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主题与主要框架
我今天的题目是“保卫革命：从伊朗革命卫队看中国”，主要包含三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是简单看一下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背景； 第二部分是看一下伊朗的革命卫队； 第三部分是从伊朗的国情、政权和革命卫队的关系，来看现在中国解放军和党的关系。
争取在四点钟之前结束我们的内容。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历史背景与现代化矛盾
第一块内容是伊朗伊斯兰革命。我们都知道在一九七九年，伊朗发生了一场革命。在此之前，伊朗一直处于巴列维王朝的统治之下。“沙”（Shah）是波斯语中“国王”的意思。在沙的统治时期，有一系列的近代化措施，包括之前讲过的白色革命。具体措施包括普及教育、改善文盲率、提高识字率，以及引进西方大量的技术与资金来发展工业和农业等。
然而，这些近代化措施反而促进了新兴革命势力对王朝的颠覆，这体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矛盾。一个封建王朝如果在统治期间始终保持稳态，有可能更能延续其寿命；但一旦开启近代化措施，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在白色革命之前，伊朗识字的人口比例可能不到百分之十；白色革命之后，伊朗识字人口提高到了百分之六十。这时民众可以阅读各类信息，终于能看懂并听懂煽动革命的人所宣传的内容了。原本民众并不清楚这些政治主张，识字之后，大家对复兴什叶派、伊斯兰主义、共产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等理论有了理解，并产生了感召力，从而积极参与进去。因此，革命或社会秩序的瓦解，往往容易发生在近代化的推进过程中。
一本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他在书中专门研究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全世界许多国家的状况。当时他批判了西方现代化理论学者的观点——那些学者认为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中产阶级崛起会带来政治稳定甚至民主化。亨廷顿指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现代化反而使许多国家的秩序变得更加混乱，不仅没有带来民主，反而引发了革命和军阀混战等现象。这本书正是对相关理论的回应，堪称名著。这一理论恰好对应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现实：王朝推行的现代化措施，反而迅速葬送了政权自身。这就是现代化引发革命的宏观背景。
国际支持与各方力量的卷入
当时的伊朗革命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支持。因为这场革命除了伊斯兰或复兴什叶派的理念之外，还夹杂了大量追求社会正义、改善贫富差距的左翼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
当时的西方左派——主要是欧洲的左翼知识分子——普遍将美国视作异端。他们认为美国与伊朗的巴列维政权结成了极其紧密的盟友关系，而看到伊朗有人敢于站出来反美、挑战沙的统治，欧洲的左翼知识分子便给予了大力支持。例如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就公开发声，称这是一次伟大的政治创举，对这场社会革命表达了高度支持。
此外，当时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群体中，伊朗留学生的人数是最多的。巴列维王朝积极拥抱西方并与美国深度合作，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几二十年。因此大量的伊朗留学生被派往美国留学，其中既有公费生，也有自费生，平均每年大约有五六万人，位居各国留美学生人数之首。当时台湾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留学生也很多，但伊朗留学生人数最为庞大。这些人在美国期间，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支持沙的政权，反而是坚决反沙的。他们来到美国后，通过外界的信息渠道，了解到美国与伊朗王室和国王相互勾结，站在自由派或左翼的立场上，他们认为这是统治阶层在压榨人民。因此，有大量持自由派或左翼立场的伊朗留学生在美国从事反巴列维政权的活动。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革命的爆发。
政权更迭与暴力力度的差异
这场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还体现出封建王朝政权与革命政权在维系统治手段上的重要差异：即在暴力与处决方面的力度截然不同。许多封建王朝在面临政治危机时，往往没有采取极度心狠手辣的大规模处决手段。
巴列维国王在其统治最后的危机十年里（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面对国际国内极其混乱的形势和已经显现的革命苗头，其判处并执行政治犯死刑的大约只有一百例，加上军事法庭的判决，总共处决的人数可能在两三百人左右。
然而，革命政权建立后的前十年——即霍梅尼执政的前十年左右——被处决的政治犯人数迅速超过了一万多名，两者在数量级上存在本质区别。
此外，在革命运动高涨时期，沙政权迫于美国的压力（美国政府需要维护其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国际形象，特别是一九七七年卡特政府上台后施加的压力），一度释放了大量政治犯，试图展示与社会和解的姿态。但这批被释放的政治犯出狱后，几乎全部成为了霍梅尼麾下极其激进的革命者。这也是封建王朝与革命政权展现出的不同特质。
贫富差距与王室奢靡
导致革命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严重的贫富差距。虽然白色革命采取了许多现代化措施，在多个维度上改善了社会发展与部分民众的生活，但社会的贫富分化依然极其严重，王室内部存在大量极度奢靡的生活方式。
最著名的例子是一九七一年举办的波斯帝国建国两千五百周年庆祝庆典。王室举办了规模极其庞大的聚会，邀请了全球几十家王室成员出席，场面极其奢华。据称耗资达数千万美元，所有食物均直接从法国空运而来。这类事件经过国际媒体的大范围报道，在伊朗民众心中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形象。在民众眼中，王室挥霍无度、生活奢靡，与底层大众完全脱节。
当时国王的第三任妻子（法拉赫王后）是一位极度亲西方的女性。她平时的度假方式包括前往阿尔卑斯山滑雪，频繁与欧洲王室成员交往，并且大量收藏西方现代艺术品，其中包括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等著名艺术家的作品。而在革命爆发后，这些昂贵的艺术藏品全部被封存进仓库，再也没有公开展出过。这构成了整个革命的大背景。
革命卫队与巴斯基的建立
一九七九年一月，巴列维国王离开伊朗；次月（二月份），霍梅尼回到伊朗，革命取得成功。
霍梅尼回国后，面临着一个核心的现实问题。伊朗的革命与中国革命存在显著差异：中国革命始终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拥有红军；红军作为枪杆子，始终与党紧密结合并在斗争中成长，建国时拥有大约三百万党员。而伊朗革命则截然不同，革命成功后，掌权的教士阶层和革命家手中并没有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政权虽然建立，但权力悬浮于社会之上，如何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成为极其现实的问题。因此，他们必须立即着手组建属于自己的军队，这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
革命卫队是极其核心的一环。与此同时，新政权对失去权力的恐惧感异常强烈，因为自身缺乏可信赖的武装力量来保卫政权。虽然原先巴列维王朝留下了一支数十万人的正规国防军，但国防军是否听命、是否保持忠诚，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因此，在建立革命卫队之后，新政权认为力量仍显不足，还必须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一个基于群众的准军事组织——“巴斯基”（Basij）。“巴斯基”在波斯语中是“动员”的意思，其核心目的就是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形成准军事组织以保卫革命政权。
由此，伊朗的军事力量逐步演变为三大板块： 巴斯基在初期单独运行了一到两年，随后并入了革命卫队体系。因此整个军事结构包含：原先沙政权遗留下来的国防军，规模大约有四十万人；新建立的革命卫队，人数大约在十九万至二十万左右；以及巴斯基的核心成员，大约有十万人。三者的力量比例大致为四比二比一。巴斯基在独立运行两年后加入革命卫队，成为其下属的一个分支体系。这套体系构成了保卫革命政权的真正军事支柱。
颠覆恐惧与两伊战争的影响
革命政权之所以时刻担忧自身被颠覆，还有一个深刻的历史原因。在一九五三年，伊朗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首相作为一位民族主义者，推行了大规模的反美石油国有化运动，将原先被美国等西方控制的石油资产收归国有。但摩萨台最终被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与沙政权联合发动的政变推翻绞杀，被迫下台。因此，新成立的伊斯兰政权极其担忧自己也会遭受类似的颠覆。这种担忧既包含对美国策划颠覆的防范，也包含对原王朝留存军队忠诚度的怀疑，这构成了成立革命卫队的关键背景。
关于巴斯基，它本质上是一个群众性的准军事组织，最初主要从事基础性的社会与治安工作。巴斯基得以迅速壮大的关键历史背景是发生在一九八零年至一九八八年的两伊战争。新政权建立仅一年后，伊朗便与伊拉克爆发了长达八年的战争。
这场战争对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起到了巨大作用。一个刚建立的革命政权如果立即进入战争状态，就获得了在社会控制层面采取诸多激进、扩张性手段的合法性；如果政权建立后立即转入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所面临的治理环境与挑战将完全不同。两伊战争不仅有力地巩固了革命政权，也极大地强化了巴斯基这样的组织。在战争期间，巴斯基动员了大量人员开赴两伊边境参战。大批人员在经历战火洗礼并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后，在战后返回全国各地，成为分布在全国各个基层节点上控制社会、组织社会的核心骨干力量。
在革命卫队内部，还有一支著名的海外行动部队——圣城旅（Quds Force）。圣城旅是革命卫队精锐中的精锐，规模大约在五千到一万五千人左右，专门负责执行在海外的各类特殊任务与行动。
清洗前朝官员与镇压左翼盟友
革命卫队具体是如何执行保卫革命任务的，有几个具体的历史例证。
在革命初期，主要行动是对前封建王朝势力的清算，其性质类似于中共建政初期开展的肃反运动。他们对前政权中不服从的官员展开清洗，重点针对巴列维王朝时期建立的情报机构与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SAVAK），以及留任但不合作的前朝官员。不过在最开头的阶段，真正被处决的人数并不算多，大约有几百人。
到了一九八一年，伊朗爆发了一场针对原革命合作阵营内部左派力量的大规模清洗。伊朗革命初期单靠伊斯兰力量是不够的，许多走上街头参与革命的群众信仰左翼思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时有一个重要的左翼组织名为“人民圣战者组织”（MEK）。该组织持左翼立场，认为参与革命有助于推进自身的政治议程，因此选择与霍梅尼阵营合作——尽管一方主张左翼共产主义，另一方主张伊斯兰主义，但当时推翻沙的目标是一致的。
然而新政权建立后，双方的意识形态与权力诉求完全无法融合，在伊斯兰力量必须压倒左翼力量的政治态势下，人民圣战者组织选择站出来与新政权公开对抗。霍梅尼阵营随即对该左翼组织发起了严酷的清洗行动。在一九八一年的清洗中，大批人民圣战者组织成员被捕，被处决者大约有三千人。
此外，伊朗还频繁扣押和抓捕外国人。不仅西方人士经常遭遇这种情况，中国的一些学者、研究人员前往当地进行学术调查或旅行时也有被抓扣的案例。这类抓捕行动包含多重动机：一方面是体制自身对外部间谍具有强烈的安全恐惧；另一方面，抓捕外国人员主要是为了在日后的外交博弈中充当筹码，以便在与欧美国家谈判时获取便利。许多被捕人员在事后被要求进行公开的电视认罪，甚至让人怀疑这种电视认罪的模式是否正起源于此。
电视认罪与一九八八年政治犯大处决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伊朗搞了大量的电视认罪，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今天。就像朝鲜也会搞电视认罪一样，他们经常抓捕西方人，强迫当事人提前写好在电视上需要宣读的内容，随后直接对着镜头照着念。
此外，在一九八八年还发生过一次大规模处决政治犯的事件。这起事件的背景与两伊战争以及“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MEK）紧密相关。在一九八八年两伊战争接近尾声的时期，萨达姆政权与留在海外的人民圣战者组织勾结起来，企图入侵伊朗本土。伊朗方面对此极为震怒，于是在国内率先展开了一场针对尚未处决、但已关押在监牢里多年的左翼人士的大清洗。
这场清洗出现了极其严重的扩大化倾向。很多与武装入侵完全无关的人也被牵连其中，有些人仅仅是因为参加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等左翼知识的兴趣班或读书会，就一同被抓捕入狱。整个一九八八年夏天，被处决的人数统计口径虽有不同，但通常认为至少在七千人以上。处决行动主要集中在关押政治犯的埃文监狱（Evin Prison）进行。当时的处决几乎是连轴转地大规模执行，最多的一天处决人数超过四百人。受害者被处决之后，尸体直接由大卡车运往万人坑进行集中掩埋。这些处决并没有经过正规完备的司法程序，通常依据的仅仅是非常简陋草率的审判或者行政命令。
全球暗杀网络与《撒旦诗篇》追杀令
除了对内镇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在全球范围内策划并实施了各种暗杀行动。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对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追杀令。拉什迪因为撰写了长篇小说《撒旦诗篇》，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看来极大地亵渎了神灵。伊朗宗教领袖随后向全球穆斯林发布了追杀令。直到二零二二年，拉什迪在美国遇刺受重伤，行凶者据称是一名伊斯兰信徒，不过拉什迪最终幸免于难。这起刺杀距离当年下达追杀令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
《撒旦诗篇》事件还在日本引发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刺杀悬案。一九九零年，《撒旦诗篇》被翻译成日文版，译者是日本筑波大学的副教授五十岚一。五十岚一本身是一名学者，在着手翻译时并未预料到伊朗方面会发布全球追杀令。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二日，五十岚一被发现惨死在筑波大学教学楼七层的电梯间内。该案件至今未能侦破，成了一桩悬案。案发现场凶手留下了血型痕迹，经检测与五十岚一的血型不同；同时警方还查出凶手穿的是一双中国制造的鞋子，但由于中国产鞋子数量庞大，无法锁定具体来源。直到一九九八年，日本《周刊文春》报道称获取了一份当年的秘密调查报告，指出在五十岚一尸体被发现的次日，筑波大学一名孟加拉籍留学生紧急从成田机场乘机离境出国，该留学生被高度怀疑与凶杀案有直接关联。然而，考虑到与伊斯兰国家的外交关系以及缺乏决定性的实质证据，案件最终难以在外交和司法层面继续推进调查。
从处决规模来看，封建王朝政权与革命政权存在着显著差异。霍梅尼在执政的大约十年时间里，处决的总人数估计在一万到两万人之间，规模非常庞大。而此前伊朗的巴列维国王（沙阿）政权在其几十年的统治周期内，处决的人数总共只有几百人。这种现象与苏联历史颇为相似：列宁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后，从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建立政权到其身体恶化逝世的短短数年间，处决的政治犯接近十万人；而沙皇尼古拉政权在其几十年的统治中，处决人数总共仅有一两千人，两者的量级完全不同。
输出革命的逻辑与意识形态动员
伊朗革命卫队在境外构建了庞大的代理人网络。探讨伊朗为何投入巨资构建海外网络，必须深入分析其政权性质。伊朗拥有八千万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五六千美元，属于中等发展水平且并不富裕的国家，但它却倾注大量精力与资金维持外部网络，这与其政权的合法性及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革命政权天然具有输出革命的诉求，需要在全世界推广自身体系以确立合法性。这与当年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在全世界推动世界革命、将共产主义理念推广到东南亚等地的逻辑类似。当年中国在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驱动下，投入大量资金支持马来西亚共产党（马共）等组织。直到中国推行改革开放后，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建议停止支持此类活动，相关输出才正式关闭，随后新加坡及海外华人的投资才陆续进入中国。
伊朗输出革命同样拥有一整套意识形态作为支撑。其理念认为真正的伊斯兰信仰核心和权威应当在伊朗，而非传统的麦加。伊朗自视应当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核心，掌握着真主的真正教诲，并负有将其向外传播的使命。这套理念在宗教信徒中具有极强的动员力和吸引力。因此，从革命成功伊始，伊朗就积极推动对外输出，首要目标是拿下由伊朗延伸至伊拉克等国的“什叶派新月地带”，在意识形态和地缘上牢牢占据这一区域，并为此投入了庞大的财政资金。
外部代理人网络与渗透三步走
在具体推进外部网络建设时，伊朗并非一开始就直接开展军事渗透，因为过早进行军事行动极易与周边地区发生剧烈摩擦。他们采取的是清晰的阶段性三步走策略：
- 第一阶段：发展文化与经济影响力等软实力。在各地建立机构推广伊斯兰文化和波斯文明。
- 第二阶段：拓展外交网络与合作。
- 第三阶段：展开实质性的军事渗透。
根据二零一五年的统计数据，仅在拉丁美洲地区，伊朗就设立了八十个文化中心，专门由政府预算支持以推广其自身文化，先从软实力入手，再逐步过渡到外交与军事渗透。在拉丁美洲发生的被称为“拉美九一一”的恶性袭击便是一例：一九九四年七月，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根廷以色列互助协会（AMIA）大楼遭遇恐怖袭击，造成八十五人死亡、数百人受伤。阿根廷和美国官方均指责该袭击由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策划实施，但伊朗官方对此予以否认。
在海外军事组织方面，伊朗组建并资助了多个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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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叶派解放军（SOA）：在巴黎、印度、科威特、巴基斯坦等地区组建，直接招募当地人员，所有预算由伊朗提供。例如在二零一八年的叙利亚战场，该组织招募了约七千至一万人，用于执行符合伊朗地缘政治利益的任务，其总部设在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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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级志愿者军团：
- 在阿富汗组建的“法蒂玛军团”（Fatemiyoun）；
- 在巴基斯坦组建的“载纳卜军团”（Zainebiyoun，以伊斯兰圣人命名，“载纳卜”意为追随者）；
- 在伊拉克组建的“海德里军团”（Heydarion）。
这些外籍军团的招募对象加入部队的原因，除了部分人出于伊斯兰宗教信仰和复兴什叶派的情怀之外，很大一部分是出于经济生活现实考量。士兵每月可以获得一百至三百美元不等的薪水，这在当地属于可观的收入，因此这些军团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雇佣兵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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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正义联盟（AAH）：二零零六年在革命卫队的支持下建立，是一支由革命卫队直接提供资金与军事训练的核心精锐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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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真主党：作为最著名的代理人组织，伊朗每年向黎巴嫩真主党提供超过七亿美元的巨额资金支持，真主党在各处招募人员并执行伊朗在中东的地缘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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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胡塞武装：在教义和信仰上与什叶派高度接近，同样秉持复兴伊斯兰的理念。在伊朗资金的大力援助下，胡塞武装在二零一四年一度攻占也门首都并驱逐了也门总统。随后沙特阿拉伯牵头组建多国联军对此展开军事干预和镇压。
据综合估算，近年来伊朗向这一庞大的海外代理人网络累计提供了约一百六十亿美元的资金。
革命卫队的国内经济基础与商业帝国起源
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不同，伊朗革命卫队在国内建立起了规模极其庞大的自身商业帝国。革命卫队直接经营着大型贸易公司和工业企业，并持有海量中小企业的股份。据估计，革命卫队控制的资产总和约占伊朗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之五十。这些资产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复杂的空壳公司代持来隐匿实际控制权的。
无论是革命卫队还是其下属的民兵组织“巴斯基”（Basij），均设立了大量的二级、三级机构及壳公司。从表面上看，外界很难看清某家企业的实际持有人是谁，但其背后的主要股东穿透后都是这些武装力量。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曾公开披露，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名下掌控着一个价值九百五十亿美元的对冲基金，这实际上充当了革命卫队的专属小金库。
伊朗的经济体系中还存在一个特殊机制——“博尼亚德”（Bonyad，即宗教基金会）。伊斯兰宗教传统中一向有济贫接济弱势群体的做法，因此几个世纪以来伊朗社会一直存在这类半国有或隶属于宗教组织的慈善机构。一九七九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后，大量富人和资本家逃离伊朗，其遗留下来的大批资产和产业全被各地的博尼亚德没收接管。这些组织名义上以扶危济困、救助穷人为宗旨，实则掌握了巨额的社会财富，并全面介入商业运营。由于博尼亚德在名义上属于慈善组织，享有法定的商业免税特权，因此其经营的产业利润率极高。
革命卫队逐步渗透到了伊朗经济的方方面面，而其涉足商业的最早起点是建筑业。一九七九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两伊战争随即爆发，战争持续了整整八年。战争结束后，国家面临繁重的基础设施重建任务，需要修建大量的工程、桥梁和大楼。当时伊朗国内缺乏成熟的民营承包商和施工体系，而大量从前线退伍的巴斯基民兵与革命卫队军人面临严重的就业安置问题。政府遂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工程整体分包给退伍军人组织，由军人组建实体开展商业经营。这构成了革命卫队商业帝国的核心起源。此后，革命卫队更进一步控制了伊朗全国各地的主要港口设施与码头，进而把控了全国关键的进出口与走私贸易通道。
革命卫队对金融系统的渗透与“抵抗经济”
在伊朗，连逃税等诸多经济环节其实也都在革命卫队的控制之下。包括一些城市地铁的建设，以及国有银行自不必说，全部都有他们深度的涉足。而在私营金融领域，伊朗全国17家私人银行中，有7家银行革命卫队都持有重要股份。既然在这些银行里拥有大股东身份和董事会席位，那么很多银行的日常经营政策、信贷审批以及外部金融监管，对于革命卫队旗下的关联企业而言就会变得非常宽松。
关于革命卫队大肆经商这一现象，神职人员领导层内部是如何看待的？当时面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严厉制裁，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提出过一套核心构想，叫做“抵抗经济”。所谓抵抗经济，就是要同美国进行全方位的经济对抗，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经济循环体系。这非常类似于中国在应对中美贸易战时所提出的“国内大循环”，也就是自力更生搞内部循环。其核心逻辑直白来说就是：我不依赖你也能活下去，而且还能活得很好。基于这种高度相似的应对逻辑，伊朗最高当局便默许乃至全力支持自己的嫡系武装力量大规模投身商业领域。稍后我们会展开详细讨论，这种模式与中国的发展路径有着极大的不同——中国在江泽民时代推行了极其坚决的“禁止军队经商”政策。
革命带来的产物：新阶级的形成与财富外流
回顾上面关于革命卫队的内容，如果将其与中国等其他国家进行对照，可以提炼出几个关键维度。首先是关于革命本身：这是一场伊斯兰革命，但革命（revolution）究竟会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无论审视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还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它们最终带来的结果，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全新阶级的崛起。
以伊朗革命卫队为例，他们垄断了国家的核心经济命脉，而这批掌握特权的人员及其子孙后代，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了整个国家中最有权力、同时也最富有的人群。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二代”群体，构成了稳固的新阶级。据一位伊朗中央银行前行长的估计，目前大约有5,000到10,000名伊朗权贵二代生活在伊朗境外（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这些二代手中所掌握转移出去的财富规模，已经超过了伊朗全年的外汇储备——而伊朗一年的外汇储备超过了300亿美元。这意味着，这群特权二代的父辈在伊朗国内攫取财富，随后有大约300亿美元规模的巨额资产被带离本土、分散到了全世界各地。
原南斯拉夫高级领导人密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曾写过一本极具影响力的著作，书名就叫《新阶级》。在南斯拉夫革命取得胜利后，原本具有自由主义思维的吉拉斯逐渐察觉到了深层异化。吉拉斯当时是国家的核心领导层、铁托最亲密的朋友与盟友之一，官至副总统/副总理的高位，属于极少数的核心决策圈成员。但他清醒地认识到，革命在成功后实际上背叛了最初的诺言。革命原本宣称要建立一个消除剥削、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然而最终建立起来的，却是一个以职业革命家为统治核心的官僚特权阶层。这个新阶级高高耸立在社会金字塔的最顶端。
因此，吉拉斯在1957年秘密写下了《新阶级》一书，对这一制度化特权进行了极其深刻的批判。书稿被秘密运往西方出版后引起了轰动，吉拉斯本人也因此被捕入狱，并在出狱后流亡海外。吉拉斯的核心剖析逻辑非常清晰：按照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谁掌握了生产资料，谁就是社会的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成功后，虽然名义上推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或国有制，没有以私人名义直接拥有，但实质上却是官僚群体在独占、调度与支配这些生产资料。生产资料本质上被这批掌握权力的人所占有，他们享受着社会上最顶级的待遇与特权福利。到头来，这就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统治集团与新阶级。从南斯拉夫、俄国、中国到伊朗的历史经验来看，革命往往最终都会催生出一个以国家暴力机器为依托、全面垄断社会资源的全新特权阶级。
意识形态动员与革命输出的代价
第二个维度是“输出革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质在于，它是高度依赖意识形态来完成社会动员的。毕竟参与革命是要掉脑袋的流血事件，如果不依赖一套极具吸引力、极具煽动性的意识形态蓝图，根本无法动员广大民众舍生忘死地投身其中。而这种逻辑的惯性在于，当革命在一国取得胜利之后，掌权者往往执着于将这套意识形态继续推向外部世界。
因此，这些革命成功的政权在对外扩张时，并不采取传统帝国建立殖民地、攫取地理版图的方式，而是致力于将自身的意识形态传播到全球，力图使自己成为全球意识形态的中心与革命圣地。这正如当年中苏交恶之后，北京一度希望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意识形态最高灯塔，毛泽东带有强烈的这种意图，并为此耗费了极其庞大的财政资金去援助和支持外部的革命力量。但这种做法的荒诞之处在于，巨额的国家财富被源源不断地撒向境外，本质上只是为了维系和证明革命政权的合法性幻觉，却丝毫没有用在改善本国人民的福祉上，国内广大民众的基本生活依然承受着极大的艰辛。
伊朗神军共治与中国党军关系的演变
第三个维度是政权内部的权力架构：伊朗的神权统治集团与革命卫队之间的关系，同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二者内在逻辑截然不同。
观察近年来的动态，中国党内对军队系统展开了持续不断的高强度清洗。在过去两三年时间里，被查处清洗的高级将领与军官数量超过了100人，其规模与烈度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反观伊朗，伊斯兰教士神权政权与革命卫队之间的同盟关系却始终维持得相对稳定融洽，极少出现大规模、毁灭性的内部大清洗。尽管在过去也曾有过局部的反腐调查或个别高级军官的撤换，但始终仅仅触及极少数个体，从未演变成伤筋动骨的全局性政治清洗或军事大清洗（Purge）。
为什么两个体制在军队控制上会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异？从结构与权力机制上可以归纳出两个最根本的原因：
第一是军队力量的多元制衡。伊朗在构建其武装力量体系时，实际上维持了相互独立的军事板块。一方面，保留了原巴列维王朝时期的正规国防军，规模大约有40万人，主要承担常规的国土防御职能；另一方面，建立了专门效忠于神权体制的新兴力量——伊斯兰革命卫队，加上其下辖的“巴斯基”民兵组织，核心成员约有30万人左右，并且巴斯基在基层具备动员数十万人的强大能力。国防军与革命卫队之间存在着职能分工，彼此之间相互戒备、相互制衡。旧国防军与新革命卫队从未被彻底揉捏融合为铁板一块的单一军事垄断实体；同时在革命卫队内部，其正规武装与巴斯基组织也有明确的分工平衡。这种制度设计客观上形成了军事力量的内部牵制，从而降低了军队单一实体对神权核心发起颠覆性挑战的系统性风险。
第二是政权合法性与军队之间的依赖结构差异，这是最为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在伊朗体制下，神权政府与革命卫队之间存在着极深且牢固的双向依赖关系，这种依赖深度远远超过了中共与解放军之间的关系。在伊朗，伊斯兰教士阶层为政权提供了不可动摇的宗教与意识形态合法性，这是一套极具刚性的统治基础；而革命卫队及其下属的巴斯基民兵，则是保卫这一政权的实体暴力铁腕。面对伊朗国内接连不断的社会抗议与危机，神权政权完全依赖革命卫队和巴斯基去执行强硬镇压与社会维稳。二者之间形成了“你为我提供统治合法性神话，我为你提供武装暴力护航”的高度共生依赖。
反观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改革开放之后，党所能提供的原初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经历了急速的衰退与消解。如今支撑政权运转的已不再是纯粹的共产主义信仰，而是转向依靠中国传统文化叙事、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物质利益来维系合法性。原先那套硬核坚实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大厦，在现实层面几乎已经瓦解殆尽。
这种意识形态的衰退带来了一个直接且致命的后果：军队在观念上对党的依附性正在实质性下降。当执政党自身无法再输出强大而纯粹的信仰权威时，党对于军队而言便不再具备天然的神圣合法性赋予能力；相反，由于军队掌握着最核心的国家暴力工具，党在维护体制生存与政权稳定方面，对军队的单向依赖反而变得越来越深。谁掌握了枪杆子，谁才拥有终极话语权。由于党自身失去了早期那种不可挑战的意识形态精神权威，但体制传统上又必须极力强化“党指挥枪”的绝对领导，这就产生了一种结构性的内在张力。当政府官僚系统深陷腐败、多年反腐却越反越腐的同时，军队系统同样高度腐败。在大家都在腐败的现实背景下，由于军队具备不可替代的暴力托底功能，军队在维系政权存续中的实际权重只会越来越突出，这也直接加剧了最高权力层对军队失控的极度防范与猜忌。
禁止军队经商的历史分水岭与生存焦虑
第四个关键问题，是对江泽民时代彻底解决“军队经商”问题的历史评价。与伊朗放任革命卫队构建庞大商业帝国不同，中国在1997至1998年间雷厉风行地全面叫停了军队经商。
追溯历史，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之所以允许军队经商，是因为当时中央财政极其匮乏，为了减轻财政包袱，中央打开了口子，允许军队自搞生产、自负盈亏，自行筹措经费维持运转。然而，这一口子一旦打开，到了90年代末期便演变成了极其严重的体制性腐败，尤其是军队内部参与走私的猖獗程度令人震惊。在当时朱镕基主导的大规模反走私战役中，查处了诸如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等一系列惊天大案，整个厦门海关从上到下几乎被全员查办、全军覆没，地方海关与军方走私网络盘根错节。
面对军队经商带来的毁灭性侵蚀，中央下定决心全面推行军队与商业彻底脱钩。据估计，当时全军涉及的各类经商企业多达1.5万至2万家，涉及各行各业。当时的禁令达到了中央设定的核心目标：坚决勒令军队从所有与民争利的纯商业领域全面撤出，严禁军队涉足酒店、夜总会、商场、民用服装生产等各类完全属于民营或民用的经营实体，相关资产该拍卖的拍卖、该私有化的私有化、该转业移交地方的坚决移交。而在剥离民用商业的同时，仅仅保留了军品生产及部分军民融合的基础保障体系。军队自此全面回归由中央财政全额保障的“吃皇粮”体制。
为什么中国最高领导层如此恐惧解放军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立经济基盘，而伊朗却默许甚至促成了革命卫队的商业帝国？这其中的根本逻辑，依然回归到了前面提到的政权合法性与控制力问题。
如果允许军队演变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帝国”，在执政党意识形态合法性日渐式微的背景下，军队极有可能直接对党的领导权威发起根本性挑战。军队手里原本就握有最致命的枪杆子，倘若再赋予其经营产业、掌控国有企业、建立独立财源的权力，各大军区单凭自身的商业收益就能解决军费开支、供养部队，军队在财政上便不再依赖中央拨款。一旦军队在经济上获得了绝对的独立性，其政治上的独立野心必然急剧膨胀。伴随着党对军队意识形态感召力的弱化，整个执政体系在军阀化倾向面前将变得极其脆弱不堪，执政政权将面临巨大的生存风险。
这与伊朗的政治生态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伊朗，无论革命卫队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如何庞大，它都无法在政治和文化上彻底推翻神权体制。革命卫队不可能将全体教士阶层消灭殆尽，也不可能凭空创造出一套能够替代伊斯兰教的全新合法性体系；革命卫队自身在意识形态与信仰合法性上，必须终身仰仗神职教士阶层来背书。
但在中国，当党所能提供的信仰合法性发生急速贬值与下降时，军队如果同时坐拥武力与财力，执政基础就会面临动摇。当前最高权力层对军队系统所推行的罕见高频次、大规模清洗，其底层驱动力正是一种极其强烈的“生存焦虑”以及对自身政权生存危机的清醒感知。归根结底，党在组织形态上是由一系列党委机构和办公人员构成的抽象存在；如果无法像早期革命时期那样提供崇高的精神感召力，又无法像宗教政权那样提供深厚的宗教神圣性，一旦失去对暴力机器的绝对压制与掌控，其政治权威就会面临断崖式滑坡，而这种深层的体制性焦虑，便会以极其剧烈的内部清洗形式持续爆发。
军队持续清洗的深层原因与结语
所以我认为，这才是党对军队进行这种持续清洗背后一个非常深层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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