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对尊严的系统性掠夺

几年前，中国知名经济学家高善文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这次中国走错了路，年轻人就可以洗洗睡了。这几年发展下来，大家其实都看得非常清楚，中国走错了路已经不再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甚至已经成为常态的残酷事实。然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当下的年轻人要想真正躺平，要想安安稳稳地洗洗睡，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因为庞大的国家权力系统并不会轻易放过他们。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像样的、文明的社会应当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那就是权力不能羞辱人，不能把普通人当成猴子一样来肆意耍弄。以色列哲学家阿维赛·马加利特在**《体面社会》**（The Decent Society: 制度与机构不随意羞辱其国民的社会）这本书中，就深入阐述了这一底线。无论是宪政民主国家还是独裁专制国家，其社会制度都绝对不能随便去羞辱普通的国民。

这一底线听起来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但在现实世界里，许多国家连这基本的及格线都达不到，甚至远远跌落在此底线之下。在中国，这种对公民尊严的羞辱往往是直接写在国家制度之中的。最典型、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农村户口，这是一种制度性羞辱的显性化体现。而且不仅是农民，实际上绝大部分普通的中国人，也都根本无法逃脱这种系统性的、全方位的制度性羞辱，大家之间唯一的区别，无非是被羞辱的程度深浅以及被羞辱的频率高低而已。在今年春天这个原本应该充满希望的季节里，中国的权力部门甚至开始密集地针对大学毕业生群体进行公开的、极具恶意的羞辱。

中国大学生面临的“毕业即失业”困境其实已经持续了好几年，而在今年，全国更是有高达1270万的大学毕业生涌入社会，毕业生人数直接创下了历史最高记录。然而，在整体经济极其不景气、萧条低迷的环境下，社会上能够提供的体面且像样的工作岗位寥寥无几，导致今年的找工作难度比往年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在这样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中国的权力部门不仅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去帮助大学生缓解就业压力、寻找合适岗位，反而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三番五次地在公开舆论场上羞辱他们。

早在几年前，严苛的新冠疫情防控封城措施就彻底摧毁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后来虽然被迫放开了封控，但满怀希望的大学毕业生却发现自己根本找不到工作。彼时，宣传机器开始大肆发文，要求大学毕业生主动“脱下孔乙己的长衫”，将找不到工作归咎于年轻人眼高手低、拉不下脸，这在当时就引起了广泛的民愤。而到了今年，这种针对年轻人的羞辱手段不仅没有收敛，反而进一步升级。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国的国家安全部这次直接站在了前台出马，连续发表文章警告年轻的毕业生，声称大学生在找工作时极容易上外国间谍的当；如果选择不找工作，那就是被外国敌对势力进行了洗脑。在这种荒谬的逻辑话术之下，大学生无论面临何种处境，似乎都只有死路一条。中国国家安全部在今年四月，也就是大学生求职的关键季节，密集发表了这两篇羞辱中国年轻人的檄文，随后，人民日报、央广网、央视新闻以及新华网等官方宣传机器进行了铺天盖地的转载。中国的年轻人和大学毕业生，面对如此糟糕的经济和就业环境已经足够倒霉了，但权力的掌控者们却偏偏还要雪上加霜，以极尽讽刺的姿态来无情地羞辱他们的人格尊严与基本智商。

躺平正义与权力的政治恐慌

事实上，大学毕业生面临如此广泛的失业危机，其底层的直接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土皇帝的瞎折腾和政策上的反复无常，直接把原本充满活力的中国经济给彻底折腾毁了，导致广大的民营企业根本创造不出足够的岗位。在如此令人窒息的社会现实面前，许多年轻人迫于无奈只能选择以“躺平”的方式来进行无声的抵抗。这种现象并非现在才突然出现，早在几年之前，民间的情绪就已经开始暗流涌动。

在二零二一年四月，百度贴吧上出现了一篇名为《躺平即是正义》的帖子，这篇短小的文章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引发了全网年轻人的强烈共鸣。这篇帖子的作者名叫洛华忠，是一位当时三十一岁的失业青年。他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而底层，曾先后在轮胎厂当过普通工人、做过工厂的质量检测员，甚至还当过商场的保安。后来，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从成都一路骑行到了拉萨。在回到家乡之后，他开始静下心来反思自己这一辈子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于是在网络上留下了这段引人深思的文字。洛华忠虽然没有念过大学，但很显然他平时热爱阅读与思考，其逻辑思辨与反省能力甚至远超许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

在帖子中，洛华忠指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心理学本质：现代生活中人们所面临的绝大部分压力，其实都是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盲目攀比之后所强加给自己的社会定位。除了这种一辈子都在活给别人看、被物质欲望绑架的生存方式之外，人生其实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活法。人们完全可以像古希腊犬儒学派代表人物第欧根尼那样，满足于睡在木桶里晒太阳的极简生活；也可以像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那样，隐居在山洞之中，去静静地思考世界的本源与“逻各斯”。

难能可贵的是，洛华忠不仅在言论上表达了这种态度，他在实际生活中更是做到了知行合一。他将自己的每日花销压缩到了极致，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是一碗面条加个鸡蛋，晚上则是米饭配上鸡蛋与蔬菜。如果到了周末且心情不错，他才会去学校附近的平价餐馆里点一份鸡排饭作为改善生活的犒劳。通过这种方式，洛华忠成功将自己每个月的生存开销严格控制在两百元人民币以内。对于他来说，一年当中只需要外出打工一到两个月，赚来的钱就足够支撑他整整一年的极简生活。然而，这种低欲望、无害的个人生存宣言很快就触动了国家权力的敏感神经。

这篇帖子在发布后不久便遭到了全网的无情封杀与删除。紧接着，新华社以及数家主流官方媒体开始集结，大张旗鼓地对这种“躺平”言论展开了铺天盖地的声讨与批判。其中一篇官方批判文章的标题显得极为严厉，直接斥责道：“躺平可耻，哪来的正义感？”为了向年轻人灌输勤奋奉献的传统价值观，新华社还特意推出了一段带有反躺平色彩的宣传视频，视频内容详细展示了一位高达八十六岁高龄的老科学家，每天依然雷打不动地高强度工作十二个小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段视频发布后很快就遭到了广大网民的嘲讽，连新华社自己可能也觉得宣传一个八十六岁的老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涉嫌虐待老人，最终不得不自己悄悄删除了该视频。不过，官方宣传机器的集体围剿并未能阻止“躺平”成为一个时代的流行词，并且随着环境的恶化，这个词汇开始承载起更为沉重且复杂的社会现实意义。

策略性自保对比低欲望社会的本质差异

随着新冠疫情的严密封锁成为历史，城市虽然迎来了形式上的解封，但中国整体的经济却彻底趴窝了。大批的实体企业倒闭，工作岗位大规模流失，使得许多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根本找不到就业的门路。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大批年轻人被迫涌入快递、外卖、网约车这被称为“铁人三项”的低门槛行业。更有许多人干脆选择彻底退出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

根据知名经济学家李道奎的研究数据指出，在当今的中国，已经有多达2400万人因为长期无法找到工作而被迫选择彻底退出就业市场，这是一种典型的被迫躺平。而在民间，主动选择躺平的、由于环境恶劣被动躺平的，以及介于两者之间、处于半主动半被动状态的年轻人队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日益壮大。这股声势浩大的时代潮流引起了国内外观察家们的广泛关注。我们中国人这一百多年来在反思社会问题时，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那就是一遇到国内治理上的顽疾，就习惯性地把目光投向国外，尤其是喜欢向邻国日本进行对比参照。

近年来，眼看着中国经济面临长期停滞、无论官方如何出台刺激政策都难以复苏的窘境，社会舆论便纷纷开始讨论中国是否正在步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的后尘。而当躺平成为了中国年轻一代的普遍时代精神后，许多学者和媒体也自然地向日本看齐，宣称中国正在重演日本多年前就已出现的低欲望社会（Low-Desire Society: 指国民在生活稳定后失去消费与奋斗欲望的社会），将年轻人贬低为毫无斗志的“平成废柴”。

在此背景下，日本著名学者大前研一在二零一五年出版的著作**《低欲望社会》**被许多国内的分析家如获至宝般地翻译并引用，试图以此来证明中国也与日本一样，不可避免地步入了低欲望的阶段。在大前研一的笔下，日本的年轻一代不再追求高昂的收入，不再热衷于奢侈的高额消费，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也不生孩子。表面上看，这些社会特征确实与当下中国年轻人的躺平现状有着极高的相似度，但只要我们剥离表象深入解构，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深刻差异。

日本的低欲望社会，是建立在国民生活水平已经高度发达、社会福利保障极其完善且稳定的前提之下的。日本年轻人之所以选择低欲望，是因为他们即便不拼命工作，也能够享受到体面且有尊严的基础物质生活，因此他们不愿意再为了多赚一些钱而付出过度的辛劳和竞争，这是一种富裕社会发展到平稳阶段后的自然选择。相反，中国当下年轻人的躺平，本质上是在个人基本生活完全缺乏制度性保障、甚至连生存安全都面临威胁的环境下，面对无休止的“内卷”与高度不确定的未来，不得不做出的防御性自保选择。

中国的低欲望并不是因为社会过于富裕导致年轻人丧失了欲望，而是严酷且冰冷的社会现实冰冷地逼迫他们必须压抑自己的基本欲望。许多人内心深处并不是不想奋斗，而是根本找不到奋斗的路径与机会；还有许多人在经历了过度内卷之后，发现自己的付出根本得不到合理的回报，最终身心俱疲。

在日本，除了《低欲望社会》，在此之前还出版过一本名为**《悟世代，不偷摩托车的年轻人》的书。所谓悟世代**（Satori Generation: 指看破红尘、不再通过反叛来证明自己的年轻一代），指的是日本年轻一代在看透了世俗的浮华与竞争后，选择了一种与社会和解、不再通过反叛权威（如偷摩托车等边缘叛逆行为）来确立自我的超然态度。而与中国年轻人躺平相伴随的，则是韭菜、牛马、孔乙己这些充满了屈辱、自嘲与绝望色彩的自我定义，这与日本“悟世代”那种看透红尘的超脱心境显然风马牛不相及。

更为关键的区别在于言论与政治的生存环境。在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会》以及关于“悟世代”的讨论书籍中，作者不仅可以在日本正大光明地出版发行、在各大书店公开陈列并荣登畅销榜，甚至还可以在书中指名道姓地严厉批评日本政府的税收制度，批评首相的经济决策，并给日本政府的未来指明具体的改革方向。然而在中国，一个三十一岁的普通失业青年仅仅是在网络上分享了自己不谈政治、只谈古希腊哲学和极简生活方式的帖子，就立即遭到全网封禁，甚至引来国家宣传机器的集体围剿与国家安全部门的通缉威胁，被扣上了“接受境外势力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的荒诞帽子。

自找苦吃背后的危机转嫁

为了掩盖青年失业率创下历史新高的尴尬现实，中国政府在二零二三年的第二季度宣布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数据。在彼时，十六岁至二十四岁青年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1.3%。到了二零二四年一月，国家统计局在重新调整了统计口径后，强行将青年失业率压低到了百分之二十以下。在官方的统计标准里，每周只要工作一小时以上就属于已就业人口，并且统计部门还发明了一个极其好听的专有名词，称之为灵活就业（Flexible Employment: 指非全日制、临时性或弹性的就业形式）。

到了二零二六年，中国这类被强行归纳为“灵活就业”的庞大人口数量已经高达3.2亿，超过了城镇就业人口总数的四成以上。面对如此严峻的社会就业困境，权力部门的应对策略却一如既往地只有两手：一手是无情打压，一手是肆意羞辱。任何试图说出真相、揭露社会危机的声音都会被迅速处以删帖、禁言、封号的“标准套餐”。不仅底层的宣传喉舌如此，甚至连中国的国家元首习近平博士也亲自下场，对身处困境的年轻人提出了“自找苦吃”的要求。

在二零二三年五月一日写给中国农业大学学生的回信中，习近平博士明确写道，青年人就要“自找苦吃”，并宣称这才是新时代中国青年应该有的精神风貌。旋即，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迅速跟进发表社论，要求青年人必须涵养“自找苦吃”的精神品格。

随后，共青团中央也高调启动了所谓的“就业引航计划”，引导大学生主动奔赴基层一线去“自找苦吃”。比如所谓的“西部计划”，在官方指引下选派了5万名应届毕业生和研究生前往西部基层服务一至三年；广东省更是推出了宏大的方案，计划在几年内组织并动员10万名青年下乡帮扶、10万名青年返乡实践以及培训10万名青年提升乡村技能。在这些行政指令的推动下，数十万充满热血的年轻人被迫卷入了这场由组织安排的“找苦吃”运动中。

在一个逻辑正常的现代文明社会里，所谓的“苦”应当是奋斗和追求梦想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的副产品，而绝不应当成为人们主动追求的人生目标。青年人为了实现阶层跃升或个人理想，付出汗水、承受一些挫折，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规律。但是，没有任何智力正常的普通人会把“吃苦”本身当作自己生存追求的终极目标。当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到所有的官方宣传机器，都在众口一词地号召年轻人去“自找苦吃”的时候，这其实只能暴露出一个无法遮掩的冰冷事实：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已经彻底崩溃，根本无法再为年轻人创造出充足且体面的工作岗位，政府在宏观调控上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尴尬境地，因此只能依靠粗暴的口号来转嫁矛盾。

这种让年轻人下乡、去基层“自找苦吃”的粗暴做法，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五十八年以前那段黑暗的历史。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个年头，面对城市里堆积如山、无法安排就业的年轻人，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当时的官方宣传同样也是冠冕堂皇地宣称这是革命的需要，是为了锻炼和教育青年。但历史的真相极其残酷，那是因为长期的政治折腾已经让国家经济彻底崩溃，城市无法提供任何工作岗位。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在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发展史中，固定资产投资出现断崖式下跌的情况只发生过三次：第一次在建国初期；第二次就发生在一九六七年，也就是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前一年；而第三次，恰恰就发生在今天。

飓风来临时的策略性临在

尽管国家元首亲自发话，官方媒体摇旗呐喊，基层政府在形式上也做足了政治姿态，但年轻人的生存与就业问题不仅没有得到丝毫的解决，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发严峻。到了今年上半年，问题甚至已经恶化到了需要国家安全部直接介入的地步，官方公然将年轻人的“躺平”行为定性为国家安全层面的重大威胁。这无异于是在公开宣称，中国年轻人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子、不自找苦吃，甚至一天吃两顿饭的行为，都已经构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

面对如此荒诞且连篇累牍的舆论羞辱，民间的忍耐显然已经极度逼近了极限。一位广东的网民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年轻人其实都非常务实，既然努力根本换不来合理的劳动回报，那大家干脆就选择不努力。官方每次遇到问题就将其无脑推给“境外势力”的阴谋，这完全是在羞辱老百姓的智商，把大家当傻子耍。与此同时，还有网友翻出了小米公司创始人雷军过去的一段视频，在视频中雷军坦言自己年轻时也曾躺平过半年之久，并真诚地表示，如果人在极度疲惫时实在撑不住，选择躺一躺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这并不丢人。这让无数网友纷纷调侃，原来连雷总也是“境外势力”的一员。

在一个公权力可以肆意羞辱和剥夺个体尊严的社会里，任何一个理性的普通人都会深切地感受到现实的荒谬与无助。在这样黑白颠倒的生存时空中，选择“躺平”，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个体所能做出的最理性的防御机制。然而，我们必须要厘清的是，躺平与躺平之间也有着天壤之别。

第一种躺平是被动的躺平，其表现为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因为觉得外部环境太恶劣、任何挣扎都毫无意义，因而放弃了所有自我提升的尝试，混一天算一天。这种被动的状态不仅无法保护个体，反而会加速自我的消亡。而与此相对的，则是第二种主动选择的躺平，这可以被称为策略性临在（Strategic Presence: 在外部机会关闭时，通过主动收敛以积蓄力量的生存策略）。当外部的上升通道与机会窗口彻底关闭时，主动选择降低消耗、保存实力，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历史转机与机会窗口默默地积蓄力量。

主动选择躺平的人，其内心深处是拥有掌控感的，他们手里依然握着那个随时可以站立起来的行动开关。一旦历史的契机成熟，机会的窗口重新打开，他们能够瞬间启动开关，将命运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诚然，恶劣的外部宏观大环境是个人根本无法凭一己之力去改变的。但当外在的窗户被强行关闭时，我们作为独立的个体，唯一能够去做的、也最应该去做的，就是努力打开自己内部成长的窗户。

为了能够在时代的寒冬中幸存下来，个体应当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以下几条具体且可控的自我拯救路径：

• 锤炼专业硬技能: 利用闲暇时间，心无旁骛地学习和提升真正具备竞争力的实力，确保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专业价值。
• 保持强健的体魄与心智: 无论外在社会多么混乱与恶劣，保持清醒的认知理智和强健的身体素质，这就已经让你在无形中超越了绝大多数随波逐流的人。
• 构建深度的社会支持系统: 悉心维护好与亲人、挚友之间的深度情感联结。在生命面临高压与至暗时刻，深厚的亲情与友情往往是抵御外界风雨的最后一道坚固堡垒。
• 戒除无意义的焦虑内耗: 坚决停止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无休止的抱怨，停止在网络上与他人相互强化焦虑情绪，将注意力收回到现实生活中。
• 开启微小的具体行动: 强制自己放下手机，多去阅读经典的著作，多去大自然中走一走，或者出门跑上个一到五公里。通过运动去激活身体的活力，主动寻找机会与现实中的人进行面对面的真诚交流。

德克萨斯州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土语，叫做**“Hunker Down”**（策略性猫着: 指在面临飓风等不可抗力自然灾害时，选择主动收敛以躲避危险的生存智慧）。当夏秋季节的猛烈飓风来临时，正常人绝不会愚蠢地站在户外去与飓风肉搏较劲。明智的做法是在飓风到来之前，默默地做好一切防御准备，锁紧门窗，备足粮食与饮用水，确保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然后安安静静地躺平猫起来。等到狂暴的飓风彻底平息过去之后，太阳照样会升起，生活依然要继续。

国家用公权力去肆意羞辱国民，讥讽求职无门的大学生是“穿长衫的孔乙己”，强迫失业的青年去“自找苦吃”，甚至威胁无力消费的躺平青年危害国家安全，这种野蛮的治理模式，证明了这个国家距离真正的现代文明社会还隔着十万八千里。但在时代的飓风面前，学会策略性地躺平与猫着，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对尊严与生命最后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