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口变迁与外省人的到来

1945年底，当时拥有约600万人口的台湾岛，迎来了一个送往迎来的特殊时期。大约32万日本军民在战后的一两年间被遣返回百废待兴的母国。随后的10年里，另一群来自中国的移民登上了台湾，这群人在台湾被称为外省人（Waishengren: 指1945年后从中国大陆迁徙至台湾的人群）。一直以来，这群外省人的人数是个谜。然而，这段学界公案在2021年被中山大学学者叶高华终结，答案是102万人。其中男性约80万人，女性只有22万人。在这100万外省人中，如果不算军人，约有四分之一是在1949年之前，以相对优雅舒适的姿态来到台湾。有将近一半是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1949年，从中国大江南北逃命到台湾的战争难民。这波逃难潮一直持续到1955年左右。

国共内战的残酷现实与个人创伤

这批移民中，很多人根本不是自愿迁移的。在大约63万的国军当中，至少有上万人是国民党在海南、舟山、青岛等地强行抓夫（Conscription by force: 指国民党或共产党在内战期间强行征兵的行为）绑架来的。所谓抓夫或抓兵，就是绑架男性，强行征兵。这是国共内战期间，两个残暴的军事集团，一路上用来补充迅速消耗的兵源的最直接方法。密苏里大学的历史学者杨孟轩访谈的外省老兵姜思章，在1950年的一个寻常下午，在放学走回家的路上，遇到国民党抓夫。他和两位同学挣扎抵抗，但被国军一路殴打、虐待到台湾。当时他只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在他只有50万人的故乡舟山，总共有13000多位男性，与他面临同样的遭遇。姜思章下一次回到家乡与家人重聚，已是32年后。

在1945到1950年这场全面爆发的内战中，国共双方为了赢得胜利，使用了各种残虐底层百姓的手段。然而，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中，在两岸甚至西方学界，这些伤害都很少被讨论。同样地，这群来自中国的战争移民来到台湾之后，如何处理他们的创伤，甚至如何将伤害溢出到台湾社会，也同样很少人研究。

杨孟轩的杰出历史研究：《逃离中国》

我主要想跟大家介绍一本今年出版的很杰出的历史研究。这本书的作者是刚才提到的历史学者杨孟轩，书名是《逃离中国：现代台湾的创伤、记忆与认同》。这本书不仅具有学术上的突破性，而且写得简单、好看。这一两年内，很可能就会成为各大学课程的指定教材。但这本书在中国应该是一定没办法上市，有兴趣的中国朋友可能需要找一些其他的购书管道。

杨孟轩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2000年之后，台湾的外省人，尤其是外省第二代，开始大量出版关于逃离中国的记忆。光是在2009年就有三本同样主题的书出现：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齐邦元的《巨流河》、张典晚的《太平轮1949》。这些书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逃离中国的苦难经历。这段苦难的记忆，俨然就像是犹太人的出埃及记忆，被抬升到一个可以凝聚外省人族群认同的地位。

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首先，大逃难并不是所有外省人都经历的事情。有四分之一的外省人在1949年之前就来了，并没有经历最后最可怕的那段逃难过程。另外，2000年以前，外省人根本就不太谈论这段记忆。如果这段逃离中国的记忆如此重要，为什么过了50年后才开始大爆发呢？

国共双方对内战记忆的压制

杨孟轩发现，其实不止外省人，国共内战对中国平民造成的伤害，台湾不讨论，中国不讨论，西方学者也不讨论。民主化之前的台湾，由于蒋介石父子始终没有放弃反攻大陆的口号，对他们来说，讨论这场败仗，对军心士气不利，也有损蒋介石民族救星的形象。所以，国民党政府一直禁止公开讨论国共内战。但是，国民党在逃难过程中强行拉夫，让成千上万家庭破碎的见证者，全都跟着来到台湾了，就是这些外省人。他们对国民党有各种不满。

我们现在对外省人有一种刻板印象，就是他们都是深蓝，好像他们从宇宙大爆炸以来，就是国民党的铁杆支持者。但杨孟轩发现，至少在一开始的10年里，国民党跟外省人之间是非常紧张冲突的。被抓出来的外省人视国民党如绑架歹徒，当然对国民党有很多不满。其次，外省人来自大江南北，很多人在过程中变换阵营了无数次，这让外省人变成国民党最惧怕间谍渗透的一群人。刚来到台湾的蒋介石，跟许多面临正当性危机的独裁者一样，产生严重的政治被害妄想症。杨孟轩称之为过度狂热的反共猎巫。

杨孟轩取得的史料显示，1950年代初期，台湾各级军法机关的看守所，经常挤满了情治单位任意监禁的共谍嫌疑犯。当时外省人只占台湾人口的10%到15%。但杨孟轩发现，1950年代初期被逮捕为匪谍（Bandit Spy: 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间谍的称呼），被国民党监禁或枪决的人，也就是所谓白色恐怖（White Terror: 指台湾在戒严时期，国民党政府对异议人士进行政治迫害的时期）的受害者，外省人占了将近一半的比例。这代表外省人受国民党迫害的几率，是本省人的6到7倍。这可能跟多数台湾人的印象很不同。

蒋介石作为战败方的独裁者，禁止台湾人讨论国共内战，不难理解。但照这样说，作为胜利方的中国共产党，应该会非常乐见人民去讨论这场光荣的胜利吧？但杨孟轩发现，也没有。中共同样禁止关于这场内战的讨论，或者更精准地说，是禁止中国人回想这场内战中平民百姓的惨烈遭遇。在中共的史观中，国共内战被称为解放战争（Liberation War: 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内战的称呼），是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最神圣的意义。但如同复旦大学的历史学者许浩所说，这套满是解放与革命的叙述，背后充斥着精心策划的恐怖，还有组织的暴力。

长春围困战：内战中的人道悲剧

杨孟轩在书中就提供一个很显著的例子——长春围困战（Siege of Changchun: 国共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围困长春的战役，造成大量平民死亡）。1948年5月，国共双方准备在中国东北展开决战。共产党当时包围了长春，截断了所有的陆空输送。接下来的5个月，长春陷入一场人造的饥荒。许浩在去年出版的论文中，对相关史料进行细致考证。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两个当时正在争夺中国统治权的本土军事集团，对中国平民的残忍对待，实在看不出来跟外来的侵略者有什么差异。

守城的国民党一开始就把粮食物资全都从平民手中抢走，集中给军方，然后把饥饿的百姓放出去扰乱共产党。外围的共产党如果不想接济这些难民，大可以放他们自求生路，反正城中的国民党一样逃不掉。但是，共产党为了让国军更快耗尽粮食，他们的选择是把饥民全都赶回去。根据许浩的考证，一开始，难民还有草籽、毛豆、树皮可以吃。围城两个半月后，城外缓冲带遍布了饿死的平民。许多难民开始拿饿死的同胞当食物。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在交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到：“围困造成严重粮荒，居民饿毙甚多，以收显著效果。”用东北话来说，就是死了一堆老铁，效果杠杠的。

但报告中也提到，不让饥民出城，把百姓生命当成战争棋子，这个战略跟解放人民的口号极度矛盾，让将领们不知道怎么跟基层士兵解释。报告中提到，当共军的士兵看到灾民在他们面前成群下跪，有的甚至拿绳子在士兵面前上吊，很多共产党的基层士兵开始精神崩溃。有的士兵陪饥民跪下，哭着求长官放了他们。有的和二战期间的纳粹或日本士兵一样，开始出现所谓的路西法效应（Lucifer Effect: 指好人因为情境因素而做出恶行的心理现象），也就是陷入另一种心理上的极端，开始麻痹地虐杀逃出来的难民。根据中共官方的统计，长春人口在5个月内从61万锐减到18万。目前学界最保守的估计，活活被饿死的在10到20万这个区间。因为没有足够的军事把握，所以拿整座城市数十万平民的性命当陪葬，类似这样的场景，连解放军士兵都被动摇。那么当然，中共更不会允许平民百姓去讨论跟流传这些事情。

创伤的延续：外省人对台湾社会的影响

当这样一群在中国经历战争残暴的幸存者来到台湾，会对台湾社会造成什么影响呢？首先，杨孟轩发现，逃难的经历确实对外省人造成很大的创伤。1950年代初期的各项统计显示，外省人的自杀率跟心理疾病盛行率全都远高于本省人。但是杨孟轩也发现，这个大部分由男性跟军人组成的群体，把他们在中国乱世中生存的方式也带到台湾。数据显示，外省人来台湾的前10年，犯罪率是本省人的两倍。诸如抢劫巴士、奸杀社区少女、用手榴弹轰炸电影院然后洗劫逃跑观众财物，这些外省人的犯罪，充斥着当年的社会新闻。这让刚解脱日本殖民，成为半日本化的本省人，恐慌又愤怒。这些带着内战创伤的受害者，来到台湾，成为伤害当地社会的加害者。而这群1950年代让台湾治安严重恶化的散兵游民，与1980年代以后，因为贫穷孤独而获得台湾跨族群同情、怜悯的荣民（Veteran: 指随国民党来台的退伍军人，通常指外省老兵），其实是同一群人。但杨孟轩并不是要说一个坏人变老的故事，他想说的是历史的复杂性。

记忆的演变：从反攻大陆到身份认同危机

有些学者像是陶涵，认为蒋介石其实打从来到台湾不久，就已经知道不可能反攻大陆（Retake the Mainland: 蒋介石政府在台湾时期提出的军事政治口号），他只是拿反攻大陆这个虚构的目标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让他可以在这座原本相当鄙夷的小岛上安享晚年。但在1950年代的大多数时候，几乎没有外省人会怀疑反攻大陆只是一个口号。杨孟轩在这里进行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论证。现在主流的说法是，外省人就是国民党支持者，国民党说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被国民党洗脑了。但杨孟轩说，不对吧，外省人是国军最后被解放军惨败的见证者，要他们相信国民党可以打赢解放军，这难度也太高了吧。而且就像前面提到的，当时很多外省人根本就不是国民党的支持者。

杨孟轩分析了大量当时外省人的书写。他发现，外省人并不是因为国民党的话术才对反攻大陆深信不疑。大部分外省人不仅经历了第二次国共内战，他们还经历8年日本抗战，这些人几乎大半辈子都在混乱到不行的战争年代中度过。在他们的记忆中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事件，那就是对日抗战。那是一场充满了无数次绝境逢生的战争，那么绝望跟悬殊的苦战，最后都还是胜利了。逃难结束了，幸存者回家了。所以这群外省人当然会觉得这次逃难只不过是第N次逃难。再过两年，同样绝境逢生的剧码会再次上演。当我们把他们放回那个长时段的乱世流离当中，相信国民党一定可以反攻大陆，突然就变得不荒谬了，反而很可以理解。

所以在1950年代，外省人最喜欢讨论的，当然就不是逃离中国，因为那就是第N次逃离中的其中一次而已。书写热度最高的是8年抗战的记忆。大家就会去写：“我记得那时候逃难到重庆的房子长什么样子啊？跟我现在在台北的房子对比，重庆的住屋真的很破。”这其实就跟每次棒球国际赛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回顾N年前那一次陈金峰炮轰达比休有和中华队打赢韩国队一样，你其实是在透过回忆来抒发你现在的期待。

但是杨孟轩发现，到了1958年，中美联合公报（Sino-American Joint Communiqué: 指中美两国在197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两国关系的声明）发布，蒋介石被美国逼着承诺，放弃以武力收复大陆。这个时候，外省人终于梦醒了，真的回不了家了，这辈子再也看不到自己挚爱的亲人了。这时候创伤改变了，从逃难的创伤变成再也无法回家，和家人天人永隔的创伤。于是1960年代对外省人来说，重要的记忆又变了。这个时候他们开始大量地组织同乡会，然后投入大量的金钱跟精力去做一件看起来毫无经济效益的事情——编纂自己家乡的历史。湖南文献、贵州文献这类型的刊物开始大量出现。有的人为了编纂出版这些书，不惜把自己搞到破产。再一次，外省人透过记忆来宣泄思念，抚平创伤。既然回不去了，那我要永远记住家乡的一切，然后我要让我的子孙们也都记得我家乡的事情。

到了1980年代，第三个巨大的创伤出现。1978年，邓小平打开中国国门。1987年，国民党政府正式解除腹中建令（Cross-Strait Travel Ban: 指台湾政府在戒严时期对两岸人员往来的限制）。成千上万的外省人纷纷返乡探亲，让外省人魂牵梦萦的返乡梦成真了，这怎么会是创伤呢？追寻记忆中那些超级美好的人事物，只有一种可能会变成一种创伤，那就是记忆中的人、事物，已经变成另一种丑陋的样貌。许多人回到家乡之后，发现父母早在大跃进饥荒的时候就故世了，或是在文革期间，因为子女是剿匪汉奸，死于斗争或劳改。他们记忆中家乡美丽的建筑，甚至是自家的祖坟，也在文革破四旧的运动中被破坏殆尽。

这还只是记忆中的事物消失，更伤人的是记忆的变质。在外省人的返乡文学中最普遍的一种创伤，是日思夜想的亲人变成唯利是图的陌生人。很多人出发前把毕生积蓄都领了出来。回到台湾之后，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其他东西都被扒光了。大陆的亲人贪婪地索要财物，大型家电和珠宝首饰成了外省人返乡必备的礼物。历史学者范尧胜把这个现象称之为圣诞老人症候群（Santa Claus Syndrome: 指返乡探亲的外省人被亲人索要财物的现象）。另外，当时两岸无论在物质或文化上都存在巨大的落差。外省人记忆中的文化祖国，却变得比他们当初看不上眼的边陲小岛还落后。前面提到的放学路上被抓夫的姜思章，返乡之后的感触是，无论在生活习惯、观念、思想都已经大相径庭，就连亲情浓淡，有时候也受金钱衡量。另一位外省人返乡之后，回到台湾感慨地说：“我是永远也回不了家了，也无家可回了。”这波返乡造成的社会创伤，坚定了许多外省人回到台湾过完余生的念头。

但是，90年代的台湾，早已经不再是国民党的反攻基地。几乎在外省人探亲回到台湾的同时，他们发现自己即将面对第四次的创伤——台湾民主化以及台湾国族主义（Taiwanese Nationalism: 指以台湾为中心的民族认同和政治主张）的全面兴起。当外省人亦步亦趋地想要加入“我是台湾人”的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 指一个民族或国家中的成员，虽然互不相识，却因共同的文化、历史等而产生归属感）的行列中的时候，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一点也不受欢迎。在本省汉人的史观中，外省人是跟着国民党来的殖民者，是过去半个世纪享受不公平优惠待遇，欺压本省人的威权帮凶。

记忆的疗愈与历史的复杂性

于是，这个时候，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问题终于被解开。杨孟轩带我们从1945年开始进行的历史考证，让这个问题豁然开朗：为什么2000年后，外省人，尤其是外省第二代开始大量生产关于逃离中国的记忆？因为他们想要证明他们不是殖民政权的刽子手，他们想要透过这段回忆告诉大家，他们也是国民党的受害者，他们不是坏人，他们也想成为台湾人。

这时候，杨孟轩杰出的历史论证已经逐渐清晰。他所进行的所有的这些历史考察，全都是为了对记忆的历史进行分析。外省人经历了4次社会创伤：1949年的大逃难，50年代末期的反乡梦碎，80年代末期的返乡美梦变噩梦，90年代台湾民主化之后的外省标签污名化。每一次外省人经历创伤，他们就会从记忆的资源库中，提取出一段记忆来疗愈伤口，用这些记忆来说服自己，或是说服其他人，自己到底是谁。

杨孟轩本身是228受害的本省精英的遗族。他在后记中坦诚，这份研究最初是在追究外省人罪愆的愤慨中触发的。但是，当他完成这份研究，他陷入了另一种状态。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多向同理性未了（Multidirectional Empathy Unresolved: 杨孟轩提出的概念，指在理解历史复杂性后，难以对特定群体做出简单道德判断的状态）。用我的话来说，我会称之为在历史的复杂性中不断浮游。关键字是复杂。这很可能是台湾分裂的记忆群体最需要吸收的东西。

台湾人喜欢看一些政论节目，而政论名嘴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抛出一些非常单向简化，可以让人宣泄仇恨的论述。如果我们要走出这个困境，首要之务是接受历史的复杂跟矛盾。当我们理解某个人群在历史中经历的复杂过程，我们就会进入一个同理性未了的状态。你再也没办法很轻易地下决断，要原谅这些人，还是要追究这些人，或者更激进一点，你再也没办法产生一条很肯定的道德评价。你会陷入一种因为理解历史的复杂性，所以没办法决断的状态。

外省老兵很可怜，对吧？当他们在1950年代可能伤害了很多人。外省人伤害了很多本省人是事实，对吧？那你说本省汉人是单向的受害者吗？这些汉人从17世纪开始就一直大规模迫害本来就住在这座岛上的南岛语族，而且一直到现在都不太反省。所以杨孟轩说，这种同理性不是一个方向的，而是多向的。这个多向性一旦在复杂的历史之网中开展开来，就会更强化我们无法确定的状态。通常我们会觉得，如果我把一件事情搞清楚了，我就会产生很清楚的概念，我会从模糊变成肯定。但是杨孟轩的历史研究在告诉我们，当我们真正理解某一段时空中的历史，我们反而会处于一个无法决断的混沌状态。

摆放在杨孟轩面前的是历史的复杂，创造了许多互相矛盾的命题。他并不是在提倡某种虚无主义的历史学，好像所有历史宣称都应该失去效力。刚好相反，就是因为太多看似矛盾的历史命题都是真实的，才交织出这张复杂的历史之网。在这张密织的布料上，当你想挑出一根线，你会发现，同时有好几根不同方向的线都在彼此纠缠，你根本挑不出来。这种因为多向同理导致的未了状态，是杨孟轩认为台湾人迈向族群和解，非常困难，但真的需要大家努力的功课。这一集我只能介绍这本书的骨干，真正好看的是其中的历史血肉，我蛮推荐大家买来看。对学生来说，定价可能有点高，学生也许可以等二手书出来，或是看完之后丢二手书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