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媒体重提三大改造

那个达摩克里斯之剑就在你头顶，什么时候落下来，那个按钮一摁，党国说了算，你说的是不算的。这个“三大改造”这篇文章有没有说让那个剑更近了？不会，我觉得也不会。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个，最近国内有篇文章，引发了海外的大猜测、大讨论。对，就是三大改造、公私合营、没收。这篇文章是中国日报的“伟大征程”系列，其实这个系列文章特别多，包括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大国底气：国防和科技战略的新成就”。就是说它这个“伟大征程”不光是过去，好多是现代的。比如说，六月份还有一篇叫“坚持独立自主，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就是讲外交战线成就的。所以这个“伟大征程”基本就是从过去到现在的所有成就。里面也包括“回望长征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等等。

其中就有最近的这一篇，叫做《三大改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

三大改造的历史背景与过程

那么帮大家介绍介绍三大改造是哪三大。就是53年开始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那边就有公私合营。农业改造是农业合作社，手工业改造是手工业合作社。它基本上就是三个领域所有制向公有制改的。企业界就是公私合营，敲着锣、打着鼓，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其实核心是产权的转移，说白了就是取消了资本家的经营权。当时只要你有资产的，除了农业合作社以外，手工业跟工商业是在城市进行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指的是大企业，手工业指的是小作坊和个体户店。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核心其实是产权的转移。

按照这篇文章的吹嘘，这个三大改造是“和平赎买”，就是说它是春风细雨般的，用非常合理的方式完成的改造。那么在你们的印象之中，所谓这个三大改造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特别惨，就是有十一大帮上海和广州这些大城市的大资本家，基本上就是把自己的大企业无偿交给了国家。然后按照每年百分之五的利息来算他的股权，但是股权到第二年股权就被取消。然后利息最长的付了三年还是四年，然后就停了。也有付到67年、付到文革的，那应该很少见。这种改造其实就是共产主义理想当中的按需分配、全民所有。这个全民所有其实是被偷换了概念的，那其实是党有，也就是说，资本家的产权变成党的产权。党有的话，它有一个很好的名头叫全民所有制。

这三大改造其实在中共建政之初，是毛泽东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这个步骤是跟苏联学习的，但是毛泽东认为自己比苏联做得更和风细雨。因为苏联是直接收归国有，苏联直接抢的。毛泽东认为我们中间还和风细雨地跟你们进行了股权的登记，还进行了股息，觉得比苏联仁慈。

但事实上并不是。以前老提陈毅当上海市长的时候，说什么“降落伞，又落了几个”，就是因为企业家天天都有跳楼的在上海。所以三大改造对于中国的工业、手工业或者说工商业的那种伤害是非常可怕的，一直到79年都没有缓过来。从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要做的事情恰恰是纠正50年代做错了那些东西。比方说包产到户、包田到户，接下来是允许个体户出现，允许外国资本家来中国投资，允许私人创立企业。整个79年以后的政策，全是来修正你53年的政策的。换句话说，49年到79年那30年完完全全是倒退、是弯路，70年以后只是在修正它。

三大改造的背景其实是朝鲜战争，因为如果没有朝鲜战争的话，它不可能以一个像军管或者是军队介入的方式去做这个三大改造的。

媒体反应与中共叙事的演变

所以这次重提三大改造，我的感觉是不像一个说要开倒车返回去的明确信号。我也不太认同海外一些媒体这次所表达的观点，说中国要重启三大改造了，要没收资本家产权了等等。诚然，只要你没出国，那东西都是党的，在名义上是你的，但最终还是党的。只不过说，党现在还没有打算直接给你拿过来。

这篇通稿挺短的，看了之后我的感觉就是，中共有自己在1949年以后的叙事。叙事是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1年到1949年是革命叙事，1949年到1979年是建设叙事。中共有一个自己长期关于党发展历程和如何带领中国人民建成社会主义的叙事。

但是每一届领导人又有自己不同的叙事。邓小平理论比较着重于推翻毛的那些东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江比较在意的东西就是全球化、入世、接轨、三个代表等，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往前推了一步；胡的叙事是不折腾，是一个重新分配的叙事，和谐社会、免农业税、福利制度改革、农村医保等，偏保守一些。

到了我们这位伟大领袖的时候，他的叙事比较奇怪。2012年他刚当选总书记时，有个讲话回顾了中国的革命叙事，他从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下子过渡到新世纪，把中间的邓、江、胡三代全部省略了。他对于邓江湖叙事的简略，让人感觉到他的叙事是要承接毛泽东的。毛下来是我，毛下来不是邓。这是一个叙事上的承接，一个是地位上的凸显。毛下来中间三个是比他们俩要低一级的。

三大改造的真实残酷性

为什么说这个所谓“伟大征程”，国外的反应比较激烈，是因为它和真正的事实差别是很大的。如果公私合营真的是和风细雨，那共产党这句话就没有错误，但事实上并不是。

举个例子，杨小凯在他的《牛鬼蛇神录》里写了一个小作坊的人，因为公私合营，拿着当时的宪法、共同纲领去找政府说不同意。因为他是湖南人，一根筋，最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杨小凯在书里特别记载，财产权意味着人的命。

第二个例子，共产党的著名经济学家顾准，直接参与了上海的公私合营，是制度的设计者之一。采取高税收驱逐外国资本主义，动员那些民族资本家公私合营，你不合营也不行，因为厂子里共产党员在闹事。我看有些回忆录说到，他们白天敲锣打鼓弄着大旗送牌子、送锦旗，说厂子归政府了，回家都用被子捂着哭。

公私合营是1956年的事情，从时间上看感觉还挺和风细雨，其实更早的、血腥的部分在前面。比如贵州茅台的公私合营，就是51年、52年，三大作坊完全就抢走了，而且肉体上把你消灭掉。后来和共产党打官司也打不赢，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打官司。包括五粮液也是这样。

前面其实有两个前史。一个是50年的统购包销，一个是52年的三反五反。统购包销和三反五反折腾之后，才有好多企业家说给就给。敲打在前，统购包销就是国家垄断上游原材料和终端产品。如果你民营企业家不加入国家资本主义，你就没有活儿干，原材料得不到，终端市场得不到。企业没有销售权，生产出来必须卖给国家，国家再卖。整个环节全是被国家卡死的。采购权、销售权、定价权就都丧失掉了。那个时候中国的企业家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企业到底是党说了算还是自己说了算。

上海的锦江饭店是董竹君创建的饭店，52年把锦江饭店公私合营，给她五厘息，没几年她就被抓起来了。包括南通的纺织厂和面粉厂，无锡荣氏的面粉厂，无数这样的例子。我爷爷的饭馆在53年被公私合营，他是最擅长做猪肉的，合营之后我们家饭店就变成了清真食堂，他正当壮年却无所事事。这不仅是对穆斯林的羞辱，也是对汉族人的羞辱。

从手工业到大型的制造业，是全行业全方位展开的。53到56年完成了，因为56年已经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了。党把所有的生产端和销售端全部拿到手了。

产权转移的步骤与双重改造

所以死人不是出现在公私合营期间，而是52年的三反五反。三反五反是产权转移的一个阶段。它让企业家有原罪感，觉得原来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就是犯罪，要改造自己。改造有两个方法，外部改造是财产交给国家，内部改造是心跟着共产党走，这是双重改造。

三反五反到底是不是一个整体的策略？三反是打击党内干部的行动，尤其是清洗前朝体系留下来的行政干部，还有东北地区朝鲜战争期间产生的大量权力寻租，像刘青山、张子善这种贪污。51年三反之后，52年做五反。既然有很多干部不听话是因为官商勾结，所以又打击官商勾结。

改造私有制一定是毛的目的之一。从党内到党外，从政治领域到经济领域，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毛自己的灵活调整。当时像陈云、李富春这些经济官僚都没有太多话语权。

三大改造对于资本家和小工商业者来讲，是极为痛苦的回忆。说白了是你前半辈子打拼的一切东西交给了国家。当时中国人对新政权有一种幻想，当毛把这套东西用社会主义理论编织成精心谎言或者铺满鲜花的陷阱时，认知不足的企业家是无法分辨的。认知非常清晰的企业家，像荣家一半人出去了，还有鲍玉刚、董浩云，全都是因为共产党要接管上海他们跑掉的。留下来的面对这种社会主义改造毫无办法。

习的社会主义叙事与当前路线的动机

回到三大改造，习的叙事一直有一种“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结论。他要把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强化，为现在的执政背书。他认为他跟毛的关系远远超过江、胡，他是在毛时代长大的共和国第一代。他把文革称为社会主义的艰难探索，三大改造也是伟大的社会变革，这是一个叙事逻辑，毛的那块不能动。

他还要把改革开放中扭曲或污蔑毛的东西纠正过来。比如18年彻底通过的《英烈法》，董存瑞、雷锋、黄继光，包括活着的袁隆平、钟南山，这些过去在90年代和2000年被否定掉的，通过《英烈法》重新树立其不可质疑的叙事。我觉得这次重提三大改造，是习关于社会主义叙事的一个巩固行为，而不是说有明显的信号要完全学习毛把产权做转移。因为现在还在招外资，鼓励万众创业、包产到户，在行动上跟毛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里面也有信号释放。我深刻感觉到这个人非常仇恨资本和资本家。2022年左右有一股风潮叫“国进民退”，当时在杭州有传言说某个公司要被共产党接管，蚂蚁金服上市前一天被叫停。他曾在会议上敲着桌子说，资本家的使命和我们共产党人的使命是不一样的。他对李嘉诚、马云这些人非常不感冒。

当年刘少奇他们主张新民主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先搞经济建设再走社会主义。毛泽东是先搞社会主义，反过来发展生产力。我觉得习没有毛那种社会主义狂想，而是有一种“国家总体安全观”，任何问题都与国家安全有关。一个小商铺做电商跟国家安全没关系他不管，但蚂蚁金服、DeepSeek、李嘉诚的海外港口，跟国家安全就有很大关系，这就不是私营企业了。

国有企业与政治安全

你这也就跟国家安全有很大的关系。是，我觉得对他来讲，他搞这个理直气壮做大国有企业，应该不是因为国有企业效率高，我觉得这个他们脑子里应该清楚。就是国有企业效率不可能高，他不管是拉动就业、拉动利税，效率都不会高。这他们应该知道国企就业，就业市场大概是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对，特别低。有著名的 56789 嘛，数量是百分之90，新增就业是80%，60%利税一般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们也知道这个国有企业的效率不可能高，但对习近平来讲，就是国有企业效率高不高是一回事儿，第二回事儿就是对这个执政的安全性。就是很多领域都必须国资控制。就比如说金融基础设施，比如说大型的互联网平台，像抖音、快手这种，如果国企不控制怎么办？比如华为这种有科技攻坚的，比如说跟海外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工业政策、新质生产力有关系的，这些都是国企的，稀土的，粮食的，这些领域都是。其他你要是弄个普通房地产、物业公司，弄你的。

对，你说的基本对。但是我稍补充一点，就是外界其实有一个习总有一个行动，外界不是特别关注。我以前也说好多次，2018年开始的三年扫黑除恶运动，这个我是亲身经历的。就对中国社会，它的那个纲领就是什么？打知名企业家，打基层党组织的基层的那些村霸恶霸，其实都是基层党组织的一些人。但我觉得他这个不是恨经济，是恨基层政商关系的结合。也是经济，因为觉得三大基础嘛：经济基础、你要有这个组织基础、你要有暴力基础，因为你没有钱，你肯定啥也干不起来。我觉得这个在他脑子里看，这是地方主义，这是导致中央政令难以下达到地方末梢的。

你说地方主义是一个方面，但是他那些各地通告，我们在找当时各地通告，你看的话，都是保卫政治安全为目的，哪怕基层政治安全。然后腐蚀党政干部，为什么纪委去弄？他们经常抓一个企业家说，行贿了200多名党政干部。他那时候他也是在做事情。就这个人他是对这些社会、对社会机构、社会组织、对企业，我认为他充满了恐惧感。也并不是说绝对不管，你小商小贩绝对不管，你村支书我不管，事实上他在拼命地管。

资本家的原罪与政治斗争

但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像五反，因为五反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偷工减料嘛。当时是三反打击干部，认为五反是资本家腐蚀干部的，是经济基础。那我觉得扫黑除恶是他认为地方主义和地方干部的山头林立背后是有经济基础的，经济基础就是地方工商业。所以说他要靠打击地方工商业企业家，就是以打击地方工商业来达到瓦解地方主义和地方干部的这个目标。我个人认为，他主要还是想打干部，打干部是一点，我觉得是打那些在地方上有威望的乡绅，也是一个重点。

对，三反一开始就是打国民党残余嘛。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胡平老师，胡平老师的爸爸是国民党的军官，然后是投诚部队，然后在三反五反当中被杀了。那是在华北还是在湖北被杀的。杀完之后，他妈妈又带着他去了成都，他从小是成都长大的。他五岁的时候失去了父亲，就是胡平老师是三反五反。

我觉得这个角度来讲，他和毛确实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我觉得这里面我想说一个很有意思的划分，就是我们说工商者的原罪，原罪是什么？你看，按照经典社会主义，工商者的原罪是剥削。这也是中国一般老百姓觉得恨，我恨这工商者剥削。但在共产党语境里，工商者有另外一个原罪，不是剥削。你看，五反没有任何一个反是反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都是你伤害国家。要么你用行贿的方式腐蚀国家能力，要么你偷税漏税，其实是抢国家的钱，挖墙角。

也就是说，你认为从习近平来讲，他讨厌私营经济，是讨厌私营经济剥削劳动者，还是讨厌私营经济挖国家的墙角，不管是国家的钱还是国家的干部？我认为他是墙角。他对剥削这个事情，他不大提了。虽然这次共产党新闻也说，我们三大改造，让那些剥削者变成了自食其力的人。他虽然这么说，但事实上，今天中国不需要无处不在。

也就是说，你看他们对于资本家原罪的塑造和民间的感受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其实我一直有这么一种想象，因为我没有太多的证据。就是习在53年开始，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社会主义狂飙突进的那个年代，就是在他幼年和童年的记忆当中，那些东西有多少变成他的思想钢印。我觉得那个时候深刻的塑造了他对这些东西的看法。我觉得他有两个事情，他肯定是深入脑髓。当年读书肯定没读书哈，我们来分析。第一个，权力斗争要像村委会主任和妇女主任一样斗得死去活来的，这个技术手法非常娴熟了。

你要说权斗，从50年代开始到文革，他少年时代的党内权斗是中共历史上，恐怕是建政以来最纷繁复杂的权斗时代。所以作为中南海红墙内的这种小联络员什么的，他从小应该对这些东西很熟悉。第二，我认为他那个时代可能给他留下一个很深的烙印，是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毛整天造各种名词，你后来看毛，简直是名词大师。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什么左倾红旗、什么右倾左、什么经济主义、右倾停顿主义。我觉得毛那个皮包里随便搞出一个条子来，就把你搞死。所以严慰冰运动开始，谁骂他帽子工厂嘛。习其实你看他之后，他也有一些这样的，比较黑白与一尊。

我感觉那个不一样，毛的那个帽子都是有特定目标的，量身定制的。比如说他要跟刘少奇想一个什么罪名，给高岗饶漱石想一个什么罪名，他会拿一个在党内稍微有说服力的那么一个帽子去给人家扣上。毛那个帽子是精心定制的。但是我们这位伟大领袖在这方面，我觉得他是没有毛的，他肯定水平不是毛。

我觉得有三种，一个是路线斗争，一个是工作作风，一个是政治安全。路线斗争是毛那个，本本主义、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第二个是工作作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第三层是政治安全，是什么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毛的时代其实没有发明什么名词，因为毛的年代就是路线斗争嘛。我觉得毛的时代的后期，他路线斗争偃旗息鼓一点点，下面人搞的是这个工作作风。比如说四清运动跟五反有点像，但五反主要是政治安全，到四清运动就变成了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运动。这些其实就是工作作风型的了。

那现在习的这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其实打击的是工作作风。因为其实现在党内，我认为基本上不存在路线斗争。那么他现在对于经济的打击，像滴滴美国上市、蚂蚁金服，这些又是政治安全了。只是那时政治安全体现为行贿和偷税漏税现在也有。扫黑除恶再加上反贪，这里面都有行贿和偷税漏税。只是现在中国经济体量大了，出现了新的政治安全的罪名，不是行贿和偷税漏税，而是国家资料出卖。比如说数字安全这些问题，比如说国家经济安全、技术安全、资源安全。这些是毛的时代经济没到这地步嘛。我觉得习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他觉得他应对的挑战和面对的外部环境比毛的时代更复杂。因为毛在世的时候，只要处理好跟苏联的关系就OK了嘛。

不安全感的形状

习现在面临的形势和毛当时面临的形势完全不一样。毛如果说比如三大改造，社会主义总路线这些问题，那个时候还看不出政治斗争的痕迹来，就是他想经济上是一个激进主义的策略。但是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基本上看来他是保卫自己，他和刘少奇这帮人斗争，如果他不早出拳，他也有可能被这些人干掉。从国家的、执政党阶层角度来讲，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搞政治斗争。他不是从国家存亡角度来讲，因为国家存亡好像没那么多危险性。但是今天，习我们可以想象，政治斗争也保证是有的。另外一个，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当年毛是不一样了。毛当年打完了江山，事实上没有任何政治的反对派能挑战合法性。习不仅是有政治斗争，如果他不在这里，共产党就完蛋了。这是他所面临的和毛不一样的重大的一个条件。

刚才三个里面只有作风问题那一栏不涉及政治斗争。只是毛的路线斗争是明着来的，但政治安全都是涉及安全斗争。我觉得当时毛的政治安全都是党内的。公私合营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这些泥腿子派别和城市派的斗争嘛。毛一定非常担心，因为毛是一个对城市工作没有经验的人。如果不搞，中国白区党的势力比较大。如果当时中国的经济核心和政治核心在城市，在跟工商界知识分子合作，毛会觉得这不是我做的，一下都是白区党占了。你刘少奇周恩来都是白区党。他用井冈山的经验搞不了上海北京。所以我认为做公私合营过渡时期总路线，加速进社会主义，跳过新民主主义阶段，跟他个人是有很大关系的。我觉得也是抢夺一个话语权，比如主动权，这事儿谁说了算。

我觉得习也一样，像滴滴和蚂蚁金服这样的，跟国家利益没有冲突，但是是超出他认知的，超出他手段的。首先我觉得习不是典型的对外合作派，就朱镕基后来他们这些是典型的跟美国华尔街的合作派。他在厦门市委书记的时候搞小三通，在福建的时候姿态也很开明。到了上海，好多外企都是他在做上海市委书记的时候开始谈判。所以也不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排外的。但他的一切是一个手段，只能假设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保自己保政权。

你也不能把他想得太像毛那样会路线斗争，我感觉他的脑子就是那种中国最原始的封建社会的，不能功高盖主。你马云太厉害了就不行，如果这个企业像吴小晖呼风唤雨上万亿，我就把你搞死。我觉得不同人的不安全感有一个形状。毛泽东的不安全感来源于他掌控不了的知识、外界和经济专业性。毛泽东认为你们会用经济专业性、会用外语、会用城市经验颠覆我。他对彭德怀最生气的话，说他小资产阶级狂热，小资产阶级狂热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懂你还要搞。

习的不安全形状就是江时代之后经济跟政治的结合。习会觉得他的不安全，是你们有一些集团，这个集团的存在就会限制我的权力的绝对性。不管吴小晖、扫黑除恶、马云，包括打散党内体系。苗华和李东本来干别人的，干掉之后只剩张又侠了，他认为只要下面形成集团和派系，我就不安全。所以他的不安全形状就是反派系，不管是政治派系还是政治经济结合的派系。也就是说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你们必须是分散的，只针对我。这更接近古典皇权的那种想法。

共产党这些大企业背后都有一个直通中央的人，都是有派系的。像万科，马云当时和江泽民的孙子搞在一起，白手套太多了分不清楚了，就都不要了，只能允许一只白手套。从组织架构上，国资委的权力在这十来年发挥到极致。国资委可以干预到180家国有大型企业事无巨细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提淡马锡模式，国家掌控所有股权，底下活力很足。淡马锡是真投资，资本主义主权基金。但我们搞百分之一黄金股，其实是政治审查股。百分之一有一个董事会席位和否决权，还不掏钱，全世界没有这样的东西。

企业家的处境与隐忧

回到那个问题，现在中国企业家有没有普遍的隐忧？有人说这你就应该都出国，也有人说深圳隐形冠军在国内干得好好的，从来没搞过我们。也不是说高枕无忧，地方逐利性执法跟习总想法没关系，地方财政不好就来要你的钱。对习总来讲，可能两类企业有担忧。一类企业是跟习总感受到的国家安全有关：信息的、科技的、粮食的产业链的，企业做大了习总就要。第二种是你跟习总感受到的派系有关，过去跟上层特别近，那估计就完蛋。中国没有一个企业家能够跟习总这样心连心的。我其实感觉大家都不安全。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在中国现在比较安全：第一，你确实没有在国家产业链战略安全的核心岗位上，你是搓轴承的；第二，在经营中不沾政府投资、政府的钱，不行贿，主要是外贸；或者你就卖山东戗面馒头，一天卖200万个馒头，不对党国构成任何威胁的小企业你可以存在。但是存在和有安全感这是两个概念。你和这些企业家聊天，那个群体不停的有人出问题，所以大家没有安全感。第一是侥幸，第二是觉得和市委书记是哥们送过钱，在现在你最好不给他送过钱。按行业去划分，做房地产、矿业要国有资产使用权、土地转让，涉及到政府资源权都很危险。所有和政府招投标有关系的，所有招投标几乎都是虚假投标。你以为百分之百置身事外养猪的，结果抓农业局干部也必须让你承认。

企业家原罪其实毛时代有，现在也有。党国一直会抓着这些人小辫子。如果按针对企业的各种法一对，所有人都是犯罪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就在你头顶，党国说了算。我觉得《三大改造》这篇文章不会让那个剑更近了，顶层意志对于资本主义的原罪和这种技术性的原罪不一样。地方政府财政不够了，黑龙江街上所有店都关了，因为消防随便罚30万。这种你要问顶层是不愿意的。为什么顶层搞《民营经济促进法》？是因为经济安全不喜欢远洋捕捞，伤害他的税基。但地方财政管什么明年交税，只管今年三保资金。这种技术性的风险在中国是广泛存在的，跟三大改造顶层路线导致的风险不一样。

顶尖级的企业家给我感觉吓得一个个要死，拼命地装孙子。他们的危险来自于多个方面，既有政治站队，也有政策。最后有个问题，五岳散人认为中国企业家就危险到这份上了。该不该润？很多人赞成，但几乎不可能说服企业家。只要我赚钱，有女朋友在国内，凭什么出去？被抓起来的企业家肠子悔的都青了，但在外边的企业家谁愿意出来当平等人，在国内是人上人。

最近黑龙江有两个案子，黑龙江哈尔滨税务局对北大荒上市企业进行处罚14个亿。北大荒在东北就意味着政府。金税四期高强度协议性征税，不仅远洋捕捞，甚至近海捕捞。各行各业都疯了。所以远洋捕捞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越演越烈。你不能只看统计学，因为缺乏身边经济学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