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局动荡与社会观察

我们来聊一下台湾。过去24小时内，台湾发生了至少两件大事：一是宪法法庭（Constitutional Court）直接宣告宪法诉讼法（Constitutional Litigation Law）修正条文违宪，网络上出现了“五大于六”的荒诞概念；二是台北捷运发生了一起造成多人伤亡的事件，被认为是恐袭（Terrorist Attack）或个人报复社会。

首先，关于宪法诉讼法。目前台湾的蓝白（泛指国民党与民众党）在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占优势，通过了此法案以约束宪法法庭。过去，民进党主政时期，蔡英文（Tsai Ing-wen）到现在的赖清德（Lai Ching-te）政府，裁决常被指意识形态挂帅。新法案的规范并不夸张，例如要求补齐大法官名额，且大法官需经立法院同意，并规定裁决需至少三分之二（2/3）的出席。

然而，现任总统赖清德迟迟不提名新法官，因为先前提名的人选因“太绿”而被立法院否决。法庭因此停摆近一年。昨日，法庭突然开会，相当于“求员兼裁判”，宣布宪法诉讼法修正条文违宪。问题在于，现有8名法官，按旧法需至少三分之二（至少6人）出席才能做出裁决。然而，昨日仅有5名法官宣布新法违宪。这被认为是未达应出席人数。另外三位未出席法官，据称也是非常偏绿的法学学者，认为“不能做这个事情”而拒绝出席。

这一事件意味着台湾的政治对抗，或是两党、三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已进入“法律崩坏”的局面，构成现政危机。

对台湾认知的变迁与社会问题的反思

第二个事件，关于个人报复社会的性质，也代表着当下台湾的一个社会问题。但我想讲的重点并非此处，也包括网络上关于此事件的“歪楼”（偏离主题的讨论），如怀疑是中共（CCP）派去、或与“大陆媳妇”有关的猜测。发言者认为这些讨论完全是“意识形态的动物”，非常恐怖。

我为何要讲这些？我想结合我个人对台湾的认知。最早可以追溯到1991-92年，那时我还是小学生，回老家安徽中部，看到村口有捐赠的衣物、书包，得知是台湾捐赠的。那时的台湾在我心中代表着时尚、美好和善良。

高中时期（约1999-2000年），台湾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进程备受关注。96年台湾开始直选（Direct Election）领导人，那时许多年轻人向往台湾的民主模式，将其视为一种“神话”。

时间来到2015年，经历了马英九（Ma Ying-jeou）时代两岸交流增多，我曾与家人到台湾旅行。在花莲，尽管预定的民宿没房间了，但房东女士热情地安排我们住她家，并带我们与朋友喝茶聊天。这次实际接触让我觉得台湾老百姓非常友善。

然而，我认为台湾的“崩坏”始于马英九之后。国民党（Kuomintang）在岛内支持度低迷，不断被“抹红”（被贴上亲共标签），被指不代表台湾本土意识。特别是在疫情期间（COVID-19 Pandemic），这种负面一面被放大，出现了对大陆的“丑化”（Demonization）。通过所谓的“认知作战”（Cognitive Warfare），网络上充斥着负面叙事，例如“小民不能回家”，以及将大陆地区歧视性地称为“路支那中国人”（Luzhina Chinese）。这种极度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使得理性讨论变得困难。

回望过去，90年代的捐赠、民间交流，以及对民主的向往，都曾是积极的印象。但到了2015年前后，甚至冲击立法院（Legislative Yuan）和行政院（Executive Yuan）的事件，都显示出一种“犯民退化”（Degradation of Democratic Movements）。加上如今宪法法庭的判决，用“民主”已无法遮掩其荒诞之处。

香港政治生态与权力斗争的观察

接着，我想谈谈香港。作为一位自认的广东人（虽非出生于广东，但从小在此长大），我对香港曾有过一种“幻想”（Idealization）。目前我在香港从事金融业（Finance Industry），亲身经历了公司需要进行游说（Lobbying）的环节。由于公司规模小，我们难以接触到香港立法会（Legislative Council）的议员，只能从反对派（Opposition Camp）入手，因此结识了一些朋友，听到了许多故事。

最近李智英（Lee Chi-ying）被定罪，这触动了我发言的冲动。她对我个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并非在政治上，而是在关于“孝顺”（Filial Piety）的看法上。她当年在香港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一句话改变了我与父母的相处方式。我并非认同她所有观点，但通过接触过去香港的泛民主派（Pan-democracy Movement）边缘人物，听到了不少关于她在派系斗争、资金运作中的“不堪之事”（Unpleasant Matters）。

网络论战与“反共”阵营的权力游戏

我也曾接触过一些国内的“维权人士”（Rights Defenders）。回想2008-2009年，推特（Twitter）上的中文大V如爱薇卫（Radio Free Asia）曾寄送光盘给大学生。当年我尚在读书，一腔热血去接触一些活跃的维权人士，却也发现了一些“不堪之事”。有些人过于“幼稚”（Naive），将“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奉为圣经；另一些人则可能出于利益出卖他人，或寻求平衡。

我发现，这种在群体中“夺取权利”（Struggle for Power）的现象，与国外的政党斗争、海外网红圈（Overseas Influencer Circles）的话语权（Discourse Power）争夺是共通的。这种权利的争夺与人的本性紧密相连。

话语权争夺的本质与“等待”的策略

香港和大陆的“反贼”（Dissidents/Anti-establishment figures）阵营有一个共通点：与西方民主国家不同，他们缺乏可操作的合法渠道。在大陆网络环境下，反共被视为天然正义，谁反得更极端，谁就更占道德优势。

观察香港的政治运动，最初的想法是影响大陆，但发现无效。随后，一些传统泛民主派大佬开始包装话术，认为“共产党”（Communist Party）罪恶滔天必将垮台，大家只需“等待”（Wait）。然而，如果都在等待，不如先“打倒”对方。这种“等待”策略，在海外“反共”群体中也存在，例如建立“国会”却要收费投票，这在我看来是荒谬的。

关于智力与教育的补充

在陈悦月（Chen Yueyue）发言后，有人提到了印度人（Indians）和中国人（Chinese）的智力对比，特别是关于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领域。我在此补充一点：做实验需要控制变量（Control Variables）。目前看到的印度公司CEO很多，但这不代表整体智力差异，还要考虑AI潮（AI Trend）和居住地（Location）等因素。

以北达拉斯的学区为例，当地印度人和华裔学生数量相当。多年来，顶尖中学和高中的前两名常被华人包揽。华人、印度裔和其他族裔各占约三分之一。总体而言，在这些方面，华人并不比印度裔逊色。从AI顶尖研究来看，华人科学家占比较高，显示了华人的智力潜力。

关于电子竞技的短暂提及

我喜欢玩星际争霸（StarCraft），从初中就开始玩，那时使用的是魔兽争霸（Warcraft III）的图像引擎。我的高峰期是大学时期，常在浩方（Hofang）平台玩。现在年纪大了，有时单人模式打不过，需要“s me the money my”这种（此处疑似口误或使用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