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需要想象力面对的时代

人需要有想象力，有战略纵深空间去思考。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想象力，今天或许就不会维持忧郁。

我们今天想聊一个很多人关心，但对我们三人来说却非常难聊的话题——求职。现在国内找工作非常困难，而我们三个距离上一次求职已经有些遥远了，甚至有人快半退休了，所以对现在年轻人的求职状况并不了解。加上我们身在国外，对国内的经济情况也缺乏亲身体感，这让讨论变得有些隔空。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尤其是在我自己的频道，会问我关于找工作的建议。每当回答这些问题时，我内心都有些担忧，因为我已经脱离了那个环境。不像张雪峰那样，他天天研究国内的求职和薪资，敢于回答这些问题。

一位法学毕业生的困惑：人权律师之路在何方？

我们从一个具体的案例开始，一位政法大学的法学毕业生，在美国读了一年法学硕士后回国，却面临失业。他在学习法律期间，见证了许多不公事件，因此立志通过法律解决问题，探索过刑法和法理学的路径。他曾写下：“我这辈子要么成为一个三流律师，要么成为一个法理学家。”然而，现实并未按他的设想发展，让他感到前路受阻。

他曾在一家大型律所为国企做非诉讼业务，但觉得那不是他想做的事，最终选择辞职。之后，他找了半年多工作，过程很不顺利。因为看到我是人权律师（Human Rights Lawyer: 在特定政治环境下，代理敏感案件，通常面临较高风险且收入不高的律师群体），他花几天看完了我们所有的节目，并向我请教如何走上这条路，或者国内有哪些律所和团队可以应聘。

看到这样的年轻人，我其实很感动。但我也觉得，在一个正常的国家，根本不需要人权律师，或者这个职业会非常公开透明。但在当下的环境中，做人权律师不仅危险、赚不到钱，还可能随时被捕。尽管如此，依然有年轻人前仆后继，这本质上反映了一种改变国家的愿望，希望未来的年轻人不必再有这种“赴死”般的想法。

收到这封信，我感到自己的形象瞬间高大起来，但同时也感到惭愧。我们这一代人权律师，没能为中国创造更好的法治环境，才导致下一代人仍将我们视为前辈。我们当年也曾指着老一辈人权律师说：“你们怎么好意思？”如今，我们成了被指责的对象。

这位年轻的法律人让我感动的地方在于他的痛苦感。现在很多年轻人和企业家都非常骄傲，为“厉害了，我的国”感到自豪。但这位青年却很谦卑和忧虑，他对现状不满。他想成为法理学教授，因为法理学带有浪漫主义色彩，但它终究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他的能力很强，只用三个月就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但他进入大律所后，发现自己做的是为**“红顶”**（Red-cap: 指与政府关系密切、有官方背景的企业）国有企业服务，处理那些欺负老百姓的合同，这让他无法忍受。

我给他的建议是，可以先把标准放低一点。就连我做了半辈子，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人权律师，感觉像在消费这个名号。他可以从做刑事辩护律师开始，踏踏实实地处理每一个案件，无论是离婚、宅基地纠纷还是交通肇事。通过代理这些案件，他才能真正观察到中国社会的法治现状、人与人以及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至于应该去哪种律所，我建议他去北京。北京有一些专业化的律所，比如周泽律师的泽博律师事务所，以及其他专做刑事辩护、医疗纠纷或交通事故的律所。我认为，一个年轻律师的头五年，应该像医生一样在各个科室轮转，最后再确定自己的专业方向。

然而，现实中很少有律所提供这样的轮转机会。律师行业专业性很强，一旦选定方向，比如知识产权，可能一辈子就做这个了。更关键的是，找到一位负责任、有口碑的师傅至关重要。如果遇人不淑，师傅教你的可能只是如何请法官喝酒、如何行贿。一个怀揣美好理想的青年律师，很容易被社会这个大染缸吞噬，再也出不来。我们以前每年都会举办青年刑辩律师训练营，为年轻人配备优秀的导师，但现在这类活动也越来越难办了。

理想的陨落：从新闻先锋到“六工”与直播大军

这位同学的经历，也折射出国内青年毕业生找工作的普遍困境。他已经算是非常优秀的了，能在大型律所工作，只是因为有更高的追求而主动放弃。更多的人可能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

从传媒行业的角度来看，过去新闻学院的毕业生最想去的是凤凰卫视、南方都市报这样的大媒体。在本世纪前十年，这个行业洋溢着理想主义气息。虽然收入不算特别高，但足以糊口，从业者内心怀有某种冲动和追求。

然而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媒体大环境不佳，老师们也开始劝学生去企业做内容。于是，许多新闻系毕业生进入企业做公众号、运营网页。我曾总结过媒体人的六个转型方向，戏称为**“六工”：考公务员、做公号、开公司、做公关、做公益，以及做公公**（传声筒）。其中，考公务员和做“公公”有相似之处，考公务员被称为**“上岸”**（Going ashore: 网络流行语，比喻通过公务员考试，获得稳定体面的工作，从而摆脱激烈竞争的“苦海”），是当下最现实的选择。最终，他们在新闻学院学到的采访、内容制作技能，完全用在了与新闻本质——监督权力——无关的地方，这非常可惜。

现在的年轻人对新闻行业不再信任，也不认为这个职业有多崇高。在求职时，如果一个媒体机构不能解决户口，或者没有新华社那样的特权，新闻学院的学生宁可去互联网公司或国企。中国新闻学毕业生在2016、2017年达到顶峰，每年约有30万人，但全国持证记者总共只有38万人，这个行业已经严重饱和。所以我一直劝大家不要学新闻，因为记者这个职业很难有长期积累，除非在某个领域深耕成为专家，否则你报道的内容总是在重复，因为中国是一个悲剧和新闻都在重复的国家。

如果现在有新闻学院的学生问我求职建议，我会说：“去做自媒体吧。”当然，自媒体现在也非常“卷”。经济下行后，做自媒体成了门槛最低的工作之一。我曾看到一个报道，广西桂林的一座桥上，密密麻麻坐满了做直播的人，他们席地而坐，一个灯、一部手机就开始直播，内容五花八门，唱歌、聊天，互相干扰。这景象既荒唐又心酸。

如今流传着一个段子：男生送外卖，女生做直播；直播累了点外卖，外卖小哥累了看直播。这就是所谓的“灵活就业”。对于许多小城市的商家来说，线下消费几乎消失，唯一的出路就是直播电商。但这个赛道流量高度集中在李佳琦这样的头部主播手中，普通人很难竞争。

我还见过所谓的“网吧大神”直播，他们以一种猎奇卖惨的方式，将自己的生活描绘得比实际更糟，在废弃的烂尾楼里直播，向“大哥”和观众说吉祥话。他们呈现的是一种看似悲惨但又不受工作束缚的底层生活：靠打赏度日，在网吧打游戏、赌博、卖装备。

直播确实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很多人每天收入只有十块、二十块，但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买菜。前阵子有报道，在山东肿瘤医院附近，一些患癌儿童的家长为了筹集医药费，在镜头前笨拙地跳舞，通过直播打赏获取微薄的收入。他们甚至自发形成了一个MCN（Multi-Channel Network: 多频道网络，指帮助内容创作者进行商业变现的机构）进行运营，互相PK。这个故事最荒谬的结局是，他们的直播间因为“负能量”被举报封禁了。这个国家不为孩子的疾病兜底，还把他们唯一的赚钱方式也掐断了，这展现了中国社会巨大的荒谬感。

经济困境的宏观信号：农民工激增与考公年龄放宽

求职难背后是严峻的经济现实。最近有一个重要数据：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首次超过1.9亿。原因在于地方消费凋敝，本地服务业岗位消失，人们不得不涌向沿海地区的工厂打工。这与十几年前农民工回流创业的趋势形成了鲜明对比，说明所谓的“县域经济”已经不行了。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许多地方的公务员招考年龄上限从35岁放宽到了38岁，甚至43岁。这看似加剧了竞争，但其背后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就像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一样，它提供了一个“盼头”。过去35岁以上的人就失去了希望，现在他们可以在家再备考好几年。这相当于推迟了就业压力，让失业人群有事可做，从而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但这也会带来一个严重问题：批量制造出四五十岁、无一技之长且最终落榜的社会边缘人群。

系统性压力：高校“化缘”与“本身专”现象

求职难的压力也传导到了体制内。现在许多高校给教师下达了**“横向经费”**（Horizontal funding: 指来自企业、社会团体等非政府渠道的科研或项目资金）任务，每位教师每年必须完成几万到十几万不等的指标，否则工作不保。一个文学院的老师，去哪里找几万块的社会赞助呢？最终的路径往往是去申请网贷，自己掏钱来保住工作。这和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枯竭，要求公务员“借钱”给政府是类似的逻辑。

这种压力催生了更荒唐的现象——“本身专”（Ben Shen Zhuan: 与传统的“专升本”相反，指本科毕业生回头去读专科或职业技术学院）。例如，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动车组检修专业，招生对象明确备注为本科生。这些职业技术学院很多由大型国企（如铁路、烟草）开办，毕业后能直接进入这些系统内，获得一份稳定的“铁饭碗”。这反映出，在就业市场萎缩的背景下，体制内的技术岗位成了众人争抢的“结构洞”。

购买力的断崖式下跌与恶化的职场生态

如今，年轻人的入门薪资变得非常低。我毕业时，在北京的入门月薪是四五千元，几年后涨到了七八千。但现在，入门薪资又倒退回了三四千元，甚至低于十几年前的水平。

我算了一笔账：2003年，我月薪6000元，当时一碗马兰拉面2.5元，我一个月工资可以吃2400碗。现在，一个毕业生同样拿6000元，而一碗拉面涨到了21元，他只能吃285碗。考虑到房租等物价的飞涨，年轻人的实际购买力大大降低了。

工作难找也导致了职场生态的恶化。老板和上级知道员工不敢轻易跳槽，态度变得越来越飞扬跋扈，甚至故意激怒员工、克扣工资。员工之间的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过去，跳槽是薪资上涨的主要途径，但现在这个通道几乎被堵死了。许多公司利用试用期来获取廉价劳动力，试用期一结束就解雇，再招新人。还有企业为了规避社保，招用已退休人员的名义，让他们的子女来实际工作，上演现代版的“替父从军”。

出路在何方：润、冒险还是躺平？

面对如此困境，年轻人的出路在哪里？

一种观点是“润”（Run的谐音，指移民或移居海外）。无论家庭贫富，都应该考虑去海外看一看。富裕家庭可以出国留学，体验不同文化；普通家庭也可以通过语言学校、专科学校等方式，比如去日本。日本目前劳动力短缺，对有技术的年轻人是欢迎的。人的最大优势就是年轻，不要把思路局限在国内考公、送外卖的循环里。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全球右转、移民政策收紧的背景下，“润”并非易事。对于留在国内的年轻人，建议是量力而行，多方开拓收入渠道。比如，有条件啃老的就“应啃尽啃”，利用这段时间多读书，当好“职业子女”。同时，也要留意新的机会，比如币圈、美股等。这代年轻人错过了60后、70后那代人的游戏规则，不妨另辟蹊径。这些新领域风险极高，但对于一无所有的人来说，或许是“赌一把”的机会。高风险的机会总比一潭死水要好。

然而，这些高风险路径也可能导向歧途，近年来电信诈骗行业的从业者激增，与国内的求职困境不无关系。

结语：在冰河期保存实力，等待变化

无论选择哪条路，我们似乎都处在一个“冰河期”。我的建议是，最大程度地保存实力，这不仅指经济上，也包括智力、认知和身体健康。要坐以待变。

当然，这个“变”需要多久，谁也无法预测。一个人最好的年华或许就是20到40岁这二十年。但无论如何，拥有想象力至关重要。不要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孤独、最痛苦的人。通过了解外界，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和你有同样的想法，也有各种各样的方案可供参考。最根本的，是解决思想和认知上的问题。

正如毛泽东所说：“好好休息，多读点书。”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保持学习，保存希望，或许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