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冲突的国际视角与历史溯源
以色列-巴勒斯坦战争爆发后，西方各国政府纷纷表态支持以色列，谴责哈马斯的恐怖袭击。美国总统乔·拜登曾表示“美国与以色列站在一起”，而台湾的外交部也在台北101点亮了以色列国旗，以示声援。然而，阿拉伯国家则普遍支持巴勒斯坦，全球各地也爆发了许多支持巴勒斯坦的民间示威活动。
对于这场冲突的起源，双方各执一词。有人认为冲突始于1948年对70万巴勒斯坦人的“种族清洗”，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始于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1300人的袭击。为了理解这场冲突如何演变至今，本文将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拉希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的著作《巴勒斯坦之殇》为基础，探讨以巴冲突的百年历史。哈利迪教授的曾叔父曾担任耶路撒冷市长，其父亲是联合国官员，他本人也多次代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进行谈判。我们将从决定巴勒斯坦命运的五个关键历史事件入手，还原以巴冲突的历史原貌。
巴勒斯坦人的身份与锡安主义的兴起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巴勒斯坦人的身份。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人的后裔，从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扩张到20世纪奥斯曼帝国瓦解，巴勒斯坦人一直传承着阿拉伯文化，拥有自己的文化认同。直到20世纪初，巴勒斯坦地区已有许多犹太移民，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甚至学习阿拉伯语，犹太人与穆斯林和平共处，并未出现民族或宗教冲突。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媒体常将以巴冲突描述为“千年世仇、百年历史恩怨”，仿佛双方从未和平共处，但实际上，冲突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
19世纪末，欧洲社会普遍存在严重的反犹主义，这激发了一群犹太人，他们认为为了摆脱欧洲人的迫害，犹太人必须建立自己的王国。正如《旧约》所言，上帝应许流离失所的犹太人将重返“应许之地”耶路撒冷，而这片“应许之地”正是当时的巴勒斯坦。这种政治意识形态被称为锡安主义（Zionism: 一种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或家园的政治运动）。锡安主义的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曾考虑通过“人海战术”，大量引入犹太移民建立殖民地。赫茨尔曾考虑过巴勒斯坦和阿根廷，但巴勒斯坦毕竟具有犹太祖先的历史渊源，更具吸引力。
然而，问题随之而来：巴勒斯坦地区已被阿拉伯人居住了上千年。锡安主义者私下四处游说各国，在遭到多国拒绝后，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找到了愿意支持这一殖民计划的英国。
英国的角色：贝尔福宣言与双重承诺
英国为何同意支持锡安主义？表面上是为了让犹太人重返“应许之地”，但背后实际上有更多动机。首先，英国本身存在反犹情绪，乐见犹太人移民到其他地方。其次，英国认为支持犹太人可以争取全球犹太群体的支持，尤其有助于促使美国参战。第三，当时英国已控制埃及，希望进一步掌控苏伊士运河的航线，而巴勒斯坦正位于西奈半岛旁。
因此，在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发表了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 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致函罗斯柴尔德男爵，表示英国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声明），承诺英国支持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贝尔福甚至表示，犹太复国主义的重要性远超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70万阿拉伯人。宣言发布时，英军已占领耶路撒冷，但贝尔福宣言的消息被封锁，因此巴勒斯坦人对此一无所知。贝尔福宣言为锡安主义赢得了当时最强大国家的支持。
然而，英国实际上早已对阿拉伯人做出了同样的承诺。1915年，英国告诉阿拉伯人，如果他们协助推翻奥斯曼帝国，战后英国将承认他们为独立国家。英国同时向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做出承诺，这无形中也助长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锡安主义”的发展。
英国托管时期：犹太移民与巴勒斯坦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瓦解，国际联盟将巴勒斯坦委托给英国托管。但英国未能兑现对阿拉伯人的承诺，没有让巴勒斯坦成为独立国家，反而允许大量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许多富有的犹太人购买大量土地，驱逐当地农民。其中最著名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创立的“巴勒斯坦犹太殖民协会”（PICA）。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人口从1919年的6%增长到1926年的18%。1933年纳粹上台后，每年更有6万德国犹太人逃往巴勒斯坦。
在英国托管的30年间，无论巴勒斯坦人如何抗争，英国都不给予他们民主机构。因为此时巴勒斯坦人仍占多数，如果赋予他们民主权利，他们可以通过民主投票将犹太人驱逐出去。由于长期向英国官员争取权益无果，1936年巴勒斯坦爆发了大规模起义，全国举行了长达6个月的总罢工。巴勒斯坦人最初希望效仿印度的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进行拒绝纳税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但领导层过于胆怯，不敢得罪英国，希望通过和平外交促使英国放弃支持锡安主义。
这场起义持续到1939年，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向巴勒斯坦部署了10万军队，动用武力镇压当地居民，甚至将巴勒斯坦人绑在英军装甲车前，以阻止他们袭击英军。大规模镇压导致当地10%的成年男性伤亡，巴勒斯坦民族领袖被驱逐，其中包括当时耶路撒冷市长，即作者哈利迪的叔父。这些暴行引发了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抗议。于是，当时的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发表了一份白皮书，承诺在10年内允许巴勒斯坦人实现民族自决，以安抚阿拉伯人。然而，这仅仅是为了阻止阿拉伯人革命，并非真心履行承诺。
作者认为，巴勒斯坦民族革命者不应与英国进行和平谈判，而应学习印度国大党，像甘地那样发起公民不服从运动，进而像印度一样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英国治下的巴勒斯坦揭示了一个真相：锡安主义表面上是为了让流离失所的犹太人回家，但其背后实际上是一个依赖暴力的殖民计划。如果没有英国的协助镇压，锡安主义运动不可能在巴勒斯坦兴起。
这也是许多著名犹太人不支持这一计划的原因。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曾说，将巴勒斯坦作为犹太建国之地是“毫无根据的狂热”，只会“冒犯当地人的感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1922年亲自访问巴勒斯坦后，看到当地巴勒斯坦人遭受的压迫，曾感慨：“如果我们找不到与阿拉伯人合作对话的方式，那么我们将无法从过去两千年的痛苦中汲取教训，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痛苦都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摘自爱因斯坦1929年11月25日致哈伊姆·魏茨曼的信）。
美国与苏联介入：联合国分治决议与以色列建国
1939年英国白皮书一出，锡安主义者感到被英国背叛，策划了多起恐怖袭击，刺杀英国外交官，甚至炸毁了英军总部所在的酒店。英国没想到自己培养了20多年的锡安主义团体，竟然立刻翻脸不认人。最终，英国发现无法处理这些人，于是在1947年，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将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让各国投票决定巴勒斯坦的命运。
然而，这次投票的方向实际上掌握在战后主导国际秩序的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手中。美国一直是一个对犹太人相对宽容的国家，许多在欧洲受迫害的犹太人移民到美国。从1880年到1920年，美国犹太人口从25万增长到400万。因此，1942年，锡安主义领导人在纽约制定了“比尔特莫尔计划”（Biltmore plan），首次公开呼吁将巴勒斯坦转变为一个犹太国家。这些领导人都是富商和高知分子，在美国拥有广泛的人脉。
但阿拉伯国家也希望争取美国，因为美国需要阿拉伯石油，因此也必须考虑他们的利益。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去世前几周，曾亲自向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King Abdulaziz ibn Saud）保证，不会做任何损害巴勒斯坦人的事情，如果需要采取行动，会与他们商议。然而，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上任后，却无视美国过去的承诺，公然支持锡安主义。他的幕僚当时曾警告他，这样做会损害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利益，甚至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CIA）都不支持他。但杜鲁门总统回应说：“我对我美国国内几十万犹太选民负责，但我没有几十万阿拉伯选民。”因此，为了获得国内大量犹太移民的选票，美国转而支持锡安主义。
1946年，英美调查委员会成立，提议将10万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移民到巴勒斯坦，因为英美两国本身都不愿接收这些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于1947年投票决定巴勒斯坦的命运。杜鲁门和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都投了赞成票，决议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耶路撒冷则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这就是1947年的“联合国大会第181号决议”，相当于国际社会承认犹太人可以在阿拉伯人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
这项决议通过后，锡安主义者于1948年宣布成立以色列国。同年，以色列启动了“D计划”，将前英国托管领土变为以色列领土，暴力驱逐当地阿拉伯居民。结果，80%的当地阿拉伯人被迫离开家园，超过70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逃往其他国家或被安置在联合国难民营，这几乎是一场大规模的种族清洗，被称为纳克巴（Nakba: 阿拉伯语“灾难”之意，指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后，大量巴勒斯坦人被驱逐或逃离家园的事件）。加沙地带的220万人中，绝大多数并非来自加沙，而是1948年被“种族清洗”的难民。经过这场暴力变革，以色列控制了78%的巴勒斯坦领土，并统治着少数得以留下的巴勒斯坦人，这些巴勒斯坦人沦为二等公民。
以色列建国时，曾想邀请爱因斯坦担任首任总统，但爱因斯坦拒绝了。他甚至回信给锡安主义者说：“如果巴勒斯坦陷入真正的灾难，罪魁祸首是埋下灾难种子的英国政府，其次是为了复国而组建的各种犹太恐怖组织。我不想看到任何人与这些误入歧途的罪犯有任何瓜葛。”（摘自爱因斯坦1948年4月10日致谢泼德·里夫金的信）。
加沙：抵抗的中心与“政治灭绝”
“纳克巴”灾难之后，巴勒斯坦人形成了强烈的集体认同，加沙成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中心。哈马斯（Hamas）和伊斯兰圣战组织（Islamic Jihad）等组织都从这里发迹。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成立，其行动方针是直接袭击以色列，以唤起阿拉伯国家的民意，让民众向政府施压，促使中东各国对以色列采取行动。
这一策略确实奏效。1965年，以色列政府将约旦河水引向以色列中部，令阿拉伯民众苦不堪言。巴勒斯坦突击队趁机袭击了以色列的一个抽水站。作为回应，埃及政府派兵协助巴勒斯坦，进攻西奈半岛。这正好给了以色列出兵埃及的理由。当时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Abba Eban）与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会晤时表示，埃及正在准备进攻以色列。约翰逊总统回应说：“如果战争爆发，你们会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因为当时以色列的军事实力远超所有阿拉伯国家之和。
然而，媒体却喜欢散布一种神话，称以色列人必须保卫家园，因为阿拉伯国家想要摧毁弱小的犹太国家，仿佛以色列是被阿拉伯国家包围的受害者。他们宣称以色列是“暴力和敌意海洋中的民主灯塔”，理应得到美国的支持，是中东稳定和安全的关键。但实际上，以色列是一个军事强国。早在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时期，以色列就瞒着美国，秘密从法国获得了核武器技术。到约翰逊总统时期，以色列将自己视为美国的盟友，在中东对抗苏联代理国。
1967年，在美国的默许下，以色列空军发动闪电战，歼灭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战斗机，在6天内攻占了敌方空域，史称“六日战争”。当时以色列军队几乎打到叙利亚大马士革，联合国安理会下令停火，但当时美国代表却不断要求会议休会，将停火决议拖延了数小时。这实际上是美以之间惯常的合作模式：以色列是地面的武装先锋，美国则是外交掩护。
最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242号决议，呼吁以色列停战，撤出占领区，并公正解决难民问题。但以色列却故意利用文本漏洞，声称决议并未明确指出要撤出哪些占领区。这使得以色列得以吞并原本属于约旦的东耶路撒冷和属于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联合国对此仅予谴责，并未采取任何实际制裁行动。此外，242号决议中提到的“公正解决难民问题”，也未明确指明是巴勒斯坦难民。这使得以色列得以继续否认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曾说：“没有巴勒斯坦人。”她否认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之前存在一个独特的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
这种讨论对以色列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承认这里曾居住着一个民族，就等同于承认自己正在侵占他人的土地。因此，巴勒斯坦人必须被污名化，被说成是未开化的游牧民族，或是没有国家概念的原住民，让人觉得巴勒斯坦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以色列社会学家巴鲁克·金默林（Baruch Kimmerling）将此称为政治灭绝（Politicide: 指通过剥夺一个民族的政治权利、文化认同和与土地的历史联系来消灭其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的行为）。以色列越是否认巴勒斯坦民族的存在，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意识就越发强烈。242号决议反而成为了巴勒斯坦民族复兴运动的导火索。许多艺术和文学作家在此事件后涌现，文学作品进一步激发了巴勒斯坦的民族认同。例如小说家加桑·卡纳法尼（Ghassan Kanafani）因其巨大的影响力，于1972年被以色列人刺杀。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许多巴勒斯坦知识分子和重要人物都被以色列刺杀。这揭穿了以色列的另一个常见论调，即将巴勒斯坦人称为恐怖分子，而以色列只是在进行反恐行动。但如果真的是反恐，目标应该是武装恐怖分子，而不是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和无辜平民。
直到今天，以色列的支持者仍然使用同样的叙事，称袭击加沙是因为哈马斯首先恐吓以色列。然而，以色列国防军（IDF）从空中按下按钮，杀死无辜平民，其中1000人是儿童，这无疑是战争罪，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虽然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如果真的要打击恐怖主义，就应该追击哈马斯，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袭击平民和儿童。
黎巴嫩战争与国际形象的转变
20世纪70年代，巴解组织（PLO）迁至黎巴嫩，作为流亡政府。巴解组织策划袭击以色列官员，有时也会滥杀当地黎巴嫩平民，而上级却不予惩罚。这导致当地人对巴解组织产生怨恨，但巴解组织却看不到自己的错误，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这给了以色列可乘之机。在巴解组织枪杀以色列大使后，以色列以此为借口出兵黎巴嫩，发动了黎巴嫩战争。一方面是为了报复巴解组织，另一方面也希望获得黎巴嫩的支持。由于巴解组织背后有苏联势力，因此美国里根政府也支持以色列出兵。
这场黎巴嫩战争是二战以来阿拉伯首都遭受的最严重袭击，造成5万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平民。以色列轰炸平民的原因，是为了让当地人憎恨巴勒斯坦，让他们知道收容这些难民会招致袭击。当时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甚至写信给里根总统说：“我的英勇军队就像在与希特勒作战。”在以色列领导人的想象中，巴解组织就像想要灭绝犹太人的纳粹，为了打击纳粹而牺牲平民是正当的。
在巨大伤亡之下，巴解组织投降并计划撤出黎巴嫩。条件是他们离开后，需要有一支武装力量保护当地的巴勒斯坦平民。当时的黎巴嫩总理告诉巴解组织，黎巴嫩和美国政府将提供适当的安全保障。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巴解组织撤离后，美国突然变卦，允许负责监督平民安全的国际部队撤离，将巴勒斯坦人置于危险境地。美国最终听从了以色列的意见。
在保护平民的部队撤离后，以色列还欺骗美国外交官，称城内仍有2000名巴勒斯坦战士，违反了撤离协议，必须回去进行彻底调查。但实际上，黎巴嫩军队即将被派入城内。随后，贝鲁特难民营发生了连续三天的屠杀，数百名巴勒斯坦难民营中的男女老少被枪杀。当时，作者哈利迪正在贝鲁特美国大学避难。以色列装甲部队要求彻底调查校园内的“恐怖分子”，当时的校长回应说：“我们学校没有恐怖分子，如果你们要找，就去你们军队里问那些摧毁贝鲁特的人。”作者因此侥幸生还。
这场黎巴嫩战争让整个阿拉伯世界更加厌恶美国和以色列，以色列国内也爆发了巨大抗议。以色列最高法院成立委员会调查难民营大屠杀，当时的以色列决策者被解职，但并未受到法律惩罚。这场大屠杀也被以色列导演阿里·福尔曼（Ari Folman）于2008年拍成了电影《与巴什尔跳华尔兹》。在国际上，由于媒体反复播放战争场景，让世界开始意识到，相比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的行动更像恐怖分子，以色列成为了一个“战争罪犯国家”，巴勒斯坦人开始获得更多国际同情。
第一次起义与奥斯陆协议的陷阱
黎巴嫩战争后，巴解组织撤离，但这并未挫伤巴勒斯坦人的士气，反而激起了更强的抵抗。1987年，第一次起义（First Intifada: 1987年爆发的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占领的非暴力和暴力抵抗运动）爆发，巴勒斯坦人自下而上组织非暴力抵抗。以色列国防部长立即展开镇压，数十名以色列士兵殴打巴勒斯坦儿童的画面被拍下，最经典的场景是一个孩子向以色列坦克投掷石块。这次起义损害了以色列的国际声誉，增加了巴勒斯坦的国际能见度。
这让巴解组织意识到：非暴力抵抗可以获得更多国际支持，武装斗争不再是唯一出路。事实上，巴基斯坦知识分子伊克巴尔·艾哈迈德（Eqbal Ahmad）早已提出，使用武装抵抗会提醒以色列人过去犹太人受压迫的历史，反而会强化他们的受害者意识，让他们更想保卫以色列。我们应该转向有创意的非暴力抵抗行动，以打破僵局。
因此，1988年，巴解组织发表了《巴勒斯坦独立宣言》，要求正式放弃全部巴勒斯坦土地，并接受两国分治。此时，领导层已开始主张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的巴勒斯坦。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赢得海湾战争，老布什政府认为由美国主导的新世界秩序即将到来，美国可以充当调解人，启动和平谈判，决定巴勒斯坦人的未来。
在这次谈判中，作者哈利迪担任巴勒斯坦代表团的顾问，亲身见证了这一切。他表示，谈判开始前，美国承诺会兼顾双方利益，但实际上，只有以色列能决定谁可以谈判，以及谈判的内容是什么。当时，美国谈判代表亚伦·戴维·米勒（Aaron David Miller）甚至说，美国代表的角色就像以色列的律师。而以色列则不断拖延，这使得更多犹太移民得以进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最终，1993年8月，双方签署了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 1993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的一系列协议，旨在实现巴勒斯坦自治并推动和平进程）。在这次会议中，巴解组织派出的特使并非外交官或法律专业人士，未能察觉协议细节中隐藏的诸多陷阱。以色列声称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可以拥有高度自治权，但却无法控制土地、水资源和边境。而让以色列控制这些资源，实际上就等同于控制了巴勒斯坦人。
对巴解组织而言，奥斯陆协议能让流亡多年的巴解组织重返家园，这似乎是件好事。但实际上，这些人回来后，以色列更容易控制他们。此外，以色列还可以将殖民的后果归咎于巴解组织。如果以色列人发生什么事，就说是巴解组织没有管好巴勒斯坦人，而不是因为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因此，当时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评论说，奥斯陆协议是“巴勒斯坦的凡尔赛条约”。
奥斯陆协议签署后，巴解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似乎近一个世纪的以巴冲突终于和解。但事实并非如此。1995年，双方签署了《奥斯陆第二协议》（Oslo Document II），使得约旦河西岸、加沙和东耶路撒冷之间的自由通行变得困难。过去，人们可以直接开车前往，现在却必须经过以色列的隔离站，相当于失去了自由流动的能力。只有少数巴解组织人员可以直接通过这些检查站。这使得巴勒斯坦人前往以色列工作更加困难，扰乱了当地的经济活动，人均GDP开始下降。因此，奥斯陆协议签署后，大多数巴勒勒斯坦人的生活实际上变得更糟，只有巴解组织自身的生活有所改善。
哈马斯崛起与不对称冲突的持续
这使得巴勒斯坦人普遍不满，正是在此时，哈马斯（Hamas）崛起，利用民众对巴解组织的不满迅速壮大。哈马斯告诉所有人，巴解组织几十年来一直通过和平渠道与美国和以色列谈判，结果我们的生活条件却越来越差。这些讨好西方的团体背叛了巴勒斯坦人，只有武力才能真正解放巴勒斯坦。这吸引了大量民众。
2000年9月，哈马斯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起义，对以色列平民进行自杀式炸弹袭击，以抗议奥斯陆协议。暴力袭击损害了巴勒斯坦的国际形象，从和平谈判者变成了恐怖分子，世界再次转向同情以色列。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美国通过了美国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 2001年美国通过的一项反恐法案，扩大了政府的监控权力，并将支持某些组织视为恐怖主义行为），规定只要支持哈马斯或巴解组织，就会被视为支持恐怖主义，并被认定为犯罪。这凸显了美国的双重标准：哈马斯袭击平民确实是恐怖分子，但以色列持续镇压巴勒斯坦平民却不会被视为恐怖分子。
后来，美国还训练了一支加沙安全部队，试图推翻哈马斯，结果政变失败，哈马斯反而对加沙获得了更多控制权。以色列因此决定全面围困加沙，切断进口到加沙的货物和燃料供应，将加沙变成一个“露天监狱”，每年对加沙进行袭击。但西方媒体却只报道哈马斯对以色列的反击。
你不能在1948年驱逐75万巴勒斯坦人，不让被压迫的民众返回，却不指望会有任何反击。你不能期望这不会导致反应，而这种反应将是暴力的。看看统计数据，你会发现巴勒斯坦人确实非常弱势，双方伤亡人数极度不对称。2014年，以色列的炮击摧毁了1.6万栋建筑，导致加沙四分之一的人口无家可归。这些袭击实际上违反了武器出口管制法（Arms Export Control Act: 1976年美国通过的法律，规定美国出口的武器必须用于合法自卫，否则可能构成战争罪）。美国提供的武器必须用于合法自卫，否则就是战争罪。这也是为什么台湾不能与以色列相提并论的原因：台湾向美国购买武器是为了合法自卫，而以色列和美国使用的武器却是用来大规模攻击平民。以色列使用的炮火与哈马斯的袭击相比，完全不成比例。这种“比例原则”是国际法判断战争罪的核心。
2014年，由于以色列对加沙的连续袭击，人们开始改变对以色列的看法。2016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6%的美国人支持因以色列的非法殖民行为而对其进行制裁。2023年10月以巴战争爆发后，34个哈佛大学学生团体签署请愿书支持巴勒斯坦，全球各地也爆发了呼吁停火的反战示威。但媒体往往误导观众，将以巴冲突描绘成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抗，掩盖了双方军事力量的高度不对称。以色列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还有英美两国先后支持；而巴勒斯坦没有主权，没有政府，甚至尚未被承认为一个民族。因此，与其称之为以巴冲突或以巴战争，不如说它更像以色列强权对巴勒斯坦人的殖民和种族灭绝计划。
冲突的本质：殖民与种族灭绝的警示
在介绍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百年冲突史后，我们会发现英国是整件事的罪魁祸首。暴力镇压催生了锡安主义，战后美国持续支持以色列，通过联合国决议、六日战争、黎巴嫩战争、奥斯陆协议，让以色列一步步扩大殖民领土。以色列的受害者意识使其不愿妥协，而巴勒斯坦领导层的无能则火上浇油。
那么，这场冲突是否有解决方案？历史上，殖民者与原住民的对抗通常有三种模式：第一是种族灭绝，系统性地消灭当地原住民，例如美国建国时政府下令灭绝原住民，让白人殖民该地区。第二是击败殖民者，例如阿尔及利亚战争中，阿尔及利亚成功抵抗了法国。第三种选择是双方妥协后结束殖民，例如南非和爱尔兰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
以色列现在正在做的是第一条路线，对巴勒斯坦进行无情轰炸，上演种族灭绝。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也可以走第二或第三条路线。就像阿尔及利亚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是被殖民者说服了殖民宗主国的人民，让他们反对自己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呼吁停火。现在英国有大量民众每周走上街头，抗议英国政府向以色列出口武器。这是殖民宗主国的公民通过反战行动帮助被殖民者。甚至在2023年11月，许多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和印度尼西亚都举行了大规模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展现了全球声援被压迫者的精神。
如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要走向和平，取决于双方能否体现尊重人权和平等的进步价值观。停火谈判如何能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主的两民族国家，停止将巴勒斯坦人视为二等公民并剥夺他们的人权，让巴勒斯坦人享有与犹太人相同的权利，才能迈向真正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