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方济各旁的空棺：拉文纳与两位流亡诗人的跨时空对话
大家好，继续在意大利漫游。前几天呢，来到了亚得里亚海边的小城拉文纳（Ravenna），住了几天，很喜欢这座城市。早晨打开窗门，坐在窗前的椅子上，听楼下石板街上的人讲我一句也听不懂的意大利语。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朝阳洒在红瓦屋顶和金色的山墙上，让人心沉静又温暖。
我住在客栈的老城，离但丁墓只有几百米。一早一晚去散步呢，都会路过。拉文纳本来就不大，游客呢也不像威尼斯、佛罗伦萨那么多。但它埋着欧洲文学史上的一位大人物，就是但丁（Dante Alighieri）。但丁1321年呢死在这里，到今年呢已经705年了。但丁的墓很小，紧挨着圣方济各教堂，跟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里那些气势宏大的名人墓相比呢，看着有点寒酸。可是呢，两百多年以来，不少作家、诗人专门跑过来看他。其中呢，就有英国诗人拜伦（Lord Byron）。拉文纳也有一座拜伦的纪念馆，因为拜伦在这里生活了两年。他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让但丁这个死了五百年的诗人呢，重新开口说话。
1819年6月呢，拜伦来到拉文纳，过了没几天呢，他就开始写一首长诗，叫《但丁的预言》（The Prophecy of Dante）。他在序言中说呢，因为自己以前写过诗人塔索（Torquato Tasso），有人就建议他呢，既然来到了但丁长眠的地方，你何不写一些但丁呢？正好呢，他本人也想写，他就真的写出来了。他写的呢，并不是一首赞美但丁的颂歌，而是写但丁在临死前呢，回望自己的一生，并预言意大利未来的命运。
这个选题很有拜伦特色。拜伦对颂圣不感兴趣，他对圣人不感兴趣。他提到圣人的时候呢，在自己的诗中呢，经常是要讽刺几句、揶揄几句。他感兴趣的呢，是那些离经叛道的人。1817年的时候呢，拜伦到费拉拉去拜访诗人塔索当年被关押的地方。费拉拉在拉文纳的北边，坐火车呢，差不多一小时就能到。塔索呢，是16世纪意大利最红的一位诗人，曾经被费拉拉公爵阿方索二世当成疯子，在疯人院里关了七年。拜伦走访了费拉拉以后呢，写了一首长诗《塔索的哀歌》。到了拉文纳以后呢，他又找到了但丁的墓，要写一写这个被故乡赶出去的人。
为什么拜伦一看到这种人就来精神呢？原因也不复杂，他从这些人身上呢，看到了自己。但丁1302年被佛罗伦萨判处流放，此后呢，再也没能回去。拜伦是1816年离开英国，当时呢，并没有哪个法院判他流放，只不过呢，他当时很多离经叛道的行为呢，搞得满城风雨，被上流社会群起而攻之。他在伦敦待不下去了，跑到欧洲漫游。他那次离开英国以后呢，就再也没活着回去过。拜伦的遭遇呢，当然不能跟但丁简单类比，但是呢，至少在他自己看来呢，他跟但丁有个共同点，就是被迫离开故国，流亡海外。所以呢，拜伦写但丁，其实呢，他是在写自己。
很多听众知道呢，拜伦最有名的诗，并不是《但丁的预言》，而是《唐璜》（Don Juan）。在《唐璜》第四章中呢，可能有听众还记得，拜伦写了这么几句：“I pass each day where Dante's bones are laid, a little cupola more neat than solemn protects his dust。”我每天路过但丁遗骨埋葬的地方，小小的圆顶，整洁多于庄严，护着他留下的尘土。据说拜伦每次路过但丁墓呢，都要脱帽致意。
不过呢，那时候但丁的骨头呢，根本不在墓中。但丁生前被佛罗伦萨驱逐，但是呢，他死了以后呢，佛罗伦萨后悔了，几次三番呢，要把他的遗骨要回去。将近两百年以后呢，就是1519年，教皇利奥十世批准迁葬，米开朗基罗呢，还在请愿书上签了名，表示愿意亲手给但丁造一座配得上他成就的坟墓。佛罗伦萨呢，就派人到了拉文纳，打开但丁的石棺，但是呢，里边是空的。拉文纳圣方济各教会的修士呢，事先听到了风声，就把但丁的遗骨从石棺中取走，藏在了修道院中。后来呢，又砌进了修道院的墙里，谁也找不着。一直到了1865年，修道院要维修，工人凿开墙，才发现里面有个木匣子，上面有修士在1677年写的一句拉丁文：但丁的遗骨。所以呢，从1519年到1865年这三百多年当中呢，来到拉文纳拜谒但丁墓的作家、诗人、社会名流，包括拜伦拜的呢，都是一口空棺材。当然呢，大家来这里拜的呢，本来就不是那几根骨头，而是那个人，一个被故乡判了死刑也没有低头的人。
故乡的毒手与爱国悖论：区分共同体与统治集团的道德防线
中文世界很多人呢，熟悉马克思的说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当中说，但丁是一位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这话并不完全准确。但丁出生在佛罗伦萨，这不假。但是呢，对他最狠毒的也是佛罗伦萨。
1302年1月，佛罗伦萨先判他罚款流放两年。三月呢，又追加了一道判决，判处他火刑，说此人落入本城之手，就要把他活活烧死。这是当时的判决。判决书呢，是用拉丁文写的。18世纪呢，被人从档案里边又翻出来。拜伦在《但丁的预言》中呢，还挖苦了一句，说这份判决书的拉丁文呢，跟判决本身倒是很般配。被佛罗伦萨判处火刑的那一年呢，但丁36岁。
历史上呢，对人最凶狠的，往往不是外敌，而是自己人。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国家。佛罗伦萨是但丁的故乡，他出生在那里，为他服务过，还为他打过仗。在佛罗伦萨的派系政治斗争中呢，他那一派都输了，赢了的那一派呢，就把他当成敌人来处理。在《但丁的预言》中有一段，拜伦借但丁的嘴说：“一个愿意为国家去死的人，没想到呢，会死在国家手里，还要背着国家赏赐的诅咒和骂名。”
但是拜伦和但丁都知道，爱一个国家跟服从统治这个国家的那群人是两码事儿。但丁当然爱佛罗伦萨，不爱就不会流亡了。浑浑噩噩待在佛罗伦萨自己的家里，那有多舒坦？流亡中呢，但丁怀念佛罗伦萨，也骂佛罗伦萨。在《神曲》地狱篇呢，他把不少佛罗伦萨名人都塞进了地狱，在地狱中呢，给他们安排了位置。炼狱篇第五章呢，他连整个意大利一起骂。他骂意大利充满了奴性，跟做妓院一样，又像暴风雨中的一艘没有舵手的船迷航了，不知道去哪里。
按中文世界一些乌合之众的标准呢，但丁大概就是佛罗伦萨和意大利的“头号恨国党”。一个真正爱故乡的人呢，往往是故乡最尖锐的批评者，因为他在乎生活在那里的人，在乎那里的未来。佛罗伦萨掌权的那群人呢，要的不是这种在乎，他们要的不是爱，而是服从。只要服从，没心没肺也是爱。
这套话术呢，七百年没有多大变化。权力喜欢把自己跟国家绑定，你批评我就是批评国家，你不爱我就是不爱国，你揭我的丑就是给境外势力递刀子。中国人对这套话术呢，再熟悉不过了。2019年的时候呢，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印发了一个文件，叫《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里面白纸黑字是这么写的：要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说白了呢，爱国就是爱党，党就是国，国就是党。这种把戏很管用，因为很多人懒得去区分，懒得去思考。但丁分得很清楚，他爱的是佛罗伦萨，但是呢，不会去服从把佛罗伦萨据为己有的那群人。
别人家面包的咸涩：流亡中的骨气与拒绝下跪的尊严
佛罗伦萨后来呢，也给过他回家的机会，不过呢，是有条件的。大约在1315年，佛罗伦萨当局颁布了大赦，允许流亡者回家。条件呢，是要交一笔罚金，然后呢，以罪人的身份公开认错，请求当局宽恕。但丁的家里人还有他的朋友呢，都劝他接受条件，但是但丁拒绝了。
他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说呢，流亡在外已经将近十五年了，难道要我以这种方式回家吗？戴上枷锁，把自己交出去，花钱跟迫害我的人和解，这不是我回家的路。如果没有一条不损坏名誉的路，佛罗伦萨的城门我就永远不进。我在哪里不能看日月星辰？在哪里不能追寻美好的真理呢？离开佛罗伦萨，面包我也不会缺。
“面包不会缺”，这句话说的很硬朗，也很接地气。但是呢，那毕竟是别人家的面包。流亡中呢，他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每到一处呢，都需要贵族的保护，不得不寄人篱下。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被自己的城市赶出去，凭他的才华，凭他的能力，面包当然不会缺。但是他在《神曲》天堂篇的第十七歌，借祖先的口预言了自己的流亡生涯。他专门说到别人家的面包的滋味儿，你会尝到别人家的面包有多咸，上下别人家的楼梯有多难。
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被自己的城市赶出去，事业没了，收入没了，房子没了，人脉也没了。但丁几乎失去了一切，但是有一样东西他守住了，他守住了他自己。权力可以判他死刑，逼他流亡，但是决定不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他不允许权力定义他是谁。
拜伦把但丁这种人格浓缩在了《但丁的预言》第一章最后两行诗当中。他是这么说的：
“I have not vilely found, nor basely sought; they made an exile, not a slave of me.” （我没有卑贱地得到什么，也没有卑劣地乞求什么。他们能让我流亡，却不能让我成为奴隶。）
佛罗伦萨可以拆他的房子，没收他的财产，扬言要烧死他，可是呢，没办法让他下跪。能让他下跪的只有他自己，但是他决定不下跪。这也是拜伦真正喜欢但丁的地方。后来拜伦的朋友托马斯·梅德温（Thomas Medwin）出版了一本《拜伦谈话录》，里面记载了拜伦对但丁的评价，很简单，就一句话：“The poet of liberty，自由的诗人。”拜伦说呢，迫害、流放、客死异乡的恐惧，都没能动摇但丁做人的原则。
才华的卖淫与暴君客厅：知识分子如何沦为体制的心奴
历史上呢，伟大的诗人有不少，不怎么伟大的诗人更多。但是有才华并不自动就带来人格。历史上从来不缺有才华的奴才，而且呢，越有才华给权力当奴才的时候呢，危害往往越大。
《但丁的预言》第三章呢，拜伦把那些为权力歌功颂德的诗人叫做“the hollow tree of genius”，才华的卖淫，说他们常常忘了自重，甚至把卖淫当成本分。这话很难听，但是呢，说得很准。他不是说那种没文化的人那种粗俗的拍马屁，而是说有天分、有知识、有表达能力的人，拿自己的才能去伺候权力。
拜伦这几行诗中呢，有个词值得我们记住，这个词就是 自重（self-reverence：敬重自己、维护自身人格尊严）。“reverence”呢是敬重的意思，“self-reverence”呢就是敬重自己。简单地说呢，就是自重。他说那些用才华献媚的人呢，常常忘记了自重，忘记了敬重自己。
一个知识分子堕落的起点呢，不一定是收钱，也不一定是公开撒谎，而是有一天呢，他不再敬重自己了，没有了自重。他明明知道上面在胡说八道，却编造出一堆理由来附和，说这是顾全大局。他明明知道自己像个奴才一样跪着，却发明出一套理论来证明自己呢跪得有理，来证明站着的人才不正常。走到这一步呢，卖身就被他们说成了一种责任感。用拜伦的话来说呢，就是“looks on prostitution as a duty”。卖身竟然也能卖得这么高大上，卖身都成了一种职责。
接下来的两行呢，是全诗中我最喜欢的两句：
“He who once enters in a tyrant's hall as guest is slave; his thoughts become a booty.” （一旦成了暴君客厅的座上客，人就成了奴隶，思想就成了暴君的战利品。）
拜伦自己注明呢，这两句诗是出自古希腊悲剧，一般认为呢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诗。原话是说呢，凡是走进暴君家门的人，就是暴君的奴隶，哪怕进门的时候呢，人还是自由的。进门的时候是暴君的客人，进了门呢，就成了暴君的战利品。
这是两千多年前呢，古希腊人就讲清楚的道理。可是每一代呢，都有文人门客、知识分子觉着自己会是个例外。看看当今中国，各行各业的“野生国师”，体制内外的“学者型肉喇叭”，还有美国、英国名校中被中国政府宠幸的那些学者教授。我在以前的节目中讲过这些人，这里呢不想再重复，只是提一句，当年拜伦骂这类拿才华卖淫的货色呢，骂得更不留情面，而且骂出来了一首长诗，就是《但丁的预言》。
知识代替不了人格。读了多少书，有什么头衔，哪个名校毕业，在哪个名校教书，都保证不了一个人有独立的人格。有时候呢，恰恰是因为他们一身名校披挂，受过学术训练，被捧成学术偶像，被捧成文化偶像，他们替权力编造理由的时候呢，比普通人更有欺骗性。普通人拍马屁，正常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名校教授拍马屁，尤其是美国名校、英国名校的教授拍中国政府的马屁，都是有一套高大上的理论，像那位哈佛教授弄出来的“修昔底德陷阱”之类的，用拜伦的诗句说穿了呢，无非是才华的卖淫而已。
拜伦在同一章里还说呢，被奴役所贬低的人，心灵等于是被关进了监狱，“have the mind in prison”。这类货色就是这样，这就是心奴。集权专制最成功的地方呢，不是暴力镇压，而是把人变成自我奴隶的心奴。集权的镇压手段再强大，也没有办法把每一个不服从的人都抓起来，那样成本太高了，他负担不起。最有效率的办法呢，就是让人自己在自己的脑子里修一座监狱，把自己的心灵囚禁起来。
诗人的主权与时间复仇：在制度缺席的世界活出自由
1829年的时候呢，佛罗伦萨在圣十字教堂给但丁建了一座豪华的坟墓，但是里面是空的。墓碑上刻着一句拉丁文，意思是说呢，“先人三度一决，皆属徒劳”。所谓三度一决呢，说的就是佛罗伦萨几次向拉文纳讨要但丁的遗骨都没有要成。
佛罗伦萨给但丁建豪华坟墓，成了件行为艺术。这座城市呢，人活着的时候他把人赶走，还威胁呢要把人烧死。人死了以后呢，再给人修墓纪念，没有比这更不值钱的行为了。权力对知识分子最理想的安排，经常就是活着让你闭嘴，死了以后纪念。活人永远比死人麻烦。活人会说话，会批评，会不同意，会不听话。死人最好办，反正不能说话了，竖个牌位，只要每年纪念一下，而且呢，可以各取所需地纪念。但是那种官方的纪念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听听拜伦用诗骂人更有意思。
但丁这么一个现实生活中几乎失去了一切的人，用文字建造了一座地狱、炼狱和天堂。他用文字重建了整个宇宙秩序。佛罗伦萨不准他回去，但丁用诗决定了谁下地狱，谁进天堂。这就是诗人的主权。这种主权的内核就是人格。
说到这里呢，拜伦为什么被但丁吸引，也就不难理解了。拜伦当然不是但丁，他有钱、有爵位、有名声，他的所谓流亡呢，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找的，自己的选择。但是呢，拜伦身上有一样很可贵的东西，就是他对自由非常的敏感。离开英国以后呢，他越来越站到那些失去了国家、失去了自由的人那一边。正是因为如此呢，他称赞但丁是自由的诗人，“The poet of liberty”。
现代人谈自由容易讲得非常宏大，而且呢，一讲就跟制度挂上钩。制度当然重要，没有制度保障，个人自由随时可能会被拿走。这也是从巴黎、日内瓦、苏黎世到维罗纳、拉文纳，我一路看这些城市看到的历史。但是呢，在制度之外，还有一个更原始的问题，就是一个有了自由意识的人，在制度还不能保护自由、时代还没有准备好自由的环境的时候呢，如何活出自己的自由来？
这当然很难，因为在不自由的国度做个自由人，意味着要承担自由的后果。但丁不认罪，后果是回不了家；拜伦离开英国，后果是再也没回过故乡。一个人在不允许批评的国家说真话，后果可能是丢工作、被封号、被举报、被周围的人孤立。面对这些后果，自由到底还值不值得呢？
但丁的答案是值的，因为这个答案呢，五百年以后、七百年以后，人们还跑到拉文纳来拜谒他。而当年签署流放令判他火刑的那些人呢，连名字都没人记得了。这里面有一种历史非常缓慢的正义。拜伦呢，是称之为时间复仇。在《但丁的预言》第一章中呢，有这么一句：
“Man wrongs and time avenges.” （人行不义，时间复仇。）
在现实中呢，权力经常赢，权力老是赢。他有军队，有警察，有法院，有监狱，有整个官僚系统，还有宣传机器。而诗人有什么呢？一支笔。跟权力相比，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但是呢，几百年以后，权力换了一茬又一茬，都是过眼烟云。当年被权力赶出去的那个诗人，还在世界各地用上百种语言说话。
《但丁的预言》最后几行呢，读起来有些悲哀。拜伦笔下的但丁向人们预言将要发生的事，可是呢，人们不肯听。等到真相穿过无数眼泪，击中了他们的眼睛，他们终于才承认说话的那个人是位先知。但是那时候呢，但丁已经成了“坟墓中的先知”（The prophet in his tomb）。
但丁在流亡中用故乡的语言写他内心的世界，写人的罪，写人的尊严和救赎。1321年，他死在这里。五百年以后，拜伦来到这里，站在他墓前，觉得这个佛罗伦萨流亡者说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也是未来。又过了两百年，我们站在同一个地方再读拜伦，发现拜伦说的也不是过去，也是现在，也是未来。
一个人怎样爱自己的故乡，又不变成权力的奴才？一个知识分子怎么样拥有知识，又不出卖自己的才华？一个人在政治自由还没有保障的时候，怎么样不把自己心灵囚禁在牢笼中？怎么样呢？尽量活出自由来。这些问题呢，都没有过去。尤其是在中文世界，这些问题呢，都还是现在进行时。今天的话说完了，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