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及个人命运的深远影响

几年前，在一次朋友的直播中，我们聊到了一个宏大的话题：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无疑是一个可以持续探讨、撰写多本书籍，甚至永远也无法穷尽的题目。然而，这个话题又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既宏大又微小。或许有人会说：“我又不在美国，美国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美国与你的关系非常大，而且一直都很大。

只需回顾几十年的历史，我们便会发现，如果没有美国，中国不可能取得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即使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决定改革开放，也面临着资金、技术、人才和市场的严重短缺。毫不夸张地说，启动改革开放所需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市场，要么是美国直接提供的，要么是在美国同意下由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的。

再将目光放远一百多年，如果没有美国，中国现代的第一批科技和工业人才就不会出现，甚至连后来的清华大学也不会有。回到今天，如果没有美国的市场，中国产品的出口利润将大幅下滑，以外向型企业为主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将面临大规模失业潮，全国性的经济萧条也必将进一步加剧。因此，即使你在中国生活，表面上似乎与美国没有直接关系，但美国这个国家的走向、它对中国的政策以及中美两国的关系，都将直接或间接影响你的工作、生活和个人事业前途。如果你有孩子，并希望他们留学，尤其是到美国留学，美国的政策也将影响你孩子的未来和命运。那么，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人又应该如何看待美国呢？或许，将美国与中国进行对比，能让我们看得更清楚。

中国与美国的国家本质对比：历史与观念

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可以一口气说出许多定义：它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独裁国家，或者说它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等等。有人说中国有三千年历史，有人说有五千年，但具体多少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提起中国，大部分人马上会想到它古老而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形成了“中国人”这样一个族群，这个说法大家普遍认可，争议较少。

今天的中国人，虽然与两千年前大相径庭，但一谈及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性格或国民性，以及我们今天使用的各种文化符号，总有一些东西能够追溯到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例如，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汉字，从甲骨文算起，也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所以，如果问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而且大致是由单一族群组成的国家，其他族群占比相对较小。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是如此，例如德国主要由日耳曼人组成，日本主要由日本人组成，这便是通常所说的民族国家。

然而，美国却截然不同。美国是由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历史的移民组成的国家。这是美国与许多国家最大的不同点：它不是建立在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共同的族群或种族之上。那么，它究竟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呢？或者说，与中国、德国、日本这些传统的民族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其特点又是什么呢？

“观念之国”：美国信条的形成与演变

近几十年来，有些学者、作家和政客提出一种说法，认为美国是一个“观念的国家”（A nation of ideas），即它是一个建立在观念之上的国家。它并非按照漫长的历史惯性自然形成，而是一个人工创建的国家。它不能依靠族群认同或历史认同来维系，因为不同的种族、族群都带着自己的历史、文化甚至语言来到这片新大陆，各自拥有独特的身份认同、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

如此差异巨大的各个族群要组成一个国家，它需要某种认同，否则就会像巴尔干半岛那样分崩离析。因此，要将不同的族群团结到一起组成一个国家，就必须有某种价值联合剂。这种价值联合剂就是大家都认同的一些信条。进一步追问，是哪些信条呢？简单来说，就是许多美国人所说的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 支撑美国国家认同和价值观的核心信念体系）。

在中文世界比较熟悉的一位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就是那位撰写《文明的冲突》的作者，在他生前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Who Are We?）中反复提到了美国信条。但“美国信条”这个说法并非亨廷顿的发明，而是源自一位瑞典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提到过这位瑞典学者，1974年，默达尔与另一位经济学家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位经济学家便是后来在中文世界大名鼎鼎的哈耶克（Friedrich Hayek）。默达尔对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社会乃至美国军队的教育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在中文世界一直默默无闻。

默达尔作为瑞典人，以外国人的视角观察美国。1930年代末，卡内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即后来的卡内基基金，投入巨资聘请默达尔来研究美国，尤其是美国的种族问题。当时投资了25万美元，在当时可谓是一项巨额投资。默达尔来到美国后，他组织了强大的研究团队，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最终写出了一部1500页的巨著，名为《美国难题》（An American Dilemma）。这本书后来成为与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齐名的经典。亨廷顿反复引用的“美国信条”正是出自默达尔的这部著作。默达尔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是什么让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传统、不同诉求的移民组成了一个具有向心力的国家？或者用时髦的语言来说，支撑美国这个国家的底层逻辑是什么？他认为，是美国信条。

独立宣言、宪法与“更完美的联邦”

什么是美国信条？实际上，它就是一些观念，是美国人无论其种族、民族、阶层、出身、贫富，都认同的一些观念。这些观念其实很简单，就是美国建国时《独立宣言》开篇的第一句：“人人生而平等，为造物主赋予了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

在美国历史上，每个世代都在不断将这个信条具体化。例如，立宪不久，就为宪法增加了十条修正案，即俗称的权力法案（Bill of Rights: 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旨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具体保障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内战以后，宪法又增加了第十四修正案，明确保障法律对所有人的平等保护。1920年，又增加了第十九修正案，保护女性公民的选举权。这些都是在实践《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承诺或信条。默达尔将美国信条形象地称为“美国社会的联合企业”。

比美国信条稍早一点，美国出现过一种更通俗的说法——美国梦（American Dream: 一种社会理想，旨在保障每个人通过努力实现自我价值和追求幸福的机会）。在中文世界，很多人从物质角度来理解美国梦，认为它就是在美国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好日子。但这样理解美国梦就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美国梦这种说法流行起来是在大萧条期间。1931年，一位名叫詹姆斯·亚当斯（James Adams）的历史学家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美国史诗》（The Epic of America），提出了“美国梦”这种说法。

美国梦当然会包括物质上的富足，即让每个人有机会按照自己的能力追求财富，过上自己向往的富裕生活。但这并非美国梦的全部，甚至不是它最重要的部分。按照詹姆斯·亚当斯的说法，美国梦不只是有房有车、高收入，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所以他也把美国梦称为“社会秩序梦”（A dream of social order）。什么是理想的社会秩序呢？詹姆斯·亚当斯说，就是美国这种制度建立的那种秩序，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能力。在这种社会秩序中，每个人被社会认可，是因为他们本人优秀，是因为他们本人努力，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出身或社会地位。这既是一种外在的社会秩序，同时也是一种内在的国民精神。

可以说，美国建国时做出的这个承诺——让每个公民享有平等、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经过248年不断实现这个建国承诺的进程，美国信条已经形成了美国特有的文化基因，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也影响到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的行为方式。现在，许多学者、作家和政客都说“America is a nation of ideas”（美国是个观念的国家），指的就是美国信条中的那些观念。简单来说，就是这些观念塑造了美国这个国家的国民精神。

“人人生而平等”并非指一种现实状态，而是一种应然状态，即每个人“应该”是生而平等的。而且，一些基本权利，如生命、自由、追求幸福，是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所谓不可让渡，就是说即便别人想拿走，你也没有权利给予，不能转让。美国就是建立在这些观念之上的一个国家。

在建国之初，美国政府做出这种承诺时，后来被称为“国父”的那些人并不认为当时很快就能兑现这些承诺，将观念迅速变为现实。他们心里很清楚，兑现这些承诺，让观念变为现实，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大家凭什么相信你做的这种承诺呢？凭什么大家不觉得你是在说着玩呢？如果独立的时候，你让我们替你打仗，打赢了独立了，然后你把承诺都忘了，说《独立宣言》已经成了过时的历史文件，那该怎么办？

美国为什么没有出现那种耍赖的情况呢？为了避免耍赖，只有承诺还不够。为了保证遵守承诺，还要把兑现承诺的方式具体化，变成可以操作的法律，这就需要立宪，制定宪法。政治宣言和制定宪法之间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为什么要立宪呢？宪法的序言说得很清楚，立宪是为了“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建立一个更完美的联邦）。

宪法为什么说要建立一个“更完美”的联邦呢？为什么不直接说我们创建了一个“完美”的联邦呢？因为建国是一个过程，创建的这个联邦显然是不完美、不完善的，需要不断提高、不断改善，让它更加完美、更加完善。所以，这里的关键词是“更加”（more）。建国后的一代一代人，现在的这代人，以及将来的每一代人，都是那个“更加”（more）的一部分。实现美国信条的过程，就是建立更完美联邦的过程，它永远不会停止。一旦这个过程停止了，终结了，这个国家的生命力也就枯萎了，发展就会停止。

普世文明与追求幸福的共同人性

1990年，有位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名叫V.S.奈保尔（V.S. Naipaul），他在纽约有一个演讲，后来这篇演讲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发表，标题是《我们的普世文明》（Our Universal Civilization）。在那个演讲中，他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文明为什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的人都有吸引力？

奈保尔讲了一个他在伊朗的经历。1978年，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革命群众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将使馆人员扣为人质。奈保尔认识德黑兰一家报纸的一名编辑，这家报纸坚决支持革命，高调反美反西方，可能类似于现在的胡锡进的《环球时报》（Global Times）。这位编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美国留学，小儿子正在申请去美国留学的签证。在那个当口，革命群众占领了美国大使馆，他小儿子肯定就无法签证了。这位编辑因此处于焦虑之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点“政治抑郁”了，整天为小儿子的美国签证担忧。奈保尔有点不解，就问这位编辑：“你的报纸都是坚决反美反西方的，你怎么会让儿子到美国去留学呢？”奈保尔得到的回答让他有点吃惊。这位编辑说：“那是他的未来。”一位反美反西方的编辑，却说美国是他儿子的未来。

像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在中国长大的人一点也不陌生。中国很多家长也正在经历这种精神分裂：反美反西方，却把孩子送到美国留学，送到西方留学，想方设法留下来。因为他们相信美国才是他们孩子的未来。中文世界有种说法，叫“爱国是生意，出国才是生活”。已经出国的人当中，还有一些“离岸爱国者”，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当年的伊朗是这样，后来的中国也是这样，很多国民反美反西方，却同时又向往美国的生活方式。奈保尔把这种第三世界的精神分裂现象称为哲学歇斯底里（Philosophical Hysteria: 指第三世界国家国民在反美反西方同时又向往西方生活方式的精神分裂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奈保尔说这个问题很让他困惑，他想了好多年。就在1990年那场演讲之前，他终于想清楚了：不管是哪个民族、哪种文化、哪个宗教，我们都有共同的人性。美国这个国家代表的现代文明，它反映了这种共同的人性。在这个基础上，它就形成了一种普世文明（Universal Civilization: 指超越民族、文化、宗教界限，反映共同人性的文明形态），它的内核就是“The Pursuit of Happiness”（追求幸福或追求快乐）。奈保尔称赞“The Pursuit of Happiness”是现代文明的观念之美。美国就是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的一个国家。

这种观念超越了种族、国界和文化。我们出生在中国，在中国长大，我们也追求幸福，也追求快乐，我们也想生活得更幸福一些，生活得更快乐一些，这是共同的人性。有共同的人性才会有共同的文明，就是普世文明，才会有平等、自由、追求幸福这些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族群所认同的普世观念。历史是不能嫁接的，文化也是不好移植的，但观念是可以传播的。墙挡不住人，但挡不住观念的传播。你不管信什么宗教，历史有多长，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用什么文字，你总是希望自己能有快乐、有幸福，总是希望能够更自由一点地去追求幸福、追求快乐。你总不会希望让别人把什么都给你安排好，或者别人给你设好各种条条框框，把你放到里边，告诉你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你更不希望被国家控制，只允许你追求领导追求的“剩下”的幸福。

个人选择与民主的永恒抗争

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们打算一点一点地讲述美国的历史、现实、社会、政治、法律以及各种人物，尤其是普普通通的一些小人物。作为移民，我们都是半路来到美国。到美国之后，我们发现自己很卑微，身上没有钱，但我们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已经跃升到一个现代文明的平台上。

今天，美国有了一位新总统（指当时语境下的新总统）。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美国这248年（到今年7月4号就是249年了），每换一次总统都是这样，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是美国民主（Democracy: 一种政治制度，其核心在于人民主权和公民参与，且是一个持续演进的过程）的常态。普通人能做的，就是不把自己的命运跟任何政客挂钩。不管谁当总统，都要做好自己，做好自己的事，保持身心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我很欣赏一位美国大叔的态度，他说：“What happens in your house is always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 happens in White House。”你家里发生的事永远比白宫发生的事重要。所以，正常人不管谁当总统都会正常，不正常的人不管谁当总统都不会正常。人总是要让自己快乐，要快乐就要有朋友，有喜欢的东西，有爱好的活动，这跟谁当总统没有什么关系。我在美国经历了好几个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小布什（George W. Bush）、奥巴马（Barack Obama）、特朗普（Donald Trump）、拜登（Joe Biden），现在又是特朗普（指当时语境下的竞选或潜在的第二任期）。每个人都有快乐的时候，也有不快乐的时候。政客跟我们个人的生活感受没有什么关系，他们跟普通人的生活事业顺利不顺利也关系不大。

美国与历史上存在过的国家不同，也与世界上现有的很多国家不同，当然与中国的不同更大。美国它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党，不是一家一姓或几家几姓，而是它的信条、它的观念，就是我们上面讲的美国信条，就是那些让人活得更像人的信条和让人活得更像人的观念，还有能让它的信条、它的观念道成肉身的宪政制度（Constitutional System: 通过宪法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作为普通公民，我们能做的是两年后去投票，四年后再去投票，平日做自己能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这就是美国的民主。

关于民主，有一位我很敬佩的联邦法官威廉·哈斯蒂（William Hasty）说过这样一段话：“Democracy is a process, not a static condition. It is becoming rather than being. It can easily be lost, but never is fully won. Its essence is eternal struggle.”（民主是个过程，它不是静态的，而是常变常新。输掉它容易，但永远也不会赢一次就一劳永逸。它的本质在于永不止息的抗争。）

我们以威廉·哈斯蒂法官这段话来结束本期节目，与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