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荒原：简中世界的知识禁区与学术虚无

大家好，我是张内咸，又见面了。台湾影史票房冠军**《阳光女子合唱团》**在国内上映后，我是第一时间就去看了。对我来说，这是华语世界里近期最重要的事。相比之下，郑丽文来访只能算第二重要的事，作秀远大于实际意义，更何况这场秀也只是对岛内影响比较大，中国人根本不认识她，更不可能理解她为什么特意选在4月7日这一天空降大陆。她想表达什么，背后有哪些隐喻，国内哪家媒体能给解读一下？

别开玩笑了，第一，他们根本不知道；第二，即便有人知道，也不能说。要不是因为去年我做了一期节目讲了讲，哪有中国人明白是怎么回事。在我们这边，台湾历史是一个字都不能提的，别说普通人不懂，就连学者都不懂，完全是认知盲区。不仅在出版界，台湾历史是绝对的禁区，即便作为学术界的内部资料也是禁区，比党史敏感多了，级别不够绝对接触不到。问题在于级别够的都是军方的人，他们又没有任何学术能力，这就造成了简中世界对于台湾研究的一片空白。

比如我家旁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理论上应该是全中国最懂台湾的地方，但对于那些御用文人，大家还是别抱太高的期待。在这个体制里能混上去的，多是骗经费的马屁精，不学无术、尸位素餐。说白了，这类研究所与其说是学术机构，不如说是统战机构，效率极低且经费流向不明。这种学术圈在思想精英层面上对于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 主张通过社会改革和政府行动来改善人类境况的政治哲学）的漠视与无知，让我感到震惊。

我曾跟研究美国的年薪百万专家吃饭，他竟然不知道总统山上第四个雕像是谁，误以为是小罗斯福，其实是狄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这反映出一个严重问题：连专业学者都不研究美国的进步主义。你去看百度百科上的“进步主义”词条，编目内容驴唇不对马嘴。之所以错得离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台湾有个进步主义的党——民进党。为了给领导出气，高层智囊团故意跟民进党反着来：民进党支持的我们就反对，民进党反对的我们就支持。久而久之，中共不自觉地把进步主义定为万恶之源。

轴线两端：从进步主义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加速演变

这种“为了反对而反对”的逻辑不仅是闹着玩，更是一个危险的转向。你把一个党派当成敌人，和你把一个党派的思想当成敌人，完全是两码事。长此以往，中国自身就会不知不觉走到进步主义的对立面上。那么在政治光谱上，进步主义的对立面是什么？答案是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 将生物学的自然选择法则错误应用于人类社会，推崇弱肉强食的理论）。

进步主义与社达（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简称）恰好是一条轴线上的左右两端。社达思想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应用到人类社会，认为进步是靠优胜劣汰实现的，从而把人分三六九等，推崇丛林法则，鼓吹男性中心论，反对女性权利和社会福利。这种思想在100年前的欧洲很流行，直接诱发了世界大战。一战后的德国虽然被打趴下，但全民勒紧裤腰带又迅速崛起，说明军事威慑压不住民族骨子里的野蛮，只有经历思想转变才能实现永久和平。

而起到改造民族精神作用的就是进步主义。进步主义最初就是为了驳斥社达而产生的，它认为人之所以比动物高级是因为有道德和良知，会同情弱者。人类的进化应体现在社会正义的进步上，而非优质基因的传递。虽然进步主义跟社会主义在反对社达上很像，但最大的区别在于进步主义并不反对资本主义。老罗斯福曾说：“开明的进步主义与开明的保守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在美国，反对社达是不分驴象的基本常识。

冷战的结果实际上是保守主义同进步主义联手协作，才战胜了社会主义。政治是争取中间派的艺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The End of History: 认为自由民主制可能是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之所以被批判，就是没考虑到这一因素。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社会达尔文主义都是人类文明的公敌。二战后这种思想本已销声匿迹，但为何在当下的中国，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反而越看越像法西斯？就是因为强烈反对进步主义，结果把自己推到了轴线的另一侧，向着社达端加速演变。

共情断裂：丛林法则下的电影票房与社会心理

回到电影本身，《阳光女子合唱团》在大陆惨败，票房甚至没过千万。这尴尬的不仅是制片方，更是中共宣传的“两岸一家亲”。这部电影在台湾有250万人观影，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口看一部国片是奇迹，说明它击中了台湾社会超越蓝绿的最大公约数。然而，这个公约数到了对岸却成了“人嫌狗不待见”的东西。

电影开场前，国内电影院放的是解放军征兵广告，在清明节看这个显得极其诡谲。大多数中国人无法与电影中的人物情感产生共鸣。我挑选了一些典型反馈：有人困惑为什么监狱里能电发染发，觉得女子监狱像女工宿舍；有人质疑剧情不合逻辑，无法共情犯人。很明显，中国人理解的监狱跟台湾相差太多。他们不知道这部片是在宜兰监狱实拍的。事实上，中国的女工宿舍和学生宿舍，条件确实不如国外的监狱。中国学生穿着奇丑的校服、不能留长发、埋头做题，日子过得比犯人还惨，所以看到电影里的劳作场面才会破防。

更深层的情绪是厌恶。那些家境优渥、有护照学历的“高端粉红”，骨子里透着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上等人配上等人的命，下等人就该住在连监狱都不如的宿舍里劳改。他们认为台湾人朴素、善良、柔弱，所以“放心”了——这种放心本质上是觉得对方好欺负。

中国观众的最大公约数是《哪吒》和《长津湖》，而台湾是《阳光女子合唱团》。《哪吒》的逻辑是“我活不活无所谓，我只要你死”；《阳光女子合唱团》则是“生命短暂，珍惜每一个爱人的机会”。一个是教恨，一个是教爱，这已经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文化、两个世界。因为反对进步主义，简中世界把自己推向了仇恨与互害的深渊。

价值倒退：三十年间监狱题材背后的现代性丧失

即使同样的题材让中国导演拍，观众也未必接受。2025年的国产电影《向阳·花》虽致敬了同一原型，但为了符合国情，改得面目全非：没有重刑犯，犯人因色情直播入狱，劳改场面是标准地踩缝纫机。这种“系统的一部分”意识刻在每个中国人脑子里，大家无法理解为什么对犯人要讲人权。在简中语境下，犯人就是“坏人”，坏人就该被淘汰，这种冷酷甚至延伸到了出狱后的社会歧视——只要你有前科，无论罪名多轻，都会被划入特殊系统，永世不得翻身。

这种糟糕的社会现状其实也就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如果你把时间倒转30年，去看1996年谢晋导演的**《女儿谷》**，你会大为震惊。那部电影虽然也是女子监狱题材，但思维方式却跟今天完全不同。主演有刚出道的赵薇，还有日裔演员。影片真实展现了那个年代每个人的精神状态：大家在操场参加升旗仪式，脸上却带着困惑，似乎在问“我爱国家，国家爱我吗？”

《女儿谷》探讨了她们为什么会成为罪犯，反思政府是否该承担责任。那时的中国不会因为讨论这些就判你“寻衅滋事”。电影里有公开的同性恋角色，女囚能在监狱里养孩子，甚至有人因为**“流氓罪”**（Hooliganism: 1997年废除的法律术语，定义模糊，曾作为打击社会异见或不检行为的口袋罪）入狱后还跟隔壁男监犯人谈情说爱。更难得的是，连狱警都是有血有肉的，他们对体制不满，也想改变，想去做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

那时候的监狱被视为微缩的社会，苦难是共同的，所有人需要团结。电影尾声，因童年创伤而成为社会边缘人的角色在控诉体制后，悲伤地唱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红歌伴随着哭泣落幕，发出了直击灵魂的拷问：谁是接班人？我们又为谁接班？三十年前的电影人比现在的年轻人更像是现代人。我们正在往进步的反方向走，直到这个文明在歌声中彻底老去。

我是张内咸，咱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