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蓄水池的溃裂：工时通胀与运力过剩

灵活就业（Flexible Employment: 工作时间与形式相对自由的非传统就业模式），曾经被形容为中国就业市场的蓄水池，如今却正在变成难以消化的堰塞湖。2025年，外卖大战已经过去一年多，其后遗症不仅体现在三大平台的财务数据上，更体现在骑手数量的急剧膨胀。在“月入过万、零门槛入行”的口号吸引下，注册骑手数量已经超过两千万。其中，仅去年外卖大战期间就新增了八百多万骑手。但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组数字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注册账号中包括了大量多平台注册、短期试水或者长期休眠的账号，以及其他行业的劳动力。许多人转行成为骑手，并不一定是因为外卖大战的吸引，而是原本所在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已经饱和或者处于衰退期。

但无论如何，外卖市场运力已经严重过剩。骑手规模在迅速增长，而平台补贴退潮后，订单数量却没有同步增长。瑞银（UBS）三月中旬发布的研报显示，截至今年二月，包括三大平台在内的日均外卖仅剩约1.1亿单。如果按照熟练骑手日均跑三十到四十单来计算，市场实际只需要约四百万骑手。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詹静将这一现象准确地定义为“存量竞争叠加低水平重复竞争”。这意味着，外卖市场的用户数量已经接近天花板，新入局者并非在做大蛋糕，而是在分食既有的市场份额。

在运力过剩的背景下，个体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挤压。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孟泉常年研究骑手群体的劳动时长与收入保障等情况。他认为，运力过剩的直接后果是单量减少和配送费被动压缩。在外卖大战期间，基础配送费高达六到九元；而补贴退潮后，要求普遍降至三到四元，部分近距离订单甚至跌破两元。在“僧多粥少”的局面下，平台无需再用高单价去争抢骑手，每一单配送单价自然变得更便宜。面对这种局面，骑手的应对方式只有一种：用更多的时间去换回原来的收入，这进一步催生了工时通胀的困境。

具体到各地的实际情况，收入下滑与工时拉长的趋势十分明显。在上海，有骑手月收入从高峰期的约1.5万元回落至1.2万元；在江苏，有骑手比最火的时候少跑近二十单，月收入从1.3万元降至9000元，月单量减少四五百单。广州的一项调查显示，76%的骑手每天工作九到十二小时，部分甚至超过十四小时。北京骑手的日均接单量更是从2020年的三十五单降至2025年的二十单。工作时长从八小时延长至十二小时，以前跑八小时能赚三百块，现在得跑十二个小时，才勉强凑够。收入下滑引发的焦虑在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集中爆发，不少骑手发帖吐槽这日益艰难的生存现状。

避风港的饱和：网约车与快递业的内卷

历史总是压着相似的韵脚。除了外卖行业，另一个传统的就业避风港——网约车司机行业也日渐饱和。深圳交通局近期发布风险提示称，当地网约车市场总体已经饱和，提醒拟从业者理性决策。截至四月底，深圳共有网约车平台二十六家，已核发网约车运输证142,247张，驾驶员证394,872张。而在四月份，日均单车完成订单仅约13.01单。官方提示了六大风险，包括驾驶员无法自主支配订单、流水公司经营不善可能难以追回损失、部分公司或者中间商通过“高流水、高月薪、轻松月入过万不是梦”等虚假广告吸引拟从业者，以及免押金、高回报等租车套路。

回顾网约车行业的发展史，它在2014年经历了爆发式增长。2016年，国家出台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促使行业从无序竞争转向规范治理，建立了运力预警和准入机制。但是，入行规模依然在一再膨胀。2024年全国合规持证司机较2020年增长了159%，但月均订单量仅增长了约38.3%，直接导致单车日均订单量下降。截至2025年底，全国网约车平台超过390家，办证车辆超过320万辆，持证司机数量约748.3万。如今，大量网约车在路上空载巡游，司机为了争抢订单，不得不不断压低接单的预期。单量变少、客单价下滑，工作时长不断拉长，但实际收入却不升反降。

媒体走访了多位深圳网约车司机后了解到，一天跑车十二个小时的收入约五百元。扣除租车、充电、保险等成本后，一个月跑满三十天，到手约九千元。而选择买车的司机，跑两年后再卖车，仅仅是车辆折旧就会直接造成约五万的亏损。事实上，2024年以来，重庆、珠海、大理、合肥等地就频繁发布过类似的风险提示。珠海交通局指出，全职驾驶人上线运营十小时才能达到日均营收三百元，扣除必要成本后，实际月均收入约四千元，这一数字已显著低于当地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月均工资。

还有第三个就业蓄水池——快递员，其收益同样不容乐观。从2013到2024年，快递业务量从92亿件激增至1750亿件，快递员规模从约三百万增至约四百万，人均工作量显著上升。但与此同时，快递平均单价却从2007年的28.5元断崖式降至2024年的8元，降幅高达70%。“中年失业三件套”（外卖、网约车、快递）原本之所以能兜底，是因为它们门槛低、时间灵活、现金回流快，能够同时承接不同来源的就业压力。但是，当这些岗位也开始全面饱和，再叠加 AI 的技术冲击，下一个能让普通劳动者落脚的缓冲带究竟在哪里？这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答的社会命题。

资产出海的收紧：跨境投资监管全面升级

在底层就业市场内卷的同时，高净值人群的资产配置空间也在发生剧变。居民个人境外投资（Overseas Investment: 资本跨越国界流向海外市场的投资行为）空间正在逐渐收紧。五月下旬以来，证监会全面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老虎证券、富途、长桥等平台被立案调查，并要求清理境内存量业务。老虎证券在六月二日率先公布了具体安排：存量账户在境内发出的交易指令，仅支持卖出平仓操作；但如果主要交易指令在境外发出，账户所有功能目前仍可正常使用。

此外，近期内地投资者线下前往香港的银行网点开户频频遭遇劝退。有投资者晒出文件照片称，香港相关银行要求客户必须签署声明，确认投资资金来自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且未曾因伪造文件而遭遇过账户关闭或者暂停，才能申请投资开户。与此同时，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新规定将从七月一日起施行。规定所称的对外投资，是指投资者以投入资产、权益或者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直接或者间接获得其他国家的企业、资产等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的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居民个人首次被纳入了统一的对外投资制度框架。新规明确将居民个人纳入对外投资主体范围，不过具体细则仍待出台。目前，现行个人年度便利化购汇额度依然为五万美元，但用途受到了更明确的监管框架约束。业务观点分析认为，新规更多会对富有的个人投资者产生实质性影响。过去，一些创业者和投资人通过间接路径来完成海外持股。典型的操作是：先在英属维尔金群岛（BVI）注册公司，再通过 BVI 公司控制开曼公司，最后由开曼公司持有海外资产或赴境外上市。这些安排高度依赖国家外汇局2014年出台的三十七号文进行登记。但今后，个人境外投资还将会被全面纳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的对外投资管理体系。

在不合规的境外投资业务收紧之后，希望进行境外投资的投资者只能通过“港股通”或者大湾区的“跨境理财通”来投资香港市场，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 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基金产品则继续处于极度稀缺状态。近期，一些基金的定投额度被严苛地从每周五百元降到每日一百元，甚至每日仅限十元。外汇管理局在三月新增了53亿美元的 QDII 额度，但迅速被市场消化。额度紧缺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面积的限购潮。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六月三日，全市场344支 QDII 基金中，已有约半数开启了申购限制：51支暂停申购，119支暂停大额申购。最近一周，多只挂靠纳斯达克100和标普500的被动基金开始调降额度，日内额度能上四位数的已所剩无几。直销渠道的额度虽然稍高，但超过千元的也仅仅只有四只。

资本市场的撕裂感：高管套现与叙事断裂

在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的波动中，A股上市公司的某些行为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者的焦虑。五月下旬以来，A股半导体板块迎来密集减持潮，其中巨生智能的热门标的、市值一度逼近两千亿的热管理龙头三花智控的减持行为，更是让投资者意难平。该公司的减持计划在一月份公布时，就涉及了实控人兼董事长张亚波、总裁、董事、总工程师、董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共六位核心管理层。

到三月三十日，除了总工程师提前终止减持，其余五人已经完成减持。其中，张亚波减持975.6万股，变现约4.2亿；其余高管减持34.33万股，变现约1480万。虽然金额从绝对值来看不算天量，但这种“清仓式”的姿态在市场中显得格外扎眼。在五月二十六日的业绩说明会上，面对投资者关于“高管为何要集体减持”的尖锐追问，公司官方回应称：董事长减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个人资金需求，减持资金将继续用于产业投资；其余高管减持资金主要用于孩子教育费用和生活需求。

减持的理由年年有，花样特别多。A股被上市公司高管当成“摇钱树”并不稀奇，但三花智控高管这次减持的时机极度敏感：距离股票创下历史高点，仅仅过去四天，且距离公司在港股上市也才半年多，机构配售股份的解禁期刚刚过去。作为全球最大的制冷空调控制元器件制造商，也是全球领先的汽车热管理系统零部件供应商，三花智控从2025年初股价的23.09元，一路飙升到一月十九日触及60.77元的历史高点，最大涨幅超过163%，市值一度逼近2400亿。公司2025年营收310.12亿，同比增长10.97%；归母净利润40.63亿，同比大增31.1%。在当下的宏观环境里，这绝对算得上是优等生。

但资本市场永远是不看过去而看未来的。今年一季度，三花智控营收和净利润增速分别大幅掉落到1.36%和2.68%，这跟前一年的高增速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反差。但市场最大的争议并不在业绩放缓，而在于一种强烈的“割裂感”。公司在 PPT 里向投资者讲述的是星辰大海、人形机器人、AI 数据中心等各种宏大叙事，而创始人和核心团队却在股价最高位选择了集体套现。这种宏大叙事与实际行动的断裂，比减持行为本身更深地伤害了投资者的长期信心。

其实，谁家大规模套现用来“改善个人生活”都会挨骂。早在2016年，中文在线股东王秋虎就因“需改善个人生活”减持套现2.6亿。此前，赛维智能、长高集团、瑞普生物等重要股东减持时也都曾声称是为了改善生活。十年过去了，改善个人生活需要的资金门槛也水涨船高。今年初，毛戈平创始人夫妇及姐弟等拟集体减持套现14亿港元，也是刚好度过禁售期。这种行为自然引起了大家的不满，甚至有人觉得毛戈平上市的初衷就是来圈钱的，他本人也因此喜提外号“戈平哥”，背后的嘲讽意味不言而喻。

财富与权力的暗面：离婚案引爆反腐线索

在资本市场套现乱象的另一侧，是体制内巨额隐秘财富的意外曝光。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一份离婚纠纷案判决书最近火了。这份文件字数不多，但是内容极其炸裂。六十九岁老汉与六十七岁老太起诉离婚，要求分割巨额财产。但引人注目的是，两人一个是国企干部，一个是公职人员。由于其曝光的财产与实际收入严重不符，且双方均没有给出合理解释，该案最终被法院移送公安与纪检机关处理。

这份民事判决书是上海普陀区法院2023年出具的。原告男方姓王，徐州人，一直在铁路系统及国企工作，2016年在国电集团退休，级别为副厅级。被告女方姓张，上海人，原为某某局的民警，调到上海后就没有上过班，也已退休。王某请求法院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高达9870万。其理由是：两人1976年登记结婚，2007年5月协议离婚时并未分割财产，故起诉要求分割两人名下的十四处不动产。王某之前在徐州也提起过相同的诉讼，当时诉请案件标的高达1.4亿，因为被告常驻地在上海普陀，案件被裁定移送普陀区法院审理。

在审理中，王某爆出了更多惊人的细节。他表示，除本案所涉财产外，张某在离婚时及离婚后取得的财产还包括：王某同事王某某归还的1000万；某某公司在2008年被案外人欺骗，在2010年退赃的2500万至张某个人名下；某某公司2013年投资某某局一项目，2015到2016年期间退股的3200万也全部退至张某个人账户。此外，1997至2007年间，张某收取了宝玉煤炭运销公司代理费3000多万；张某借给案外公司500多万债权；并且，张某炒股还亏损了六七千万。

面对指控，张某也毫不示弱地进行反击。她表示，王某离婚时取得的财产，另有郑州二七区一室房屋、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大街一房屋，以及案外人吴某的400万债权。此外，还有汇丰银行理托基金241万、汇丰银行信托基金201万、汇丰银行单位信托基金250万港元，以及某某银行存款。仅仅从2007年8月16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流水就有3160万，其中2750万是从王某的股票账户中转出的。

法院经过严密审查后认为：王某、张某离婚前均为国企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案所涉财产及双方相互提及的财产数额特别巨大，这明显与两人的合法收入情况不符，且双方均无合理说明。因本案涉嫌犯罪，法院决定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同时将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并依法裁定驳回王某的起诉。两人的后续结果目前不得而知。按理说两人都已经退休，本该算平安落地了，为什么非要闹到鱼死网破的地步？外界有一个合理的猜测：估计在王某和张某的认知里，这些被曝光的财产可能只能算是“小钱”，在他们所处的圈子里也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水平，所以他们觉得在法庭上说出来又何妨？这种认知偏差，折射出部分公职人员财富观的扭曲。

权力洗牌的震荡：多起官员落马与反腐深水区

由财产纠纷牵扯出的贪腐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更高层面的反腐风暴正在席卷各个领域。在导致八十二人死亡的山西刘神峪煤矿特大矿难发生十一天后，该矿所在的长治市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被官方宣布落马。赵永进现年五十二岁，是长治本地人，其仕途三十三年全部在长治本地发展。他于2021年任沁源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就在今年四月，山西省发布的干部任前公示中，赵永进还被拟提名为副市长人选。讽刺的是，就在矿难发生的前两天，赵永进还曾主持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高调传达领导人对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做出的安全生产重要指示。

除了地方官员，高层反腐的步伐也未曾停歇。再大级别的有江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伟，以及五大发电央企之一的华能集团原总会计师王义华被查。其中，李伟是七零后，军工系统出身，长期在国务院国资委任职。近年他辗转吉林、江西跨省履职，在江西仅仅任职八个月便告落马。

级别更高的还有退休多年的中央巡视办原主任李小红被查。据财经媒体报道，李小红被带走后，至少有四人被牵涉调查，其中包括其秘书（目前在证监会任职的赵大伟），以及中信建投原总裁齐亮、原监事长李世华、原保荐代表人王立武等。李小红现年七十三岁，在工业、金融、纪检系统工作多年。他喜好文字工作，经常写旧体诗乃至歌词。回顾其履历，2004年，他从金泰实业常务副总经理任上被空降至华夏证券，任务是收拾烂摊子。华夏证券曾与南方证券、国泰证券并称为国内三大券商。但因九十年代后期违规挪用客户保证金、兴办实业、购买乌克兰烂尾航母“瓦良格号”，以及违规委托理财、坐庄套利等行为，造成了巨额亏损，局面以致难以收拾。李小红最终促成中信证券与中国建银投资共同出资二十七亿筹建中信建投证券，受让华夏证券全部证券类资产，并亲自出任董事长。

2006年，李小红进入政府系统，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一路升任至市政协副主席。2011年出任证监会纪委书记；2013年10月出任中央巡视办主任；2017年下半年卸任。他的落马，无疑是金融反腐进入深水区的一个重要标志。

除了金融系统，地方政府的反腐也在持续推进。在官宣落马九个多月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王丽霞被移送检方起诉。检方指控她从2011年在陕西铜川市长任上就开始贪腐，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注：我国法律规定，官员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的法定标准是三百万以上）。同样被查九个多月的释永信（少林寺原住持），在一审中因为四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四年，并处罚金三百五十万。经查明，2003至2025年间，释永信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等职务便利，单独或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务1.31亿，挪用单位资金1.51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1163万，行贿567万。面对铁证，释永信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从底层外卖骑手的工时通胀，到中产阶级的资产出海受阻，再到资本市场的套现乱象以及高压反腐下的权力洗牌。这一切，共同构成了当下中国社会复杂而真实的生存图景。宏观经济的每一丝微风，都在个体的命运中掀起了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