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中国速度与豆腐渣工程的悖论

大家好，欢迎收看夸克说。上上期节目我讲了中国的大基建是如何拉高失业率，让普通人处境更艰难的。然后推特上就有小粉红留言抬杠说：“你甭管怎么说，中国基建就是世界第一，你老美修条路好几年，我们三个月就干完了。”是这样啊，你要说快，我承认，中国基建在这方面确实强，但你光快不行啊。

要知道，四川红旗特大桥这座桥可是今年1月份才合拢的，没地震，没暴雨，也没发生撞击，10个月以后自己就垮了。官方给出的解释是山体滑坡。问题是，建之前你不知道这桥是要建在山上的吗？你立项、勘测、设计的时候不应该提前考虑地形问题吗？如果不适合建桥，为什么要选在这里呢？你不能在沙地上盖个摩天大楼，塌了以后怪沙子吧？

刚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标题就是“中国速度，人类历史上最快垮塌的大桥”。但出于严谨，我还是搜了一下，然后被瞬间打脸。因为论垮塌速度，前三位分别是：2011年云南新平公路桥，完工后第一天；2013年四川省江油盘江大桥，加固后第五天；以及2012年哈尔滨阳明滩大桥的引桥，这个撑得久一点，通车以后九个月。所以说，能超越中国速度的，永远是另一个中国速度。关于中国的豆腐渣工程（Tofu-Dreg Project: 指偷工减料、质量低劣的工程）到底做到什么程度，其实不用我赘述，如果全列出来，估计能出本词典了。光今年以来上新闻或者曝光的大型事故就至少有十几起，并且这种现象已经不限于国内，开始对外输出，走向世界了。

比如半年前缅甸地区垮塌的泰国曼谷审计署大楼就是中铁四局承建的。几乎与此同时，葛洲坝集团承建的厄瓜多尔水电厂也发生了爆炸，造成4名中国工人死亡。最后的调查结果也是因中方质量问题且隐瞒不报，将要支付4亿美元的赔偿金。那被小粉红们津津乐道，认为是世界第一的大基建，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豆腐渣工程呢？接下来咱们就要聊聊这个。

豆腐渣工程的历史回溯

豆腐渣工程这个说法，最早出自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之口。1998年夏季，中国发生特大洪水，其中江西九江是重灾区。当年8月7日午后，九江城西四公里处的长江大堤轰然倒塌，洪水如猛兽般冲破四号闸与五号闸之间的三十米缺口，直扑市区，街道被淹没，房屋在洪流中倾覆，情况惨不忍睹。讽刺的是，就在决堤前，当地官员还在媒体上高调宣称“九江大堤万无一失，固若金汤”。在此视察的朱镕基就此事询问了九江市分管防洪的副市长，问：“现在倒塌的墙里有没有发现钢筋？有没有用竹筋代替钢筋的情况？这样的堤有多长？”副市长回答说，墙里没发现有钢筋。朱镕基听后大怒，说：“你们不是说固若金汤吗？人命关天，竟搞出这样的豆腐渣、王八蛋工程，腐败到这种程度，怎么得了！”接下来，为了堵住缺口，党再次祭出了人海战术，让当兵的跳下去，扛着沙袋往上填。

今天，中共经常宣传九江抗洪事迹，在血泪中说士兵们多么奋不顾身，牺牲了多少人来保卫老百姓，但却从来不提当时是为什么决堤，都是哪些人造成的。事实上，九江的问题绝非个案，1998年大洪水就有江西抚州、湖北武汉、监利、安徽安庆、望江、湖南岳阳、江苏南京等多个江段被查出严重的偷工减料问题。并且在所谓的严查、勒令整改后，此后那些年上述的多个江段依然被反复查出工程质量问题，并导致多次决堤。很显然，朱总理的表演并没起到任何作用。事实上何止是他呢？习近平喊了十几年的反腐，去年7月的武汉、湖南湘潭、华容县不是也照样因为豆腐渣决堤了吗？

而真正让豆腐渣这个词家喻户晓的还是十年后，也就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在汶川地震中，倒塌最严重的建筑物是学校，尤其是中小学校舍，而伤亡最大的群体则是学生。多少独生子女的父母瞬间老无所依，其中北川中学两栋五层教学楼数秒钟之内轰然垮塌，2700余名师生有一半遇难。至此，豆腐渣一词才正式成为高频词汇，为人们所熟知。

深层原因一：层层转包与利益链条

关于豆腐渣工程屡禁不绝的原因，我曾经跟我爸详细讨论过，因为他就是央企做工程监理的。具体的说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重也是最表层的原因是层层外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转包和违法分包都是明令禁止的。这稍微解释一下，转包是指将工程全部或主要部分转给第三方，而违法分包呢，说的是将主体结构等关键部分分包给不具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但实际操作中，以上的规定基本形同虚设，有很多方式可以规避。最常见的法子就是“挂靠”。比如说某市要建一条高速公路对外招标，B公司老板张三是该市某领导的亲戚，想拿下这个项目，但公司的资质不够。于是他就会找到A公司，通常是一家有资质的国企，比如中铁某局。然后会以A公司的名义参与投标，拿下总包以后，双方签署一份项目管理合作协议，将项目转包给B公司，或者是内部承包协议，声称B公司是A公司（中铁某局）的第几项目部。但合同上不会出现任何转包、分包或者承包的字样。当然，A公司也不白干啊，通常会收取相当于工程款3%-8%的管理费。但实际干活的都是B公司雇来的人，因为B公司也会往下层层外包。以上是民企B公司拿项目的搞法，如果是国企，比如中建某局想拿项目，也是一样的法子，只是变成了它拿利润大头。

这种层层转包的结果就是利润会被上游几个完全不干活的公司吃光，到了一线施工方那儿资金少得可怜，最终只能通过偷工减料、压缩工期等手段来回本。这中间还有一种极为恶劣的情形，就是一开始就亏本招标，先把项目拿下来，然后倒逼施工方压成本，最后出来的什么质量就可想而知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层层外包的情况并不限于土木工程领域，而是中国社会的常态。比如这个4000万的项目赚了5手，最后干活的10万块搞定。这不是电影剧情，而是张家口贫困县万全区的一个文旅项目。2018年花了4000万搞水母电影，结果你猜怎么着？总公司压根不会做影视，一转手啊，400万就包给了老乡。老乡又220万包给了夏家。夏家又165万包给了他的学弟汪某。这时候汪某又拿出135万转手就外包给了他的学弟李某。这时候李某啊，又找了个拍摄导演，答应给了10万块。历经两个月，这个导演垫了5万5。

之所以这种层层外包的模式能够进行下去，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工程合同属于典型的不完备合同（Incomplete Contract: 法律经济学概念，指合同无法列出未来所有可能的风险和应对措施）。为什么说工程合同特别典型呢？是因为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情况下，业主和监理单位很难实时掌握工程质量的全貌，比如埋在地下的线是怎么布的，用多粗的钢筋等等。这就给施工方留下了巨大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指一方在签订合同后，其行为会影响另一方利益，且该行为难以被监督）空间。因为现代工程从设计到施工都讲究个荣誉，哪怕你偷工减料、质量不达标，也不一定会垮塌或者马上垮塌，没准等到几十年以后拆迁才会被发现。到时候施工单位可能早就注销了。

有人可能会天真地以为，即便是外包，那国企承建方，尤其是中资投那几家，相比于民企质量上应该更有保障吧？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因为在成熟的市场中，建造劣质工程的企业会因为声誉受损而失去未来的合同，甚至倒闭，所以大家会比较爱惜羽毛。但在中国，由于存在错综复杂的政商和寻租关系，尤其是央国企（Centr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指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直接控制和管理的国有企业）这种“bug”，导致上面提到的市场淘汰机制失灵。简单说就是，如果你是中建三局，哪怕搞出100个豆腐渣，也不会倒闭。这种情况下，你会不会有恃无恐？并且，正因为有了央企这层光环，它对干活的包工头们才会压榨得更厉害。

换位思考一下就明白了，你要是个包工头，总包如果是民企欠了农民工工资，你还敢告一告。但如果是央企，你怎么告？除了吃个哑巴亏，就只剩跳楼了。而为了弥补这种给央企干活的风险，你就只能把成本一降再降，压得再狠一点。这里多透露一个常识啊，那就是绝大部分中字头的央国企，他们自己是不会施工，甚至连个施工队都没有的。他们的主要作用就是出国企资质（State-Owned Enterprise Qualification: 指国有企业在特定行业或领域从事经营活动的资格许可）这个免死金牌。坊间有个说法叫“有资质的不干活，干活的没资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洗汗钱早就被甲方给吸干了，工程款一拖再拖呀。结果就是甲方招投标、留标、弃标成了家常便饭，多少老板不是破产就是跑路，严重的遁大牢啊，根本就扛不动您这活了。现在要工程款简直比西天取经经历的磨难还要多呀，步步是坎，维权无门。国央企的信用就跟烂泥一样，扶都扶不起来。真正不讲诚信的就是披着国央企外衣，在行业内彻底糜烂的甲方。就这样，居然还有人指责工程老板不讲诚信，甲方恶意拖欠的。

怎么样，对这些指挥做办公室吹空调，吸工人血的所谓大基建国家队，是不是有点趣味了？有人可能会有疑问啊，那就是，既然央国企中标后，往往会四包五包才到真正干活的人手里，那他们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找到五包呢？这样利润不是更高吗？难道是因为联系不上包工头吗？原因其实也不复杂啊。

换位思考一下，假设你是中建某局的某个领导，刚拿下个100亿的项目，现在有两个方案：第一，直接找到干活的包工头，给他10个亿，公司净赚90亿。第二，70亿包给你小舅子的阿姨夫开的皮包公司，由他们再去转包找人。你会选哪个？方案一：公司利润最高，但你这是国企，利润再高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方案二：公司是赚的少了，但你能拿到巨额回扣，接包的又是家里亲戚，知根知底，不担心他们给你卖了。换任何人恐怕都会选第二条。同理，阿姨夫哪懂什么施工啊？他唯一懂的就是做写字楼里买标卖标。于是他又转包给了自己一个中学同学，因为这同学人脉广，生生能搞定施工。这也多补充一句啊，冲在一线干活的包工头往往是没资源和人脉接触到上游这些人的。换句话说，但凡他能接触到前面说的任何一个环节，他就不再是包工头，也摇身一变成了二包三包了。毕竟签个转包合同就能躺着挣钱，可比风吹日晒去施工现场盯梢舒服多了。多说一句啊，以前的国企其实也是有过施工队的，后来为什么没了呢？因为国企病效率低，倒闭了。

深层原因二：政绩驱动与行政干预

除开外包，中国豆腐渣频出的第二层原因是激励机制，我称之为政绩驱动下的行政干预。简单说就是，地方官员不是选票选出来的，他能不能晋升，完全看上面是否认可。这就决定了他的核心KPI不是工程的长期质量和耐用性，而是短期内看得见的经济增速和形象工程的完成度。哪些项目能迅速上马，刷更多的GDP，就优先批复哪个。

有个词叫大干快上（Rush to Complete: 形容不顾实际条件，盲目追求速度和规模），体现的就是官员们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而这种对于速度过度的追求，就必然会导致大量的工程质量问题。按理说工程本质上是个科学问题，得遵循物理法则，比如在哪能修路、能架桥，得看地质状况，状况太差就得换个地方，不能乱来。但在中国，物理法则再大也大不过领导的看法。只要领导高兴，哪怕把路修上月球也是可行的。所以，像开头阿坝州红旗桥这种在不该修桥的地方修桥的情况就成了家常便饭。再比如，我们都知道混凝土浇筑以后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变硬，通常要求硬度达到设计强度的50%以上才能浇筑下一层或者相邻的构件。

但如果上级发话了要国庆献礼，原本一年的工期一压到三个月，并强调这是政治任务，那你就没法跟领导讨价还价扯什么物理法则了。工人们就只能提前拆模，往前赶进度。这就导致混凝土在还没涨结实的时候就必须承受自身的重量，轻则产生大量细微的缝隙，重则直接导致结构变形甚至坍塌。此外，为了省时间省事，他们也会跳过必要的洒水养护程序，让混凝土快速干裂。再然后就是沉降时间。地基是房子的根本，本来必须经过充分的压实和稳固处理。但现在要赶工期，就意味着没有时间等待土壤的自然沉降，也没时间对软土层进行必要的加固，只能直接在不均匀的软基上建造。结果就是房子建成以后地基开始不均匀下沉，甚至出现墙体开裂。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啊，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深层原因三：公共资源错配与软预算约束

除此以外，第三层的制度性问题是公共资源的错配，又叫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 指企业或政府机构在面临财政困难时，能够获得外部援助，从而削弱其对成本和风险的敏感性）。啥是软预算约束呢？说白了，就是地方政府搞投资，它花的不是自己口袋里的钱，是国家财政或者国有银行的钱。你想想，私人老板花钱对成本和风险都是极其敏感的，但官员们对资金成本几乎是不在乎的，反正亏了有国家财政兜底吧。而这造成的结果就是缺乏约束，随便乱来，各种低效重复建设，腐败寻租，即便项目出问题，超支了，也还可以哭穷，追加预算。以上我们说了分包，说了行政干预和软预算约束，但这些机制最终都指向一个根源，也就是从各级官员到习近平本人。

中共各级链条上的决策者都获得了速度带来的政绩和收益，而所有质量失败的后果和成本却都被结构性地转移给了社会和时间，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完美的激励倒置。而这种官员只享受好处却几乎不用承担责任的工地悲剧式的制度安排，恰恰是中共体制最大的病灶之一。

问责机制的失灵：权力运作与责任转移

有人可能要说，不对啊，中国政府不是已经引入了一整套问责机制，什么终身追责，倒查三十年嘛，官员哪怕退休了也要一查到底啊。但很遗憾，单靠事后惩罚是解决不了制度性转包和行政干预这个根源的。因为权力的运行往往会躲在一个合法的模糊地带里。我们常说的反腐主要是抓那种显性的、直接的收受贿赂，但官员们介入工程就要高明得多。他们不会直接说我要贪污，而会用提高效率、支持本地发展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向招标委员会建议特定企业中标。并且经过多年的摸索，整个官僚体系已经研发出了一整套高效的寻租和分肥规则，尽可能保护链条上每个人的利益。其次是责任链条的分散。熟悉官场规则的人都知道，出了问题推卸责任，找下属当替罪羊乃是中共官员们的必修计。

比如5年前疫情爆发的时候，习近平当着全世界的面说自己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武汉市长周先旺在面对央视采访的时候说：“作为地方政府，我只有在获得上级授权以后才能披露。”考虑到包括高福、吴尊友在内的众多防疫专家都表示中国已经建成了覆盖全国的传染病防疫直报系统，一线医生可以绕过地方政府在4个小时内就上报到最高层。周先旺的这段话几乎等于是在明示亲自下令瞒报的就是习本人。那段时间我们大学、中学的校友群里大家都群情激愤，更有人愤怒地喊出了要对习近平追责，疫情结束后要判他个终身监禁的声音。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大家都看到了，2021年周先旺被迫辞职，并于今年7月份落马，理由是“违纪违法”，至于违的什么纪、什么法也没说，可能是不肯帮领导背锅法吧。

而具体到工程领域，干部们推诿甩锅的空间就更大了。你都不用是习近平，随便一个官员都能轻松脱罪。因为一个工程往往会涉及多个环节和部门，事故一旦发生，责任往往都会被分散给项目负责人、监理工程师这些具体执行者。而上面的行政决策者呢，他们只要说一句“我不是亲历亲为，我只是给了个大方向，工期和设计方案都是专家们决定的，我只负责审批”，就能巧妙地把责任推给几个小卡拉米，把自己摘出来。而且问责往往是运动式（Campaign-Style: 指政府或组织在特定时期内，集中资源和精力解决某个问题，通常带有突击性和阶段性）的，一阵风就过去了。官员和企业心里门清，总包基本上都是央企，还真能把你怎么着？无非是自罚三杯，轻轻放下罢了。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即便豆腐渣工程，也只有发生重大事故并且捅上新闻了才会启动调查程序。那没准已经是十年二十年以后了，那会儿经手项目的官员在哪呢？大概率跟儿子孙子一起，在洛杉矶或者澳洲的海滨别墅里晒太阳，你大不了停发我那每个月几万块钱的工资呗。

历史的教训：毛时代的大跃进与溃坝悲剧

说到这，可能有人天真地认为今天这么多豆腐渣工程都是那帮贪腐官员和黑心商人闹的，为了赚钱没下限嘛。要搁计划经济时代，压根就没什么转包分包，质量肯定没问题。但遗憾的是，您又错了。中国豆腐渣工程比例最高发的时间段恰恰是在毛时代。

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三面红旗（Three Red Banners: 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其中的总路线叫“多快好省”（More, Faster, Better, More Economical: 大跃进时期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口号）地建设社会主义。就从这句话，老毛就够枪毙一天半的，你这不胡扯吗？多就不可能省，快就不可能好。道理很简单，如果能又快又好，那人给你慢慢干是图啥呢？磨洋工嘛。但没办法，谁让人是伟大领袖呢？领袖发话了，那就得干。什么施工规范自然而然都得靠边站，加上那些年又特别流行献礼，这个也献礼，那个也献礼，造成的结果就是六七十年代搞的很多建筑工程都是劣质的豆腐渣。

当时有个流行的说法叫“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你看这共产主义都赶上玉皇大帝了，人孙悟空上天作弼马温一天都只等于一年，临着倒好比天宫快二十倍。除此以外，当时还有个概念叫三边工程（Three-Sides Engineering: 指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工程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赶工期，按照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模式进行建设。还没勘测完土质地质结构、地质状况就开始画设计图纸，开始设计了。还没规划设计完就开始按前面的半拉子图纸进行施工了。哪怕不懂土木工程的人也能想到这么搞肯定会出问题啊。你就想，都别说大坝大桥这种大型工程，你就是装个两居室这么做的结果也肯定是经常返工啊。问题是你这一返工不就耽误工期没法献礼了吗？于是，为了不返工，就只好凑合地硬干下去，假装项目没缺陷。这就会导致很多工程根本达不到设计寿命，才几年就出了问题。而这种问题项目的比例有多高呢？根据《水利水运工程学报》2023年第一期登载的《我国水库溃坝及其生命损失统计分析》一文统计，从1954年中国开始有溃坝记录以来，共溃坝3558座，相当于有史以来其他国家溃坝总和的一点七五倍。因为除开中国，世界各国历史上的溃坝总数也只有2068座。而在这3500多座溃坝中，发生在1954年到1979年的就达到了2914座，占比接近六分之七。而这些溃坝几乎都是毛时代的杰作。

这其中最出名的就是1975年河南驻马店的板桥水库溃坝事件。此次溃坝还引发了临近62座水库的连锁溃坝，造成了24万人死亡，超1000万人受灾。该事件不仅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溃坝事故，2005年还被Discovery评为世界十大技术灾难之首，超越切尔诺贝利。

结论：体制性问题与谁是受害者

所以，真别把锅甩给什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了，只要党还在，这豆腐渣工程就断不了。当然，你要说中共就没那个能力造不出质量过硬的建筑，也不客观。像前面提到的汶川地震不是造成了7000多校舍倒塌，光北川中学就有1200多名学生遇难嘛。但与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与校舍毗邻不远的政府办公楼巍然耸立、安然无恙。他们不是不会造楼，他们只是知道谁好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