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个核心的争论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做这个报告。我现在人在香港，非常抱歉不能亲自来到东京。我非常喜欢东京，也经常过去，但因为明天需要上课，所以无法亲临现场，在此先向大家致歉。

首先感谢东京大学，感谢主持人和各位朋友的统筹。我今天主要谈论的题目是“社会福利与个人自由”，并从左翼自由主义（Left-liberalism: 一种既强调个人自由，也主张通过社会制度安排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政治哲学）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最近我在台湾出版了一本新书，比较系统和完整地整理了我自己对自由主义的一些想法。今天我不可能将整本书的内容完整报告，只会聚焦于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这也是当今中国关于自由主义或左右派讨论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社会福利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与张力。

我希望能提出一个比较新的看法。如果大家接受我的观点，或许会对这个问题产生一些不同的想法。但我特别要强调，请大家不要太介意或先入为主地看待所谓“左”或“右”的标签。我们今天具体谈论问题，希望先将这些标签放下，从问题本身出发，看我们如何理解它。

今天我们谈的是政治哲学，我会尽量慢慢讲。我大概会用一个小时到八十多分钟的时间，简要报告我的主要观点，之后大家可以随意提问。

主流观点：社会福利与个人自由的对立

在关于自由主义或社会福利的讨论中，有一个非常流行的看法：主张社会福利就意味着个人自由的减少，甚至是 对自由主义的背叛。很多人认为，如果你谈论社会福利或主张社会再分配，那么你的立场就是左派，而不是自由派。

社会福利通常指国家通过征税，为公民提供一系列经济和社会资源，以此满足公民的基本需求并提升生活质量，例如义务教育、全民健保、公共房屋、退休及失业保障等。在大部分民主国家，无论是日本、台湾、澳洲还是欧洲国家，都在推行这类社会福利政策。

然而，从一些自由派的观点来看，他们会提出这样的质疑：推行社会福利必然要征税，而征税就意味着对市场的干预，干预市场就等于干预经济自由。因此，推行社会福利的国家，必然要赋予国家很多权力。结论就是：福利越多，个人自由就越少。很多人认为，社会福利或许是好的，但其代价是牺牲个人自由。既然自由派追求个人自由，那么就应该反对社会福利，因为它与自由主义的立场背道而驰。

我今天的立场恰恰是挑战这种主流看法。我的主张是：一个主张社会福利的国家，并不必然意味着个人自由的减少，也不必然是对自由主义的背叛。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重视社会福利和社会再分配。

我希望最终论证，社会福利不应被理解为个人自由的对立面，也不应仅仅被看作是为了平等、正义等其他价值而对自由做出的妥协与牺牲。我的批评恰恰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提出的：如果我们是自由主义者，我们有理由支持社会福利。

我的论证策略是，从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对自由的定义出发，通过概念分析指出：财富的再分配，本身就是一种自由的再分配，而不是自由的净损失（net loss）。社会福利作为资源再分配的一种方式，是国家通过制度安排进行的自由再分配。

三种代表性的自由主义定义

为了理解主流观点，我们先来看几位思想家的定义。

第一位是李泽厚先生，当代中国非常重要的思想家。他曾这样定义自由主义：“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指的是以现代个人权益为基石，以社会契约为原则，要求保护私有财产，维护个体自由，强调自发的市场竞争和自由市场经济，要求政府不加干预。” 这个理解相当标准，很多人都认为自由主义就是重视市场自由、主张小政府大市场，并对国家权力保持戒心。

第二位是叶浩先生，他近期在《波士顿书评》的一个访谈中谈到左右派的区别。他认为：“左右的核心是政府该不该拿有钱人的钱去补贴穷人的生活。” 左派主张征收富人税、提供免费医疗等，而右派坚持市场机制，认为贫富差距是自然结果，政府不应介入。他总结说，这种差异是价值取向的不同：“左派最在意的是平等，右派则是自由。” 这种观点也非常流行，即左派要平等，右派要自由，两者互不相容。

第三位是秦晖老师。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现在他们很多人说国家为什么要征税？就是为了要搞公共福利……他们有了支持高税收，因为这些人主张普罗大众需要高福利。” 他接着说：“有的就反对高税收，因为他们想要更多的自由，不愿为福利牺牲自由。” 这句话非常关键，与前两位的看法一致：要福利，就要征税，就要干预市场，就要牺牲自由。

秦晖老师在另一篇著名的文章《权力、责任与宪政》中进一步阐述：自由主义的要旨在于限制政府权力以保障人民自由；而社会民主主义的要旨在于问责政府以推进福利与平等。追求福利与平等，就必须相应地扩大政府权力，而这会以自由为代价。

总结这三位代表性人物的看法，他们本身或许并非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ism: 一种主张将个人自由最大化，并将政府干预最小化到极致的政治哲学）者，甚至也主张国家应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社会救助。但他们都认为，真正的自由主义必然将自由置于首位，因此任何社会福利主张都是对自由的削弱和限制。这种削弱或许有其正当理由（如为了平等），但代价是牺牲自由。最终，左右派之争的根本就是自由与平等之争。

这种主流认知带来了什么？

这种将自由主义等同于右派、等同于支持市场放任的观念，在中国思想界形成了广泛共识，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后。

其后果是：

1. 支持自由主义的人，自觉地放弃了公平、平等、正义等政治价值，担心这些价值会损害自由。他们将自己的论述收窄到仅限于经济自由的层面。
2. 批评自由主义的人，则将市场资本主义导致的所有不公、不正义和贫富差距等问题，都归咎于自由主义。他们认为要改革社会，就必须放弃自由主义。

如此一来，自由主义似乎只能与赤裸裸的市场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失去了其吸引力和批判性。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就不能谈论平等、正义和公平，因为一谈论这些，就等于要牺牲自由。这种立场使得很多追求更公平社会的年轻一代，不再将自由主义视为理想的政治蓝图。

经验数据挑战传统认知：自由指数最高的国家为何都是福利国家？

接下来，我们看一些统计数据来检验这个主流看法。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每年都会发布经济自由指数（Economic Freedom Index）。他们对经济自由的定义，符合我们通常理解的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 指个人不受外部，特别是政府或法律的强制和干预的状态），即个人在经济领域受到的限制越少，能做出的自由选择越多，经济自由度就越高。

根据最新的排名，前列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新加坡、瑞士、新西兰、美国、加拿大、日本（第11位）、台湾（第19位）。中国大陆排在第104位。

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这些排名靠前的国家，绝大多数不仅是民主国家，更是福利国家，其社会福利程度非常高。按照秦晖、叶浩等人的定义，社会福利越多，经济自由应该越少。但数据显示，这些高福利国家，其经济自由程度为何如此之高？这与我们通常的左右派观念似乎是矛盾的。

香港案例：一个被误解的“自由放任”经济体

有人可能会说，排名第一的香港是例外。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佛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称香港是全世界最接近完全资本主义的地区。香港的经济自由指数也常年位居全球第一。

但香港真的是一个自由放任的地区吗？事实并非如此。

• 医疗：香港的医疗体系非常接近社会主义。市民无需购买强制性健康保险，公立医院的住院费每天仅为120港币，几乎所有重大手术费用都由政府承担。香港九成的住院服务由公立医院提供。
• 教育：香港实行十二年免费义务教育。大学学费的87.5%由政府资助，个人仅承担12.5%。政府在教育上的开支占总开支的18.6%。
• 公共房屋：尽管私人房价全球最贵，但香港有约210万人（占总人口30%）居住在租金远低于市场价的公共房屋中。
• 社会福利：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同样巨大，为长者、残疾人士、家庭等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

这说明，即便是被视为“自由放任”典范的香港，也提供了相当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世界上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是福利社会。

第三条道路：超越党国资本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先进国家选择“小政府、大市场、低税收、低福利”作为发展模式。然而，这恰恰是中国许多自由派人士所设想的理想。福利制度并没有像自由右派预言的那样，必然导致个人与政治自由的丧失。

这不禁让我们思考：在党国资本主义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之外，是否存在第三条路？

我认为存在，这就是左翼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制度安排：

1. 保障平等的基本自由与权利。
2. 实行宪政民主与民主选举。
3. 建立机会平等的社会，尤其是在教育和就业方面。
4. 通过税收和社会再分配，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
5. 在合理约束下，接受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
6. 在社会生活中，倡导平等尊重与互相承认的文化。

这套主张，与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和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人类自由指数（Human Freedom Index）中排名最靠前的国家（如瑞士、新西兰、丹麦、瑞典等）的社会模式基本一致。这些国家既保障政治自由，又是福利国家。

对自由放任主义核心论证的反驳

自由放任主义者可能会反驳说：这些民主福利国家只是“相对自由”，并非最理想的状态。在他们看来，最自由的状态是国家取消所有社会福利。他们认为，这些国家为了平等而牺牲了自由，因此最好的制度仍然是纯粹的市场资本主义，哪怕它会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

这个论证基于几个前提：

1. 前提一：自由是最高价值。
2. 前提二：贫穷本身不会令人不自由。
3. 前提三：政府的任何干预（如征税提供福利）都意味着自由的绝对减少。
4. 结论：真正重视自由的社会应反对社会福利。

我同意前提一，但坚决反对前提二和前提三。

重新定义关系：金钱、财产与自由

反驳前提二：贫穷本身就导致不自由。

我们对自由的定义是：一个人能够免受限制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自由，就是受到外在力量的限制。

现在我们来看金钱与自由的关系。以乘坐东京地铁为例，你需要一张有余额的交通卡。这张卡就像一张通行证，让你免受地铁公司的限制，自由进入。如果你没有卡，或者卡里没钱，你就会被阻止，你的自由就受到了限制。为什么？因为地铁是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

在这个意义上，钱是你能够自由乘坐地铁的必要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绝大部分物品和服务（住房、交通、医疗、教育、食物）都是私有财产。金钱就像一张通用通行证，允许你免受法律限制而获得你想要的物品。因此，财富越多，你拥有的自由就越多。一个穷人，当他身无分文时，会真实地感觉到寸步难行，他失去了乘坐地铁、去餐厅吃饭、看电影的自由。

所以，前提二是错误的。贫穷本身就会极大地限制人的自由。一个导致大量贫困人口的放任资本主义社会，其中的穷人不仅生活困苦，更是极度不自由的。

反驳前提三：财富再分配是自由的再分配，而非绝对减少。

设想一个富人拥有一个美丽的大公园，这是他的私有财产。他可以在里面自由散步，而其他人未经允许不得入内。这意味着，私有产权在保障业主自由的同时，也限制了非业主的自由。

现在，假设政府买下这个公园，并向所有市民免费开放。公园变成了公共财产。市民们使用公园的自由因此增加了，因为他们之前没有这个自由。当然，富人独占公园的自由减少了。

这个例子说明：产权的再分配，同时也是自由的再分配，而不是自由的绝对减少。

政府通过征税提供社会福利，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当穷人通过福利获得资源时，他们的自由增加了。虽然征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富人的自由，但这并非自由的“绝对减少”，而是将自由从一部分人手中，重新分配给了另一部分人。

因此，前提三也是错误的。

结论：社会福利即自由的再分配

基于以上分析，我得出以下结论：

1. 竞争性市场必然导致大量贫穷人口。由于缺乏金钱，穷人所能享受的经济自由受到极大限制。声称资本主义能最大程度保障所有人享有相同自由，这是一个假象。
2. 国家通过财富再分配和福利政策，不仅改善了穷人的生活，更直接增加了他们的自由。这并非自由的绝对减少，而是自由在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那种认为“社会福利是为了平等而牺牲自由”的说法是误导性的，因为它完全忽略了福利增加个人自由的这一面。
3. “左派要平等，右派要自由”的二元对立是错误的。一个重视社会公平的左翼自由主义者，同样以自由为核心价值，但我们关注的是如何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使得每一个公民都能获得合理的资源，从而能够真正自由地追求自己想过的生活。

因此，民主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是以更公平的方式保障所有公民享有合理的自由，而不是为了平等而牺牲自由。从自由的观点出发，我们没有理由接受自由放任主义。

中国未来的发展，应该走第三条路：我们既不要威权主义，也不要自由放任的市场资本主义，而是要追求一个民主、自由、福利的社会制度。这正是我所主张的左翼自由主义的政治想象与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