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兹奖的历史性突破
[Speaker 1]: 2026年7月23日，美国费城传来一则消息，让整个中国数学界沸腾了，也让全球无数华人倍感振奋。两名中国籍数学家王虹和邓煜获得了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这也是该奖项创立90年来首次有中国籍数学家获得这个荣誉。菲尔兹奖可以说是整个数学和科学界最难获得的奖项之一，比诺贝尔奖还要难得多。因为诺贝尔奖每年都有，但菲尔兹奖每四年才颁发一次，每次不超过四个人，而且只颁给四十岁以下的数学家，那是十足十的含金量。
两种截然不同的舆论交锋
[Speaker 1]: 消息一出，网上很快就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阵营，双方吵得不可开交。一边是爱国爱党人士们骄傲地说，王虹和邓煜可不是什么外籍华人，两位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都曾经在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学习，说明中国基础科学开始收获成果，中国的人才培养体系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属于中国的时代即将来临。《人民日报》也立刻出来邀功，发表锐评说，这是中国重视基础教育杰出的硕果，我们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创新的导向如今更加鲜明。 另一边则说，少来邀功了。王虹和邓煜的博士训练、学术方向、导师资源，以及本次获奖的整个研究过程，全都是在欧美体系下完成的。邓煜甚至都没有在北大完成学业，只是读了两年就转校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了。现在王虹是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邓煜为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这一派人认为，如果他俩当年没有离开中国，早就深陷于职称评审、项目申请、人情关系和各种行政考核当中。所谓获奖了，都得给领导敬酒，他们根本不会有机会做出今天的成绩。 除了这两派人马争论功劳属于谁以外，当然还有另一群人毫无意外地出现了，我把他们称为道德债主。还是那套熟悉的谴责台词：“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祖国培养了你们，学成以后为什么不回国任教？为什么拿着中国国籍却在替美国和法国做科研？现在中国互联网上甚至还流行一句话：“留在海外是一种亏欠，归国才是一种偿还。”
两个待探讨的核心议题
[Speaker 1]: 那么今天的节目我想跟大家探讨两个问题。第一，这两枚菲尔兹奖究竟应该算是哪个体制的成果？之前我们的共识是，中国擅长制造工程和应用，中国学生擅长考试，缺少原创能力。但如果说现在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开始在基础数学和科学理论方面获得重大成果的话，那么王虹和邓煜的成就是否能证明中国制度，也就是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开始取得成果了呢？属于中国的时代真的要来了吗？ 第二个我今天要讨论的是一个更加沉重的话题。随着中国和西方民主阵营的意识形态分歧越来越明显，中美竞争白热化，在科技和人工智能都成为国家战略一部分的情况下，下一个出生在中国、接受中国基础教育的科学家是否负有回国贡献的道德义务？
[Speaker 0]: 啊。
[Speaker 1]: 好了，那么在我深入探讨这两个问题之前，我想我们有必要先快速地了解一下王虹和邓煜究竟做出了什么成果，为什么这两枚小小的奖牌会在全球华人圈引起如此巨大的震动。菲尔兹奖表彰的是那些在四十岁以下就已经站到数学最前沿，并且有可能影响整个领域未来发展的人。我说过了，菲尔兹奖每四年才颁发一次，加上今年的四位获奖者的话，自1936年至今的90年间，总共也只有68人获得过这份殊荣。跟诺贝尔奖相比的话，即便我们去除掉文学奖、和平奖以及经济学奖，只计算化学、物理和医学诺奖的话，125年来总共有658名获奖者，几乎是菲尔兹奖的十倍。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在王虹之前，90年来只有仅仅两名女性数学家获得过菲尔兹奖。王虹是第三位，真的是极高的成就。那为什么两位中国籍获奖人是那么大的一件事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表，这是在今年以前世界各国获得菲尔兹奖的情况。欧洲和美国遥遥领先。欧洲这里其实主要是法国一国就占到了欧盟25枚当中的12枚。这张表把中国列为一人，其实是不准确的。制表人应该指的是1982年获奖的美籍华人丘成桐。丘成桐虽然出生于广东，但几个月大时就随父母移居香港，后来在美国完成博士，并长期任教，获奖时也并非中国籍。
[Speaker 0]: 嗯。
[Speaker 1]: 所以这一次王虹和邓煜获奖时，才会被中国官方媒体称为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两人都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并且在中国接受过部分本科教育。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会感到非常自豪的原因。
[Speaker 0]: 嗯。
[Speaker 1]: 数学这个学科确实是这世上最纯粹、最不讲情面的学科了。有很多领域，比如工程技术的突破，有时候是通过雄厚的资金、先进的设备和集中力量办大事来实现的。但数学真的不行。在高阶数学的领域，你有这个天赋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怎么努力和砸钱都没用。最顶级的数学突破，靠的就是天才的头脑和纯净的思考环境。 那王虹和邓煜具体是做出了什么成果才获得菲尔兹奖的呢？简单来说，王虹和美国数学家Joshua Zahl合作发表了一篇长达127页的论文，解决了困扰数学界上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而邓煜则是从微观例子的运动出发，成功推导出宏观世界中的气体运动方程，在希尔伯特于1900年提出的第六个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两个数学难题真的要讲起来极其艰深，我这也不是一个数理频道，感兴趣的朋友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科普，今天我就不展开了。
王虹的成长轨迹与求学经历
[Speaker 1]: 好了，那么就来到本期视频的第一个主题，这两枚菲尔兹奖究竟应该算是哪个体制的成果呢？这是否能说明中共的制度优势已经开始显现，属于中国的时代就要来临？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应该先来看看王虹和邓煜的人生经历。在中国出生的他们，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王虹，199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她从小就喜欢数学，但2007年参加高考时，成绩一般，甚至不足以直接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因此，最初被录取的是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但她毕竟最爱的是数学，后来通过转系考试，终于进入数学科学学院，并在2011年从北大本科毕业。正好这时，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到北京选拔学生，王虹通过考试前往法国。真正改变她研究道路的时刻发生在2013年。当时，她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参加研究实习，听了Larry Guth教授的一场报告。她第一次发现那些看起来极其艰深的几何问题，可以被解释得如此清楚。第二年，她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并选择 Guth 作为导师。从那以后，她逐渐进入挂谷问题、傅里叶限制猜想、几何测度论这些最前沿的领域。
[Speaker 1]: 2019年博士毕业后，她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后来先后在伦敦大学学院和纽约大学任教。她是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期间决定挑战三维挂谷猜想的，最终完成证明。现在她是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的终身教授，同时兼任纽约大学教授。 其实从她的经历和采访当中，我们是可以明确看到的，究竟是中国体系还是欧美体系，帮助她取得今天的成就。她在一次采访中明确说到，其实她在北大学数学的时候是有挫败感的。她一度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做数学研究，甚至一度想转到建筑学。但她到了法国之后，却找到了自信，从此在数学领域进行钻研。当被问到为什么她在美国读博和执教了11年之后，最终还是决定回到法国执教时，她说那是因为法国是那个让她在数学上获得自信的地方，所以她选择回来。
[Speaker 2]: At Polytechnique, I spent eleven years in the US for my PhD, and also postdoc and professors. France was the place that I gained confidence in mathematics. So I feel like there is something special here. That's why I want to come back.
[Speaker 0]: 对对对。
[Speaker 1]: 在采访中还有这么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Speaker 2]: I did a reading course with a professor, even a senior. He told me that if I have any difficulty on reading, I could just collect them and ask him in the next meeting.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realizing I didn't have to figure out everything by myself, and someone is there willing to help me. And this gives me some reassurance, and I become more patient and less nervous. In the end, I was able to figure out most of the math by myself.
[Speaker 1]: 在巴黎求学时，居然是她第一次意识到，不必所有的困难都自己扛，有人愿意帮助她。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一句话。不难形象，她在北大的时候，可能几乎没有老师帮助学生处理遇到的困难。王虹在接受采访时所感谢的那些一路走来给予了她帮助、给你启发、引导她的任何机构当中，没有提起北大，也没有提起任何一位北大的老师。
[Speaker 2]: I had many wonderful professors, including Pierre-Louis Lions, Eva Bayer-Fluckiger, Patrice Philippon, Jean-Pierre Serre and Claude Viterbo. My role model in mathematics is really my advisor, Larry Guth. And when I was studying mathematics, I had to struggle a lot because I didn't always share the same point of view with people. But Larry Guth usually listens and then tries to follow my thought process. It helped me to gain confidence.
邓煜的学术之路与生态选择
[Speaker 1]: 另一位获奖者邓煜，1989年出生于深圳。他走的是跟王虹截然不同的路线，应该说更符合人们心目中那种数学天才的形象。从小数学就很好，围棋水平也非常高，甚至差一点成为职业棋手。2006年，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奥数获得金牌后，第二年保送进入北大数学系。但邓煜在北大只读了两年，2009年就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从 MIT 毕业后，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之后又取得纽约大学库朗数学科学研究所博士后。目前是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 邓煜获奖后，北大数学科学学院的官方公众号发了一篇对邓煜的专访问了24个问题。其中一条是：“很多学生在考虑是否出国深造、何时出国以及未来是否回国发展，结合您的经历，您会给这些学生什么样的建议？”邓煜的回答非常委婉，他说没有一个所有人都适用的唯一答案。但他说，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在整个学术生涯中，至少有一次较为完整的海外经历，目的不一定是最终留在国外，而是亲自了解另一种学术生态。至于之后选择在国外工作还是回国发展，我认为都完全可以，真正需要考虑的是哪种环境更适合自己的研究、生活和长期规划。那么，菲尔兹奖得主邓煜认为哪个环境更适合他的研究和长期规划是显而易见的。 但你知道最可悲的是什么吗？邓煜的这个回答，后来在北大官网上居然被删掉了。没办法啊，这就是当下中国言论空间的现状，说不得真话。哪怕已经是一个如此委婉和温和的回答，同样容不下。这不是什么官媒网页，是北大。所以你跟我说什么清华北大跻身世界一流大学，我想说，连高等学府最基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做不到，还谈什么一流大学呢？
到底是谁的体制成果？
[Speaker 1]: 所以你问我王虹和邓煜这两枚菲尔兹奖是不是中国体制的成果？我的答案很明确，当然不是。其实恰恰相反，我想说的是，王虹和邓煜的成就恰恰证明了开放的社会、自由的思想，才能培养出顶尖的人才。当然，中国的教育体系为王虹和邓煜提供了扎实的基础教育，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以他们两位这种级别的天才，任何稍微正常的国家都能提供这样的基础教育。关键在于最后让他们能够真正完全绽放，充分展现自己才华的土壤究竟在哪里？ 而且中国能提供扎实的基础教育，也并不等同于这是中共制度的成果。我在火箭回首那期节目里就讲过了，中国人取得的成就不自动等同于党取得的成就，更不能证明一党专政具有优越性。北大数学系的教授把课教好是教授的贡献；学生付出十几年努力，是学生和家庭的贡献；整个社会崇尚读书，重视数理教育，则是中国文化长期形成的传统。这些功劳凭什么最后全都记在统治者的账上呢？ 政府恢复高考、扩大教育、允许人才出国当然是正确的政策，但这些政策的正确之处，恰恰在于他们结束和松开了之前的政治破坏与封闭，让人才重新获得选择权。一个政党先把门锁上，后来终于把门打开，当然比继续锁着好。但他不能因为自己把门打开了，就宣布人民走出门外后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他的制度优势。改革开放值得肯定，并不是因为它证明了中共体制有多么先进，恰恰是因为它减少了这个体制对中国社会的束缚，让中国人的能力有机会正常释放出来。
开放流动与封闭环境的反差
[Speaker 1]: 那么我就请问各位了，过去十年来中国的整体政策和社会风向是更加开放了，还是更加封闭了呢？我想，对于任何在这段时间内真正在中国工作和生活过的人来说，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在我看来，中国人本来就聪明，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一旦不再让绝大多数人终身困在温饱问题里，并且不限制优秀的人进入世界学术体系当中的话，出现几个世界级数学家和科学家，本来就是大概率事件。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重视教育的社会传统，为他们提供了人才储备和扎实的基础。改革开放让他们有机会被筛选出来，接受高等教育并走向世界。西方自由成熟的科研生态，则让他们完成了从优秀学生到原创数学家的关键转化。这整条道路最核心的条件不是党领导一切，而是人才可以流动、知识可以流动、选择可以流动。这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都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怎么一到中国就变成了是党的英明领导，是皇恩浩荡了呢？
[Speaker 0]: 没有一个是不对的。
[Speaker 1]: 这个有人问，那为什么偏偏是现在？为什么中国等了90年，直到2026年才第一次出现中国籍菲尔兹奖得主，而且一来就是两个呢？答案其实没有那么神秘。王虹出生于1991年，邓煜出生于1989年，他们成长的年代，正好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开始高速发展，普通家庭生活开始走向富足的年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他们早出生个三四十年，他们的命运又会是怎么样的呢？那也同样是个中共领导下的中国，但在他们最宝贵的求学阶段，所遇上的是政治运动、大学停摆、知识分子被打倒，以及人为造成的大饥荒。甚至红卫兵冲进他们的家里，把他们的父母拖出来毒打并游街示众，就算没被打死，大概率也会被下放到偏远地区，骨肉分离，对不对？
[Speaker 0]: 对对。
[Speaker 1]: 但王虹和邓煜这一代人就幸运得多。他们小时候基础教育体系逐渐重建，他们进入大学时，中国家庭比过去富足得多。大学也已经重新接入国际学术网络，优秀的人才可以出国深造。这不是什么英明领导，除了那些非常贫困的非洲国家或少数处于长期战乱的中东国家，这是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都能够给到人民的最基础的条件。 比如说我出生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发展中国家，又是在一个才十几万人口的小镇长大，出生还比王虹、邓煜早个十年左右，但我同样能够进入斯坦福大学这样的世界顶尖名校。我感恩的是父母的付出和我自己的努力，从来不觉得这是马来西亚政府的英明领导。话说回来，马来西亚政府也没天天让我们感恩呐。只有那些曾经作恶多端，搞得民不聊生，社会数十年如炼狱一般的政权，才需要在打断你的腿之后，再给你一根拐杖时，去吹嘘自己的伟大。更可笑可悲的是，一群拿着拐杖感恩戴德的人。 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池子里，一旦不再让绝大多数人终身困在温饱问题里，出现世界级的天才是必然的事。更何况这个族群本身还特别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且同时具备刻苦耐劳的特质。 好的。在我看来，正是因为如今像王虹、邓煜、梁文峰、杨植麟等人的连续出现，所以我们才更应该问，在过去究竟有多少同样聪明的人，因为政权的昏庸腐败封闭所导致的贫困、饥荒、文革和闭关锁国，他们连发现自己天赋的机会都没有呢？丘成桐当年如果不是已经人在海外，大概率在文革中都被弄死了，还哪来后面的菲尔兹奖呢？ 这都还没算上从1980年开始的连续三十年惨绝人寰的一胎政策。根据中国卫生部门自己的统计，仅1971年至2012年，中国就发生了3.36亿例人工流产。再加上那些未被官方统计的私下堕胎、后期引产以及出生后因为是女婴而被遗弃致死的案例，全部加起来，保守估计大约在3.5到3.8亿人，相当于今天美国和加拿大人口的总和。这3.8亿个冤魂当中，又有多少个王虹、邓煜、梁文峰和杨植麟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说，我对中国过去十几年来从政府到社会又一步步走回老路，感到极度的痛心和担忧。现在中国的网络环境越来越封闭，言论空间越来越狭窄。2025年，全球流量最高的十个网站，没有一个是中国人能合法正常访问的。中共一边高喊“中国必须实现科技创新”，另一边却把全世界最重要的信息平台、学术资源和人工智能工具全都挡在墙外。 与此同时，中共不断挑起民族主义思想逐渐传导到民间，导致整个社会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思想越来越严重。这些年来，中共先是搞起了战狼外交，之后又不断弱化英语教育。北京地铁甚至一度取消了英语标识，改为拼音。政府长期带头划分敌我，民间自然也开始到处寻找敌人。学校不断给学生灌输仇视西方和日本的思想，儿童节不让孩子们开开心心过，反而搞起了抗战模拟，整个社会充满了敌视西方的情绪。外国品牌动不动就被抵制，一件衣服、一幅插画只要被认为带有类似日本的元素，就可能被扣上辱华的帽子。
科学家是否有回国义务？
[Speaker 1]: 再看看本次王虹和邓煜获奖后，在中国互联网平台上受到的谩骂和指责。一堆所谓的爱国爱党人士质疑他们，说国家培养了他们，他们跑去为西方国家做贡献，“忘本”、“精致利己主义”的帽子接着扣上。甚至还有人质疑，王虹为什么在北大要用英语来授课？如果你说这只是少数极端分子，错了，这些都是中共多年培养和煽动的结果。去年10月，《北京日报》才刚刚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拿没拿洋奖项不是定义中国发展水平的指标，批评外界用诺奖数量衡量中国的创新能力，称这种做法是在为“西方优越论”添加注脚。但最可笑的是，王虹和邓煜获奖后，《北京日报》又迅速发文祝贺，将菲尔兹奖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并强调这是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没得奖的时候，诺奖就是毫无含金量的洋奖；得奖后，突然就是含金量十足的数学界诺奖了，敲锣打鼓，生怕全国人民不知道党又培养了两个人才。 天才也是会上网的。假如你是王虹和邓煜，就算原本想回国的，看到整个社会从政府到人民全都是这种道德绑架的歪风邪气，你还敢回来吗？大家要搞明白，王虹、邓煜、梁文峰、杨植麟这波人其实是几十年前改革开放的产物，并不是当下政策的产物。今天政策的产物是要到几十年后才能看到结果的。如果中国政府执意继续走现在的这条路，那么几十年后的中国人也许会突然惊醒：我们曾经以为21世纪20年代是辉煌的开始，但其实是巅峰。 被眼前的成果蒙蔽，误以为以后就一定会越来越好，是人之常情。你去问问那些在2021年买房的人，你再去问问那些2002年的中国足球迷，当年中国男足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当时大家都以为那是中国男足辉煌的开始，但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原来那是再也回不去的巅峰。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足球体制走的是错误的道路，充斥着腐败、唯利是图、官僚主义和外行人管内行人。所以今天中共必须问问自己，中国足球是不是中国体制的一个缩影呢？
[Speaker 0]: 嗯。
[Speaker 1]: 让王虹和邓煜走到今天的，不是对人才加强控制，而是减少控制；不是要求学术服从政治，而是让他们远离政治；不是把所有的资源锁在国境以内，而是允许他们前往最适合自己的地方。所以对这两枚菲尔兹奖最准确的定义，并不是什么中国科研体制的胜利。这是中国人民在不受政治约束后的自然结果，是改革开放释放人才的结果，也是全球学术共同体自由流动、共同培养人才的结果。而在我看来，今天中共在走的恰恰是一条相反的道路。 好了，最后我来讲一讲关于“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王虹和邓煜获奖后，非常意料之中地，强烈的道德债主们跳出来了。一群估计连初中数学都考不及格的人，在评论区里却胆敢当场给菲尔兹奖得主下命令，要懂推知恩图报、不要忘本，你们应该回来祖国做贡献。 关于一个人应该更爱自己和家人，还是更爱国家，我在“我不爱国”这期节目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认为，任何人选择在任何国家工作、居住和生活，都只需要考虑最适合自己的人生，能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最开心的地方，跟你在哪里出生、哪里长大无关。出生在哪里是一个随机事件，而政府就是一个服务机构，保证人民吃得上饭、上得了学是最基本的义务，没有什么值得感恩的。我出生在马来西亚能上斯坦福，要是我出生在新加坡、在美国、在欧洲我同样上得了，所以我没觉得自己需要特别感恩。马来西亚从小到大把我送学校、送补习班、交学费的是我父母，不是国家。像王虹和邓煜这样的天才就更不用说了，只要不出生在少数战乱国，或者像朝鲜这种根本不能出国的，但凡只要是个正常国家，没有人能阻碍得了他们的成功。你说他们要感恩中国的培养，那如果他们直接出生在法国或美国的话呢？难道这条路不是走得更容易吗？王虹都不需要曾经质疑自己不适合学数学了。 还有人说，普通人可以自由选择，但科学家不一样。在意识形态冲突、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下，科学家有责任和义务为国效劳。我还是不认同。科学家首先是个人，凭什么就因为他们热爱科学和数学，就要牺牲自己的人生来成为政治家和制度博弈的牺牲品呢？你想在大国博弈中依靠人才胜出，那你可以塑造出一个更好的研究环境、更自由的学术生态、更开明的社会氛围来吸引人才，而不是通过道德绑架。 比如邓煜就是中肯地回答了北大几个问题，答案都要被删掉；王虹到北大授课用英语就要被批斗；DeepSeek成功后，立刻就被要求生成内容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要乱讲话，整个社会氛围更是充斥着歪风邪气。到知乎上搜“王虹”两个字，看看下面出现的相关搜索都有哪些。这个相关搜索是根据最高频率的一些搜索关键词自动弹出来的。看看中国网民们关心的点有哪些：王虹法国男友、王虹是什么民族、王虹前男友视频号。我在看一个王虹的视频时，这里出现的都在搜的关键词是“王虹结婚了没”。在一个批判王虹用英语授课的帖子底下，评论更加是令人作呕。就这样，你还指指望科学家们回国吗？ 一堆爱国爱党人士在那里谴责王虹，说她在获得菲尔兹奖之后没有感谢北大是忘本。我就在想开什么玩笑啊，北大让王虹连保研资格都没拿到，甚至差点失去了继续学习数学的信心。在我看来，是北大应该公开感谢王虹才对。北大是不是搞错了？不是北大培养了人才，是人才考去了北大；不是北大带给她荣耀，而是她带给了北大荣耀。 最后，如果我的节目有幸能被王虹和邓煜看到的话，我其实有话想对他们说。首先我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法国人，也不是美国人，但我是地球人。作为地球人，我恳请你们不要迫于任何的压力回国，而是选择一个能够无拘无束、专心思考和科研的地方。因为数学是全人类共同的资产。王虹证明的三维挂谷猜想不会被锁进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的保险箱，只允许法国人使用；邓煜关于玻尔兹曼方程的研究，也不会只提供给美国人阅读。最终他们的研究成果会成为整个人类知识体系当中的一部分。所以那些把基础数学说成是替法国科研或者替美国科研的说法，本身就是对现代科学最无知的理解。
托起后来者的学术传承
[Speaker 1]: 最后，关于王虹是否应该回国，我想让大家看一组最近几天很火的照片来作为本视频的结尾。在几天前举办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刚赢得菲尔兹奖的王虹发表报告时，当然是现场爆满。而这位在窗外探头探脑看着她的人是谁呢？正是她在采访中多次感谢的启蒙老师，也是他在 MIT 的博士生导师、顶级数学家 Larry Guth。他没有抢前排，没有让聚光灯往他身上照，而是默默地在窗外看着她。网友们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窗外的大师”。 熟悉中国学术和科研圈的人都在这张照片的评论区里感到非常唏嘘。很多人都在说，如果王虹在中国，她获奖的那篇论文的第一作者署名不可能是她，站在台上演讲的也不可能是她，大概率都是她的博士生导师。 对呀，其实刚刚就在王虹和邓煜获奖前几天，一名重庆高校的博士生导师才刚刚被爆出压榨博士生八年不让毕业。翻开这名博士生列出的工作清单，让人脊背发凉：十几份横向项目报告之外，还要帮导师做几十次的财务报销，帮导师代写了三个基金项目的本子，还要多次帮忙接送导师孩子。当博士生忍不住抱怨了几句之后，导师说出了他的那句名言：“在我面前，你如同蝼蚁。”这件事被曝光后，网上有很多中国博士生哭诉自己也是同样的遭遇，真的非常令人心酸。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这张照片。王虹的导师，这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世界最顶尖的数学家之一，穿着朴素，背着一个已经有些老旧的背包，隔着玻璃远远地望着自己的学生。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要求感恩，他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像一位父亲望着终于长大的孩子一样，脸上是藏不住的欣慰与骄傲。 这才是真正的学术传承：不是占有，不是掠夺，而是托举。他不站在聚光灯下分享学生的荣光，而是躲在幕后，以自己的肩膀托起后来者，让他们走向更高更远的地方。王虹以扎实而卓越的成绩回应导师多年的教导，导师则以纯粹的欣喜见证学生超越自己，走向属于她的舞台。我想，这就是文明的底色。 好了，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是老周横眉。
[Speaker 0]: 对。
[Speaker 1]: 所以，拜拜！我们下期再见。感谢观看。订阅的时候，请务必同时打开这个小铃铛。那么我更新的时候，你才能够及时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