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收看夸克说。我是夸克。这期节目我想聊一个人，一个大部分生活在简中世界的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黎智英。2026年2月9日，壹传媒（Next Digital: 香港上市公司，黎智英创办的媒体集团）的创办人黎智英被香港西九龙法院判决，包括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三项罪名成立，判刑二十年。考虑到黎智英已经七十八岁高龄，该刑期几乎等同于终身监禁。此外，六名苹果日报（Apple Daily: 黎智英创办的香港报纸）的员工也分别被判了六到十年不等。

如果你在墙内搜索“黎智英”三个字，能看到的无一例外都是“乱港”、“四人帮”、“幕后黑手”、“西方代理人”等批斗式的帽子。即便搜索YouTube，能看到的也大都是新闻报道，简单介绍了一下近期的宣判，偶尔会有一些节目介绍说他是捍卫港人自由的民主斗士，但这种描述依然是标签式的。这就是今天中文世界的困境之一，即我们的通俗节目都在以工业生产线的方式，将一个鲜活的人的一生压缩成即开即食的速冻食品。这个过程中，我们失去了复杂性、矛盾性和所有的细节和背景，有的只是一个名字和一个空洞的身份符号。而这期节目，我将尝试解压缩，还原黎智英的精彩人生，让你真切了解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亿万身家的他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和中共对着干？到底是怎样的信念支撑他走到了现在？

显赫家世与童年巨变：阶级斗争下的家族沉浮

1948年，黎智英出生在广东顺德的一个大户人家（他香港的身份证上显示他出生于1947年，但那是他十二岁逃到香港后，为了更好找工作故意改大年龄。根据母亲回忆，他其实是1948年属鼠的。后来他申请自己的第一份英国护照时，就正式把生日改了回来）。按照中共的阶级划分法，黎家算是绝对意义上的大地主。黎智英的先祖黎兆堂曾在同治、光绪朝为官，历任礼部主事、直隶布政使、光禄四卿等要职。黎智英的祖父据说拥有广东第一辆劳斯莱斯，而他的父亲黎善林也是个成功的商人，经营着一家航运公司，拥有五艘电船。

查看今天顺德的黎氏族谱，黎善林依然挂着一个“爱国商人”头衔。因为国共内战期间，他曾经收留共产党人，在家里召开秘密会议，其后又通过旗下的船只为中国运送物资，帮助解放军击溃了广西的国军残部，因而得到了共军颁发的所谓“功劳证”。但这样的功劳依然不足以成为免死金牌。中共1949年执政后，黎家因为阶级成分的关系还是受到了打压。当局下令将黎家老宅分割成多间公寓，并强行将众多的外来户搬进黎家，共用厨房和厕所。黎善林的航运公司也被收归国有，这就是他当初支持共军得到的回报。

痛定思痛以后，失去事业和家人的黎善林最终决定南下逃往香港避难。一番打点以后，夫妻两人获准离境，但条件是必须留下孩子。最终母亲梁少侠选择留下，而父亲则逃往香港，从此杳无音信。临走时，他抱着年仅四岁的幼子黎智英留下了一句让他终身难忘的话：“你会做大事。”黎父为什么会说这句话，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这句话却实实在在影响了黎智英的一生。他后来在回忆中经常提到，这句话让他感觉自己是被选中的人，从在商场上打拼到最后皈依天主教，都和这句话有关。

匮乏与觉醒：从底层挣扎到自由启蒙

整个童年，黎智英都处于一种苦闷的状态之中。这种苦闷来自两方面：一是精神生活，二是物质生活。黎智英的生母梁少侠出身农家，是其父原配并为之极纳的妾。过门的原因是看中她身强体壮，能帮助出生于大户人家的原配照顾后代、操持家务。她的地位一直不高，以至于她在诞下黎智英和孪生妹妹黎斯会后，强势的婆家依然遵循所谓大户人家的规矩，要求孩子们哪怕是在原配离世以后，也只能称呼她为“二妈”，而不是“妈妈”或者“母亲”。除此以外，黎智英的几个哥哥姐姐年长他很多，都在民国年间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读的还是私校，唯独黎智英和妹妹只在1949年后读过几年小学。这一切叠加自己庶出的身份，时刻提醒着年幼的他“你是次一等的”。可以说，黎智英从小就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一边是曾经辉煌、正在坠落的家族记忆，另一边是现实中被边缘化的母亲和他自己。而这种落差反而帮助塑造了他倔强、不服输的性格，时刻提醒着他要靠别的方式把这一切都赢回来。

但相比于家族内部无形的等级制，来自整个社会的倾轧则显得更加现实。父亲走后不久，母亲就遭到了批斗，并被屡屡送往劳改营。在回忆起这段黑暗的岁月时，黎智英是这么说的：“七岁那年，我在做什么？那是个三反五反、清算斗争、世道不彰的混乱时期，家里大人四散，父亲去了香港，读高中、大学的姐姐和哥哥们都被调派到不同的地方很少回家，而母亲则被关起来劳动改造，家里只剩下了我和孪生的妹妹和轻微智障的姐姐。我们三个小孩子除了邻居偶尔照顾，几乎是自生自灭。”

“母亲刚被捉去劳动改造时，邻居可怜我们，轮流给予照顾，有两餐饭送来，衣服脏了有人帮我们换洗送回来。不过长贫难顾，何况他们也处于苦难之中。两三个月后，我们开始两餐不济，衣服穿到臭了也没有人理会。家里原来剩下的米和粮食，甚至是田鼠都已经吃光了。我便想到了拿家里的东西找附近的收破烂的变卖换钱糊口。家里最多的是书，我第一次拿去变卖的是几本厚厚的一套**《辞海》**。卖废品的见到以后不肯卖，跟我说这些书很名贵但不值钱，你还是拿回去吧，不如拿些家里的破铜烂铁来卖。我于是把书抬回家，换成了家里的几根铜锁和一条粗大铁链，再跑过去。这一次他咧嘴笑着卖了，他给了我二十五元人民币。这应该是个很好的价钱，因为当他掏钱出来给我时，他老婆走过来嚷着说‘干嘛给他这么多钱’，他没说话，只是用眼睛瞪着老婆一眼，把钱递给我，叫我快点去买东西吃。他大概看出我两三天没吃东西的囧样，起了些恻隐之心。二十五元在当时是很多钱，我去买了五斤米，到街上买了一些最便宜的肥猪肉来炸猪油。家里有乡下亲戚送的一坛豉油，我们三个小孩就靠吃猪油捞饭度日，一日两餐花费不过几毛钱。拿着那些钱，我们挨过两个多月，吃光这些钱，妈妈依然全无音信。我走去派出所问警察叔叔，妈妈几时放出来，他们都说不知道。我去问了几次都没有头绪。有次离开时，有位警察叔叔问我，‘为什么你问不到妈妈的消息也不哭？’我瞪眼望着她，默默无言。”

“变卖家当的日子还在继续。到后来连天井坏了很久的铁窗，我也拆下来卖了。到卖无可卖，什么都吃光了，我就去偷巷口铁闸的铜锁和铁链卖掉，拿到钱也吃光了。到后来悄悄再去偷附近人家放在门外的东西拿去卖。这种偷东西的日子令我经常被警察抓去派出所。到后来，附近有人不见东西，警察就先来找我。有一天，一个相熟的警察叔叔对我说，‘你这样偷东西度日不是办法，不如我叫人介绍你去卖点东西挣点钱好吗？’就这样，年仅七岁的黎智英在警察介绍下，跟着派出所的常客，一名外号叫老鼠的商人，去戏院门口做起黑市生意。说是黑市，其实不过是一些打火机、花生、糖果、零食什么的。本来很常见的生意，在中共的治下，愣是成了所谓的‘投机倒把罪’。”

读到这一段时，我其实很有感触。我奶奶还在世时，经常跟我念叨，说她年轻的时候，哪怕战乱年代，绝大多数中国人其实还是挺纯朴善良的，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遇上事了，邻里之间也能互相帮衬，没那么多脏心眼儿。中国人真正开始集体变坏、变恶毒，其实就是从五零后，也就是我父母这代人开始，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自然就是中共带来的苏式教育。如果按照中共的标准，那个介绍黎智英去黑市卖零食的警察，自然是缺乏党性、不合格的。但他是民国生人，到了这时，人生观、价值观已经定形了，又怎么可能突然之间“党性附体”呢？

总之，此后黎智英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辗转在戏院、火车站挣钱，有时候卖东西，有时候帮旅客搬行李挣点小费，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这中间发生的一件事，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这天，黎智英在火车站替旅客搬运行李，遇到了一位客人，除了小费，对方还给了他一块巧克力。这东西他以前只是听说，从未亲眼见过，结果一尝之下，顿觉是全世界最美味的东西。他问那客人：“你从哪来？”那人说：“香港。”他于是想，香港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一定是天堂。于是打定了主意以后要去香港。

这段经历此后多次出现在他的采访和各种自传里。根据他的说法，这块巧克力震撼的绝不仅仅是他的味蕾，而是整个人生观。他第一次感受到了选择的自由。在他眼中，香港代表了无限可能，食物丰盛，没有批斗和笼罩整个社会的红色恐怖，那就是天堂。

1960年，由于中共引发的三年大饥荒（1959-1961年中国大陆发生的严重饥荒）的关系，香港迎来了史无前例的逃港潮（指中国大陆居民在特定历史时期逃往香港的现象），其中大部分逃港的居民都来自两广地区。为了不被饿死，黎智英和妹妹也跟随众人的步伐进入澳门，辗转偷渡到了香港。关于这段难忘的经历，黎智英是这么回忆的：当时他身上只带了一块钱港币，跟八十多人一起藏在黑暗、满是鱼腥和呕吐物的渔船舱底。兄妹俩相拥在一起，既害怕又兴奋。害怕的是被边防发现，当时中共的边防异常凶残，一旦发现偷渡者就开枪扫射；而兴奋则是因为前面是天堂。

临出门前，母亲将祖上传下来还没被干部们搜走的唯一一根金条藏在他的裤子里。黎智英也曾经幻想能靠这笔启动资金作为在香港扎根下来的本钱，但很不幸的是，这根金条在途中丢了。所幸的是，一路上有惊无险，兄妹俩都顺利抵达香港。据他形容，刚到香港时，他对这里的第一印象就是“香”，空气中弥漫着粥、面包、点心的香气，和之前船舱里的腥臭以及人生前十二年的无比匮乏相比，真的像是传说中的“应许之地”。

根据**《黎智英传》**中的记录，登陆香港当天，他和妹妹就被蛇头们带到了位于九龙的一家手套厂当童工。老板给他们预支了一部分薪水，他用这笔钱购置了简单的家具用品。但因为到了太晚，还没来得及吃晚饭。他形容那一夜兴奋得睡不着觉，一是因为刚到香港，二是一路闻了太多食物的味道，却还没来得及吃上一顿。直到第二天，经理带着他们去吃早点，他才品尝到了自己吃过最丰盛的一顿早餐，其实也不过是最普通的港式早餐：白粥加肠粉油条。他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食物，食物端上桌时我很激动。这第一口我就站起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像是一种对于食物的致敬。当时我很穷，但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穷，因为我充满希望，知道有一天会致富。”

这次“站起来吃饭”的经历，后来被他看作是自己重获新生的一次象征，从跪地求生到站起来做人的转变。最讽刺的是，中共一直在学校里洗脑宣传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幼小的黎智英第一次感觉自己像个人那样站起来了，居然是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的香港。

商业帝国崛起：从学徒到时尚巨头

黎智英的第一份工作是做打杂小工，每天清晨他要第一个起来开门、扫地、倒痰盂。晚上，他坐在工厂的阁楼里，拉开一张摇摇晃晃的帆布床，在机器的油烟味中入睡。老板给的月薪不高，只有六十港元。他把其中大部分寄给老家的母亲，剩下的钱只够吃饭和买几件廉价衣服。尽管辛苦，但他每天过得都很充实，因为他坚信自己就像父亲说的是“干大事的人”。

黎智英很快发现，工厂里的师傅虽然有技术，但永远只能拿死工资，而那个西装革履、会说英文的写字楼经理才是真正掌握财富钥匙的人。从此，他开始利用闲暇时间学习英语。上工的时候，他会揣一本英汉词典在身上，随时随地背几个单词。闲下来了，他又跑去中环游客最多的地方，厚着脸皮找外国人搭讪。这是他当初在戏院和火车站揽客时锻炼出的心理素质。没过几年，这个小学都没毕业的童工竟然已经能够流利地阅读英文刊物，并跟外国人交流了。这样他不仅能看懂工厂里的订单，还能看清大洋彼岸的流行趋势。

到了1970年代，香港股市（Hong Kong Stock Market: 香港的证券交易市场）陷入疯狂。此时的黎智英没跟很多工友一样，将积蓄用在吃喝玩乐找小姐身上，而是将攒下的钱全部投入到了股市之中。经过一番操作，他成功赚到人生中的第一个一万块钱。我查了一下，当时香港普通制衣工的工资大概在五百到一千块钱，这笔钱大概相当于他一年半的工资了。与此同时，他也凭着流利的英文和对生产流程的熟悉，从打杂工一路升到了一家三百多人毛衣厂的生产经理。

1975年，黎智英靠着年终奖和此前从股市里赚到的钱，加上前同事们的借款，从银行那拍下了一家刚刚倒闭的叫Comy Tax的针织厂，开始自己的创业之路。说起这段经历，还有个小插曲。当时跟黎智英竞争这家针织厂的还有一位姓马的老板，他还是这家银行的老客户。按照银行的惯例，这种拍卖都是优先给老客户的。银行一开始也确实是倾向于卖给这位马老板。但向来不服输的黎智英，又怎么会轻易认输呢？这里他玩了个“骚操作”：他首先打听到这位马老板很迷信，非常相信风水（Feng Shui: 中国古代的一种相地术）。随后，他买通了一位风水师傅，故意在市场上散布这家工厂的风水有问题，买了肯定会亏损倒闭的传言。果然，马老板怕晦气，不久之后就退出竞拍了。黎智英于是成功拿到场子。关于这段经历，黎智英晚年坦然承认，并且反省，说自己当初使了诈。这是一种“可恨的谎言”，是底层的打拼者们一种不太光彩的生存智慧。而这种带有“泥腥味”的野蛮的原始积累，或许正是那一代香港冒险家们共同的底色。

接下来的几年，黎智英的工厂开始为包括杰西潘尼（J.C. Penney: 美国大型连锁百货公司）、Polo（Ralph Lauren: 美国时尚品牌）在内的品牌及零售商供应毛衣和针织衫。由于此前在生产流程管理和品控上积累的经验，很快工厂就开始盈利了。这段时间关于他是如何获取客户的，还发生了一些有趣的小故事。生意刚起步时，黎智英每年都会往返纽约很多次，去认识不同的采购商。每次他都能给采购商带来很多惊喜，也就是能让对方一见倾心的样品。有采购商甚至忍不住问他：“你玩的到底是什么魔术？”关于这段经历，黎智英在接受采访时对记者吐露自己的秘诀：他每次去纽约，都会流连于各种大商场，并结识专柜女售货员。他会和她们去高档的餐厅吃饭，从她们那儿获取重要资讯，尤其是当下最流行的款式和客户的反馈，而这些信息是电脑数据都无法提供的一手资料。当然，作为一名销售，他也非常专业。据说他拿起任何毛衣都可以当场报价，因为他了解毛衣从生产到交货的每个细节。

在代工市场上获得成功后，1981年，黎智英创建了自己的服装品牌佐丹奴（Giordano: 香港知名服装零售品牌），正式进入零售行业。经过数年发展，佐丹奴的门店已遍布香港和亚洲各大城市，员工达到数千人。那段时间，就连后来的日本首富、优衣库（Uniqlo: 日本休闲服装品牌）的创始人柳井正也找到他寻求合作。当时柳井正刚在广岛开了自己第一家优衣库，他被黎智英的佐丹奴产品所吸引，花了大量时间跟他交流，深入了解佐丹奴的经营方式，并邀请黎智英投资自己的事业，提议以五百万美元的投资换取优衣库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最终黎智英没有同意，但柳井正坦言，自己从他那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时尚理念、快速上新等等。

不仅是柳井正，很多接触过黎智英的人，从相熟的记者到前同事，都曾经提到过他的这一特质：务实，同时具有超强的学习能力。一名记者曾经这样描述说，黎智英所受的正规教育虽然不多，却能用英文说出条理清晰、富有哲理的长句，这样他与多数的香港和中国商人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外，很多人都提到黎智英最喜欢的书是哈耶克（Friedrich Hayek: 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批判计划经济、倡导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只正式上过五六年学的人会喜欢的读物。据回忆，这是他创业时期遇到的一位犹太律师送他的。读了以后，他瞬间觉得自己的整个前半生，从母亲被批斗劳改，自己在黑市卖花生被警察追，到香港落脚以后工作创业，种种的人生经历都在这本书里得到了印证。他感觉就像是佛陀遇到了自己的菩提树。

六四转折：从商业到媒体的自由宣言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天安门广场（Tiananmen Square: 中国北京的著名广场，1989年发生民主运动）爆发了大规模学生民主运动，震惊全球，而这件事也成了黎智英人生中的第二个转折点。他后来在访谈中坦言，六四（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1989年中国政府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事件）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此前赖以成功的那套世界秩序是非常可疑，随时可能被推翻的。曾几何时，努力工作、理解市场、尊重规则、扩大规模，然后赚更多的钱，这是他当时人生信条的香港奋斗故事。但六四的到来似乎打断了这个链条。那一刻，他告诉自己，如果我还只是继续埋头赚钱，是没有意义的。

黎智英找回意义的方法就是积极支持学生们。他利用佐丹奴（Giordano）的生产和渠道体系，制作大量支持民主的T恤，在香港公开销售和派发，并为学生运动筹款。这不是普通的捐款，而是用自己的商业品牌公开站队。这让他成了香港商人中的异类。大部分港商的态度是心里同情，但嘴上沉默，哪怕悄悄捐一些钱，或者组织一些针对学生的营救，但为了保住大陆的生意，谁也不会真的当这个出头鸟。

六四以后，黎智英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坦言，过去的自己尽管吃过很多苦，但其实是政治冷感的。而六四在广场上发生那一幕幕惨不忍睹的画面，让他认识到了媒体作为第四权（Fourth Estate: 指新闻媒体在社会中的监督作用）的力量。他决定创办一份报纸，用财富来回馈资讯自由。1990年，《一周刊》（Next Magazine: 黎智英创办的香港综合性刊物）应运而生。有意思的是，黎智英并没有将它办成一份纯政治刊物，而是一份融合了娱乐、八卦、商业、政治调查的综合性刊物。按他说法，是用大众化的方式吸引读者，潜移默化地传播自由价值观。创刊以后，《一周刊》迅速成为了香港销量冠军，读者高达三十一点五万人。

1994年7月，黎智英在《一周刊》发表了题为**《给王八蛋李鹏的公开信》的文章，直指时任中国总理李鹏**为“零智商的王八蛋”，并说“去死吧”。这是香港历史上最轰动的攻击性文章。这种大胆的举动，自然很快遭到中国的报复。很快，北京震怒，佐丹奴位于中国各大城市的门店纷纷关停。在董事会的巨大压力下，黎智英不得不于一个月以后辞去了佐丹奴主席的职务，最终他被迫卖掉了自己在佐丹奴的大部分股份。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道歉或者低头，只是从此逐步退出了服装行业。

苹果日报：用真相捍卫自由的媒体战役

1995年6月，黎智英用出售佐丹奴股份换得的资金，大概十五亿港元，创办了**《苹果日报》（Apple Daily）。这份报纸的诞生，标志着他将彻底告别服装业，从一个以商业为主的企业家转型为香港最敢言、最具争议性的媒体大亨。《苹果日报》的命名本身就充满了寓意。黎智英后来解释说，他取自《圣经》**中的禁果。如果亚当和夏娃当初没有咬了一口苹果，世上就没有罪恶，没有是非，也就没有新闻。这份杂志的创刊口号就是“每日一苹果，谎言远离你”，直指其核心使命：用真相对抗谎言，用资讯捍卫自由。

和《一周刊》的周刊形式不同，《苹果日报》是一份日报，追求时效性和大众吸引力。它从一开始就采用当时香港报业很少见的全彩印刷、大胆头版、劲爆标题、狗仔队文化和调查报道的混合风格。头版常常是血腥犯罪现场、名人丑闻或者政治讽刺大图，配合上耸动的标题。我们今天经常能看到的各种港媒标题党（Hong Kong Tabloid Headlines: 香港媒体以夸张、煽动性标题吸引读者的风格）盘点，比如黄晓明和杨颖结婚时的人造人造人，周杰伦骑摩托车被写成是暗相操新欢，熊黛林和郭富城约会被描述成熊黛林屠城三十三小时，邓紫棋演唱会被讽刺是宇宙尿片炸地球。这些又毒舌又搞笑，同时令人印象深刻的标题几乎都来自《苹果日报》。可以不夸张地说，我们今天提到的取标题时的“港媒风”，指的其实就是“苹果日报风”。这种犀利中带些刻薄，刻薄中又略带狠辣的小报风格，让他迅速吸引了从基层到中产的读者。创刊短短两年内，发行量就冲上几十万份，成为香港第二大报纸。

和《一周刊》一样，黎智英没有把《苹果日报》办成一份纯粹的政治报纸，而是用大众化甚至有些低俗的内容包装严肃议题。读者一边看明星绯闻，一边读到关于北京和港府的尖锐批评社论，每天都旗帜鲜明地反共、支持民主，成为香港少数敢公开叫板权威的媒体。这种“糖衣炮弹”式的办报方式，让《苹果日报》在商业上大获成功，也在政治上成为了异见者的代表。

香港回归（Hong Kong Handover: 1997年香港主权由英国移交至中国）前夕，黎智英亲自出镜，为《苹果日报》拍下了一则广告。广告中，他咬着苹果，身上插满剑矢，象征着言论自由所要付出的代价。这则广告随后成为经典，但也预示了他后来的命运。在黎智英的推动下，《苹果日报》不仅改变了香港的报业生态，更成了香港民主运动的象征。在2003年反二十三条游行（Anti-Article 23 Protests: 香港市民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示威）、2014年雨伞运动（Umbrella Movement: 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公民抗命运动）、2019年反送中运动（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Movement: 香港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社会运动）中，《苹果日报》多次呼吁大家走上街头，倡议民主，甚至直接刊登了示威者照片和口号，成为了市民“每日一苹果”的精神支柱。

然而，这份报纸的辉煌也埋下了悲剧的种子。他的敢言反共立场，让他从一开始就成为了北京的眼中钉。回归后，广告商流失，中资企业封杀，压力层层加码，但黎智英从未退缩。他后来反复重申自己的理念，说：“资讯就是选择，选择就是自由。”在他看来，信息流通就像是他儿时每天心心念念的食物，能随时吃到自己想吃的东西才算得上是自由。而这一理念，在他入狱以后，竟然行为艺术般地得到了印证。入狱后，他有次在探监时对家人说监狱的咖喱饭很好吃，结果狱方在得知此事后，便把这道菜从他的饭食中撤了下来。经过了一个甲子，他再次回到童年那个连吃什么也不得自由的国度。

政治豪赌与高贵囚徒的最终抉择

这种对于自由的近乎偏执的追求，让黎智英不再满足于只做一个冷眼旁观的媒体人。他深知，在香港这片日益缩小的自由绿洲上，如果没有制度防波堤，他的传媒帝国和商业梦想终将被来自北方的巨浪吞噬。于是，他开始了一场极具赌徒色彩的政治豪赌，成为香港民主派（Hong Kong Pro-democracy Camp: 香港支持民主、反对威权统治的政治力量）背后最坚实、也最不计代价的财政支柱。从2000年起，黎智英几乎以一己之力撑起了泛民主派的半边天。从民主党到公民党，他的政治现金如细流般渗透进这座城市的民主肌理。对于这些捐款，他从不讳言，甚至带着一种商业逻辑下的坦荡。他认为这是在替香港人买一份“政治保险”。

然而，这笔高达数千万港币的巨款在官方的宣传机器中却被污蔑成了“黑金”。官媒将他描述成洗钱的中转站，称这些钱源自大洋彼岸的CIA（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美国中央情报局）等外国代理人。在这顶沉重的帽子下，黎智英被塑造成了“当代吴三桂”，一个卖国求荣之徒。甚至位于顺德老家黎氏祠堂也迅速和他划清界限，将他从家族的族谱中踢了出去。而在此之前，他在家族中的地位还是“爱国人士”、“杰出企业家”。

而这种政治抹黑最离谱的莫过于那段广泛传播的所谓“黎智英要美国人往中国扔核弹”的视频。中国不少官媒和粉红账号故意断章取义，通过剪辑、拼贴等手法歪曲黎智英的本意，将他塑造成了一个丧心病狂的恐怖分子。但原视频中，黎智英其实是强调中国缺乏道德高地，而美国的价值观就像是核弹，可以在道义上轻松击垮对手。此后，黎智英在接受审讯时也多次解释过这段话的本意，但那也无济于事，谣言污蔑依然被成百上千倍地放大传播。就像郭德纲说的那句话：“冤枉你的人比你还知道你有多冤枉。”此时的黎智英，会想起多年前母亲遭受批斗却完全无法辩驳的那一幕幕画面吗？

2021年6月24日，**《苹果日报》**出版了最后一期。停刊前一天，上百万市民冒雨排队抢购，头版写着“香港人加油”。那一刻，它不再只是一份报纸，而是香港自由时代的墓碑，也是黎智英用一生书写的遗页。

其实，到2019年前后，黎智英就已经具备了完美撤退的一切条件。他有英国护照，有大量海外资产，有稳定的国际关系网络，有足够资金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重新开始生活。从理性的角度看，他离开香港几乎没有任何成本。身边的很多朋友也都明确劝他离开，他们告诉他：“你已经做得够多了，现在留下来只会变成政治牺牲品，没有任何战略意义。”还有人替他安排路线、联系律师、准备资产转移方案，几乎已经制定了保姆级的逃生计划。他全部听完了，然后全部拒绝了。这个拒绝不是冲动的决定，而是反复思考后的选择。关于这一点，黎智智英在回答前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 香港最后一任总督）的疑问时是这么说的：“我不会离开香港，我是其中一个所谓的麻烦制造者，我不可以制造麻烦后一走了之。”

2020年6月，中共在香港强推了臭名昭著的所谓**《国安法》**（National Security Law: 中国在香港实施的法律，旨在维护国家安全）。8月，黎智英在家中被捕，并被警方带回《苹果日报》大楼搜查。保释期间，黎智英说：“我可以肯定我坐牢。”即便到这一刻，他依然有机会离开，但他没有。在最后的一部纪录片里，他是这么说的：“我来到香港时一无所有，我所有的一切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给了我自由。我的一生都将致力于自由。”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黎智英当时选择离开，他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住在北美或者欧洲的某富人社区，写回忆录，接受媒体采访，成为流亡民主人士、人权活动家，在国际会议上发言，又或者和我一样做个YouTube博主。最重要的是他有钱，不必为这些散碎银两蝇营狗苟，用不正当的方式理财。即便是粉红或者外宣的大V们，也很难从道德上找到攻击点，所以他还可以继续保有名声。即便是最苛刻的港人和民主人士，也会理解，没有人会指责他懦弱。

而黎智英的伟大，恰恰在于他没有选择所有人都认为最合理的那个人生方案。他没有选择成为一名安稳的流亡绅士，而是选择成为了一名“高贵的囚徒”。在赤入监狱那方寸之地的铁窗下，他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次也是最昂贵的一次创业。他不再经营衬衫，不再经营报纸。他开始经营自己的苦难，用余生向那个曾经给了他巧克力的文明还债。

如果说十二岁那年，他偷渡来港是为了逃离饥饿，那么七十二岁那年，他走向监狱，则是为了守护满足，那是灵魂不再受羞辱的满足。多年以后，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人们或许已经忘记了《苹果日报》那些耸动的标题，但人们一定会记得，在那个万马齐喑的黑夜，有一个七十多岁老人曾握着自由的余温，微笑着走向了属于他的十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