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危机与IMF的争议
当今世界的一个角落，一场灾难正在上演，经济学家称之为“贫穷国家的原罪”。这种诅咒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反复出现，例如斯里兰卡正经历的主权债务危机（Sovereign Debt Crisis: 国家无法偿还外债的情况）。最终，斯里兰卡不得不向IMF-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协调各国汇率、国际支付并向出现支付问题的成员国提供借贷的国际金融组织）寻求帮助。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斯里兰卡在过去一年中一直抗拒IMF的援助，即使在国家崩溃的边缘，也迟迟不愿求助。要知道，斯里兰卡此前已接受过16次IMF的帮助，但此次却避之不及，仿佛与IMF借款是与魔鬼签订协议。
为何斯里兰卡如此抗拒甚至恐惧一个意在帮助它的组织？通过调查IMF在谷歌上的评价，其评分仅为2.4分。这些评论并非针对普通商家或景点，而是网友们表达不满的一种巧妙方式。人们为何如此憎恨IMF？为何历史上只要IMF出现的地方，就一定伴随着抗议？为何人们称这个看似助人的组织为“骗局”和“强盗”？
深入了解这些问题背后的历史与原因，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世界经济的诸多困境：例如贫穷国家为何总是逃脱不了债务危机，所谓的“原罪”究竟是什么，它与IMF有何关联，资本又是如何利用这些危机获利的，以及世界经济秩序正在发生的新变化。
IMF的诞生与布雷顿森林体系
IMF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的1944年。要真正理解它，我们需要将时间回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结束后，西方各国经济遭受重创，一些国家开始操纵汇率，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强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这种行为引发了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的汇率战（Currency War: 各国通过操纵汇率，让本国货币贬值以增强出口竞争力的行为，导致货币竞相贬值），俗称“货币战争”。尽管短期内可能带来出口优势，但长期来看，这导致了恶性循环、经济萧条和国际经济混乱。
一战后的货币战和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 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的严重经济衰退）给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二战临近结束时，美国和英国开始规划战后经济秩序，以避免历史重演。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小镇，44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著名的布雷顿森林协议（Bretton Woods Agreement: 1944年签署的协议，规划了战后的国际汇率、贸易平衡和经济秩序，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体系）。该协议对战后的国际汇率、贸易平衡和经济秩序做出了规划，其中最重要的决议是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每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其他国家的货币汇率与美元挂钩，即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 以黄金为锚定的一种固定汇率机制，确立了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其本质是以黄金为锚定的一种固定汇率机制，并确立了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确定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
仅有协议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维护体系运行的机构。于是，世界银行（World Bank: 国际金融机构，主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和援助，用于具体的长期发展项目）和IMF应运而生。世界银行的功能主要是为各国具体的长期发展项目提供贷款和援助，例如帮助战后欧洲恢复经济和基础设施。而IMF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监督和执行机构，负责协调各国汇率和国际支付。IMF的本质是一个基金，资金来源于各成员国每年的会费。如果成员国在国际支付上出现问题，就可以从这个基金里借钱，有点像信用合作社（Credit Union: 一种互助金融机构，成员共同出资，风险共担），风险共担。
IMF的权力结构与运作方式
然而，IMF从建立初期就埋下了不公的种子。截至目前，IMF有190个成员国，涵盖了全球主要经济体，每个成员国都具有投票权。但与联合国不同，IMF的投票权是不平等的，取决于各成员国缴纳的年费配额多少，即“谁交的钱越多，谁权利越大”。而年费配额的多少又取决于该国经济在全球的规模和重要程度。显然，美国的经济规模最大、最重要。
根据2022年6月的统计数据，美国在IMF的投票权占16.5%，拥有绝对优势；日本位居第二，占6.14%；中国第三，占6.08%。从全球分布来看，投票权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欧洲等西方国家手中。尽管二战已结束半个多世纪，IMF至今仍反映着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秩序。
若再审视IMF的组织架构图，这一结论更加明显。其核心是执行董事会（Executive Board），其负责人是总裁（Managing Director）。历史上，担任此职务的无一例外全是欧洲人。而总裁的副手——副总裁（Deputy Managing Director）历史上则无一例外都是美国人。同时，世界银行的主席也始终由美国人担任（除了2019年临时的代理主席是欧洲人）。美国和欧洲在世界银行和IMF中分享权力，是一直以来的传统。
搞清楚了IMF的构成及其所代表的利益，我们便可以探讨其运行方式。IMF建立初期的主要职责有四点：
- 协调并调节各国之间的汇率，确保布雷顿森林汇率体系的稳定。
- 监督各成员国的经济政策，追踪各地经济和金融情况，并在必要时对有问题成员国提出警告和整改要求。
- 提供经济方面的技术援助和培训。
- 向收支平衡出现问题的成员国提供借贷。这些资金主要来源于成员国缴纳的会费。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停止了美元与黄金的兑换，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许多国家开始执行不同程度的浮动汇率制度。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复存在，但以美国和欧洲为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并未改变，IMF也因此得以继续存在。其主要职责现在剩下三项，其中向出现危机的成员国提供贷款成为其最突出的功能，IMF也因此被称为“国际金融危机的救火队长”。
严苛的贷款条件与“原罪”理论
许多国家憎恨IMF的主要原因正是其本用于“救火”的借贷。IMF的贷款并非无偿提供，它往往附加非常严苛的条件。这些条件通常包括要求中央银行独立、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削减赤字、增加税收、提升利率、收缩信贷、降低工资、抗击通胀，以及让有问题公司和金融机构破产。这些措施往往导致大量失业、经济衰退，引发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使贷款国人民遭受更多苦难。
这听起来似乎不合常理：既然是来帮忙的，为何如此严苛？如同谷歌评论中网友所言：“我借了点钱，但被打断了膝盖，严重不推荐。”然而，若将IMF的借贷单纯视为掠夺性贷款或用阴谋论解释，则过于片面。我们有必要解释IMF的出发点。
IMF之所以附加这些严苛条款，正是因为这些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都犯有一项被经济学家们称作的“原罪”：他们过于依赖外资债务（Foreign Debt: 国家向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或私人机构借入的以美元等外币计价的债务），欠下了太多以美元为主的外资债务。美国可以印美元还债，但其他国家不能，这使他们暴露在货币危机的风险之中。一旦经济出现危机，贸易赤字过大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就可能引发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 资金从一个国家大量流出，通常发生在经济不稳定或货币贬值预期时），进而导致汇率贬值，引发更多资本外逃，进一步导致外汇储备枯竭和汇率贬值。同时，汇率贬值使外债借款成本变高、借款更难，导致资金链断裂。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可能导致该国出现货币危机，无法偿还外债，甚至国家违约，即主权债务危机。
如同个人陷入债务危机一样，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的原因也复杂多样，但自身不可能毫无过错，例如错误的经济和货币政策、缺乏监管的金融市场、过度借贷、泡沫经济，甚至是腐败等。IMF的出发点是，要恢复经济健康，就必须像治病一样，下一副猛药。IMF的药方并非空穴来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后，美国经历了一段高通胀、高赤字、高失业率的时期，正是通过上述一系列痛苦措施才控制住了通胀，迎来了经济的长期蓬勃发展。IMF确实认为这些措施有效。
然而，“病来如山倒，祛病如抽丝”，这些措施需要循序渐进。IMF药方的问题在于，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而言，它来得太急太猛，反而引发更多问题，使该国经济进一步恶化，人民遭受更多痛苦。因此，对老百姓来说，IMF的出现，就意味着“I’m Fired”（我被解雇了），意味着要过苦日子了。IMF的借贷虽然能让这些国家短期熬过债务危机，但这些严苛条件可能使其经济遭受长期重创，更加依赖外资，跳入债务危机的死循环。与其说外债是这些国家的原罪，不如说它是戒不掉的毒品。
IMF在制造“原罪”中的角色
然而，IMF招人恨的原因远不止这些严苛条件。因为最初让这些国家患上“原罪”的始作俑者，很大程度上也正是IMF。今年3月，IMF发布了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管控的机构意见更新，其中提到，在一定情况下，各国可以预防性地选择控制债务资本的流入，以确保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这一意见更新意义重大，因为正是IMF在国际资本管控上的意见，导致许多国家患上了所谓过度依赖外资的“原罪”。
1944年IMF刚成立时，其两位主要设计者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和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都推崇贸易自由，但不主张资本自由流动。他们意识到不受控的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影响汇率稳定，扰乱国际金融秩序，引发危机。他们要求各国进行一定的外资管控，这一点反映在IMF协定第六条第三点“对资本转移的控制上”。
然而，IMF关于资本管控的态度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变化。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1991年苏联解体，这在西方世界中标志着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一种经济哲学，强调自由市场、私有化、减少政府干预和自由贸易）的胜利，也影响到了资本市场。美国财政部和IMF中的许多人认为，既然自由贸易能给全球经济带来好处，就应该进一步允许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彻底自由化。在IMF的影响下，许多国家开放了本国资本市场，导致大量私人国际资本流向许多发展中和贫困国家。外资确实给许多国家带来了经济发展，但也同时带来了“原罪”，使许多国家过度依赖外资债务，经济泡沫也开始积累。
1997年，亚洲爆发货币危机，受影响最严重的韩国、泰国、印尼和菲律宾都不得不求助于IMF。IMF也照例为他们开出了之前提到的严苛条件，有些条件甚至堪称丧权辱国。例如，韩国被IMF要求立即立法让央行独立，而后央行直接受到IMF的控制；当时韩国正在竞选新总统，IMF强迫所有竞选人都要预先同意IMF的一系列条件，否则就不予贷款。
就在亚洲各国经历危机时，IMF却在1997年末的年度会议上提出要修改协议，要求各成员国完全开放本国资本市场，禁止资本管控。这显得非常尴尬，因为正是IMF当年要求这些国家开放资本市场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现在却要把这写入IMF的协议。在一片反对声中，这项决议最终未能通过。尽管协议未改，但IMF对待资本管控的态度并没有太大改变，直到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文档。都说IMF是救火队长，但起火的原因也有它的一份“功劳”。
IMF对债权人的偏袒
我们说了半天，一直没有提及这些债务危机的另一方：债权人。IMF招人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危机中对债主的偏袒，造成了对贫穷国家系统性的不公，甚至是控制和掠夺。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IMF很大程度上是代表债主的利益。因为一个国家越有钱，就越可能成为债主，而越有钱在IMF中的投票权就越高。1956年阿根廷刚加入IMF不久就发生了债务危机，债主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巴黎俱乐部”（Paris Club: 由主要债权国组成的非正式团体，协调对负债国提供的官方贷款的债务重组）来集体讨债，而这些债主们也都是在IMF中拥有更多投票权的欧洲国家。这个俱乐部一直到现在都存在。巴黎俱乐部代表的是国家官方资本；但债主中还有私人资本。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私人资本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占的比例迅速增加，它们也会成立各种组织来商讨如何讨债。实际上，触发许多国家债务危机的资本外逃往往是私人资本。
我们需要清楚的是，这些资本借钱给其他国家本质上是投资，而投资就会有赚有赔。然而，IMF的介入往往会造成资本只赚不赔，多赚少赔，不用承担投资失败的后果。在2000年以前，IMF的借款流程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出现债务危机后向IMF提交《意向书》（Letter of Intent），申请借款；然后IMF进行审核，敲定大概的贷款附加条件和贷款金额。下一步很关键，负债国必须和所有的债主们进行谈判，达成债务重组协议。常见的债务重组方式有推迟还款、债务置换、延长贷款时长、减免一些利息和本金等等，总之债主多少得牺牲一点利益，很多时候能拿回本金就算很走运了。但问题是，IMF要求负债国必须和所有的债主都达成协议之后它才放款，哪怕有一个债主没谈妥，IMF都不会把钱给你。这叫做NLA政策（No-Lending-in-Arrears Policy: IMF在负债国未与所有债主达成债务重组协议前不予放款的政策）。这相当于给了债主们一把枪，指在负债国的脑袋上谈判。正常点的债主都会要求负债国连本带利全额偿还。甚至有的债主会做钉子户，故意拖着不达成协议，最终为自己拿到更好的条件。所以，这哪里是IMF去救负债国，这根本就是IMF去救债主。因此，华尔街的资本可以肆无忌惮、毫无克制地向各个贫穷国家放贷。
在1997年，IMF还做了另一件偏向债主的事情。当时韩国、泰国许多金融机构和企业被迫进行破产拍卖，IMF规定只有外国资本可以购买，韩国本国资本不得参与。而这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西方国家通过控制资本流动收割其他国家优质资产”的重要出处。所有这些不公其实正是IMF流程造成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在经济学中，指一方在签订合同后，其行为会改变，因为知道自己无需承担全部后果的风险）。
如果我们复盘大部分主权债务危机，能从中看到一个非常黑暗的规律：首先IMF吸引你入会，但你没有平等的投票权；然后IMF要求你开放本国资本市场，让你过度依赖外资负债；接着经济泡沫破裂，你陷入主权债务危机；你不得不向IMF借钱，接受严苛条款被其控制；然后全国勒紧裤腰带还钱。而国际资本在这个过程中承受很少的损失，甚至大赚一笔。
IMF的改革与未来的挑战
IMF并非不知道自己所受到的指责。这些年他们也在逐渐纠正错误。前面提到的关于国际资本管控态度的更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在组织结构上，IMF也逐渐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投票权。在具体操作流程上，1999年修改了NLA政策，允许IMF可以在负债国没有同私人资本达成债务重组协议的情况下放款。但IMF大多数情况下仍鼓励债务双方全部达成协议，除非有非常少数不怎么重要的私人债主非要做钉子户，把其他债主得罪了，IMF才会考虑抛开他去放款。2015年，这个条款再次被修改，上次是私有资本，这次是允许在国家官方债主没有全部谈妥的情况下放款。
然而，这个改变很有意思，因为从2010年以后，中国和印度等国逐渐成为许多贫穷国家的大债主。他们可不是巴黎俱乐部的成员。因此，如果中国和印度做钉子户，那么按照原来的章程IMF就不能放款，那么巴黎俱乐部的成员以及西方资本就不能得到及时救助。例如，这次斯里兰卡的债务中，最多的47%来自国际金融市场的借贷（这些债主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官方和私有资本）；10%来自日本（日本也是巴黎俱乐部的成员）；而另有10%的债务来自于中国。这就是为什么有新闻说中国是这次危机中的“未知变量”（Wild Card），可能会阻碍债务重组谈判。所以，IMF的这些改变不一定单纯是为了负债国好，它也可能是世界格局改变以及债主之间斗争的产物。
当然，公平地说，IMF也做了一些实质性的改变，例如它会选择减免一些负债国从IMF的贷款，同时鼓励债主们去减免债务，做更多的妥协等等。但这一切在我看来，来得太晚，太慢，远远不够，甚至不真诚。因为从IMF诞生的那天起，它也背负着一个“原罪”，那就是它代表的是少数强者的利益，执行的是他们对世界的规划。
在准备这个视频时，我看到2021年7月的一条新闻，让我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新闻说的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基金贝莱德（BlackRock）的主席拉里·芬克（Larry Fink）呼吁世界银行和IMF做出巨大改革，为绿色能源时代做好准备。这听起来似乎很“政治正确”。但是他提到，IMF应该做向绿色能源转型的保险，为私人投资者减少风险。他说有很多私人资本可以流入到新兴市场中，但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国际金融机构如何大规模地去支持它们的低碳投资。难道这还不明显吗？资本很自然地认为，IMF就应该是他们的保险，为他们所谓的“投资”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