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二胎与危机的酝酿

十几年前，一位朋友在国内酒后吐露心声。他有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女儿，那是他的大女儿。他还有一个小儿子，当时还在上小学。他在体制内工作，太太做生意，他们夫妻俩都喜欢孩子，不想只生一个。然而，如果生二胎，他的工作可能就保不住了。他太太生了二胎，是个儿子，但他们一直不敢告诉女儿那是她弟弟，怕女儿在外面说漏了嘴，惹出祸来。他们跟女儿说那是农村亲戚的孩子，寄养在他们家，跟她做伴，以后可以在城里上学。他们夫妻对朋友也是这么说，朋友们也不知道那个男孩是他们的儿子，当然在户口本上也不是他们的儿子。直到女儿来美国留学，他们才把事情告诉她，说那不是你表弟，那是你亲弟弟。多年以后，等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他们才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一家人。那个连生孩子都要偷偷摸摸的国家，据说正在东升西降。

前面一期节目，我们讲中国人口结构性坍塌造成的社会危机。危机的爆发看似突然，但在爆发前却经历了一个持续的酝酿过程。细心的听众可能还记得，我们曾经引用海明威的名句“Gradually then suddenly”（逐渐发生，然后突然爆发）来描述这个现象。经济学上有一个多恩布什法则（Dornbusch's Law: 危机从缓慢酝酿到突然爆发的规律），讲的也是危机从缓慢酝酿到突然爆发的规律。经济学家鲁迪·多恩布什（Rudy Dornbusch）的原话说得很直白：危机的到来比你想象的要漫长，但是危机一旦到来，发生得比你想象的要快。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从“拍脑袋”定调开始实施，经过四十多年酝酿，到眼下爆发不可逆转的人口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个过程完美地验证了多恩布什法则。

中国人口危机的现状与独特性

中国人口的结构性坍塌，以及这种坍塌导致的社会危机，比几乎所有权威机构的预测来得都快。就在几年前，世界银行还在预测中国人口要到2029年才会出现拐点，人口才会开始减少。中国社科院几年前还在预估要到2027年中国人口才会出现拐点。就连《经济学人》比较悲观的预测也认为中国人口至少能撑到2025年才会出现拐点。但是拐点在三年前就已经发生了，2022年中国人口开始减少，一发而不可收，连减三年。去年，也就是2024年，中国人口一年就减少了139万。根据上面的那些权威机构的预测，中国人口减少的趋势在未来几十年将会不断加速。

人口减少可以说是中国的灰犀牛（Grey Rhino: 指那些显而易见却又容易被忽视的巨大威胁），只要睁开眼看肯定能看到，因为它个头太大太显眼，不需要专业知识就可以看到，就可以做出判断。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421家庭结构（4个祖父母、2个父母、1个儿女的家庭模式）肯定会导致人口越来越少，但它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而是会发生在代际更替之际。比人口数量减少更深一层的一个问题是人口的结构性坍塌，就是我们前面一期节目中分析过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社会丧失活力，无力供养已经过了劳动年龄的老年人，养老体制将会难以维系。

有人说，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生育率下降，也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我们曾经分析过，其他国家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自然过程。经历了上百年，至少是几十年的时间，在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后才发生的。而中国从轻度老龄化社会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只用了二十来年时间，这不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而是一个人为干预的结果。而且中国是未富先老（Unrich before old: 指在经济尚未达到发达水平时，人口结构已呈现老龄化特征），同样是家里四个老人、两个年轻人，如果一家老人有钱，另一家老人没钱，这两家年轻人的养老负担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是老龄化的两个国家，如果进入老龄化的速度不一样、社会发展程度不一样、富裕程度不一样，并不一定有可比性。党国的强制性独生子女政策人为斩断了人口的自然生育规律，造成出生率断崖式下降，造成人口年龄的结构性坍塌。这跟单纯随经济发展而出现的自然生育率降低的现象没有可比性。在中国，畸形人口结构造成的社会危机，罪魁祸首不是经济发展，而是四十多年前武断出台的那个强制一胎化政策。

独生子女政策的决策过程与“人口爆炸论”的误用

很多中国人有一种误解，以为中国如果不强制一胎化，人口早就爆炸了。这种误解的直接来源是党国的宣传洗脑。为了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党国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宣传人多的坏处，用“人口爆炸”这种语言来恐吓民众。人口爆炸论（Population Bomb Theory: 一种认为人口增长将超过地球资源承载能力，导致灾难的理论）的说法不是党国发明的，而是西方学者发明的，但是这种说法一提出来在西方就受到广泛质疑。我们下面会讲人口爆炸论在西方的遭遇，在这里只提一句，就是在西方人口爆炸是一种理论假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从来没有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科学依据。但是这样一种假说到了中国就成了独家真理，不容质疑，而且直接变成了有史以来最激进的国家政策。一本写中国一胎化政策的书《独生：中国最激进的实验》（One Child,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Radical Experiment），作者方凤美（Mae Feng）当时是《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这本书对独生子女政策的定位相当准确，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最激进的政策，比大跃进、比文革都要激进，它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家庭结构、生育观念和中国未来的发展轨迹。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激进。早在1970年代初，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提倡节制生育，当时是采取一种相对温和的政策。虽然温和，但是效果明显。1960年代每一名中国女性平均生6个孩子，到了1970年代末已经下降到每名中国女性平均生3个孩子。这个事实表明，在实施强制性一胎化政策以前，中国人已经在自觉地少生孩子了。如果沿着这条比较温和的道路走下去，中国本来可以实现平缓的人口转型，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生育观念进一步转变，生育率自然会进一步降低。但是中国政府觉得那样太慢了，他们不但要改天换地，而且要彻底改变中国人的生育方式和生活方式。他们要像规划钢铁产量和粮食产量一样去规划人口数量，灾难的源头来自一个顶层设计的人口指标。

毛泽东统治中国27年，把国民经济折腾到了破产边缘。破产边缘是中央文件的说法，实际上早就破产了，不是在边缘。毛泽东死了以后，他的继承人首要任务就是恢复经济发展。1970年代末，中国高层提出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他们担心庞大的人口会拖累经济，会吃掉经济发展的成果，会阻碍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1978年12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争取在三年内把我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以下”，这是他报告的原话。这个完全脱离现实的目标并没有经过严谨的专业论证，一旦宣布它就成了政治任务。为了完成这个“拍脑瓜”定下的激进指标，整个宣传机器、整个官僚机器开始疯狂运转。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了“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口号。这个口号还给生两个留下了一点余地，但是呢，留余地不是中国山寨集权体制运转的常态，它的常态是不留余地。1979年初，邓小平说要“力争人口降到千分之五，用行政的、经济的办法都可以，只要能降下来就是最大胜利”。随后陈云说，要再强硬些，明确规定“只准生一个，准备人家妈断子绝孙”。1979年6月，负责计划生育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木华说，“主要办法是要求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减少已消灭多胎现象”。8月，陈木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争取在200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零，必须大力提倡和推广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到零的主要办法”。到了1979年底，陈木华直接了当地说：“过去我们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现在提出来最好一个，后面那个最多两个没有了。”

这就是一胎化政策的出台过程，它根本不是基于专业研究，而是高层跟着感觉走，先“拍脑袋”定指标，然后整个决策机器层层加码，制定出极端政策，自上而下动员起来。然后整个官僚系统自下而上表忠心，迎合上意，各级官僚为了立功在执行过程中再层层加码。本来就极端的政策执行起来就更加极端，无数家庭惨剧、无数个人悲剧，一场席卷整个国家的重大人祸就这么酿成了。

“为权力服务的科学家”与伪科学的加持

这个系统的运转离不开一种人，就是科学家，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家，而是中国特色的科学家，或者说是为权力服务的科学家。中国特色科学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要为权力服务。科学家要服从政治需要，政治需要亩产万斤，科学家就要论证亩产万斤。独生子女政策当然离不开这种科学家的加持。一胎化本来是一个政治决策，在“一胎化”的政治决策开始推行之际，一位名叫宋健的科学家粉墨登场，为一胎化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这里的“科学”是加引号的。宋健不是社会学者，也不是人口学家，而是为苏联培养的导弹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是导弹的飞行轨道。

1978年宋健在欧洲访问的时候，偶然接触到了用控制论（Cybernetics: 研究系统控制与通讯的科学）和系统工程（Systems Engineering: 一种跨学科的工程管理方法）来预测人口的方法。他灵机一动，认为控制人口增长就像控制导弹的弹道一样，是个系统工程，可以用数学模型来模拟。回国以后，宋健组织了一个由控制论、数学和工程专家组成的团队，开始用自动控制理论来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他们用数学工具建立了一个人口系统模型（Population System Model），试图精确预测未来100年中国的人口。然后他们设定了一个“科学”的人口目标，在2050年或者2080年把中国人口优化到7亿左右。宋健团队根据自己建立的模型计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果：中国人口将在几十年后爆炸到无法承受的地步，为了避免人口爆炸的灾难性后果，必须实行“一胎化”政策。一胎化是宋健团队计算出来的“最优解决方案”，不仅要立即执行，而且要严格执行几十年，才能在21世纪中叶把人口降到7亿这个“最优目标”上。宋健和他的团队把一份充满数学公式、图表和计算机模拟结果的“科学报告”呈交给了中国最高层领导。

这份报告为严格执行一胎化政策提供了“科学论证”。当然，这里的“科学”也是加引号的，是中国特色的科学。为了论证一个政治决策的科学性，宋健把原本用于计算机械运动的数学模型生搬硬套到极其复杂、充满变量的人类社会身上。这种政治挂帅的工程学思维忽视了人口问题背后复杂的人性、社会、传统、习俗、伦理和感情因素。极权政治加上为政治目标服务的工科思维，结果就是一场不可逆的人祸。这场人祸酝酿了几十年，然后全面爆发，造成了无解的社会危机：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人口迅速老龄化，劳动力供应萎缩，还有无数失独家庭的巨大痛苦。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宋健并不是一胎化的发明者，他的团队在1980年拿出这份“科学报告”的时候，一胎化政策已经在中国推出一年了。他实际上是充当了为政治决策做科学论证的这样一个角色。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说他是一位中国特色的科学家，是一位为权力服务的科学家。他的科学不是追求真理，而是围着政治权力转。这也是集权制度令人恐怖的地方。集权需要一个科学的理由让自己的暴行合法化，而为权力服务的科学家恰好能提供这种科学理由。这种科学跟伪科学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位学者名叫梁中堂，他一直批评宋健的方法。在他看来，人口问题是个社会问题，是个社会学问题，它的增加或者减少不是某种科学计算能决定的。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为一个工程控制问题，这本身就是反科学的。从钱学森论证亩产万斤到宋健论证一胎化，两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都证明了一个道理，就是集权制度加上为权力服务的科学家是制造灾难的完美配方。

西方“人口爆炸论”的遭遇与制度的差异

人口爆炸理论、控制论、数学模型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都是西方发明的。为什么这些理论和方法在西方国家没有导致人口灾难和社会危机，但是在中国就酿成了一场前无古人的灾难呢？西方不缺少“科学性白痴”，也没少发明荒谬的理论，像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教授。他的专业是生物学，专门研究蝴蝶，但他对人类命运有极大兴趣，特别忧虑人口太多了，地球环境承受不了，导致人类灭绝。他把生物学原理直接套用到人类社会生产，在1968年出版了一本书《人口炸弹》（The Population Bomb），说人口正成几何级数增长，地球上的土地种不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那么多人，这将导致社会崩溃和全球性的生态灾难。他在书中预言到1970年代、1980年代将会有数亿人饿死，印度将会发生大规模饥荒，英国到了2000年将不复存在，将从地球上消失。他的解决方案是，立即采取强制性措施控制人口增长，加重税赋惩罚那些多生孩子的家庭。他甚至建议在自来水和食品中加入避孕药，让妇女一喝水一吃饭就想生也生不了了。不知道宋健的团队有没有读过保罗·埃利希的书，从他哪里得到灵感。但保罗·埃利希的解决方案听起来比中国的一胎化政策还要极端，还要反人类。至少中国政府还没有偷偷往水井和自来水中投放避孕药。

这本书在当时引起轰动，引发了很多人对人口爆炸的恐慌。但是，60多年过去了，保罗·埃利希的预言一个都没有实现。世界上并没有饿死几亿人，印度并没有发生大规模饥荒，英国在那里还好好的，还没有从地球上消失，而且仍然是发达国家。中国人口也大规模增长，但是过去60年也没有发生饥荒，反倒是在人口比现在少一半的时候饿死了上千万人。虽然保罗·埃利希耸人听闻的理论早已经被现实证伪，但他在这60多年中继续在媒体上夸夸其谈，当然不是谈他的本行生物学，而是谈人类发展、谈地球环境。在他的人口炸弹刚出版的时候，就有一些农业专家、经济学家反驳他的观点。比如说，农业科技水平大幅提高，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人口增长速度，不会因为粮食不够而导致饥荒。而且，随着农业社会的城市化，女性的生育率也会不断降低。

有位经济学家叫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他批评保罗·埃利希把人类社会当成生物界这种做法。在人类社会，资源稀缺会导致价格上涨，但是价格上涨会导致人类创新，寻找替代品和替代方法。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一直靠技术创新来解决资源稀缺的问题，这使得人类社会跟生物界有着根本的差别。按照保罗·埃利希的理论，地球上的资源有限，工业生产必须的各种金属会越来越稀缺，价格也会越来越贵。朱利安·西蒙针锋相对，他说，恰恰相反，技术创新会解决稀缺问题，金属价格不会越来越高，而是会越来越低。他跟保罗·埃利希打赌，让他选择5种他认为是因为稀缺会涨价的金属，看看10年以后的价格是涨还是跌，两人押注1000美元。10年以后保罗·埃利希赌输了。他选择的五种金属价格全部比十年前还低，技术创新和市场机制使这些金属的供应超过了需求的增长，价格不增反降。虽然保罗·埃利希在书中做的预言都错了，打赌也输了，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做著名学者。

幸运的是，这种“白痴性”的科学家生活在西方。他们的荒唐理论不会被政府钦定为绝对真理，更没有民选政府会按照他们的激进的解决方案制定政策，因为民选政府要受到选票、受到法律、受到市场和舆论的制约。保罗·埃利希的理论不仅遭到其他专家学者的反驳，而且政府也不敢为了控制人口去接受他建议的强制措施。任何违背宪法、违背民意、违背天理人伦的倒行逆施，都面临在法庭上被推翻，在选举中被惩罚，在媒体上被抨击的命运。

极权制度下的灾难放大与中国未来图景

但是人口爆炸理论传到中国，跟极权制度联姻却是完全不同的结果。极权制度没有制衡，没有制约，缺少有效的刹车机制，集中力量办大事儿，以惊人的效率制造灾难。它也不允许反对意见，甚至在学术界也不允许公开辩论。当宋健的团队把符合政治决策的“科学报告”呈交到最高层的时候，一切公开辩论都已经不可能了。任何反对声音都会被政治手段打压下去。结果就是几十年后的人口结构崩塌，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几代国民不得不承受难以承受的社会危机。可以说，保罗·埃利希的人口爆炸理论在西方只是个思想实验的错误，它被现实证伪，被其他学者纠正。而在中国，因为极权统治的制度劣势，宋健的人口模型却没有局限在思想实验的错误上，而是像病毒一样被从思想实验室带出来，交给权力为权力所用，在现实世界造成了一场已经无法完全纠正的巨大灾难。

从实行一胎化政策到现在已经40多年。当年的“科学模型”已经被现实证明是为政治权力服务的伪科学，在制造了无数人间惨剧之后，全国上下开始品尝一胎化政策无法逆转的恶果，连续几代人不得不经历这场断子绝孙式（指因无后代而导致家族血脉中断，形容后果极其严重）的危机。2024年中国出生人口只有954万，到2050年这批孩子正值27岁的黄金年龄，是社会的中间力量，但是跟退休老人的数量相比，他们少得可怜。2025年将会有多达2000多万的中国人到退休年龄，这是个令人绝望的抚养比：一年900多万年轻人要抚养2000多万退休老人，年复一年，这代年轻人怎么能撑得住啊？不只是这代年轻人，未来的好几代年轻人都逃脱不了这种命运。可以想象一下，在中国这个未富先老的社会，一对夫妻上面要赡养四个老人，下面可能还要抚养孩子。他们自己拼命工作，不但要养家糊口，而且还要从微薄的收入中拿出越来越多的钱，去填补中国的养老金黑洞。只是想象一下，在这样的重压之下，年轻人还敢生孩子吗？现在的年轻人中流行一句话，“不婚不育保平安”，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调侃，这是年轻一代在绝望中做出的理性选择。

最后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可能你还不了解的事实：中国已经是一个比美国还老的国家，中国人口的中位年龄（Median age: 将人口按年龄排序后，处于中间位置的那个年龄）已经高达40.1岁，而美国人的中位年龄只有39.1岁。你不要以为自己听错了，再从另一个角度再说一遍：美国现在成了一个比中国还要年轻的国家。是谁在短短几十年之内就把中国搞成了一个急速衰老的老人国呢？听完了上面的分析，听众肯定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未来十年二十年，我们看中国，看到的将是一个体量巨大但步履蹒跚、未富先老的巨人。他本来就在历史牢笼中艰难挣扎，迟迟无法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政治转型，无法建立起宪政民主的基本现代文明秩序，而现在呢，他又过早地衰老了。一个衰老的“土皇帝”统治的老人国，这就是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的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