒线衫。后来很多人把这一幕当成是张爱玲要离开的证据，但当天的会场中穿旗袍的女性绝不止她一位。
而新政府配给的土布，张爱玲也并不排斥。她拿来自己做设计，做了一个喇叭状的短袖，穿着去登记户口。以前她那些惊世骇俗的衣服，不少就是广东土布，自认是在保存民间艺术。户口登记处的干部问她说：“认识字吗？”张爱玲说她惊喜交集。并不是因为要趋吉避祸冒充工农，而是她不喜欢某些知识分子望之俨然的样子。
不过既然说到趋吉避祸，也说明她很清楚，当时一个人的穿着可以被当成是政治态度。四十年代在上海跟她齐名的另外一位女作家苏青，这个时候已经换上了半新不旧的列宁装，腰间扎着一根粗皮带，叼着一根很长很长的翠绿烟斗。她在加入妇女联合会，学俄语。可是她没有能够被邀请进入这次文代会，所以在上海她无处发表作品。香港一家报纸邀请她写，她写了三十二篇寄了过去，当中有一篇是说市妇女运动会应该建厕所。这些文章没有收到稿费，她反而被上海的公安局约谈警告，认为她涉嫌讽刺新社会。
傅雷也在这次文代会的名单上，跟张爱玲一样，他们俩都是极少的没有进入单位的人，靠笔吃饭。在这开会之前一个月，傅雷曾经给朋友黄宾虹写信，信中说：“方今诸子百家皆遭罢黜，笔墨生涯更易致黜，凛凛危悚，不知何以自处。”张爱玲在日后的录音中也说到了这种寒意。
在这次文代会上，曾经支持过张爱玲的作家赵清阁作为“白专典型”上台检讨。赵清阁跟周恩来熟识，1949年曾经应他的邀请写信劝回了在美国的老舍。检讨她曾经坚决不做，开会前一天晚上，领导派了几个朋友到她家里，说不做就不走。第二天赵清阁上了台，眼泪不停，台下的人认为她的检讨很深刻。
后来张爱玲在《赤地之恋》当中写过一个相似的场景：在批斗会上，有人质问那个哭的女人：“你是不是不服？”她微笑着说：“是因为大家对我这么关切，这么热心地帮助我进步，不由得感动得哭了。”
众人都走了之后，赵清阁在后面出会场的门，看到了张爱玲在门口等她。张爱玲什么都没有说，伸出手来跟她握了一握。
此后三天，张爱玲缺席了大会，报纸上说是因为冷气太足她感冒了。就在她缺席的三天里面，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在这年冬天，上海的作家下乡深入生活，参加华东土改。
时代的裂缝
柴静: 1950年冬天，张爱玲有没有去下乡参加土改，目前没有直接证据，她只是在**《秧歌》**的跋里记下了那个时候她听到的事情。
她听说参加华东土改工作的知识分子大都随身带钱，在城镇上购买私房的食物，否则就要跟着农民饿肚子。她认识的一个女孩在乡下工作，和农民一起喝米汤，米汤里夹杂着一寸来长的一段一段的青草。
她还写到在上海看了一部电影，她记下的片名是《遥远的乡村》，从时间和情节看，应该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第一部反映土改的电影。银幕上是土改之后的丰收，干部领着农民在修水坝，潜伏的特务放火烧粮仓。看到烧仓这个情节的时候，张爱玲想：如果不是完全虚构，那一定是农民的报复行为被扭曲了。后来她把这些想法写进了《秧歌》——编剧冬天下乡挨饿不敢说，又必须写，于是编造了一个故事：干部组织群众修水坝，饥饿的农民抢粮，干部开了枪，事后把它改编成特务的报复。
张爱玲说这部电影滑稽，她没有提导演的名字。实际上这部电影导演叫吴永刚，在三十年代的时候拍了阮玲玉主演的《神女》，那是中国默片的巅峰。
张爱玲写到同行的时候说：“人有适应环境的本能，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但毕竟是可悲的。”她说的人也包括她自己。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张爱玲的《十八春》刚刚连载完。结尾是男女主人公一起去了东北，穿上人民装，把小资产阶级的爱恨情仇转成了国家建设的动力。张爱玲让笔下人物说：“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但张爱玲对政治的看法是从个人感受出发的。离开大陆之后，她在小说当中并不否认土改本身的意义，说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撼动了农民磐石一样的心。“正因为有真诚，残酷才显得格外沉重。”离开之后她写了《秧歌》，说这些片段在她心里装了好几年，写出来是为了跟人分担这种沉重的心情。
在小说的结尾，死了很多人，秧歌队缺人，老头老太太们被动员给军属拜年。在寒灰的晨光里，他们涂了胭脂的脸红得刺眼，老年人的手腕甩得咔咔作响。庞大的天空下，锣鼓声像是蒙着一层布，声音发不出来。
张爱玲写，上海人还在时代的夹缝中偷生，像土地改革那样巨大的变动还没有临到他们身上，“迟早是要轮到他们的”。
成为“机构人”
柴静: 张爱玲的**《小团圆》**是自传体的小说，九莉是她本人的影子，燕山公认有桑弧的原型。在小说中，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在地下。九莉认为自己因为曾经跟汉奸交往，有名声的牵累。燕山问她：“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她认为这是七八岁的孩子看电影的时候才会问的问题，笑着说：“我自己当然认为我自己是好人。”对方的眼中陡然有希望的光，让她的心里不禁皱眉——希望就包含着改造另一个人的愿望。
到1950年的秋天，整个上海仿佛都在问这句话：你是好人是坏人？是人民还是敌人？
1950年10月，镇压反革命与抗美援朝相继展开。此后，美国电影在上海消失。夏衍说这不是政府的要求，而是民营电影工业人的自律。《小团圆》里，燕山听九莉说自己不再看美国电影，眼中立刻闪出肃然起敬的光，他认为这是忠贞。虽然女孩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省钱，但是在最亲近的人面前，她也没有说实话。
上海成立工人纠察队，组织了两万多民兵配发手电绳索，抓人之后扭送公安。1951年4月抓捕了八千多人。刘少奇说：“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
夏衍在1950年10月牵头成立了中外旧片审查委员会，又亲自编剧写了《人民的巨浪》，是上海十大镇压反革命宣传片之一。曾经演过《太太万岁》的蒋天流在这个片子里演了潜伏的女特务，被身边的人检举。
1951年春天，上海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贪污案，被告人李清厚是苏青的前夫。他被枪决之后，苏青带着儿女掀开一个一个棺材板去认尸。
后来张爱玲在《赤地之恋》中写过一个到处替丈夫喊冤的女人，她极力保证丈夫没有贪污，撒泼打滚，那些干部谁也制服不了她，谁见了他都头疼。有一天她碰了钉子回来，勤务迎上去跟她说，公安局来过了，人已经枪毙。她大哭一场，突然安静下来，写了坦白书，说：“因为我知道人民政府是绝不会错杀一个人的，他被处死就是他犯罪的铁证。”
政治进入了夫妻之间的日常。1951年蒋天流又演了《我们夫妇之间》，一对革命夫妇的感情在城市上面得到了审查。不久，这个电影的故事受到了丁玲的批评，说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此时丁玲由胡乔木调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
张爱玲写道：“对很多人来说，共产党的统治更容易接受，因为它回到了旧秩序，只是用更大的血缘共同体‘国家’取代了家庭，而且吸纳了民族主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无可争议的宗教。”
《武训传》风暴与诀别
柴静: 1951年2月之后，张爱玲沉默了八个多月，对外的说法是在酝酿下一部小说。这八个月里，上海的文艺界发生了桑弧所说的大地震。
上海昆仑公司拍了电影**《武训传》**，讲的是武训乞讨办学、让穷孩子念书。这个电影在公映之前，周恩来、刘少奇在中南海看过，没有发现有问题。江青把电影拿给了毛泽东，这是她登上政治舞台的开始。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是毛泽东本人执笔，批判武训，说他否定了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泽东怒气指向的是所有称赞这个电影的人，他说：“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夏衍想要争辩，周扬打断了他，说：“周恩来已经做了检讨，你再想一想，还有一些问题中央领导是有意见的。”夏衍说问题清楚了，就出在这两年上海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第一，团结还是改造？第二，文艺可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服务？
8月，夏衍的检讨登在了《人民日报》上，说两年来都没有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文化艺术方针，没有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上海革命文艺工作者进行自我改造。
桑弧说，《武训传》的批判给上海电影界带来极大震动。他和白杨两个人负责学习班的政治和文化学习，很积极，他希望能够入党。
这个时期，张爱玲在写小说**《小艾》**。她写到旧社会的女佣在解放后得到新生，这是她自己说她自己唯一知道的无产阶级故事。小说中男人积极学习，回到家常给妻子讲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史，女人坐在旁边静静地听。张爱玲写：“她仿佛有一种观念，觉得理论是男子的一种装饰品。”日后她写到父亲、胡兰成和赖雅的政治理念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态度。张爱玲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她将一次一次用身体感受政治。
当年9月，周恩来在北大对教育界讲话说，自己受过破产的封建官僚家庭的思想影响，参加“五四”运动三十多年来不断进步、不断改造。然后他对知识分子说：“真正的中间态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周恩来的讲话只针对教育界，到了10月，毛泽东把它推向全国的知识分子改造，认为这是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
桑弧说，此后上海电影人“只求政治无过，不求艺术有功”。他拍了在文华公司的最后一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崇拜美国的女孩目睹了美军的暴行、哥哥被害之后去了战场。这是一条新路，也是一条生路。他的剧本出自于夏衍领导的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张爱玲不在那个所内。
日后张爱玲也写了抗美援朝游行。她写到五十万人大游行的时候，主人公在看街边的羊，羊在低头找吃的，孩子去摸羊下巴上的胡子，妻子在给丈夫送雨衣。丈夫一边对众人说没有感情，一边又很得意一游行就下这样的雨，但没有人敢说，因为学习小组的人说这是“变天思想”。她记录下来的仍然是人，只不过像淋雨一样被政治浸透了。这一路笔墨在当时已经不可能有位置。
在自传体小说当中，她两次写到过童年听到的一个故事：周朝覆亡之后，伯夷跟叔齐两个人饿死在首阳山，因为他们不肯吃周朝的粮食，因为他们看不起周武王以暴易暴。小女孩听到这个故事痛哭不已，她还太小，只觉得在那一片苍茫野草里采薇，儿时的画面太荒凉，而山下的人照旧在过日子。她写长大之后才明白：“逆天而行要有骨气，凡是不肯随波逐流的人，都要耐得住那份寂寞。”
1951年，桑弧结了婚。张爱玲的朋友写：“掬水月在手。”《小团圆》中也有这一句，是一种镜花水月终成空的预感。但她又说，她从来没有懊悔过，“那个时候幸亏有他”。
她能够看到燕山的阴郁、缺乏安全感。电影人需要与机构的合作才能够生存，她说燕山也是一个彻底的“机构人”。“机构人”这个说法应该是来自于英语的直译 organization man，美国作家威廉·怀特的一本书，写到群体制度化之后，个人不再相信自己，把群体的压力当成解脱，把权威当成自由。
《小团圆》里，他们渐渐疏离了。小说里最后一次对话是女人笑着问预备什么时候结婚，男人笑着答已经结了婚了，“立刻像是有条河在他们中间淌淌地流着，男人的脸色也变了，他也听见了那河水声”。
小说未必是现实，一个作家写的是她的感受。
最后的出走
柴静: 1951年11月，张爱玲的小说《小艾》开始在《亦报》连载，这是她在大陆的最后作品。
12月起，《亦报》头版不断地刊登上海的“三反”消息，谁被审查、谁被逮捕、谁自杀。《小艾》登在这张报纸第三版副刊上。张爱玲写的是解放之前的上海：屋顶的竹竿上晾着的蓝布褂子、船舱一样黑的阁楼、插在玻璃杯里的栀子花、不识字的女人把爱人送的一枚图章盖在给他的信上。
离开之后，她才写到了一九五一年的上海：这个巨大都市的人民每天都在紧张地劳动着。白天，上海跑马厅已经成了秃秃的泥地，无数播音器大声地放着苏联的乐曲；土产展览会的墙上是一模一样的儿童的粉红色的围嘴，整整齐齐地一直挂到了天花板，旁边衬托着巨大的五彩丝绣的毛泽东像，一个老太太在研究他脸上的痣。到了夜里，原来热闹的商业区完全一片死寂，在淡淡的月光里只见到高楼上一只只黑洞洞的窗户，一重重的铁栅栏封闭着里面广大的黑暗。1947年照片当中的魏家花园已经充了公，魏家一家人住在汽车库里。有时张爱玲也写到夜里的声音，听到抓捕的人皮鞋踢踏的声音，楼梯上挤着很多的人，脸木然地往下看着。
1952年1月，《小艾》在一个光明的尾巴里匆匆结尾。她对未来的孩子说：“将来他长大的时候，不知道是怎样一个幸福的世界，要是听到他母亲过去悲惨的遭遇，简直是不大能够想象了吧。”
连载结束同一个月，张爱玲向香港大学提出了复学申请。
张爱玲等港大的回复等了一个春节。这个春节，上海所有店面的排门上贴的不是春联，而是标语和大字报，店员们抬着检举资本家的巨型的信，敲着锣鼓去拜年。2月，张爱玲还在等。上海工会组织了“打虎队”进城关起了资本家，根据学者温奈良的记载，这批资本家当中三十四人死去。
3月，香港大学批准了张爱玲复学。张爱玲没有单位，她直接去了派出所办手续。警察一听说她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张爱玲隐瞒了自己作家的身份。日后她写：“中国人在天灾人祸频发的历史里，唯一的支柱是老子。老子教导竭力回避当朝耳目，心怀惊惧，贴墙疾行。”
她的手续办下来了，但不知道能不能走得成。为了将来要写的小说，她要去一趟杭州，请旅行社代办了路条。吃面的时候只吃了浇头，把面剩下了。她说：“桌上有人看了我一眼，我头皮一紧，心想幸而是一个临时性的团体，如果走不成的话，担心清算的时候有人翻旧账。”当时是“三反”期间，三反之一就是反浪费，全国各地都是检举箱。
张爱玲走之前，唐大郎和龚之芳张罗过一顿饭，夏衍也在。夏衍想托他们劝劝张爱玲留在上海，不要去香港，那是三年前周恩来给他的交代。桌上吃饭的还有一位报人叫齐沛，他回忆当天的气氛相当的尴尬，没有谁说什么话，也许没人知道该怎么留住张爱玲。夏衍想请张爱玲到电影剧本创作所当编剧，有人反对。1952年全国的故事片已经骤然减到了两部。多年来向张爱玲约稿的唐大郎刚刚从革命大学改造回来，他正在报纸上批判自己。《亦报》将在这一年彻底停刊。
张爱玲也不说话。《小团圆》到了结尾，九莉伫立在风中，红纱巾挡着她的嘴。她想起小时候父亲在风里用围巾挡住她的嘴，说：“嘴闭紧了，嘴闭紧了。”
5月，上海文艺界正在整风，一千三百人参加。据主持人夏衍回忆，一位作家、一位演员精神失常。张爱玲说这个时期就像下了戒严令，朋友们之间都断无音讯。但她还是约了赵清阁在咖啡馆见了一面，告诉她自己要走的消息。赵清阁在那个阶段闭门酗酒，她后来说：“那个时候，我以为自己会疯。”
7月，张爱玲走了，带着两个箱子。所有的书她都送人或者贱卖。下半生她也很少买书，说大陆就是因为有一位作家舍不得他的书，所以留了下去。箱子里她装了一本家庭的相册，夏志清多年之后见到的时候，这本相册已经翻得快散了。
张爱玲从罗湖桥去香港。前一年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以反革命为目的偷越国境者，处五年以上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张爱玲把出境证交给铁丝网那边的香港警察审查，自己站在太阳地里等了一个多小时。解放军这边站岗的士兵是一个腮帮鼓囊囊的北方男孩，穿着又大又皱的制服，他有点愤怒说：“让你们在外面这么等着，这么热，去那边站着！”他用下巴指了指阴凉的地方。没有人动，都更加地挤向那个铁丝网。张爱玲写到这个小兵，说：“但是仍然有那么一个刹那，种族的温暖像潮水一样冲洗上来，最后一次从我的身上冲过。”
8月，张爱玲的父亲病重，她弟弟张子静去找他姑姑。
张子静: 门一关，很冷冷的。一听人走了，他就受不了了，很伤心，觉得姐姐为什么这么绝情。后来才知道呢，张爱玲在跟她姑姑道别的时候就说明了，我们以后再也不通信了，连姑姑都不通信了，就是我们这次是永别了的言语。
柴静: 张子静走下楼，忍不住哭了，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都穿着人民装。他姐姐说过，这么刻板的衣服她是绝不会穿的。
张爱玲跟桑弧合作的那部电影叫《不了情》，结尾是女人不辞而别，男人来到空屋子里，仿佛听见有一只船在天涯叫着，凄清的一两声。
夏衍听说张爱玲走了，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
尾声：耐得住那份寂寞
柴静: 整风一结束，夏衍马上交给桑弧拍一个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周恩来审看样片的时候问能不能加入一段祝英台思念梁山伯的场面，于是有了这一段。1954年5月，周恩来带着这部《梁山伯与祝英台》到了日内瓦参加国际会议，招待各国代表和记者，说它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为政治服务，影响冷战期间的国际舆论。
同一年，《梁祝》又到了香港，在国泰影院连续放映了一百零七天。这一年赵清阁的小说《梁祝》出版，苏青在越剧团编剧《宝玉与黛玉》连演三百场。这一波越剧南下是由周恩来、陈毅领导，夏衍等人指挥，要通过电影增进香港同胞对于国家民族的感情，团结更多的人。
这一年，张爱玲在香港连载《秧歌》。刚去香港的时候她没有钱，中断了港大的学业，睡在女青年会的水泥地上，到夜里冷起来，打开箱子穿上所有的衣服接着睡。后来她应聘到美国新闻处当文学翻译。夏衍说张爱玲走上了反共的道路。
《秧歌》是张爱玲自己的写作，但第二本《赤地之恋》她自述接受了美国新闻处的委托。虽然她强调小说中是真人实事，但确实要受到别人大纲的约束。这个故事的最后也是一个同样匆匆的光明的尾巴：男主人公从朝鲜的战俘营返回大陆潜伏。
其中政治都在要求文学为它服务，不管哪一方的钱，后面都有一根绳子拴着。张爱玲从中学到了教训，她说：“太违心的事情没有好结果。”
张爱玲在香港的时候，夏衍曾经托唐大郎写信给她，让她回上海或者留在香港，不要去美国。1955年10月，三十五岁的张爱玲离开了香港，登上去美国的船。宋淇夫妇来送她，朋友转身离开之后，她突然觉得天塌了下来，眼泪流个不停，说：“以后到了天涯海角，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朋友。”
两个月之后，上海的苏青以反革命罪名被逮捕。同一年，夏衍自己也告别了上海，调任北京当文化部的副部长。他说：“如果我不走，我就是张春桥。”日后他托柯灵在上海找了一本张爱玲的《传奇》，寄到北京送给了周恩来。
1955年冬天，张爱玲到了纽约。她说自己非常快乐，满街灯火的橱窗，天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别干净，霓虹灯晶莹可爱，“完全像上海”。她在那里见到了胡适。胡适看了看她的《秧歌》，画满了红圈。早年胡适曾经提倡从旧小说中去寻找活的语言和写实传统，他对张爱玲说，如果他提倡的结果只产生了一本《秧歌》，也已经非常满意。他们俩站着说话，风从河上吹来。
太平洋的另一侧，大陆正在批判胡适，夏衍曾经是批判胡适的先锋。胡适读过左派青年的攻击，他对陈独秀说：“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
胡适: 这个自由的国家不是一般奴才能够造成的。只有能够自由的人，只有视自由如生命、如面包，比面包还重要、比生命还重要，只有这一种人，才可以造成一个自由的国家。
柴静: 张爱玲演讲是一九六九年，胡适已经去世，“文革”已经发生。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翻译巴尔扎克的傅雷已经在三年前自尽；赵清阁写信劝回来的老舍，被殴打后自沉太平湖；丁玲在北大荒被中学生用墨涂抹了脸，戴上高帽游街；桑弧到了干校，批斗者指责他让女演员穿红衣服违背毛泽东“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指示，有人抽他的耳光，桑弧对同事说：“以后我再也不拍电影。”
她曾经和桑弧合作的电影《太太万岁》当中的两位演员都已经不在了。上官云珠在1968年坠楼；石挥走得更早一些，他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投海。
这次演讲中，张爱玲没有谈这些人的遭遇，她谈的是五十年前把他们这代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1967年，《人民日报》重新刊出了毛泽东1951年批判《武训传》的社论。十六年前的批判，这次用来清算刘少奇和夏衍。夏衍被关了八年，一条腿被踢断，一只眼睛近乎失明。刘少奇在囚禁中死去。
夏衍晚年写道：“我们这些经历过五四洗礼的人，竟然随波逐流成了驯服的工具，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
但在张爱玲看来，“五四”是民族回忆，不论淹没多久仍然在思想背景里。那是在破败、混乱、狂暴的中国曾经有过的几十年短暂而站不稳的个人主义。她写道：“一头是过去的几千年，一头可能是将来的几百年，它夹在当中，短得可怜；但将来如果有任何变化，多半是从那一点短暂的自由的滋味里萌发出来的。”
1969年演讲的时候，张爱玲正在拉德克利夫研究所把胡适推荐的《海上花列传》译为英文，试图接续“五四”的新文学传统。她没有能够见到这本书面世。她一直在用英文在写1949年之前的上海，可是在美国难以出版。她说一位编辑讲：“如果之前的中国真的像你写的这样，那么共产党就应该是救星。”她批评西方把古老的中国美化，也批评美国学者维特克把江青写成了被男人压迫的受害者，这是女权运动的公式化论调。被称为反共小说的《赤地之恋》在台湾也难以出版，因为书中批评了蒋总统。
她自己的人生态度，大概可以用1979年这篇短文的题目来做一个概括，叫《把我包括在外》。自居于任何潮流之外是有代价的，但也许那个小女孩在痛哭的时候就已经明白：凡是不愿意随波逐流的人，都要耐得住那份寂寞。
1952年离开之后，张爱玲没有再回过上海。八十年代她的姑姑寄来了照片，但是在《对照记》里面，她仍然收录的是姑姑四十年代穿旗袍的模样，说：“我1952年离开大陆的时候她也还是这样，在我记忆中也永远是这样。”
2004年桑弧去世，他的遗物中有一袋底片，别人冲洗了出来。这是一九四七年的上海，二十七岁的张爱玲在阳台上、在卧室里、在灯下面对年长她四岁的桑弧。这些底片桑弧保存了五十多年，没有扔掉，没有冲洗，也没有对别人提起。
张爱玲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已经改写了《十八春》，她删掉了所有解放之后的部分。小说的最后一章里，女孩对旧日恋人说：“世钧，我们回不去了。”
但是文学让她回去。打开张爱玲的遗稿，可以看到年轻女孩从港战中回到上海，黄包车在颠簸面前进，车夫金黄色的肩膀在蓝色的破衣下左高右低，“那个蓝是中国的国色”。她想，从小上海就许下了所有承诺，现在这都是她的，因为为了回来她压上了一切，因为为了回来她拼上了性命。当年她第一次从天津来上海也是这样的夏天，也是这样的早晨，太阳照到她的胳膊腿，滚烫。她听到满城歌声。
“我回来了。”她说，“太阳记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