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武雷律师邀请我来做这个讲座。其实当武雷跟我说要谈香港的时候，我想了很久到底要说什么。我曾想过讲“六七暴动”，也想过讲“雨伞运动”，还想过讲“反送中运动”。可是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讲香港的六四晚会，可能更容易让大家理解。
因为对很多香港人来说，六四晚会是香港集体记忆里第一次大型的民主运动，是第一次可以大规模动员起来的运动。它也是香港人接触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的第一个切入点。现在很多中国的朋友觉得我们香港人在2014年、2019年特别有勇气，但我想说的是，香港民主运动的源头，其实和北京天安门的八九学运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想了很久，到底该如何讲述香港的六四晚会。在这次讲座中，我不会过多涉及晚会本身的具体内容，而是会更多地探讨从1980年代开始的香港、中国大陆和英国的背景。然后，我会讲到1990年代以及香港本土派崛起的年代，香港各个界别对六四晚会的反应是怎样的。我觉得这样可以更清晰地解释整个事件的脉络。如果大家对六四晚会本身的内容感兴趣，欢迎去YouTube上观看，那里还保留着很多记录视频。
香港民主运动的源头：八九民运与时代背景
要理解为什么香港人会支持1989年的北京学生运动，就必须先了解1980年代香港的社会背景。当时香港有两个核心主题。
第一个是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这份由中国和英国签订的声明，决定了于1997年将香港的主权移交中国。这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不安：1997年之后，我们会变成怎么样？
第二个是，当时的香港虽然有自由，但没有政治参与的机会。大家可以上街游行、集会，享有言论自由，但却没有机会亲自参与政治。
我们先谈谈《中英联合声明》说了什么。这看起来好像和八九民运没有关系，但到了后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从那个时间点开始，一直坚持了三十多年。这正是始于这份联合声明，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中，承诺了香港五十年不变，基本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也不变。但由于1980年代中国经历了“文革”之后的混乱，很多香港人对中国政府的统治抱有极大的恐惧和不信任。香港拥有独立的司法制度和与国际接轨的自由经济体系，所以香港人觉得这些制度与价值需要得到好好保护。
面对1997年后不确定的未来，一些背景比较好的人开始移民。从那时到1997年间，大概有超过60万人离开香港，去了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地。
另一个背景是香港人无法参与政治体系的现实。当时香港的最高首长港督是由英国女王任命的，这意味着香港最高的权力机关是由英国直接任命的。立法机构也没有选举，所有成员都由港督委任。直到1991年才开始有直选，但也只占立法会中很小的一部分。由于没有选举权，普通香港市民无法参与政治，也没有选票去推动政治改革。
全城动员：香港社会对北京学运的投射与支持
到了1989年，北京的学运开始了。其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胡耀邦的去世，随后香港也开始出现许多声援中国民运的活动。为什么会有这些声援活动呢？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香港人将自身在政治上的无力感——觉得自己无力改变香港——投射到了北京学生身上。他们看到北京那么多学生能够勇敢地去努力改变那个体系，觉得中国的学生帮他们做了一件他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所以，那时的香港学生对北京学生特别敬佩。
一个关键节点是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从那时起，香港动员了许多学生。当时有一个叫做“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简称“学联”）的学生团体，最早开始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这可能和大家的印象有落差，很多人以为支联会（全称：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一个旨在推动中国民主化的香港组织）是推动香港人悼念六四的最初团体，但实际上最早行动的是学联。随后，百多个香港学生去到新华社前集会。
到了4月29日，超过40个团体发表声明支持北京学运，其中包括公务员、基督徒和工会团体。支持力量从学生扩展到了宗教和政治团体。5月3日，更多团体去《大公报》抗议，支持北京学生。5月4日，学联组织了大约3000多名学生到中环的遮打花园，举办声援北京学生的集会。
司徒华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他当时是教协（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会长。因为这是由学生动员的运动，所以司徒华很自然地支持学生。他本身出身于一个叫做“民主政制促进联委会”的组织，这个组织当初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讨论香港应该以何种方式回归中国，以及《基本法》应该如何撰写，才能保障香港和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所以，这个团体基本上是香港政策优先的。
当司た华提出要支持北京学生活动时，他在会内对成员说：“中国发生了一件这么重大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不应该问‘应不应该介入’。如果大家都觉得我们不应该支持的话，我会退出。”正是因为他这句话，支联会的前身决定支持北京学生。
5月21日，这个团体组织了一场“百万人大游行”，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百万人级别的游行，目的是为了支持北京的学生。在游行终点，司徒华宣布成立支联会。这个名字非常长，叫“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但这个名字也非常直接地表明了它的立场：以香港的立场去支援北京的爱国民主运动。当时有一个插曲，那天香港挂了八号风球，台风很大，大家都问他还要不要搞这个活动。他觉得既然有那么多人支持，就决定搞下去。如果他当时没有做这个决定，21号的游行就不会出现，可能之后很多事情也不会发生。
“民主歌声献中华”：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
5月27日，又发生了一场特别重要的集会，叫做“民主歌声献中华”。这场活动其实和支联会没有直接关系，是由香港艺人梅艳芳发起的。她曾觉得香港人和中国人有很大分别，认为中国没有希望，但在看到北京的运动后，她觉得中国人特别勇敢，认为自己作为中国人，就应该支持中国人的民主运动。于是，她在短短七天内，就把“民主歌声献中华”这场演唱会搞了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活动，因为在七天之内，她聚集了五六十位艺人去参与，声援北京的运动。其中一句很重要的口号是：“充分表现出中国人血浓于水，共同争取民主的团结精神。”这句话在2019年后的香港，是特别难以想象的。但在那个时候，把“中国人”这个身份和血脉相连的概念讲出来，大家是没有任何反对的。
我是，我城，我家， 但有自由，才有繁华。 你有，我有，在他， 同热爱这一个国家。
民主歌声献中华， 但愿到处有中华。 哪个路，哪个是家， 人世间，是我家。
为你，为我，为他， 同热爱这一个国家。 民主歌声献中华， 但愿到处有中华。
这场演唱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集合了当时最红、最多人认识的歌手，为同一个运动献唱同一首歌。这开启了之后二三十年香港的一个模式：每当中国发生特别大的事情时，就会有一批艺人出来唱同一首歌来支援。在那场晚会上，总共有100多位歌手演唱了不同的歌曲，为事件筹款。你可以在名单里看到很多之后很熟悉的名字，包括刘德华、梅艳芳、成龙、罗文等等，这些都是大家现在很熟悉的人。当然，之后很多人改变了立场，我想大家也都很清楚。
在这一百多首歌曲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三个元素，总结了当时香港人对中国这场民主运动的心情： 第一，是普世价值，即对自由与民主的向往。那时香港和国际社会一样，对民主自由抱有期望。 第二，是民族认同与爱国情怀。当时大部分香港人对“中国人”这个身份特别认同，觉得自己文化上是中国人。虽然身在英国殖民地，但和中国人用同一种语言，有同一种文化，生活方式也很相似。 第三，是对未来的期盼。当时的背景是香港即将回归，很多人感到不安，但同时也抱有希望。许多歌曲，包括《明天会更好》、《创造未来》等，都代表着在六四事件发生之前，香港人对香港和中国的前途都非常乐观，他们觉得香港和中国一定会变得更好。
从希望到幻灭：六四事件后的香港
5 D月28日，香港发生了150万人的大游行。这个纪录直到2019年才被打破，在此后的二三十年间，没有任何一场游行能超越这个数字。
到了6月4日，大家应该很清楚发生了什么，我就不再赘述了。六四之后，香港的情绪突然崩溃了，之前对未来的希望瞬间消失。当时很多人感到非常受伤，站出来说要推翻中共，因为“正义是不会灭亡的”，如果中共不灭亡，香港人就没有前途。当时报章上出现了许多非常激进的言论，现在看来特别有趣。
其中包括之后担任香港特首的梁振英，他当时刊登广告说：“强烈谴责中共当权者血腥屠杀中国人民”。很多年之后，很多人就拿着这份报纸去攻击他，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历史资料。左边还可以看到一个叫任志刚的人，他后来在香港担任金融管理局总裁。当时香港几乎所有的财经高官，都支持北京的学生。
还有特别多激进的言论，包括“商界怒吼”、“我们金融界要去救国”、“我们声讨北京”等等，这些在之后都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了。当时香港社会那么多不同界别的人都站出来支持北京。甚至连英文媒体、国货公司、教育界、工程师协会等都发声支持。
六四当天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包括司徒华决定中断原定于6月5号的大罢工。因为他们觉得当时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虽然大家都有罢工的意愿，但司徒华认为太危险了，决定暂缓。这个决定对之后香港声援八九民运的运动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直到一年之后，才出现了比较大型的运动，那就是1990年6月4日的第一次悼念烛光晚会。在这次晚会之前，支联会搞了很多不同的活动，包括大游行、论坛、表演，但其实都没什么人支持，因为当时大家都觉得，再站出来也没什么用了，事情已经发生了。
三十年的烛光：六四晚会的三个历史阶段
1990年是第一个六四烛光晚会的开始，此后这个晚会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直到2020年，是第一次被官方禁止。
你可以在照片里看到，每一年维多利亚公园的中间都会有一个纪念碑，用来纪念在北京天安门死去的学生。但为什么2020年没有这个纪念碑呢？因为那一年香港发生了新冠疫情，政府以疫情为由，禁止了所有集会。所以2020年的晚会其实没有主办方，香港市民都是自发走到维园去悼念的。但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都是由支联会坚持每年举办这个晚会。
支联会每年用什么样的主题来号召人们记住八九民运呢？第一年的主题就是：“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这五个口号，最后也变成了支联会的五个纲领，即支联会存在的五个目的。
从1990年到2021年，我认为可以把香港的六四晚会分为三个阶段来分析。
第一阶段是1990年到2008年。 从图表可以看到，除了1990年有15万人参加之外，之后一直到2008年，参加人数都处于比较低的状态，平均不足5万人，不到最初的三分之一。为什么呢？当时香港正要回归中国，很多人担心，1989年天安门发生了那样的事，香港回归后会怎么样？香港还能保持自己的自由吗？所以当时社会的动力和讨论都聚焦在1997年之后怎么办，同时一大批人选择移民离开。到了2000年代，中国加入了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发展特别好，也没有发生特别重大的社会问题。很多香港人觉得中国在慢慢变好，香港的股市也稳定了，所以他们觉得六四是一个遥远的事情，没什么意义继续搞下去。而且他们觉得，香港应该通过对话与中国共产党谈判，来处理之后的问题。所以，在2008年之前，香港社会对政治是相对冷感的，大家觉得改变不了什么。
第二阶段是2008年到2014年。 2008年开始发生了什么事？第一是北京奥运，第二是汶川大地震，之后2009年还有刘晓波被捕。这些事情让香港人觉得，第一，他们应该关心中国的情况；第二，他们看到中国经过那么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贫富悬殊，社会仍然存在很多不公平。他们觉得作为香港人，也是中国人，有义务继续支持中国民运的发展。所以，那时的六四晚会开始出现支持中国民运的元素。主题包括“哀悼民运死难同胞，继承八九民运精神”、“平反六四，支持到底”等等。这是六四晚会最盛大、最有影响力的年代。在本土派兴起之前，香港社会非常关心中国的社会问题，也逐渐脱离了单纯“平反六四”的主题，渐渐变成了支持中国的民主发展。
第三阶段是2015年至今，本土派的兴起。 香港本土派兴起后，他们批评支联会“亲中”，并质疑悼念六四的意义，社会开始产生悲观情绪和分歧。
本土思潮的兴起：对“大中华”叙事的挑战
回到1990年代，当时一位名叫罗德丞的官员说，香港的民怨是出于对前途的担忧。如果我们继续跟中国对着干，可能会成为英雄人物，但香港其实没有能力与中国对抗，我们应该跟他们合作。这种心情代表了1990年代很多香港人的想法，他们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力量去跟中国对抗。
到了2008年汶川地震后，六四晚会开始融合悼念地震死难者的元素。但这是支联会的主张，很多去现场的市民并没有想得那么清楚，他们不一定支持支联会的主张。有些人来，可能觉得中国政府在汶川地震中做得特别好，他们只是来悼念死者，而不是声讨中国政府。有位李小姐说，平不平反跟她没关系，她来只是为了纪念发生过这件事。所以，当时支联会虽然有很多论述，但香港市民并没有想那么多，他们觉得中国发生什么事，我们到维园这个地方，就是尽香港人的本分。
之后，支联会、民主党和教协等团体在香港做了很多支持刘晓波和维权律师的运动。但当时香港本地也发生了很多事，市民开始觉得，为什么民主党、教协和支联会那么集中地支持大陆的维权人士，却对香港本地的情况完全不提？这之后就成为了香港本土思潮崛起的背景。
有几个关键背景事件：
- 2010年政改方案： 民主党进入中联办（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与官员达成协议，合作推动香港政改方案。但这个方案其实大部分香港市民是反对的。市民觉得《基本法》承诺了香港可以有普选，但民主党居然跟中央谈了一个方案，也不跟香港市民商量，让人觉得民主党跟中央特别谈得来，却完全不顾香港的立场。
- 2014年人大“831决定”： 中国人大常委会做了一个决定，在行政长官的普选方案中，排除了公民提名（Civic Nomination: 指允许普通公民联署提名候选人的一种选举方式）这个元素。这个决定意味着，香港人可以选自己的行政长官，但候选人必须由中共事先批准，香港人没有提名候选人的资格。当时香港人觉得特别生气，因为一个有筛选的选举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对“一国两制”的背叛。
- 2014年雨伞运动爆发： 9月，雨伞运动爆发，要求中国批准香港实行真普选，即普选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并且要有公民提名。
- 中港矛盾加剧： 当时特别多中国大陆游客通过“自由行”到香港购物，还有每天150个移民配额进入香港。香港是一个很小的地方，连东京一半大都没有，完全容纳不了那么多移民和游客。很多商铺、餐厅都变成了服务自由行的地方。许多香港人觉得，香港不再是为香港人生活的地方，而是在服务中国。
在这些背景下，大家都觉得无论是中国政府、香港政府还是香港的民主派，都不是为香港服务的，他们都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这导致了本土派（Localist faction: 一种政治思潮，主张香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应优先于中国大陆）的崛起。他们和传统的大陆民主派有一个很大的分别：他们觉得香港人和中国人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应该分开。
之前的大中华派，包括支联会、民主派等传统政治人物，觉得应该先推动中国民主化。但本土派觉得，我们应该先保护香港，决定自己的命运，之后才有空间去推动中国的民主。他们批评悼念六四是捆绑了中国的民主梦，也绑架了香港的政治。他们认为，我们把精力都浪费在与中共谈判要不要平反六四，是不是应该先谈香港的前途问题？他们还觉得，六四晚会只是一个仪式，每年搞一次到底有什么意义？搞了二十多年，有什么结果？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把香港和中国命运绑在一起的虚假妥协。
身份认同的变迁与坚持普世价值的底色
我们可以看一下从1998年到2022年，香港人对“中国人”和“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调查。对“中国人”身份认同最高的两个点，分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和2008年北京奥运。当时大概有接近40%的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在2008年之后，这个认同比例持续下降，特别是人大“831决定”和雨伞运动的发生，进一步拉低了这个趋势。
相反，“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则越来越高，尤其是在反国教运动和雨伞运动之后，大概有60%的人认同自己是香港人。
但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尽管“香港人”身份认同越来越高，但他们并不会因此不支持平反六四。对平反六四的支持度，从1993年到2021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甚至从2010年开始还有轻微上升的趋势。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我觉得，这是因为香港人虽然觉得自己不一定是中国人，但仍然坚持认为普世价值是大家应该共同相信的价值，民主自由这些东西还是要坚持的。所以当时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那些反对支联会的人，不代表他们反对平反六四，他们只是觉得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平反六四。
当时香港本土派一个特别有名的人物是黄毓民。他说，悼念六四本身没什么目标，其实悼念六四最大的目标就是“打倒共产党”。他认为“结束一党专政”比“打倒共产党”更高尚。他还说，你每年搞什么“平反八九民运”，其实只是承认了中国统治的合法性。我们不应该用这种乞求的态度去要求中央改革，这是不切实际的。香港必须清除共产党，反共才是我们唯一的目标。我们最终一定要保护香港这个文明的社会，包括言论自由、法治精神等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是香港本土派和泛民主派一直以来的共同点。但分别在于，我们应该先保护香港，还是先平反六四？这是本土派和泛民最大的分别。当时本土派最大的攻击目标，就是支联会的六四晚会。
还有一位叫陈云的政治评论家，他在2016年发表文章说：“中国是大陆人的中国，不是香港人的中国。” 从那时开始，出现了一些比较种族主义、贬低中国人的言论。当时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很相信这种仇恨言论，认为中国人对香港人粗暴、野蛮，我们是不同的种族。这导致对中国人的歧视意识开始抬头。
另一位比较温和的本土派作家李怡则说，香港不应该每年六四都发一个“民主中国梦”。他说，如果你现在在香港拿一张六四坦克人的相片去问学生这是什么，其实很多都不知道。他开始反思，我们在这个年代去悼念六四，到底还有没有意义？
维园烛光的终结与抗争的延续
同年2014年，香港另外的政治团体开始在尖沙咀开辟新的六四晚会战场，他们决定用“香港的方式”去悼念六四，而不是用支联会的模式。当时尖沙咀那边大概有两三千人，而维园那边大概有十几万人。所以，虽然本土派在2014年声势很浩大，但他们到底能动员多少群众，我个人是持怀疑态度的。
一直到了2021年，大家都应该很清楚发生了什么，就是反送中运动，以及《国安法》的成立，这基本上给了香港支联会和六四晚会致命性的打击。2020年是第一年，警方以疫情为由禁止了六四晚会。那一年，市民是自发走进维园去悼念的。还有很多市民在香港各个社区搞地区性的小型晚会。这些活动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全部没有组织，但人们还是很自动地走上街头去搞这个晚会。
之后就是一连串的细节，我就不说的太仔细了。总之，香港警方用《国安法》和各种罪名，逮捕了支联会的所有干部，包括大家应该很熟悉的周幸彤，还有何俊仁、李卓人等特别有名的律师和民主派政治人物。到了2021年9月，支联会通过解散议案，正式结束了这个组织。同年，支联会的资产也被冻结了。
到了2023年，之前6月4日警方封锁的维园，开始由亲政府组织搞一个叫“家乡市集”的嘉年华。有很多来自中国不同地方的同乡会，搞了很多有中国地方特色的小吃和文娱活动。他们特别选择在6月1号到6月5号每天都搞，目的就是把维园这个地方占领了，让你进不去。即使你进去了，也是参加这个活动，中间有很多跟香港完全没有关系的文化表演。其中一个表演嘉宾，当年还是“民主歌声献中华”的一员，这真是非常讽刺。
同时，在铜锣湾和维园一带周边，还是有很多香港人用自己的方式去悼念六四。当然那几天警察特别紧张，你拿着一朵花，或者穿着一件印有“8964”的T恤，都可能会被抓。但还是有很多人用自己的方式在周边静静地悼念。
我想邀请大家听一下这首在晚会上播放了二十多年的主题曲《自由花》，去感受一下当年六四晚会的气氛是怎样的。
忘不了的年月，也不会蚕蚀， 心中深处，始终也记忆那年，那些。 曾经痛失年月里，转化动力， 一点烛光，一个理想，永远地寻觅。 悠悠长长继续前行，不懂去惊怕， 荆荆棘棘通通斩去，不必多说话。 浮浮沉沉，总一眼看穿，不算邋遢， 不想清楚分析太多，真心的说话。
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 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 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 来自你我的心，记着吧。
亲历者视角：维园不止是悼念，更是行动的枢纽
李伊东: 为什么支联会后来会和中国的维权人士有那么密切的关系呢？这方面我不是太熟，希望Patrick可以补充一下。
Patrick: 谢谢。我参与的时候是1989年，当时我12岁，第一次和家人参加了那个百万人大游行，还记得那天雨下得很大。后来我参加晚会是因为工作关系，我的机构当时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那个机构也是在支联会被取缔后没了。当时支联会说，在维园，大家的关注点可能主要在晚会本身，但晚会开始前的整个白天，其实都有不同团体的摊位。
我们所有的小机构，大概有几十个，包括我曾经任职的律师关注组，还有我担任过职务的独立中文笔会，都会在那里摆摊，卖禁书。可能大家也都在那边看到过我们派传单。我觉得很多人都想看看香港人是怎样的，很多来我们摊位的都是来自广州、广东省的人，因为他们会讲广东话，也知道我们香港人普通话很烂。所以我们觉得，每年都应该在支联会的场地，去推广我们关注的议题。
为什么维权人士这个议题会变得很明显？特别是在2003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好，但人权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很多中国大陆的人其实都跑到香港来寻求帮助。我记得我做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时候，每天来找我的很多是访民。我说，你跑来找我，我也不是中国大陆的律师，不能帮你。但他们就是通过各种推荐找过来，每天都有很多电邮，甚至找到我们办公室。
所以我们基本上每天都要处理很多这样的个案。我最记得的是记者师涛的案子，他当时因为用雅虎的电邮传了一些消息，然后就要坐牢。他妈妈就跑到香港，想开记者会，就找到了我们。结果我们几个人就在教协，当时最大的教师组织，经常在那里举办记者会。当时师涛的妈妈来了，我就在旁边支持她。
很多时候，这些事情的发生都非常自然。我听很多维权律师说，他们之所以会成为维权律师，就是因为很多访民跑到他们办公室去找他们。可能最初他们也觉得资源很少，没办法帮助，但推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又来了，最后就没办法再推了，只能说“好了，我们尽量看能帮助多少”。
有些事情也非常偶然。比如我之前只是在网上看文章认识刘晓波，本人并不认识。但后来有一天，他可能通过几个朋友在Skype上找到我，当时是“零八宪章”那个事情，想找香港的民主派人士来支持。后来香港第一批签名支持的民主派人士，就是我一个一个去找的。所以这都很偶然，不是我刻意要去找刘晓波，而是他通过不同渠道找到了我们。
所以，我们后来在支联会的不同场合，包括晚会，也都有发布关注维权人士的信息。以前很多资源都集中在关注六四的受难者，特别是天安门母亲运动。但后来，当别人找到我们时，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是中国人”就不支持。我还是觉得，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我每年都在现场帮支联会和其他团体收集捐款，真的没有任何所谓的“勾结外国势力”。我觉得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硬要这么说，真的很可笑、非常可耻。我们看到的都是，很多人排队去捐款，捐款箱一个接一个地满。这些钱都是这么捐出来的。
结语：香港人为何坚持悼念六四？
李伊东: 我不是组织者，之前也和支联会的周幸彤、何俊仁律师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但对我一个很普通的香港人来说，到底六四晚会意味着什么？我讲了那么多支联会、本土派的主张，什么“平反六四”、“香港优先”，但这些对普通人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
为什么要去六四晚会？因为觉得作为一个香港人，终于找到了一个自己觉得有用的地方，一个自己可以做出一点点改变的地方。无论这个改变是对香港好，还是对中国好，它都是对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人无力感的一个宣泄渠道。所以，到底是要帮助香港还是帮助中国，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没有太大的分别。能够去到维园这个地方，跟其他香港人，跟中国的维权人士、民主人士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对香港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所以我觉得，中间发生的那么多本土派的争议，对大部分香港人来说，影响没有那么大，最重要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觉得自己这点力量可以帮助到其他人的那份心情。
最后，我想比较一下两个人。1997年，司徒华接受香港电台访问，记者问他怕不怕回归后，政府会禁止六四晚会。司徒华当时答了一句：“我不担心，我们不会因为他们禁止我们就不做。” 到了2021年，周幸彤在网上接受访问时说了同样的话：“我会点起六四的烛光，哪怕只剩下我一个人。” 在这个访问后大概三个月，她就被抓了。
这个跨越二三十年的精神，可以在两个完全不同年代出生的香港人身上传承下来，我自己觉得是挺感动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