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剧场:内阁会议室的沉默主宰
二零二五年三月十九日,位于华盛顿的白宫内阁会议室里,正上演着一幕足以载入美国政治史册的权力大戏。水磨石地板上倒映着华丽的吊灯,一张巨大的长椭圆形会议桌旁,坐满了全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一群巨头。他们是艾克森美孚(ExxonMobil)、雪佛龙(Chevron)、康菲石油(ConocoPhillips)等超级能源帝国的首席执行官(CEO)。这些平日里在国际商界呼风唤雨、掌控着全球资本与能源命脉的商业巨擘们,此刻却正襟危坐,等待着这场权力游戏的核心操盘手。
然而,这场至关重要的内阁会议主角——美国总统,却迟到了整整一个半小时。对于这群时间以秒计费、背后牵涉数千亿资产的巨头们来说,这种长时间的等待在政商交往中实属罕见。当总统终于在一众随从的簇拥下步入会议室,并在主位上坐下时,他没有半点寒暄和客套,张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我最喜欢的行业。”
这句带着典型特鲁普式风格的开场白瞬间拉近了与在场能源大鳄的距离。然而,接下来在会议室里发生的具体交锋,却让这帮在华盛顿政坛混迹了几十年、与无数届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都打过交道的老江湖们,纷纷在私底下惊呼“大开眼界”。他们表示,在自己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从未见过如此直接、近乎粗暴的政策制定过程。
会议开始后,一位石油巨头的首席执行官首先开口,用沉重且充满抱怨的语气向总统大吐苦水。他提到,欧盟最新出台的一项极其严格的环保法规,正在给他们在欧洲的能源业务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这名CEO抱怨道,这项法规繁琐的碳排放合规要求和高昂的罚款机制,几乎快把他们在欧洲的生意和利润空间给彻底逼死了。
总统听完后,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眼神随意地瞥向了坐在一侧的商务部长,以一种闲聊般的随性口吻说道:“那好吧,加关税嘛。本来在要加的基础之上,再给我加百分之二十,加到他们把这个破规定改了为止。”
一句话,仅仅一句话,一个涉及全球两大经济体、影响数千亿美元贸易总额的国家关税政策,就在这间会议室里,像在路边摊买菜砍价一样,说改就改了。满屋子见惯了大风大浪的CEO们瞬间面面相觑,几乎都看傻了眼。这种摒弃了所有评估、论证、外交协商和法务审查的决策方式,展现了极其惊人的行政意志。
然而,真正让这些石油巨头们感到脊背发凉、感受到一种深层战栗的,并不是在台上大声喧哗、发号施令的总统本人,而是坐在总统旁边、在整场会议中几乎没怎么出声的另外一个人。
正当CEO们继续抱怨另外两个州新出台的、对石油开采极为不利的法案时,那个坐在阴影里的人,在大家的注视下,一声不响地在桌子底下掏出了手机。他的手指在屏幕上快速敲击,直接给司法部长发去了一条简短而冰冷的短信,内容只有一句话:起诉那两个州。
这名在桌底下发短信的男子,在这个庞大的帝国行政机器中,没有经过任何选民的选举,他既不是统领三军的总统,也不是掌握部门实权的内阁部长,甚至连国会的议员都不是。他仅仅只是一名白宫的幕僚——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
在特朗普的第二届政府中,史蒂芬·米勒为自己量身定制了两个极其特殊的头衔:负责政策的副幕僚长,外加国土安全顾问。
这两个看似低调却内藏玄机的头衔组合在一起,在白宫的权力结构中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叠加效应。这意味着他几乎能够以合法身份步入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任何一场核心会议,无论是涉及国内税收还是国际安全;同时,他的手里还死死攥着几乎所有行政命令的生杀大权。在华盛顿的观察家眼中,史蒂芬·米勒已经成为现代白宫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幕僚之一。他就像是隐藏在幕布后面的编剧,用一条条行政令、一次次秘密授权,指挥着这个庞大国家机器的运转方向。
逆袭之路:从边缘愤青到权力核心
然而,如果你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个十年,去看看二零一五年前后的史蒂芬·米勒,你会发现同一个人身上展现出的,完全是另一副近乎滑稽的模样。
那个时候的米勒,在藏龙卧虎、精英云集的国会山里,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边缘小角色。当时,跑国会新闻的记者们只要一听到“史蒂芬·米勒”这个名字,就会忍不住翻白眼。大家在私底下笑话他那不合身的西装、窄得可怜且显得廉价的领带,以及他那怪异的个人审美——他甚至喜欢在自己的小拇指上,戴上一枚镶嵌着黑钻的戒指。
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米勒在年轻的时候,极其迷恋那些描写黑帮大佬的经典黑帮老电影。每次去参加朋友们的聚会,他真的会刻意模仿电影里黑帮教父的派头、做派和走路姿势,冷酷地出场。这种略显幼稚的模仿和偏执的性格,让他在当时的华盛顿社交圈里,成为了大家茶余饭后的笑料。
那些早年因为工作关系跟米勒打过交道的记者们,后来看着他在白宫的权力风暴中心平步青云、青云直上,掌控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导向,一个个都被惊掉了下巴。他们无法想象,当年那个被所有人看不起、被当作政治笑话和怪胎的愤青,如今竟然变成了一个在内阁会议室里,仅凭一条短信就能把两个州的州政府送上法庭的权力巨擘。
这个被所有人低估、曾被当成笑话的人,究竟是如何完成这场权力蜕变的?要理解这一切,就必须看清米勒在这十年里死磕并想通的一个核心逻辑:真正挡在权力面前的,从来不是什么口头反对的政敌,而是那台庞大的、换了谁都推不动的官僚机器。
米勒的政治底色和对世界的看法,必须追溯到他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
那是一个充满阳光、沙滩和棕榈树的海滨小城——圣莫妮卡(Santa Monica)。这里是典型的富裕中上层家庭聚集区,米勒便出生在这样一个中上层的犹太家庭里。然而,偏偏这孩子从小就有一股骨子里的叛逆,喜欢跟周围的一切拧着来。
圣莫妮卡的街坊邻居、学校老师和身边的同学,清一色都是主张多元、包容和环保的自由派。在这种浓厚的左翼政治氛围中,米勒却感到了极度的窒息。他选择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每当半夜邻居们都已入睡,少年米勒却一个人躲在卧室里,守着收音机,戴着耳机,如饥似渴地收听美国保守派电台的头号名嘴——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的节目。
拉什·林博的广播风格极其辛辣、刻薄,痛骂起自由派来嘴上从来不留情面,充满着挑衅与对抗的气息。这种通过无线电波传来的攻击性节奏和永不妥协的劲头,深深地烙印在了少年米勒的骨头里,成为了他后来政治人格的重要基石。
在那几年里,加利福尼亚州正因为移民问题爆发着一场全美瞩目的政治地震——那就是著名的一八七提案(Proposition 187)公投。这项提案的核心目的,就是要将所有公共服务(包括公立教育和非紧急医疗)的大门,对非法移民彻底焊死。时任加州州长皮特·威尔逊(Pete Wilson)在竞选中死磕这一极具争议的反移民议题,硬是凭借着排外情绪的煽动,将自己送回了州长的宝座。
这场围绕移民群体展开的血腥政治风暴,在少年米勒的心灵深处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在圣莫妮卡高中就读期间,米勒最大的乐子就是专门挑那些思想进步、主张包容的建制派同学挑衅。他用极其刺耳的言论去戳这些人的痛处,和他们对着干。
由此可见,史蒂芬·米勒的“反移民”立场,绝不是他后来为了当官、为了迎合政治风口而刻意包装出来的投机面具。这是他从十几岁起,在高度对立的加州环境中,就已经深植于内心并为之奋斗的生命底色。
后来,米勒考入杜克大学,继续在校园里扮演着保守派急先锋的角色。进入国会山后,他成为几位强硬保守派议员的助手,靠着一身反移民的犀利火力和对法条的钻研,慢慢在小圈子里闯出了一点名堂。可是在那个建制派掌控一切的年代,依然没有任何人会预料到,这个眼神阴郁、行事偏执的年轻助理,未来会成为搅动整个美国政坛的暴风眼。
命运相逢:忠诚的“不粘锅”
转机发生在二零一六年。
那一年,毫无政治经验的政治素人特朗普像一头野蛮的公牛,猛烈地撞击着共和党的传统大门。那会儿,共和党内的建制派大佬、资深政客们,一个个都把特朗普当成瘟神,躲得远远的,嫌弃他满嘴粗口、没有品位,根本上不了政治的台面。
然而,在所有人都嫌弃特朗普的时候,史蒂芬·米勒却成为了第一个毫无保留地扑上去的建制派圈内人。
当时的特朗普竞选班子极其简陋,经费紧张,处处缺人。米勒凭借着一股玩命的狠劲,用自己的身体把这个巨大的空缺填补了上去。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通宵达旦地为特朗普撰写极具煽动性的演讲稿,拼凑、攒出一份份看似专业的政策文件。在那个混乱的竞选初期,他一个人当好几个人使,展现出了惊人的工作能量。
米勒后来跟朋友回忆起那段日子时说,二零一五年特朗普在那场宣布参选的招牌演讲中,把墨西哥移民直接痛骂为强奸犯和杀人犯。当所有主流媒体都在口诛笔伐时,米勒看着电视屏幕,内心感到了无与伦比的兴奋。他在特朗普身上看到了一种自己梦寐以求的能力——一种能够用最原始、最强硬的辞藻,把“反移民”这个边缘议题,直接顶到全美政治舞台正中央,并疯狂煽动底层民众情绪的惊人本领。
而特朗普也偏偏就吃米勒这一套。这位新晋总统非常欣赏米勒身上那股像斗牛犬般的狠劲,更喜欢米勒动不动就把汇报政策的话语,带进类似于经典黑帮电影《教父》(The Godfather)那样的冷酷调子里。
每当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一拍大腿,说自己想要干一件突破常规、极其出格的事情时,米勒从来不会像那些传统的、谨小慎微的文官系统官僚那样,磨磨蹭蹭地在一旁提醒说:“总统先生,这事我得先去问问有关部门,去咨询一下法务律师的意见。”米勒每次都会上前半步,神色坚定地看着总统,张口就是一句:“这事,我现在就能办。”
这种绝对服从、毫无推诿的办事态度,让米勒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攒下了特朗普几乎全部的信任。
在特朗普的权力生态圈里,有一个特别邪门且残酷的现象:几乎没有人能够从头红到尾。在第一任期中,今天得宠、明天就被发推特解雇或者在媒体上被痛骂,那是家常便饭。从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到各任幕僚长、国防部长,无一例外都在内斗和总统的喜怒无常中败下阵来。
然而,史蒂芬·米勒却成了唯一的异数。整整四年,再加上特朗普下台流亡海湖庄园的那几年,米勒愣是从来没有跟特朗普翻过一次脸,始终稳居核心圈层。这让米勒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甚至产生了一种近乎迷信的心理。在第二届任期回归白宫后,他甚至特意惦记着要把自己当年在西翼的那间旧办公室要回来。他把那间办公室当成了自己的“护身符”,得意地对旁人说:“第一个任期能从头干到尾的,没几个人,我就是其中一个,这确实是我的福气。”
“深层政府”的死结与山寨法律办公室
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结束后,退守海湖庄园的米勒没有选择像其他幕僚那样写书捞金或者转型做院外游说。他静下心来,对那四年的执政经历进行了极其深刻的复盘。
他认定,特朗普第一任期之所以在很多承诺上没有完全兑现,最大的败笔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人”**。
在二零一六年的那场仓促交接中,由于缺乏准备,新政府不得不把大量的内阁职位和关键中层岗位,交给了那群名义上是“自己人”的共和党建制派专业官僚。然而,这群职业政客和文官,内心深处要么觉得特朗普的行为非常危险,要么觉得他是一个不懂政治的蠢货,要么觉得他既危险又愚蠢。
结果就是,内阁部长们在会议上面从命,暗地里却给白宫的政策使绊子、阳奉阴违;白宫幕僚们转脸就去给各大媒体爆料,互捅刀子;政府官员换得跟走马灯似的,导致整个行政机器运转起来磕磕绊绊,特朗普真正想推行的强硬政策在各个部门处处碰壁。
米勒将阻碍他们行政意志的这股力量,归结为一个在美国政治话语体系中极具阴谋论色彩的词汇——深层政府(Deep State: 长期存在且不受总统换届影响的职业文官系统)。
在米勒和特朗普的眼中,这帮庞大的、铁打的职业文官,就是盘踞在政府内部、利用繁文缛节和程序正义来对抗总统民意授权的“内鬼”与“寄生虫”。
面对这套推不动的系统,米勒的逻辑非常直接粗暴:既然推不动,那就通过行政权力把这套系统彻底打服,砸碎它的程序护栏,让其中的每一个齿轮都不敢再有违抗总统命令的胆量,这样权力自然就能重新收回到椭圆形办公室的手中。
而要砸开这套坚固的官僚系统,米勒在复盘中认准了一把最为致命的钥匙——律师。
米勒在私下里多次提到,他们第二任期需要寻找的,是那种“脊梁骨最硬”的律师。他发誓再也不要第一届任期里那些“软骨头”法务顾问了。在第一任期,每当总统下达一项突破底线的命令,那些建制派律师的脑袋就会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张口闭口就是“这违法”、“这有违宪风险”、“这在法庭上站不住脚”。他们根本不愿意为了配合总统的政治目标,去把既有的法律条文往最大尺度上撑一撑。在米勒看来,这种不敢突破红线、甚至阻止总统施政的律师,本身就是违法和渎职的。
米勒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完美地道出了他这个人的行事本色:“意识形态我一个人就够全公司用了,我不需要别人再给我添,我需要的是能够把这事儿给我办成的人。”
这句话,成为了特朗普第二任期行政权力机器运转的总开关。
二零二一年,当特朗普在一片混乱中黯然离开白宫、搬进海湖庄园时,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政治生命已经彻底凉凉。然而,米勒却一天也没有闲着。他在阴影里默默地磨着自己的刀。
下台没多久,米勒就拉起了一家名为**“美国优先法律”(America First Legal)的非盈利组织。这个组织名义上是进行法律诉讼和公益维权,但说白了,它就是米勒为第二任期精心打造的一个“硬骨头保守派律师猎头部”**。他通过这个组织,在全美范围内大举物色那些作风强悍、不择手段且极具意识形态忠诚度的年轻法务人才,同时与各联邦州的保守派检察长建立起了极其紧密的协作网络。
早在二零二二年,米勒就对身边的人放出了狂言:“等到我们回去的那天,就是对深层政府全面开战的时刻。”
二零二四年特朗普再次胜选,在政权交接期里,这台准备了数年的权力机器迅速上膛。如果你能窥见他们交接团队备战的细节,你不得不佩服米勒这个人在政治操作上的惊人耐心与细致。
米勒团队制作了一张极其巨大的Excel表格,上面密密麻麻地勾勒、追踪着一百多道蓄势待发的行政命令。每一道命令的背后都挂着一个清晰的钩子:要么直接对应特朗普在竞选中的某一句承诺,要么对应他在集会演讲里的一句原话。为了确保这些行政令能一击必杀,他们甚至在内部的闭门会议里举行了类似于戏剧“剧本围读”的环节,将这些起草的行政令草案一条一条、逐字逐句地念出来挑刺。
在围读现场,米勒总是那个骂得最凶、最偏执的人。他专门去揪那些用词不够强硬、未来可能会被职业文官或自由派法官钻空子、拖后腿的温和字眼。
在过去,美国政府的每一项行政命令,在正式签署前,都必须送交司法部一个极其神秘且关键的常设机构——法律顾问办公室(Office of Legal Counsel, OLC)进行严格的合法性审查。然而,米勒根本信不过这帮由职业文官和法学专家组成的建制派机构。
为了绕开这个传统关卡,他直接甩开了司法部,在交接团队内部另起炉灶,攒了一个由极端亲马加(MAGA)立场的强硬律师组成的小圈子,去代替和架空那个真正的法律审查机构。交接团队的内部人员私底下戏谑地将这个临时法务圈子称为**“山寨法律办公室”**。
连给政府把关合法性的最后一道阀门,都被米勒换上了自己的人马。他磨了整整四年的这把行政尖刀,在回归白宫的第一天,就狠狠地砍向了那些企图束缚总统行政权力的法律锁链。
百天狂飙:被重新定义的“紧急状态”
二零二五年一月二十日,特朗普的第二届任期正式开闸放水。
为了让人们对这次权力的狂飙有一个直观的感受,我们可以对比一组历史数据。在一九三三年大萧条的最深处,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临危受命,在著名的“新政百天”里,一共签署了九十九道行政命令。这一惊人的纪录作为行政集权的标杆,在华盛顿的政治天空中耸立了快一百年,从未被打破。
然而,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头一百天里,在史蒂芬·米勒的直接操盘下,总统签发了一百四十多道行政命令。与此形成极其鲜明且荒谬对比的是,在同一时期里,正经通过美国国会立法程序通过并颁布的法律,只有可怜的五部,创造了美国现代历史的最低纪录。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在实质上已经完全绕开了传统的国会立法通道。仅仅依靠着总统手里的一支签字笔,以及米勒起草的一纸纸行政令,他们就正在重新画出美国社会运行的行政版图。
而在这一百多道行政命令中,米勒最为看重、最常动用的一张王牌,就是国家紧急状态(National Emergency: 授予总统特殊权力的法定状态)。
根据美国的历史法律体系,一旦总统宣布国家进入某种“紧急状态”,行政分支就可以在极短时间内绕开冗长的民主程序,解锁一大批在平时根本无权动用的庞大财政资源和行政强制力。这种不受约束、追求速度的快感,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和防疫期间,米勒就已经尝到了极大的甜头。
然而,在第二任期中,米勒起草的许多“紧急状态”理由,在客观现实面前显得极其滑稽与古怪:
- 他起草并宣布了能源紧急状态,理由是“美国能源供应面临严重短缺”。但事实上,在特朗普重返白宫时,美国的石油日产量刚刚创下了人类历史上的最高新高,能源早已实现了完全的自给自足并大量出口,根本不存在任何短缺的影子。
- 他起草并宣布了贸易逆差紧急状态。然而众所周知,自一九七六年起,由于全球产业分工的调整,美国年年都处于贸易逆差状态,至今已持续了整整五十年。如果这属于紧急状态,那意味着美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一直处于紧急之中。
- 他起草并宣布了南部边境紧急状态,声称大批移民正在入侵。但客观数据表明,就在他上台前不久,拜登政府的一道限制令已经让越境人数暴跌了百分之七十七。
在米勒的字典里,客观现实是否紧急并不重要。他的逻辑是:只要我们在行政令里说它紧急,它就是紧急的;即便事实不紧急,只要权力需要,它也必须紧急。
这种通过行政权力强行重构事实定义的做法,就是米勒追求的行政速度。他试图通过海量的、超出社会和法庭应对能力的行政命令,用最宽泛的紧急状态授权,将所有的制度反对者彻底淹没在文书的海洋里。
“不粘锅”的甩锅艺术与舆论战
然而,这台在纸面上经过精密计算、刚刚开闸启动的集权机器,在运行的第二个星期,就当着全美公众的面发生了一次惨烈的翻车事故。
新政府上台后的第二周,白宫掌管全联邦财政预算的关键机构——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突然向全联邦政府各部委下发了一份编号为**“M-25-13”的加急备忘录**。
这份备忘录的核心旨意是:为了防范财政浪费和清算前朝政策,所有联邦机构必须立即临时冻结并审查所有的拨款、贷款和财务支付项目。这道命令显然是冲着拜登时期留下的“绿色新政”环保项目、对外援助资金以及饱受保守派诟病的多元化(DEI)项目去的。
虽然备忘录的白纸黑字里明确写着,涉及底层民生的社会保障金(Social Security)和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不在冻结范围内。然而,在实际执行中,由于这道加急命令来得太急、切口太大,且没有给各部门预留任何技术调整的时间,导致在命令下达后的整整四十八小时内,全美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系统出现了大面积的实质性冻结。
全国范围内瞬间炸开了锅。数以百万计依赖该医疗补助看病的底层老百姓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各大医院的收费系统无法录入结算,舆论的怒火像潮水般涌向白宫。
更让白宫高层感到恼火的是,这件事情在具体操作上办得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事情败露后,米勒在私下里极力向其他内阁同事撇清关系。他抱怨道,这完全是OMB的那帮官僚在没有经过他最终点头的情况下,自作主张把这份不成熟的备忘录草草发出去的。
但极其讽刺的是,后来白宫的内部调查显示,当时在后方疯狂打电话、催促OMB必须以最快速度加急发文的,恰恰就是米勒自己手底下的核心幕僚。
在这场巨大的政策灾难面前,米勒展现了他高超的“不粘锅”甩锅艺术。他的动作是如此迅速且干净,以至于当时白宫的许多高层人员,真的以为他对这道引发全国恐慌的备忘录一无所知。最终,在巨大的舆论和法律压力下,白宫不得不丢脸地宣布临时叫停并撤回这份备忘录。
在这一系列行政混乱中,特朗普感到极其败火。然而,这位总统感到愤怒的焦点,并不是备忘录中给底层民众看病带来的困难——相反,他对备忘录里那种粗暴切断前朝资金的内容感到非常满意。他真正气愤的,是这件事情在电视新闻上呈现出的吃相太难看了。
当时,特朗普正坐在椭圆形办公室旁边的私人小餐厅里,眼睛死死盯着墙上的电视新闻转播。当他听说白宫迫于压力不得不撤回刚刚发出的行政备忘录时,他彻底火了,在小餐厅里冲着身边的手下大声吼叫:“这他妈的是认怂!哪个王八蛋决定撤回的?我们干嘛要撤?我们为什么要认输?!”
最后,这场白宫西翼的内部咆哮,靠着即将上任的预算局主任罗素·沃特(Russell Vought)打来的一通紧急电话才勉强摁了下去。
特朗普在电话里余怒未消地追问:“是不是那个家伙(指文官)在自作主张拖我的后腿?”
沃特在电话那头委婉地解释道:“不,总统先生,这次撤回是西翼(指威尔斯和白宫法务团队)为了避免更大的法律诉讼危机而做出的集体决定。”
为了掩盖这次政策冻结带来的巨大舆论被动,特朗普和米勒迅速启动了他们最擅长的舆论战手段——紧急转移公众视线。
在他们的操盘下,白宫的宣传机器迅速抛出了几个准备已久的“更大猛料”:他们要么在社交媒体上疯狂转发、投放经过刻意剪辑的“拜登老态龙钟、认知障碍”的嘲讽视频,要么突然向媒体宣布白宫正考虑在关塔纳摩湾(Guantanamo Bay)的军事基地里,扩建一个超大型的移民拘留营。
这种用一个更具爆炸性、更具争议性的话题去覆盖前一个负面新闻的操作手法,在米勒和特朗普的权力法则里屡试不爽。就如同后来发生的爱泼斯坦案(Epstein case)风波一样,为了彻底转移公众对爱泼斯坦案关键名单的注意力,政策制定者们甚至不惜在舆论上将地缘紧张局势引向伊朗。
米勒在纸面上用Excel表格将上百条行政命令控制得严丝合缝,但现实却无情地证明了:一旦这些充满意识形态狂热的命令被投入到复杂的、由千千万万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国家行政机器里去运转时,它就会立刻展现出不听使唤、剧烈摩擦的另一面。
驱逐机器的齿轮与亚马逊仓库的荒诞剧
在用舆论战平息了行政令混乱的余波后,米勒立刻调转枪口,开始着手建设他这辈子最倾注心血的庞大工程——建造一台前所未有的国家驱逐机器。
为了确保这台机器能够高效运转,米勒请来了一位与他脾气相投的实操搭档——汤姆·霍曼(Tom Homan)。
霍曼是一位在边境执法一线干了四十年的老移民警察,身材魁梧,面相凶狠,行事作风硬朗。按理说,这样一位见惯了风浪、在华盛顿官僚体系里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老江湖,很难轻易对一个年轻的白宫文官产生折服感。然而,霍曼在私下里对史蒂芬·米勒却崇拜得五体投地。
霍曼曾对同僚由衷地感叹:“米勒大概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他脑子里装的那些密密麻麻的移民法条与细则,详尽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有的时候连我自己都忘了的条款,他张口就能背出来,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这两个人组合成了这台驱逐机器的最高指挥部。他们的工作节奏紧凑且单调: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十点,他们会在白宫进行碰头对账;到了周六,则必须通过经过加密的军用保密电话线,再次对这台驱逐机器的各项运行指标进行逐一核对。
米勒给这台机器的核心执行机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下达了一个近乎疯狂的KPI硬指标:每天必须逮捕三千人。
简单折算一下,这意味着这台机器一年需要抓捕并驱逐一百万人。在全美范围内,这相当于每年要把一个像奥斯汀或圣何塞那样的大型城市的人口彻底抹去。而在此之前,哪怕是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或奥巴马时期的“驱逐巅峰”里,美国移民局每天实际抓捕的人数,连这个硬性指标的三分之一都达不到。
但米勒根本不在乎这些执行上的客观难度。他向各级执法官僚传达的信号极其冷酷:我不要听你们解释为什么做不到,我只要看到逮捕的数字。
在米勒的驱逐哲学里,光在暗地里抓人是远远不够的,他要让驱逐的过程以一种最具视觉冲击力、最令人震撼的方式,呈现在每一个美国人面前。他需要用视觉上的恐惧,去制造最好的劝退效果。
二零二五年三月,一个名为哈利勒(Khalil)的男子的被捕,成为了米勒这一策略的经典案例。
哈利勒曾是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持有合法的美国绿卡,在警方的档案里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如果说他身上有什么“危险”的地方,那就是在过去的一年里,他曾作为学生领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组织并参与了多次大规模的挺巴勒斯坦抗议集会。
特朗普政府负责边境与驱逐事务的霍曼在媒体面前公开表示:“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我们经过综合评估,认定哈利勒已经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
随后,总统本人也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这条逮捕消息,并配上了一句充满威胁的评语:“这是众多逮捕中的第一个。”
果不其然,在这场公开逮捕后,从东海岸的纽约到西海岸的洛杉矶,大批蒙着面、全副武装的ICE执法探员,仿佛一夜之间从地底下冒了出来。全美各地的街道上开始频繁出现极具压迫感的执法画面:探员们在人行道上、在繁忙的十字路口进行随机的“临检”,将涉嫌身份问题的平民当街拽入黑色的防弹车中,转头便关进了数千公里外的偏远拘留所。
许多被捕者的家属、学校甚至代理律师,在几天内都根本查不到被捕者究竟被关押在哪个州的哪座监狱里。这些执法过程被路人拍成视频,配上刺耳的音效,在各大社交媒体上以病毒般的速度疯狂传播。
这种在空气中弥漫的、无处不在的“病毒式恐惧”,正是米勒想要达到的战略目的。他希望通过这种高强度的视觉震慑,让每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感到人人自危,从而选择主动离境。
然而,在这台看似无坚不摧的机器背后,却存在着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黑白两面:
- 在美国南部的物理国境线上,这台防堵机器的运转堪称完美。在行政令的强力捏合下,边防巡逻队、国民警卫队和地方警察配合得严丝合缝,几乎将每一个企图越境的庇护申请者挡在国门之外。这被米勒视为自己的“高光时刻”。
- 但在美国国内的内部驱逐战线上,由于牵涉到复杂的物权、人权和地方法律,整摊差事却迅速乱成了一锅粥。
作为国内驱逐业务的法定主管机构,国土安全部(DHS)在时任部长克里斯蒂·诺姆(Kristi Noem)的领导下,几乎陷入了事实上的瘫痪状态。
米勒原本给国土安全部下达的指令是,让他们迅速在南部边境口岸附近,利用现成的联邦土地和废弃军事基地,扩建一批能够容纳数万人的临时拘留设施,并尽快通水、通电、通暖气。在米勒看来,这既省钱又方便后续的遣返班机起飞。
然而几个星期后,米勒在调查执行进度时气得浑身发抖。他发现,国土安全部为了应付差事,居然自作主张跑去商业市场上高价收购了一批亚马逊的废弃物流仓库,企图用这些仓库来充当临时的移民拘留所。
这些亚马逊仓库内部空间巨大,根本没有进行过任何人类居住改造,缺乏足够的水卫设施、独立的隔间和消防逃生通道。要把这些钢筋混凝土的空壳子改造成符合基本关押标准的拘留所,白宫必须往里砸进去天文数字的财政资金,而且改造周期漫长。而在旁边,明明就并排矗立着几座只需要简单修缮就能立刻投入使用的现成营房。
米勒后来愤怒地跟身边的同事吐槽:“这帮蠢货在干这桩愚蠢的买卖前,哪怕稍微事先问过我一句,都不会发生这种荒诞的事!”
华盛顿的内部人士都清楚,这位国土安全部女部长的个人行政能力确实非常有限,在错综复杂的华盛顿部门斗争中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二零二五年二月中旬,在一次涉及国土安全部、司法部、移民局和五角大楼等所有相关核心部门首脑的电话会议上,因为拘留所扩建和逮捕进度严重滞后,米勒当场情绪失控,对着电话听筒歇斯底里地咆哮起来。
开完会后,一位被骂得灰头土脸的部门高官,心有余悸地对身边的同事说了这样一段话,至今仍在华盛顿的官僚圈子里私下流传:“史蒂芬彻底失控了。他在电话里歇斯底里地威胁要把整个ICE和国土安全部的领导层全部炒掉!他疯狂地咒骂我们的动作像乌龟一样慢,他冲着我们所有在场的人发飙,唾沫星子几乎都要从电话线里喷出来了。”
米勒的这种歇斯底里的火山爆发,后来成为了这届政府官僚体系里人尽皆知的恐怖传说。
这就是米勒权力图谱中极其分裂的对比:在白宫金碧辉煌的内阁会议室里,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能让富可敌国的石油大佬们唯命是从,仿佛无所不能;然而,一旦他转过身去,真正面对那一台由数十万普通文官、复杂地方法规和物理基建构成的庞大政府机器时,他哪怕喊破喉咙、拍碎桌子,也无法让这台锈迹斑斑的机器每天多抓一个人。
在这个庞大的官僚迷宫面前,这位白宫的核心主宰,常常表现得像一个干着急却无能为力的旁观者。
地图上的野心:阿拉斯加的冰与委内瑞拉的油
既然在复杂的国内行政细节中常常受阻,米勒便选择将这种“无所不能”的行政意志推向另一个极致——一个企图用行政命令去命令物理定律和国际地缘国界的极致。
让我们再次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个核心场景。
二零二五年三月十九日的那场内阁会议上,面对满屋子等待政府兑现“钻吧,使劲钻”(Drill, baby, drill)竞选口号的石油巨头们,米勒的行政集权意志正在试图重塑整个美洲大陆的政治地理版图。
当大家聊完了关税和国内的环保官司后,坐在主位上的总统突然没头没脑地冒出了一句:“我想聊聊委内瑞拉。谁是那个懂委内瑞拉的人?”
话音刚落,坐在会议桌中段的一位高管缓缓抬起了头。他是雪佛龙(Chevron)的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Mike Wirth)。
总统之所以把目光锁定在雪佛龙身上,是因为在当时的地缘政治格局下,雪佛龙是最后一家依然留在委内瑞拉、没有被该国左翼政府彻底驱逐出境的美国超级石油公司。
这里面牵涉到一段长达数年的地缘政治宿怨。早在二零一七年,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左翼政府宣布将境内的所有外国石油公司资产强行收归国有。当时,艾克森美孚和康菲石油等美国巨头因为不甘心被当地政府剥夺控制权,拒绝继续往这个政治动荡的无底洞里砸钱,愤而选择撤资离场。
然而这两家巨头刚一撤走,他们在委内瑞拉投资设立的数十亿美元的厂房和设备,后脚就遭到了马杜罗政府的彻底没收,两家巨头的几十亿真金白银彻底打了水漂。
在那个危急关头,只有雪佛龙的掌门人选择赌一把。他们忍受着委内瑞拉政府极其苛刻的低利润分成条件,忍受着被当地国有石油公司强行控股的耻辱,硬是顶住压力留在了委内瑞拉的红土地上。
雪佛龙图的是什么?他们图的,正是委内瑞拉脚底下那片全世界已经探明的、储量最大(超过三千亿桶)的超级油田。这片油田的潜在账面价值,高达惊人的十七万亿美元。
而特朗普对这片流淌着黑色黄金的土地,已经惦记了整整两辈子。在第一任期里,他就曾多次在国家安全会议上直言不讳地追问军方将领:“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派兵过去,把委内瑞拉的油田拿过来?”
到了第二任期,随着身边的建制派制衡者被清洗殆尽,特朗普在外交和地缘政策上的胃口变得更加狂野。他不仅在公开场合大声嚷嚷要买下丹麦的格陵兰岛,甚至开玩笑说要把不听话的加拿大直接变成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
但在私底下,他与米勒真正锁定的猎物,依然是委内瑞拉。特朗普曾在白宫的私密场合对好几位亲信幕僚吐露过他的宏大构想:“委内瑞拉完全可以当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我可以亲自任命一个美国总督去管理那里。”从他的神情和语气来看,他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
然而,在米勒和白宫的政策团队内部,这个“委内瑞拉州”的构想在逻辑上存在着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死结:在过去的一年里,特朗普政府刚刚通过最强硬的行政令,把成千上万在美境内的委内瑞拉非法移民强行遣返回国。如果真的把委内瑞拉变成了美国的一个州或领地,那按照美国宪法,这几百万刚刚被扔回去的人,不就又可以合法地自由出入美国本土了吗?
但米勒和特朗普脑子里装的并不是这些繁琐的宪法权利。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对委内瑞拉油田的绝对控制权,以及通过扶持亲美政权,将在这片油田上深耕多年的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竞争对手,彻底从“美国后花园”里踢出去。
从肆意修改国内法律到随意调整国际关税,再到企图通过行政命令强行霸占别国的领土与油田,在这间内阁会议室里,权力的自我膨胀已经达到了企图在世界地图上强行涂抹国界的荒谬地步。
在讨论完委内瑞拉的油水后,总统又将注意力转向了美国本土的资源开采——阿拉斯加的冰原。
总统隔着桌子,看着康菲石油(ConocoPhillips)的首席执行官——瑞安·兰斯(Ryan Lance)。
康菲石油当时在阿拉斯加北极圈内的沼泽湿地上,压下了一个名为**“柳树”**(Willow Project)的超级石油开采项目。这个项目的施工环境极其恶劣且邪门:沼泽地上根本没有路。为了保护极地脆弱的冻土生态,当地法律规定,开采团队只能在每年冬天最寒冷的几个星期里,等整片沼泽地彻底冻得像石头一样硬时,人工用淡水浇筑出一条数百公里长的临时“冰路”,才能将重型钻井设备运送进去施工。
特朗普对这种极端的工程细节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靠在椅背上,追问了兰斯一个听起来非常外行但也颇为可爱的问题:“那你们的重型卡车,不会从冰路上滑出去掉进冰窟窿里吗?”
兰斯微微一笑,用极其专业的工程口吻科普道:“总统先生,其实不会的。当温度足够低的时候,冰面的物理摩擦系数会发生变化,它其实一点都不滑,卡车开在上面和开在普通的沥青马路上没有任何区别。”
听到这个冷知识,满桌的CEO们都发出了轻松的笑声,会议室里的紧张气氛稍微得到了缓和。
然而,坐在一旁的史蒂芬·米勒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内阁会议刚刚宣告结束,米勒便径直走向正准备收拾文件离场的兰斯。他逼近兰斯的身体,眼神中闪烁着焦虑与不耐烦的光芒,用极其紧迫的语气说道:“听着,兰斯,你想让白宫干什么,我们都干。你想推翻什么环保法律,我们今天就给你写命令。但只有一个条件:这批油,必须在这一届任期内给我铲出来!”
兰斯看着眼前这个有些魔怔的年轻幕僚,没有当场接话。他用极其委婉但坚定的语气提醒米勒注意基本的自然规律:“米勒先生,柳树项目所处的极地环境和每年的施工窗口期,是客观的物理定律决定的,那不是我兰斯能说了算的。即便白宫权倾天下,你们也改写不了北极圈的物理定律,而且我们在当地还面临着一堆来自环保团体的地方法律诉讼。”
然而,米勒根本听不进这些客观的困难。他直勾勾地盯着这位跨国巨头的掌门人,冷冷地撂下了五个字:“我授权你干。”
这句“我授权你干”,展现了米勒集权思想中最为偏执的部分:在面对一片每年只能在冬天动工几个星期的万年冻土,面对一堆在民主框架下无法绕开的诉讼程序时,米勒坚信,这一切物理规律与程序规则,都必须为这届政府四年的执政时钟让路。
在他的认知里,行政分支的权力授权可以超越物理定律,如果一道命令办不成,那就用两道。
宿命轮回:被驯服的马尔科·卢比奥
米勒的行政机器要想在国际上落地,光靠他在白宫内部发号施令显然是不够的。他需要有人在外交阵线上替他跑腿、张罗,将这些疯狂的驱逐构想落实到具体的国家头上。
而替这台驱逐机器在海外奔走效劳的,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正是当年曾被米勒在政坛上亲手一巴掌拍下神坛的昔日宿敌。
让我们将时间倒回到二零一三年。
当时,美国参议院内一个由两党议员组成的“八人帮”(Gang of Eight),攒出了一份雄心勃勃的移民改革法案。这份法案的核心,是试图通过增加边境执法投入,换取给美国境内上千万没有身份的非法移民一条逐步合规并获得公民身份的合法通道。
在这八人帮中,最耀眼的明星当属古巴移民的儿子、年轻英俊、口才极佳的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他当时被整个共和党温和派奉为未来的“保守派之星”和能够拯救共和党人口结构的希望。
然而,正是这份在当时看来极有希望通过的法案,在幕后被一个人的极限操作给彻底搅黄了。那个人,就是当时还仅仅只是一名参议员助理的史蒂芬·米勒。米勒利用保守派媒体的舆论攻势和法条中的技术细节,在基层选民中煽动起了巨大的排外怒火,硬生生从背后把卢比奥的移民法案戳得千疮百孔,最终腰斩。
法案垮台后,卢比奥在保守派选民中的声誉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被贴上了“对移民软弱”的标签,沦为了那场立法失败的代言人。在二零一五年的白宫交接团队内部邮件中,米勒在给同僚的信件里,甚至直接用**“病态”**(pathological)这样极其羞辱性的词汇来形容卢比奥。
然而,命运的轮盘在整整十年后,转出了一幕极其魔幻的黑色幽默。
二零二五年二月三日,在拉美国家萨尔瓦多的圣安娜火山东坡,一座可以俯瞰湛蓝湖泊的总统避暑别墅里,迎来了一位身份显赫的美国贵宾。
这位贵宾,正是刚刚宣誓就职的美国外交掌门人、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
卢比奥之所以顶着热带的烈日来到这里,除了因为拉美是他这半辈子在地缘政治上的执念外,更因为他此行背负着米勒塞给他的一个极其特殊的任务:替特朗普政府的大规模驱逐计划,在拉丁美洲寻找一个愿意收容这些被驱逐者的“境外接盘侠”。
接待他的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Nayib Bukele),在国际政坛上同样是一个行事狠辣的异类。他自封为“全世界最酷的独裁者”,依靠极其强硬、甚至践踏人权的铁腕扫黑政策,将曾经是“全球谋杀率最高”的萨尔瓦多治理得服服帖帖。
而他付出的代价,是把全国将近百分之二的人口关进了监狱,这也让萨尔瓦多成为了全球监禁率最高的国家。在布克尔的权力工具箱里,有一张极其显眼的王牌——名为**“反恐怖主义恐怖监禁中心”**(CECOT)的超级监狱。这座监狱戒备森严,关押着成千上万名身上布满文身的黑帮分子,其非人道的管理方式多次引发国际人权组织的强烈抗议。
在避暑别墅的露台上,两人在谈到移民遣返问题时,布克尔突然对着卢比奥抛出了一个极其诱人的商业反向提议:
“国务卿先生,你们美国境内那些背负重刑的拉美裔罪犯,与其留在美国占用你们高昂的监狱资源,干脆全部送到我萨尔瓦多的CECOT超级监狱里来关押好了。你们不需要承担管理责任,只要美国政府每年支付给我一笔足够丰厚的财政补偿就行。”
看着卢比奥有些心动的神情,布克尔甚至又往前跨出了一大步,带着一丝疯狂地提议道:“甚至,如果你们本土的联邦监狱实在太拥挤、装不下的话,哪怕是你们美国公民身份的重刑犯,也可以打包送到我这儿来关押。”
作为法学出身的政客,卢比奥心里自然像明镜一样清楚:把一个拥有美国国籍的公民,送到拉美一个名声昭著的恐怖分子监狱里关押,任何一个哪怕稍微懂点宪法常识的美国联邦法官,都会在几秒钟内签发禁令将这桩交易彻底拦下。
然而,就在那座火山脚下的别墅里,一桩足以震惊现代世界司法史的“境外关押外包交易”,就此埋下了罪恶的种子。
这是一幕多么残酷的宿命轮回:十年前被米勒在国会山无情踩在脚下、当众羞辱的卢比奥,十年后却不得不飞到拉美的火山脚下,卑微地替米勒的驱逐机器张罗着下家。
米勒的权力胃口已经膨胀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连当年的手下败将和政治政敌,都已经被他彻底吞噬,驯化成了这台集权机器上运转最为顺从的一颗螺丝钉。
西翼的暗涌:苏西·威尔斯与铁门防线
这台在白宫西翼隆隆作响、肆无忌惮地吞噬着程序规则的行政机器,难道在整个白宫内部,真的就找不到任何能够踩下一脚刹车的人吗?
其实是有的。这个人就是白宫幕僚长——苏西·威尔斯(Susie Wiles)。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白宫幕僚长,威尔斯在各方面都与偏执、狂热的米勒形成了鲜明的两极。
她今年六十七岁,留着一头收拾得一丝不苟、浓密的银金色短发,说话声音永远温和、轻柔,做事讲究程序与条理。在特朗普那个整天鸡飞狗跳、幕僚们互相指责抛脑勺的喧闹核心圈里,威尔斯就像是一张冷酷反转的黑白底片。
特朗普在媒体面前表现得有多吵闹,苏西·威尔斯在幕后就有多安静。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手底下的各路草台班子和政治投机客分成了好几个帮派,彼此之间恨不得生吞了对方。正是靠着威尔斯极高的政治情商和手腕,才硬生生把这帮狂热分子捏合在一起,护送特朗普重回白宫。
然而,如果你被她那一副如同邻家祖母般慈祥、温和的外表所欺骗,那你在华盛顿的政治斗争中注定会死得很难看。
真正了解她的人都清楚,在苏西那张永远挂着得体微笑的脸孔底下,藏着一个能够把政治刺刀使得神不知鬼不觉的超级操盘手。往往等到政敌反应过来自己已经失势时,威尔斯的钢刀已经精准地捅进了他们的心脏。因此,特朗普在私底下给这位得力干将起了一个令人敬畏的绰号——“冰美人”(Ice Maiden)。
虽然威尔斯在控制局势和处理人际关系上极其沉稳、老辣,但对于联邦政府这台由无数部门和法规构成的庞大行政机器来说,她其实是一个缺乏实操经验的“新手”。
她过去几十年的核心专业能力,主要集中在如何帮政客打赢选战上。她曾成功操盘过特朗普的多次大选,也曾辅佐过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夺下佛罗里达州州长的宝座。她此前仅有的白宫内部工作经验,还要追溯到整整四十年前的里根政府时期,且当时她仅仅只是负责打理总统每日行程表的一名初级日程秘书。
而站在她对面的史蒂芬·米勒和罗素·沃特这帮少壮派狂热分子,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里,就已经通过无数次的试错与博弈,把联邦政府这台机器的每一个暗道、每一个齿轮的咬合关系摸得门清。
为了实现那些极具破坏性的政策目标,米勒和他的“山寨律师团”几乎一定会想方设法绕过威尔斯的监管防线,直接将命令送呈总统签字。
这就构成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白宫内部最深、也是最致命的一道权力暗涌:
- 一边是极力主张讲原则、讲程序、讲政治后果的稳重操盘手——幕僚长苏西·威尔斯;
- 另一边则是为了追求政策结果,甘愿碾碎一切法律、程序和物理障碍的政策狂人——史蒂芬·米勒。
在这场“快”与“稳”、行政狂飙与程序正义的终极较量中,历史的规律似乎总是令人沮丧地重复着:在政治博弈中,那只踩油门往深渊狂奔的脚,往往比那只试图拉起刹车的手,能发出更大的声音,获得总统更多的青睐。
这也正是为什么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中,史蒂芬·米勒在媒体镜头前和政策发布会上永远占据着最瞩目的C位,因为每一个最具争议、最能煽动社会分裂的政策背后,都留着他那深沉的指纹。
尾声:护栏的消亡与地缘悬崖
现在,当我们将所有的拼图拼接完整,重新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疑问时,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一个在十年前没有任何民意基础、连律师执照都没有、在国会山被当成笑话和边缘怪胎的史蒂芬·米勒,今天为什么能够凭借一条短信,就把一个堂堂的美国联邦州送上法庭?
因为米勒在长期的蛰伏中,赌对并看穿了现代美国政治的一个残酷真相:真正的权力,并不在于你在选票箱里获得了多少张普选票,而在于你能不能在重返权力中心后,利用行政手段把那台谁都推不动的官僚机器彻底打服、驯化,将其改造成只听命于你个人意志的顺从工具。
也许有人会客观地指出,抱怨文官系统办事效率低下、官僚主义害人,这几乎是历任美国总统的通病。
这话确实没错。早在半个世纪前,二战功臣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痛骂国务院那帮抱残守缺、慢条斯理的职业外交官;哪怕是威望极高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也曾深为五角大楼复杂的条规所苦。历届美国总统,谁没有受过这套庞大官僚系统的气呢?
但这一次,情况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
特朗普骨子里对于文官系统的敌意与仇恨,比近几十年来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要深得多。而史蒂芬·米勒最危险的地方,在于他成功地将总统的这股个人敌意,具象化、系统化地改造成了一套可以实际落地运行的行政集权工具:
- 那个旨在绕开司法部法务审查的“山寨法律办公室”;
- 那些为了绕过国会预算监督而被随意重新定义、无限泛滥的“国家紧急状态”;
- 那些为了追求视觉恐惧而强行下达的、日均三千人的抓捕KPI;
- 以及那句企图超越物理定律和地方法律的霸道命令——“我授权你干”。
这一切,都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美国政治中行政与立法的博弈边界。他们走得比历史上的任何人都远。
这不由得引出了一个关乎美国国家命运的核心拷问: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之所以能够正常运转、不至于沦为个人独裁的工具,靠的仅仅是总统一个人高高在上的意志吗?
显然不是。它靠的,恰恰是那些平时看起来“慢得让人心烦”、动不动就跳出来提醒“这违反程序、那不合规”的行政条规;靠的是那些繁琐的法庭诉讼;靠的是那台虽然庞大、慢速但客观存在的职业官僚机器。
这些看似碍手碍脚、降低效率的程序,在宪政体制中,本质上就是保护整个社会不至于坠入深渊的安全护栏。
而当一个完全没有经过民主选举、不需要对任何选民负责的政治幕僚,坚信他一个人的意志就应该成为整个国家机器的操作系统;当他认为连北极圈的物理定律和宪法的条文都必须为这届政府短期的政治生命让路时——
那些慢得碍事、保护着每一个人基本权利的程序护栏,在这个国家,到底还能剩下多少?
答案已经写在了白宫长桌上石油巨头们惊恐的眼神里:已经所剩无几了。
而就在这台行政集权机器被彻底打磨光滑、再也没有任何程序护栏能够阻挡它运转的时候,白宫已经关上了会议室的大门,开始密谋做出他们这一届任期中、也是人类地缘政治中最为冒险和重大的一个决定——对伊朗开战。
这台失去制衡的庞大战车,正裹挟着所有人,向着未知的悬崖绝壁,全速狂奔而去。
📌 文中提及的人物和组织
人物: 史蒂芬·米勒
公司/组织: Chevron, ExxonMobil, ConocoPhill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