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牌理论：财富所有权的终极解构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六号这一天，在人类金融史与慈善史上留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记。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全球著名的投资商与股神）在这一天站起来，向全世界宣布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他要把自己手里整整百分之八十五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由巴菲特掌控的跨国多元化投资控股公司）的股票全部送出去。在当时，这笔庞大股份对应的市值高达整整三百七十亿美金。
这是整个人类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以来，从来没有第二个人一次性拿出来过的巨额财富。在此之前，世界慈善史上的任何单笔捐款，在如此庞大的数字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然而，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有些邪门的，并不是这串令人目眩的神仙数字，而是巴菲特在这个决定背后展现出的极端纯粹——他什么都不要。
按照世俗对于顶级富豪捐赠财富的理解，有钱人散财往往有着极为明确的诉求。即便不为了减税等财务上的现实利益，他们往往也图个名声。例如在自己捐助的大学里盖一栋教学楼，在楼面上刻上自己闪闪发光的名字；或者像国内随处可见的邵逸夫先生捐建的“逸夫楼”一样，让自己的功绩立碑传世。又或者投资盖一座大型综合医院，并将这家医院命名为自己的名字。再不济，他们也会精心设计一个以自己或家族姓氏命名的某某基金会，让这个姓氏伴随着巨额的资金管理权，一代代永远流传下去。在世界顶尖名校的校园里，那些宏伟的图书馆、自习室，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以某位慷慨解囊的富豪名字来命名的。
然而，巴菲特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在这个涉及三百七十亿美金的庞大计划中，连一个字的名分都没有留。世界上不会出现所谓的巴菲特慈善基金会，不会出现巴菲特纪念医院，更没有任何一栋大学的行政楼、图书馆或者自习室会挂上巴菲特的名字。他选择了一条最干净、也最彻底的道路：直接将钱塞进别人的口袋里。
他把这一笔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款，直接送到了比尔·盖茨（Bill Gates：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与梅琳达·盖茨两口子共同运营的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专注于全球卫生与发展的慈善组织）里。具体的分配方案是，他手里持有的伯克希尔股票，每六股里他就直接白白送给盖茨夫妇五股。对于一个大半辈子把钱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为了实现财富增值可以近乎抠门的人来说，这样决绝而潇洒的撒手，简直违背了他过去几十年的所有行为逻辑。
如果深入探究巴菲特的成长轨迹，了解他的人都会知道，他小时候可完全不是这般慷慨豁达的模样。相反，早年的巴菲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极致财迷。小时候的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把辛苦赚来、攒下的每一枚硬币仔细数好，然后整整齐齐地锁在自己家里的私人抽屉里。那个小小的抽屉被他视作不可侵犯的领地，连他的亲生父母都绝对不允许触碰一下。这笔钱是属于他个人的，任何人也别想动。
在他长大成人、进入华尔街并开创了自己的投资事业之后，这股对资金的控制欲与占有欲也从来没有断过。为了凑足资金去购买那些估值更加便宜、安全边际更高的优质股票，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把自己非常看好、正在源源不断产生现金流的干货业务给变卖掉。在巴菲特的生命哲学里，赚钱这件事情是深深镌刻在他基因与血液之中的。钱对于他来说，从来就不是世俗所谓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身外之物”，而是他身体机能的一部分，是他生命活力的证明。
就是这样一位在赚钱游戏里沉迷了一辈子、视现金如生命的人，在走到了七十五岁这一年时，突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对全世界说：“这钱，我不要了，我全部送人。”这无疑是极度反常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心路历程，让他最终走到了这一步？又是什么力量，让这只紧握了一辈子硬币的手，心甘情愿地彻底松开呢？
这其中的核心奥秘，或许可以用巴菲特自己后来所作的那个著名比喻来解释。他意味深长地对旁人说，这些财富从来就不是真正属于他个人的，它们在本质上只是一张张寄存在他这里的寄存牌（Claim Check: 临时保管他人财物的凭证）。
这就好比我们去商场或者剧院存包，工作人员会递给你一个小牌子。这块牌子暂时由你来保管，但你非常清楚，牌子所代表的那件物品压根就不是你自己的财产，你迟早要把它还回去。巴菲特的意思非常明确，他手中持有的那笔惊人财富，在本质上是这个社会因为他在资源配置上的高超天赋，临时寄存在他这里的。他只不过是一个替社会打理资产的临时保管员，而这个保管期限是有终点的，他早晚得把这些牌子兑现，重新归还给社会。然而，这样一种超越了个人占有欲的宏大观念，他究竟是在哪一个节点才真正彻底想明白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两年前那个夏天——那是一个让他整个世界险些分崩离析的悲惨夏天。
悲恸与重塑：苏珊逝世后的情感纽带
二零零四年，巴菲特的结发妻子苏珊·汤普森·巴菲特（Susan Thompson Buffett: 巴菲特的挚爱妻子与长期精神支柱）永远地离开了他。在苏珊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巴菲特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巨大痛苦之中。只要他抬起头，视线一触碰到苏珊的照片，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止不住地往下流。
要理解巴菲特的这种悲伤，就必须明白苏珊在这个男人生命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巴菲特那个充斥着冰冷数字、复杂公式与海量财务报表的枯燥世界里，苏珊是唯一那条将他与真实的人类世界牢牢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巴菲特在现实生活与情感交流中几乎是个“残疾人”，他不懂得如何打理家务，不知道怎样去处理复杂的情感关系，甚至缺乏最基本的社交常识。而苏珊则是这个家庭的粘合剂，是那罐把全家人黏在一起的温柔胶水。家里大大小小的情感羁绊、节假日安排、孩子的教育，全部由苏珊一手包办，巴菲特则完全当了甩手掌柜。
正因为如此，在苏珊因病去世后，原本牢固粘合的家庭仿佛瞬间失去了支撑。苏珊在生前甚至还充满担忧地对朋友说，沃伦这个男人如果哪一天没有了她，如果她先走一步，这个在情感上极度脆弱的男人会不会就此彻底垮掉？他会不会一时想不开，做出什么极端的傻事来？
在苏珊去世后的头两个月里，巴菲特的状况确实非常糟糕。他整个人都蔫了，往日谈论商业时的神采飞扬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失去了精气神。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个经历了无数市场风雨的老人，最终展现出了他坚韧的生命底色。他并没有如苏珊所担心的那样掉进一个好几年都爬不出来的深渊，更没有走上极端的绝路。他选择了最老实、也是最痛苦的方式——把这份失去挚爱的悲伤一天天地熬过去。该哭的时候，他就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尽情痛哭；哭过之后，再慢慢地像绝大多数经历了丧偶之痛的普通人一样，重新收拾心情，回到自己日常的轨道中去。
苏珊的离去虽然带走了巴菲特的一部分灵魂，但令人欣慰的是，苏珊身上许多美好的特质似乎在冥冥之中转移到了巴菲特身上。她留给巴菲特的是一份面对变故的坚强，是一份开始学会关怀他人的心软，以及大把大把的慷慨与宽容。
这其中最明显的变化，体现在巴菲特与他三个子女之间的关系上。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家庭的日常运作有着一套奇特的“中间人”模式：孩子们遇到任何生活、工作或者心理上的问题，从来不会直接去找巴菲特，而是先打电话告诉妈妈，由苏珊在其中润滑、翻译，然后再转告给巴菲特。巴菲特与孩子们之间的联系，就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双层防弹玻璃，必须通过苏珊这个特殊的电话传声筒才能进行。
而当苏珊这个中间人彻底消失之后，巴菲特被动地被推到了与孩子们直接面对面的第一线。有一次，他的小儿子彼得·巴菲特（Peter Buffett: 美国音乐家、作曲家与作家）正在筹备一场名为《精神》（Spirit: 彼得创作的一部大型舞台音乐剧）的舞台演出，演出的地点选在华盛顿的一个大操场上。那天演出帐篷刚刚搭建完毕，彼得习惯性地掏出手机准备分享这个喜讯，他的第一本能反应是“我要打电话给爸爸”。
当电话接通，彼得兴奋地说：“爸爸，我们把演出的帐篷支起来了！”电话那头的巴菲特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挂断电话后，彼得站在原地愣了很久，他才猛然意识到，在以前，这种生活中的细碎分享，他是绝对会首先打给妈妈苏珊的，而如今他却直接拨通了父亲的号码。这是一个年近花甲的儿子，与他已经七十多岁的老父亲，在人生中头一回建立起这种没有任何阻隔、直通直达的情感连接。
为了支持儿子的事业，巴菲特甚至破天荒地专门组织了一大帮奥马哈的亲朋老友，特意包机飞到华盛顿去给彼得的演出捧场、站台。如果换作是过去那个视时间如金钱、连一分钟都不愿意浪费在与投资无关事情上的巴菲特，这种温情的家庭场景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与此同时，他的次子霍华德·巴菲特（Howard Buffett: 简称霍伊，巴菲特的次子，长期致力于农业与环保慈善）也在这些年里用自己的方式，做了一件让这对父子彻底贴心的事情。霍伊将自己辛苦赚来的以及继承的所有个人资产，全部换成了伯克希尔的股票。在巴菲特的眼中，儿子这种对伯克希尔股票的无条件信任和持有，比一万句口头上的“爸爸，我爱你”都还要顶用。为了离父亲近一些，霍伊甚至干脆在奥马哈买了房子，只为了能随时看望这个年迈的父亲。
而对于一直在巴菲特背后默默付出、照顾他日常起居的阿斯特丽德·门克斯（Astrid Menks: 巴菲特的第二任妻子，长期默默打理其日常生活），巴菲特也在苏珊离去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苏珊在世时，阿斯特丽德为了避免尴尬和外界的流言蜚语，始终主动选择躲在阴暗的幕后。直到苏珊走了，巴菲特才迟迟反应过来，这个女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为了维持他和苏珊这套不同寻常的“三人行”默契安排，究竟咽下了多少委屈与泪水。于是，他开始在各种公开场合牵起阿斯特丽德的手，一点一点地将她从幕后领到了聚光灯亮起的台前。
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一辈子在商海里精打细算、本能地躲避任何复杂情感纠葛的人，在人生走过七十多个年头之后，竟然开始笨拙而真诚地重新学习如何去爱身边这些活生生的人。
繁星与尘埃：遗嘱风波中的红线与原则
然而，在重塑温情的同时，属于巴菲特骨子里的冷酷与原则也从未消逝。苏珊走后留下了一份正式的遗嘱。当律师在满屋子家族成员面前念出遗嘱的具体条款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彻底傻眼了。
苏珊在生前背着所有人悄悄修改了遗嘱。她在条款中特意加了一条，将几十万美金的遗产留给了一个名叫约翰·麦凯布（John McCabe：苏珊晚年的男伴与网球教练）的男人。实际上，苏珊在晚年独自搬去旧金山生活期间，与这位网球教练兼男伴的亲密关系，在巴菲特家族内部早已是一个大家心照不宣、心默许的既成事实。但当它被白纸黑字地写入遗嘱并在家庭会议上公开读出来时，依然给这个家族带来了微妙的震动。
与苏珊将个人温情延续到遗嘱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菲特在处理家族后代的财富继承时，展现出了近乎残忍的冰冷与决绝。当时巴菲特已经决定要把自己三百七十亿美金的庞大财富捐赠给地球上素不相识的穷人们，但在同一时间，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将自己的两个孙女妮可·巴菲特（Nicole Buffett: 彼得·巴菲特的养女）和艾丽卡·巴菲特（Erika Buffett: 彼得·巴菲特的养女）从自己的遗产分配名单中彻底划掉。
妮可和艾丽卡是小儿子彼得收养的女儿。苏珊在世的时候，极其疼爱这两个女孩，完全将她们视作自己亲生的孙女来看待。苏珊甚至在自己的遗嘱里明确为她们留出了一大笔钱，在白纸黑字的条款中，这两个养孙女享有着与其他亲生孙辈完全等同的待遇。
然而，就在苏珊的葬礼刚刚过去短短十天之后，巴菲特就找到了彼得，冷冰冰地丢下了一句话：“对了，彼得，关于那两个姑娘，我并不在情感上或者法律上承认她们是我的孙女。我不希望她们对我的任何遗产抱有指望。”彼得当时整个人都懵了，他看着眼前这位眼神冰冷的父亲，近乎哀求地问：“爸爸，你真的确定要这么干吗？”而老爷子毫不松口，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
这看似无情的决定背后，实际上触碰了巴菲特一生中最为看重、也最不可逾越的道德红线。原来，孙女妮可在此前参加了由强生家族继承人杰米·约翰逊（Jamie Johnson: 纪录片导演，专注于探讨财富阶层的社会问题）拍摄的纪录片《百分之一》（The One Percent: 一部探讨美国顶层富有阶层财富特权与社会不公的纪录片）。在影片中，妮可作为巴菲特家族的成员公开出镜，对着镜头大谈特谈巴菲特家族的财富、特权以及家族内部的隐私。
这种行为在巴菲特看来，是极度令人反感且不可饶恕的。他一生中最鄙视的就是那些企图利用家族名气、富二代身份在社会上招摇撞骗、获取特权的人。妮可的做法直接踩中了巴菲特的这根红线。随后，巴菲特给妮可写了一封极其冷酷、不带任何温情的信件，信中明确写道：“我没有在情感上或者法律上收养你当我的孙女，你在我这里不会得到任何财产。”从这里可以看出，即便在经历失妻之痛、人性变得柔软之后，巴菲特对于自己所坚守的价值观与社会原则，依然有着铁石一般的冷酷坚持。
韩国猎场：七十四岁老兵的数字游戏
巴菲特对于原则的坚持，源于他大半辈子在数字与投资世界中建立起来的极致理智。虽然他在生活中经历了重重变故，但在赚钱和寻找便宜股票这件他最擅长的事上，他的嗅觉依旧敏锐如昔。
二零零四年，七十四岁的巴菲特干了一件特别像小孩子得到新玩具一样的事情。他通过一些特殊的渠道，从券商那里弄到了一本厚度极其吓人、重得像砖头一样的年鉴书。在这本厚厚的书里，密密麻麻用韩文和英文印满了韩国证券交易所所有上市公司的详细财务资料。他大费周章地弄来这本天书，原因只有一个：他想在满世界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寻找一个被全球主流投资者彻底忽略、估值已经便宜到泥土里的新兴市场。最终，他的眼光落在了韩国。
为了在这个陌生的市场里淘金，这位七十四岁的老人展现出了让人惊叹的精力。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他每天晚上都会趴在自己书房那盏昏黄的台灯底下，戴着老花镜，一页一页、一栏一栏地去啃那些完全看不懂的韩国企业报表。因为对韩国当地的财务制度不熟悉，他甚至干脆又找来了一本专门解释韩国会计准则的专业工具书，硬生生地从头到尾把这套会计系统给研究得清清楚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必须这么做，“免得在筛选过程中被那些经过修饰的数字给忽悠了”。
在对几千家韩国上市公司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筛选之后，巴菲特硬是凭着一己之力和一把铅笔，把名单缩减到了一张信纸的大小，上面写着二十来家公司的名字。每当有相熟的投资人或者朋友来家里做客，巴菲特就会像小孩子炫耀心爱的玩具一样，从口袋里掏出这张信纸显摆：“看，我就是这么干的，这就是我的宝藏名单。”
在这份名单上，所有的公司都便宜得近乎荒唐。其中有一家看似毫不起眼的面粉厂，巴菲特通过仔细核对资产负债表发现，这家厂账面上的纯现金资产，竟然比它在股票市场上的整体市值还要多。而且，这家公司的市盈率（Price-to-Earnings Ratio: 股票价格除以每股收益，评估股价高低的重要指标）只有区区三倍。
当巴菲特向朋友指着这家面粉厂的数字时，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久违的光芒，那种兴奋感就如同几十年前他第一次买入被低估的廉价股票时一模一样。在讨论中，朋友曾提醒他韩半岛存在的地缘政治风险，万一朝鲜半岛局势失控，整个亚洲金融市场都会卷入动荡。但这位久经沙场的老猎人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他根据自己的分析赌定，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会眼睁睁看着半岛局势走到彻底崩溃的那一步。因此，这个风险在低廉的价格面前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巴菲特即便到了七十四岁的高龄，一旦发现新的投资猎物，依然会兴奋得像个热恋中的年轻人一样睡不着觉。他甚至私下里对朋友开玩笑说，研究这些韩国股票财务报表的过程，那种快乐和刺激感，就跟在年轻时候重新找了个新姑娘谈恋爱似的。
强强联合：将复利机器托付给未来
正是因为这股对赚钱游戏长盛不衰的痴迷，才让巴菲特最终做出了那个震撼世界的散财决定。因为他渐渐意识到，自己手里这台高效运转的复利机器，在未来的某一天，必须找到一个同样理性且强大的接棒人，才能将社会财富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在哈佛商学院的一堂工商管理案例课上，巴菲特受邀做了一场演讲。在演讲结束后的提问环节，一个台下的学生站起来问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巴菲特先生，您怎么看待您名下的巴菲特基金会未来对社会的影响？毕竟大家都知道，随着您的财富不断增值，这个基金会迟早会成为全世界资金规模最庞大的慈善机构。”
巴菲特听完这个问题，脸上的表情十分平静，他用极其平淡的语气回答道：“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我猜，如果我继续像现在这样让财富无休止地复利下去，这笔钱堆积在我的名下，对于社会整体而言未必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所以这些日子，我越来越多的时间是在琢磨着，如何把这些积攒的钱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散出去。”
话音落下，台下一片死寂。在场的哈佛高材生们没有一个人接话，当时甚至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位股神在台上轻描淡写说出的一番话，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他们无法想象，一个用尽一生心血把每一分钱都用于增值的铁公鸡，已经正式在心中做出了松手的决定。
然而，从脑海中有了散财的念头，到真正把价值三百七十亿美金的庞大资产交出去，中间还横亘着一道极其难以跨越的现实关卡——这笔钱到底应该交到谁的手里？要知道，花钱的难度在很多时候其实并不亚于赚钱。如果花得不妥，巨额的资金不仅无法帮到真正需要的人，反而会滋生出无数的腐败与低效。
巴菲特在这个问题上足足苦思冥想了大半年的时间。在过去，他本打算把这笔钱全部留给妻子苏珊，由她来打理身后的慈善事业。他之所以做出那样的安排，并不是因为他坐下来理性地评估过苏珊在慈善领域的专业能力，也不是因为苏珊有什么科学的管理方法，而纯粹是因为在几十年的风雨同舟中，他与苏珊之间建立起的那份坚不可摧的无条件信任。只要有苏珊在，他就能感到心安和踏实。
而现在苏珊已经不在了，这种独一无二的信任与踏实感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在第二个人身上复制出来的。在排除了所有传统的慈善模式后，巴菲特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一对特殊的夫妇身上——比尔·盖茨与梅琳达·盖茨。
在巴菲特的商业逻辑里，盖茨基金会是他这辈子所见过的运作最理性、管理最高效、行政损耗最小的慈善机构。他们像管理科技公司一样，用严格的数据指标、清晰的逻辑链条去评估每一笔慈善开支的社会回报率。更让巴菲特赞赏的是，盖茨夫妇做慈善从来不追求虚名，他们从不要求在盖助的学校或者设施上刻上盖茨的名字，这与巴菲特“大爱无名”的财富哲学不谋而合。
其实，巴菲特的这位老搭档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 巴菲特的黄金搭档，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副董事长）早就看穿了这一切。在苏珊刚刚走后不久，芒格就曾经对身边的朋友断言，巴菲特最终一定会做出把钱交给比尔·盖茨打理的决定，这一定不会让人感到奇怪。芒格一针见血地指出，巴菲特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那种装腔作势、流于形式的商业排场和官僚作风；而盖茨的脑子极其聪明，从来不走寻常路。更关键的一点在于地缘与年龄：当时比尔·盖茨刚刚五十岁，而巴菲特已经步入古稀之年。把钱交给一个智商极高、身体健康且比你年轻二十岁、还能再在一线干上二三十年的人，这本身就是最符合巴菲特理性逻辑的卓越投资决定。
涟漪效应：全球富豪的慈善军备竞赛
二零零六年的春天，巴菲特开始逐个通知那些将被这一决定直接影响到的人。他首先约见了卡罗尔·米卢斯（Carol Loomis: 著名金融记者，《财富》杂志资深编辑，巴菲特的长期好友与撰稿人）。米卢斯不仅是巴菲特的密友，也是巴菲特基金会的重要理事，多年来协助巴菲特起草各种重要的致股东信。
两人坐下后，巴菲特看着她，开门见山地说：“卡罗尔，你坐稳了。”随后，他便将自己决定将大部分财产转交给盖茨基金会的计划和盘托出。米卢斯后来回忆道，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瞬间，她确实被彻底震住了。因为在此之前，包括她在内的所有基金会理事都理所当然地以为，他们未来将要接手并打理的，是一个规模高达四百多亿美元、名列世界第一的“巴菲特慈善基金会”。然而，老爷子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把这笔钱的管辖权拱手让给了别人。
这个决定转折得太快、太急，让基金会内部好几位跟了巴菲特几十年的老臣子一时之间在心里打起了鼓，情感上有些难以接受。但在这场波澜中，有两个人的反应却完全不同——巴菲特的两个亲姐姐。
大姐多丽斯·巴菲特（Doris Buffett: 巴菲特的大姐，专注于“散财”给具体困难个人的慈善家）听到弟弟的决定后，当场拍手叫好。多丽斯自己就经营着一家慈善基金会，她比任何人都清楚，把钱聪明地、不浪费地花在真正需要帮助的个体身上，是一件多么耗费精力、多么艰难且累人的工作。她觉得弟弟这个决定避开了繁文缛节，简直漂亮极了。巴菲特的另一个姐姐更是直接打趣说：“沃伦，这绝对是你这辈子想出过最聪明的几个主意之一。”
往往最懂巴菲特的，并不是华尔街那些与他利益交织、精明强干的商业巨头，而是这些从小看着他长大、深知他性格脾气的亲姐姐。她们心里非常明白，弟弟这一次选择松手，松开的不仅仅是堆积如山的财富，更是卸下了压在他肩头几十年的情感与社会责任重担。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巴菲特正式签署了捐赠协议，这笔价值三百七十亿美元的财富帝国正式开始向外流淌。除了大头注入盖茨基金会之外，巴菲特也并没有完全忽视家人，他拨出了大约六十亿美金的股票，分别注入到苏珊留下的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得到三十亿美金）以及他三个子女各自运营的慈善基金会中（每人获得十亿美金的额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六十亿美元的资金并不是给他的子女们个人享受、买游艇豪宅用的，而是注入到他们名下运作的慈善项目里。也就是说，即便是留给子女的部分，巴菲特也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必须最终回流、造福于社会。
同时，巴菲特还在捐赠协议里立下了一条极其严格的铁律：所有捐赠给盖茨基金会的伯克希尔股票，必须遵循“随给随花、按年清算”的原则。也就是说，基金会每年收到多少股份，当年就必须把同等价值的现金全部花出去，绝对不允许基金会把这笔钱囤积起来进行二次投资，以此来养肥基金会自身、从而让其成为一个代代相传的特权官僚机构。巴菲特最看不起的就是那种挂着慈善招牌，账面资金越滚越大，但实际项目却办得越来越少，最终活成了一个永不消亡的庞大官僚衙门的慈善组织。他要的是效率，是每一分钱都能实打实地变成疫苗、食物、课本，送到世界最底层人民的手中。
洛克菲勒慈善顾问机构（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Advisors: 提供专业慈善规划与管理咨询的权威机构）的专家道格·鲍尔（Doug Bauer）在评价这一举动时表示：“这是全球慈善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巴菲特为以后所有的超级富豪立下了一座无法逾越的标杆。”
在宣布捐赠的那天，巴菲特站在演讲台上，动情地回忆起五十年前的往事：“五十多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坐在一间狭小的出租屋里，面对着七位信任我的亲朋好友。他们凑了十万五千美金交给我打理，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合伙公司。他们当时心里的算盘其实很简单：这个年轻人替我们攒钱，一定会比我们自己攒得更好。”
这就是巴菲特帝国最起初的源头。五十年过去了，这颗小小的雪球从奥马哈一间陈旧的出租屋出发，一圈一圈，最终滚成了一个估值高到连创始人都需要发愁该怎么送出去的庞然大物。
巴菲特在台上接着说道：“五十年后的今天，我又坐了下来。但这一次，我琢磨的事情刚好相反：我想知道，世界上有谁能比我自己更会把这笔财富安全地、有效率地散出去。这笔钱，我一直觉得它们不过是一张张社会临时寄存在我这里的寄存牌，现在，是时候把它们还回去了。”
他坦言：“我一九三零年出生在美国，从出生的那天起，我就已经中了这世界上最大的一张‘卵巢彩票’。既然如此，凭什么我的子孙后代仅仅因为血缘关系，就该躺在这笔庞大的财富上世世代代享福呢？地球上还有六十亿人，他们在投胎时摸到的牌，要比我们差得多。”
当年那个把硬币锁在抽屉里不许任何人触碰的吝啬小男孩，在历经了五十年的商海浮沉与人生变故后，终于在七十五岁这一年，在聚光灯下亲口说出了这番财富的终极奥义。雪球滚到这里，不仅没有消融，反而以一种极其壮烈的方式，融入了更广阔的江河湖海。
巴菲特的这一惊天举动，在全球富豪圈中引发了极其剧烈的链式反应。在亚洲，香港巨星成龙公开宣布响应，表示未来也将追随巴菲特的脚步，将自己的一半身家捐赠出去。当时的亚洲首富、身家估值高达一百九十亿美元的李嘉诚先生也迅速做出承诺，决定将自己财产的三分之一注入到李嘉诚基金会中。
甚至连墨西哥的电信大亨、一度在财富榜上与盖茨并驾齐驱的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在最初听到巴菲特和盖茨的举动时还公开冷嘲热讽，认为慈善应该通过创造就业来实现，而不是简单地送钱。但在几个月后，面对全球舆论的巨大压力和巴菲特行为的感召，他也悄悄修改了口径，公开对外宣布：“行吧，我也开始启动我的大额捐赠计划。”一场席卷全球顶级富豪的慈善风暴，就这样被巴菲特只手掀起。
朴素婚礼：繁华落尽后的真实生活
这场风暴不仅震动了全球的上流社会，甚至也深深地影响到了普通的民众。因为巴菲特这笔巨资的注入，盖茨基金会名声大噪，每天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雪花般的普通人来信。在这些来信中，有一封特殊的信件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写信的是一个年仅七岁的小女孩，她从电视上看到了巴菲特的演讲，深受感动，于是她把她存钱罐里所有积蓄——整整三十五美金，寄给了盖茨基金会。这笔三十五美金的捐款，在性质上与巴菲特的那三百七十亿美金一样，闪烁着人性中最纯粹的善良光芒。
而在巴菲特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也收到了超过三千封来自全美各地的求助信。写信的人大都是在生活中走投无路、陷入绝境的普通人：有家庭遭遇了特大天灾的，有亲人得了绝症无钱医治的，也有被残酷的生活按在地上反复摩擦、濒临崩溃的。用巴菲特的话来说，这些人就是在这个世界的命运博弈中，抽到了最差牌的弱者。
面对这三千多封沉甸甸的求助信，巴菲特并没有简单地让秘书付诸一炬。他把所有的信件打包，全部寄给了他的大姐多利斯。多利斯的基金会办了十来年，专门精准帮扶那些遭受家暴的妇女和濒临破碎的底层家庭。为了让姐姐有足够的子弹去帮助这些人，巴菲特随信还附带了一张五百万美金的支票，塞进姐姐的基金会里，算是给姐姐的慈善炉火里添了一把旺盛的柴火。
在处理完慈善帝国的交接后，巴菲特的生活也迎来了一个迟到多年的仪式。二零零六年八月三十号，在苏珊去世两年后，正值巴菲特七十六岁的生日。在这一天，他终于与默默陪伴、照顾了他大半辈子的阿斯特丽德·门克斯正式登记结婚。
这场全球瞩目的婚礼，其简单与朴素的程度却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婚礼的举办地点并没有选在豪华的大教堂或者私人度假海岛，而就在苏珊生前居住的二层小楼里。婚礼现场的嘉宾除了几个至亲的家人外，一个政商界的外人都没有邀请。
新娘阿斯特丽德没有穿昂贵的定制婚纱，而是穿着一件再普通不过的绿松石色亚麻衬衫，搭配了一条干练的白裤子。巴菲特则穿着一身他平时在伯克希尔办公室里上班穿的旧西装。就是这样两位加起来超过一百四十岁的老人，在这个简陋的屋子里，举办了一场比寻常百姓还要简朴的结婚仪式。
当巴菲特把一枚在自家珠宝店打折购买的硕大钻戒缓缓套入阿斯特丽德干瘪的手指上时，这位一生低调、在流言蜚语中默默忍受了几十年的女人，眼泪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
仪式结束后的庆祝宴同样朴素得令人发指。他们没有去任何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厅，也没有去保密性极佳的私人高级会所，而是直接走进了巴菲特珠宝店隔壁一家普普通通的平价连锁牛排餐厅，跟普通的食客挤在一起，吃了一顿简简单单的晚餐。
走过大半个世纪的波澜壮阔，七十六岁的巴菲特最终将自己的生活浓缩成了一个最简单的公式：一个深爱他的妻子，一辆开了许多年都不舍得换的旧车，一座自一九五八年买下后就从未翻新过的老房子，以及一摊他永远玩不够的投资生意。在晚年，他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留给了家人，而不是华尔街的应酬。
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大树是长不到天上去的，人总是会老去，雪球也终究会有滚到尽头的那一天。”但紧接着，他往往会再补充上一句充满希望的话：“虽然大树长不到天上去，但只要土地足够肥沃，大树底下的泥土里，很快就会冒出翠绿的新芽。”
暴风雨前夕：老猎人等待的百年大震荡
故事讲到这里，巴菲特的人生似乎已经画上了一个功德圆满的句号。钱散了，家齐了，身边的爱人也得到了名分，一切似乎都安顿得妥妥当当。但所有人，包括他最亲近的家人都清楚，这个已经七十六岁的老头，骨子里永远跳动着一颗渴望捕获猎物的猎人心脏。
别忘了，在散财和结婚的同时，他依然在死磕韩国的那些财务报表，依然在用望远镜搜寻着全球市场的每一个角落。一旦看到便宜的猎物，他的眼睛里依然会放出野兽般贪婪的光芒。
在巴菲特长达五十多年的投资生涯里，他最享受、也最能发挥他天才洞察力的时刻，从来就不是股票市场牛市大涨、群情激愤的黄金时期。相反，是他最喜欢的“血流成河”的时刻——当金融市场发生崩溃、所有投资者都被恐惧吓破了胆、不顾一切地夺路狂奔的时候。别人越是害怕，他的胃口就越好，行为就越贪婪。
回看他人生中那几次奠定“股神”地位的战役：在面临倒闭危机时买入美国运通，在水门事件股市暴跌时买入华盛顿邮报，以及在股灾中大举建仓可口可乐。哪一次出手，背后不是伴随着市场的尸横遍野和投资者绝望的哀嚎？
然而，自从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在美联储的呵护下，虽然经历了几次小波折，但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能够让巴菲特大饱口福的系统性毁灭大崩溃。换句话说，这位手握重金的老猎人，已经整整在干燥的灌木丛中潜伏了二十个年头。
在这二十年的漫长等待中，巴菲特在伯克希尔的账面上积攒了多到令人发指的现金弹药。他像一个守着弹药库的老兵，每天都在擦拭武器，等待着那场能够终结一切的“完美风暴”降临。因为等待得实在太久，他甚至在私底下和芒格念叨过，带着半开玩笑、半是遗憾的语气说：“哎，那场真正的大海啸，我这辈子怕是等不到咯。”他最害怕的，是自己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子弹，到头来却连一场像样的世界大战都没打上，就得抱憾终身。
然而，此时此刻的巴菲特并不知道，就在他忙着散财、筹办朴素婚礼、安顿余生的同时，全球金融系统的最底层，由于长期低利率和贪婪的金融衍生品泛滥，一座史无前例的金融火山正在悄悄积蓄着毁天灭地的炽热岩浆。
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美林证券、美国国际集团（AIG）……这些即将写入历史教科书、代表着华尔街至高权力的名字，很快就将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每日的新闻头条里接二连三地炸响。
那场二十年一遇，不，是百年一遇的全球超级金融大恐慌，已经走到了人类世界的门口。而这场即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将为这位即将年满七十八岁的老猎人，提供他一生当中最后、也是最辉煌壮烈的一场终极围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