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基督教、公民社会与中国民主化

大家好，感谢大家在周日早起。今天我们共同分享和敬拜。广义来讲，我作为一名基督徒、民运人士和人权活动者，基督教、基督信仰、基督教会与民主化、人权的关系，一直是我们思考和面临的问题。我本人并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今天只是从我个人的角度进行一些分享。我可能不是一个理论家，更多地是讲述一些事实和实践层面的体会。

信仰与政治：功能主义的误区

我个人不喜欢“基督教救中国”这种说法，因为“救中国”这个主题以前出现过很多次，例如“科学救中国”、“民主救中国”等。这种说法可能将两个不同的事情混淆了。我一直主张信仰与政治应该分开，特别是我们不能用一种世俗的、功用的方式来看待信仰问题。信仰必须是一个人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契约和沟通，它通过《圣经》、通过认识耶稣基督来实现，这是基督徒的方式。而中国的民主化，中国是否走向民主化，以及如何走向民主化，这是另一个主题。

我认为，如果我们把信仰当作一种功用，就会回到以前许多重复的旧路径，这是错误的。因为信仰必须是个人的，而且是排他的。它最终可能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用，但我不能因为基督教可以“救中国”而推行基督教，这与基督信仰的本质相悖，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然而，对我个人而言，也从我的观察来看，我确实认为中国需要基督教会强大起来，成为一个重要的民间力量。特别是在当前阶段，中国走向民主化可能处于最后阶段的努力中，基督徒和基督教会应该“做光做盐”，成为民主变革中最重要的力量。基督教本身的发展演化，其实都有一个“落地”的过程，这种落地本身会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在某些地方，由于基督教会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努力而受到尊重，基督徒的数目可能也会增加，更受人重视，这当然是一种可能的情况，但也不一定。

从我自己的体验来讲，我确实觉得基督信仰与民主化，以及我们现在所说的普世人权（Universal Human Rights: 适用于所有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自由、民主等价值观是密不可分的，在实践上也是如此。无论是八九之后中国的情况，还是在世界范围，例如前东欧国家或亚洲的民主化进程中，基督教会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刘晓波与基督徒路径

今天是刘晓波先生的忌日，我们今晚也要举行一个小型的纪念活动。刘晓波在我看来是八九民运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虽然不是学生，但在八十年代作为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参与其中，后来到天安门广场与学生们在一起，最终被捕。他多次拒绝离开，多次入狱，直到最后殉道（Martyrdom: 为信仰或原则而牺牲生命），这样的经历非常有代表性。

他最终是否成为基督徒，严格来说可能不是，但他对基督信仰非常亲近，甚至接受，这对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简单来说，如果说八九之前，刘晓波被认为是一匹“黑马”，天马行空，飞扬文字，主张个人自由和个人表达，对抗中国对人性的压制；那么在八九之后，刘晓波就从一个个人行动的思想家变成了一个社会行动者。在他成为社会活动家时，他越来越像一个基督徒，他走的更像耶稣基督的道路，即服务社会、爱自己的敌人，并与他最想服务的人在一起，不离不弃。这些都是基督教本身非常重要的概念。

刘晓波先生最有名、可能也最受争议的一句话是“我没有敌人”，这其实是来自于基督教的。如果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最后的启示是他没有敌人，那么就是选择宽恕和原谅。刘晓波一直就是这样实践的，包括那些迫害他的人、狱警，他都试图与他们沟通、了解他们。所以，他的转变以及他后来的表现，都展现出一种基督徒的路径和胸怀，这非常重要，对我也有很大的启示。

普世人权与人性反思

在社会活动中，特别是现在，我想新一代人很多容易有一种敌我分明的想法。这当然没有错，共产党是我们在政治上的敌人，这没有错。但在原则上，我们也要意识到，例如，这样的政权为什么存在？它实际上是因为有很多人接受这个政权，因为我们心中都有向这个政权中邪恶方面靠拢的成分，这个政权才能够存在。

我想这样的反思和高度，确实是来自于基督信仰。我们意识到，这也与《圣经》中最早所说“神创造人，每一个人都有最高贵的地方，有神性（Divinity: 神的本质或属性），可以做最了不起的事情”相符。但人也有另外一面，因为有自由意志，人可以作恶。然而，任何一个恶人也是神的创造，这一点我们要非常清楚。在这个意义上，恶人与我们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像人权等概念，它是一个普世（Universal: 适用于所有地方、所有人的）的概念，而且对人的尊重，例如“不可杀戮”、“要尊重别人的尊严”，这些其实都与基督教的理念相符，即最早人是神创造的，在每一个被造者身上他都有上帝的荣耀，这非常重要。

我们最终要建立一个民主制度，它其实是与此有关系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一方面是这种高贵，另一方面是这种邪恶，它们是同时存在的，而且这种存在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有。我们并不因为从事民主运动或者有某种职位（例如民主国家的总统）就能摆脱这种朴实的人性，他仍然可能是个罪人，他可能会作恶，这些都非常重要。这也是另一个概念，即为什么我们需要宪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权力受宪法制约、保障公民权利的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我们要防止人性中这些作恶的成分，让它成为一个体制性的恶。这就是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概念的深层含义。今天在推特上，胡平先生重发了一篇长文，讲述了“我没有敌人”的重要性，大家可以看一下。

和平非暴力运动的基督教根源

在社会变革中，后来最重要的一个运动就是现在流行的和平非暴力（Nonviolent Resistance: 以非暴力手段对抗压迫和不公）理念，或者叫英文civil disobedience（不合作运动: 公民拒绝服从不公正法律或政府命令的行动）。这个理念的起源，其实也与基督教有广泛的关系。最早像美国的思想家梭罗等人都有影响。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列夫·托尔斯泰，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阅读他的文章和小说，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任何一个人心中的那种交战：一方面你想做最高贵的事情，另一方面你又迟迟被罪恶所吸引，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爱自己的敌人，选择宽恕，这是和平非暴力运动的一个根本原则。

当然，一说到和平非暴力，很多人会想到最重要的实践者是圣雄甘地。甘地在很多时候是接受牧师影响的，虽然当他从事民主运动后，他选择了让牧师离开，但早年这些影响是非常大的。马丁·路德·金本人就是一位基督教牧师，他的讲话风格，包括他最后的那个讲话《我有一个梦想》，其实都很像《圣经》中先知讲话的原则，你很明显能感受到来自《圣经》的灵感和启示在里面。

刘晓波的选择与道成肉身

刘晓波在回国时，其实是非常犹豫的。他当时作为一位非常受尊敬甚至追捧的热门知识分子，享有一个行动者的履历。但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这些事情可能带来的挫折、艰难和屈辱。在他回来的路上，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一个是他听到426社论（4.26 Editorial: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邓小平要杀人，他当时是有犹豫的。另一个是，他回来时别人送给他一本书，是吉恩·夏普的《和平非暴力》。然而，在关键时刻，他还是选择了登机。他就是在东京转机时，听到426社论在传播，有些犹豫，但他最后选择了回去。

后来，他也有多次离开中国的机会，包括在八九年坐牢之后，他其实出国过几次，但他最终选择不离开。这一点，也是我觉得基督教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它不像别的信仰，例如佛教（我不太了解），很多它是一种智慧、顿悟，它不强调践行的这一面。道路、真理、生命，它是道成肉身（Incarnation: 基督教教义，指上帝的儿子耶稣取了人的肉身降世），它强调实践，在人群中间。所以这是基督教与其他信仰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它不是远离人的，它不是高于人之上，它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部分，在所有的人中间。所以这非常重要。

当然，宪政民主也必然与此有重要的关系，我们不能把政治从基督徒的生活中排除。有一些美国基督徒也会这样做，中国的更是如此，他们用一种借口把一些话题从基督徒的生活中排除，这是完全错误的。在我看来，道成肉身的概念非常重要。道成肉身的践行，就是上帝让他的儿子到人间来，他能够体会到人的这些诱惑和苦痛。这是人最后可以通过耶稣基督能够战胜这些的最重要原因，因为耶稣基督他经历了所有这些。与你要服务的人在一起，与这些受害的人在一起，在最卑微最艰难的地方，上帝不离弃你。这些是通过一个个的人实现的，是通过这些先知、通过历史上的这些圣徒、通过这些烈士实践的。

像刘晓波，他的精神中就有这样一部分。在那之前，他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可是因为八九的转变，因为广场上的血，他选择了留下来，他选择了经历那些。其实他本人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他有人的各种欲望和弱小的部分，但他不断地在每一次，例如进监狱等等。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说“上帝给我能力让我成为一个钢铁侠，这些对我都无所谓”，那这样的话，这就不再是真正的苦难，它不是挑战了。正因为我们是一个弱小的人，具体的人，可能犯错误，而且可能一次次犯错误，那这个信仰才对我们有一个超越的意义。刘晓波这一点做得非常好，他不断地在寻求，他没有因为做错了事情（他其实做错过很多事情）而放弃，而是每一次这种苦难、挫折、失败都成为他继续寻求的一个原因。他最后在狱中去世，有一种殉道者的力量在里面。当然，他是这个中间的一个代表。

中国教会的兴起与社会影响

我们这些很多人都有一个类似的过程。在被通缉的学生中，有一些后来成为牧师，例如张伯笠、熊焱成为牧师，柴玲也是基督徒。还有后来在北京很多地方，有些教会其实也都是八九年的亲历者建立起来的。八九以后，中国社会一个最大的转变，其实在今天看来，就是基督教会的广泛发展。在八九以前，教会的影响非常小，处于社会边缘化。而现在，它在城市中间、在主流文化中间有非常强大的影响。

当然，到现在，中国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仍处于地下状态，其影响还不够，但它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这里面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八九一代，在寻求的过程中成为基督徒。因为我们做救援等工作，我也了解到有时候一些很神奇的经历，就是人怎么样成为基督徒。当然，这中间一个很重要的过程还是这种苦难、艰难和绝望。它让我们在过去的这些，例如在中国的家国信仰（Family-State Faith: 将国家和家庭视为信仰核心，强调忠诚和奉献）和祖先崇拜（Ancestor Worship: 祭祀祖先以求庇佑的传统习俗）中找不到救赎，所以转向基督信仰。

对我来讲，我个人也是在最低潮的时候，基本上在2000年左右，那时我已经在寻求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加入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贸易组织），全世界都选择忽略中国的人权问题，认为中国可以通过经济改变。所以像八九六四、中国民主这些话题完全被抛弃，甚至很多人为了给自己苟且辩护而来批判那些反抗的人、批判那些坚守的人。那一段是我最低潮的时候，可是最后差不多在那个时间，周围很多我们这一代人成为基督徒。在北京也有很多这样的教会建立起来，包括像高智晟他们曾经去过的方舟教会，余杰他们在那里有影响。这里面还有后来影响很大的王怡牧师，就是秋雨教会。在北京还有守望教会、西安教会，这都是当年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后来成为基督徒建立起来的。这些都是一个过去这样的发展过程。

苦难与救赎：个人信仰的转变

有些人，例如赵长青，我问他怎么成为基督徒。他说他在监狱中。赵长青当年也是我们天安门广场的战友，他那时从西安去北京参加八九民运，后来也是不断坚持抗争，最后多次入狱。他是在狱中，想办法收听短波广播，听到一个传教节目，他就在狱中祷告，最后接受基督信仰成为基督徒。这都是非常珍贵的经验。还有就是这种人在绝望中呼求，当然因为后来有这种教会等等去安慰、帮助，带来希望。

我现在的组织“人道中国”也是一个有很强的基督徒背景的组织。当然我们不是传教组织，不是基督教组织，但我们早期的参与者直到今天，我们的工作原则都与基督信仰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与我合作的最早的共同创办人叫赵京，他是在日本大阪留学的时候成为基督徒的。后来在湾区，我们当时也同时有另外一个组织叫“主佑中华团契”，这也是最早在民运人士中间传播基督信仰的一个组织。其实最后它也是在那一段与人道中国合并，后来成为人道中国的一部分工作。

那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与王怡他们合作，最早我们做过为六四的祷告，就是在电话中。在2008年左右，王怡他们秋雨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我们一起在电话上进行祷告，那时我非常感动。因为对我来讲，我最早接触到这个也是我到美国的第一年，因为到六四了，那时我在德州也很偏远，我就觉得那一天我需要去教会。后来就找到一个德州本地人的教会，他们一点不了解，但他们那一天敞开胸怀接纳了我。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在这种陌生人中间可以分享自己的经历，这样的苦难，有得到一种平安，这在中国从来没有过的那种感受，这是我在美国的经历。所以每年到六四的时候，我还是想到祷告。后来洪予健牧师在温哥华，他们信友堂教会现在每年都举行一个比较大规模的祷告，大家可以网上参加，他们在线下也在温哥华做。洪予健牧师是八九年的时候在北美留学，他是宾州大学学生会的领袖，在北美参加了八九民运。后来他成为牧师，他也是在海外一直为中国受迫害的牧师、家庭教会发声，包括像守望教会、秋雨教会这些都与他们有很深的联系。可惜的是，这样的教会即使在民主国家也是凤毛麟角，非常少。

人道中国与秋雨教会的实践

谈到王怡牧师，王怡牧师是非常了不起的。秋雨教会在社会议题上的表现，在我看来是一个新的基督教会应该有的态度。例如，他们有一个访民关怀的事工，他们会接纳那些在城市中间，不光是成都，还有各地那些有冤无处申告的人到他们那里去。这是一个教会应该有的，教会就是要给那些孤苦无助的人提供一个家园，这是秋雨教会这样做的。另外，他们在社会议题上要广泛地发出声音，绝不采取很多人的那种苟且、回避的态度。所以，每年六四，秋雨教会都会公开进行祷告，会进行公开活动。公开就是说一个活动本身是开放的，内容是可以传播的，另外就是欢迎所有人去。这样的教会就是让人们有一个寄托的地方，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所以它的影响非常非常大，特别是在八九一代中间，在这些苦难的人中间。

所以政府非常害怕，后来他们就跟王怡说：“你们这个祷告可以私下里做啊”等等。当然，中共事实上这是一个诡辩，中共并不允许你私下里悼念。例如你在心里念叨可以，但你两三个人要是聚起来在家里，被他知道他也是不允许的。例如2014年，他们几个人在家里聚会就被捕了，当时浦志强、徐友渔、胡石根、郝建、刘荻这五个人在北京聚会，这是个家里聚会，他们也不允许。王怡在这种威逼利诱之下，他说教会必须在这个事情上发出声音，而且我们也一定要公开发出声音。所以每年到这个时候，警察就会把他抓起来，就是那一天把他抓走，直到过了这一天把他送回去，晚上把他送回去。我想这是一个教会应该有的态度，在这种有明确的公共共识的议题上，绝对不能放弃发出自己的声音，秉持良知和公正，在重大议题上发出声音。

还有一个故事，这也与我们“人道中国”有一点关系。这个事情一定程度上也公开过，我就不讲这些人的名字。正好昨天这位弟兄给我发了一个照片，他刚刚生了第二个孩子，非常开心。这个人呢，我们“人道中国”的原则就是尽量救助那些外界不太关注的人。当然我们也帮助了很多大家知道的有名的人，但更多的是我们帮助的，例如每年我们现在要帮助150多起到200起，这中间大部分是外界一点都不知道的。有一天我就接到一个人在网上给我发信息说：“我做了10年牢，我出来了。我原来的机构是吴弘达的劳改基金，我是给他们做事然后被抓起来，机构解散了，他们也没有能力帮助我，怎么办？”我一听，说做了十年的一个政治犯，我们外界一点都不知道。在中国当然这种事情是经常出现的，可是这样的人当然是我们必须帮助的。所以一个是我找了劳改基金的人，就是他原来说的那个人。另外一个我也自己去搜索了一下，发现跟他说的完全一样，果然是有这样一个人。因为做一些社会公益的事情，他当时很简单，就是把中共政治迫害的一些内容撒出去，就被判了10年。那个时候他还很年轻，他那10年刑满出来以后就无依无靠。我们当然认定以后，就给他一些经济援助，我也经常跟他谈一下。

后来这个也是很典型的中国政治犯，你哪怕出了小监狱，生活也是个大监狱，在哪里都会被盯着，天罗地网无所不在。特别是他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那些村长等等一方面可能把他当做一个维稳经费的来源，另一方面就把它当做眼中钉肉中刺。我说你不能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你要走出去。他说：“我谁都不认识，我应该去哪？”我说很简单：“去成都，去秋雨教会。”我说：“你就在他们敬拜那一天去就完了。”我也没有跟秋雨教会的人打招呼，我也没有告诉他去找谁，我说：“你去教会，去秋雨教会就可以。”他自己就去了。去了后来过了一段他跟我讲，他说他在那里第一次就感觉到关怀，就是真正有人关怀他，尊重他。王怡牧师还专门在教会请他吃饭，他非常非常感动。后来他成为基督徒，现在也是教会的一个很虔诚的弟兄。当然他也很蒙福，后来他结婚，找到一个相爱的姐妹，现在生了孩子，昨天是第二个孩子生出来。我非常感动，因为我没有跟他们打招呼。对于秋雨教会来讲，他接受的是一个陌生人，他就完全要靠这个人跟他们讲、接触。而且从这个人的角度，你就能感受到一个政治犯，一个在中国被抛弃、被边缘化的人，能够在教会中间找到自己的家园。这是我觉得很多教会做不到的。中国教会生活在恐惧之中，到现在当然因为中国教会本身现在还没有完全合法，很多可能有自己的顾虑，没有能力做这些，但是像秋雨教会做的，这的确是应该是一个楷模，应该是这个才我觉得才是符合《圣经》的。

就是我们在“人道中国”的服务也是这样，马太福音里面讲，上帝说：“你做得好。”那个人说：“我没有做过什么。”他说：“你坐在最小的兄弟身上，就是做给我了。你在监狱中间去探望我，在我困难的时候来帮助我。”他这个说的“我”，他其实是在一个实际上是一个无名者。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在苦难中间的人，你能够去爱他，给他希望，给他真诚的帮助，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服务社会应该有的一个精神。我们“人道中国”是希望这样做。作为秋雨教会，我想也是在国内更艰难的情况下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能够有今天，尽管他们的牧师被抓，他们不能公开敬拜，可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还很有力量，他们还一直还在坚持，而且成为中国教会的一个楷模。因为这样的教会你才能看到这才是耶稣基督的模样，教会应该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代表，人们是通过这些教会，通过基督徒认识上帝。这些是别的教会应该有的。

历史借鉴：韩国、台湾与东欧的民主化经验

另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中国民主化，现在中国往何处去是每个人都在想的问题。因为中国无论是过去这种经济上的红利，还是政治上你可以忽略人权、忽略自由这些话题能够得到一个安逸的生活，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么即使是中国中产阶级，他必须面临一个选择，就是中国未来应该怎么走。当然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是处在一个迷茫之中，我也不能说我有答案，我们都没有答案。但是作为人，我们不能放弃，作为基督徒更是这样，依靠上帝，依靠祷告，依靠神保护的指引，工作我们是可以完成奇迹的。

我想这里面就是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间组织，也是可以发挥很大影响的一个机构、一个路径。在历史上，现在其他的民主化，我前几天刚刚去过韩国。韩国的教会在韩国的民主化中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教会并不是一个政治组织，但是在政治冲突中间，教会起到了一个主持公义、提供庇护这样很重要的作用。而在民主化的过程中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韩国主要重要的几个转折点：一个就是518光州抗争（Gwangju Uprising: 1980年5月18日发生在韩国光州的反军事独裁民主运动），一个是六月抗争（June Democracy Movement: 1987年6月在韩国爆发的全国性民主运动），就是87年六月抗争。在这两个中间，教会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光州那个抗争中间，当抗议者被抓捕的时候，教会敞开大门放他们进去，给他们提供躲避的空间。在87年6月的抗争中间，教会更是起到了一个核心的作用，就是当朴钟哲（一个异议学生）被抓起来被他们折磨至死的时候，官方掩盖真相，而是韩国的天主教会最后公布了这个事情，主持正义，公布了这个事情真相，彻底震撼了政权的合法性。有一个非常好的电影《1987》里面你可以看到，那个电影中间最重要的人物叫李翰烈，他其实是基督徒，但电影中间也没有提到他是。他是电影中间的烈士，他是在韩国最高学府之一延世大学在门口抗议的时候，被警察当时用催泪弹打到头上最后去世，他也是基督徒。他的基督信仰对于他投身对民主抗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在我们离中国大陆最近的台湾也是这样。台湾的长老教会在反对党形成的过程中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甚至在很多时候他们的教会领袖也面临被抓捕等等，但是教会一直坚持下来。包括到今天在台湾有一个核心的中心地带，就是在台湾的立法会边上叫济南教会，正好像利私抗争经常那里成为一个核心。我们也每次去台湾，我们去现在我经常带年轻人去台湾做一些民主化过程的了解和训练，那么就是那个济南教会也是一个必去的地方，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是跟教会有关系。甚至包括在香港最近2019年反送中抗争（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Movement: 2019年香港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中间，济南教会也提供了很多的帮助，给他们提供这些庇护，提供器具、防毒面具等等，这是台湾的教会的贡献。

在东欧也是这样。我们八九一代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其实八九民运它为什么举世瞩目？一方面就是它本身它的这种和平抗争，它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世界性的形象，里程碑式的，像坦克人、民主女神像这些。但另一方面，它本身是世界民主化大潮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89年的时候我们受到的启示是从，例如七七宪章（Charter 77: 1977年捷克斯洛伐克异议人士发表的人权宣言），这是捷克，还有波兰团结工会（Solidarność: 1980年代波兰的独立工会，对推翻共产主义政权起到关键作用）这些。那么波兰的抗争其实就是跟波兰的天主教会，特别是那个时期的教宗约翰·保罗二世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柏林墙倒塌与八九民运的影响

在六四屠杀以后，八九民运也影响到东德，德国最后就是柏林墙倒塌（Fall of the Berlin Wall: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推倒，象征着冷战结束和德国统一），这样一个改变世界格局的一个事件，它其实是受到八九民运非常大的冲击和影响。那么在那个时候，德国教会它就是德国抗争的一个中心，很多的这种聚会、祷告这些都是在教堂中间发生的。这一次我们去那边，去年就是柏林墙倒塌35周年一个很重要的纪念日。当时他们跟我们合作，就是给这个在最重要的地方纪念八九民运。那是因为实际上八九民运是柏林墙倒塌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德国人因为八九民运，因为六四屠杀，他们的抗争更上了一层楼。他们很多人就是一方面他们受到抗争精神的激励，另外一方面看到这样一个独裁政权，他们可以用坦克来屠杀无辜的平民，他们不能接受。

而在当时正好德国政府是东德政府，是前苏联中间最保守最顽固的政府，他们甚至比戈尔巴乔夫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当时的开放性等等这些都是错误的。所以他们是最早最直接地出来支持共产党、支持中共屠杀的，他是少有的派代表去北京就是祝贺这个天安门广场屠杀的。那么这个就是激怒了东德人民，他们觉得就是他们不能接受这样。所以教会里面等等很多人集合起来，就一次一次地冲击，最后导致柏林墙的倒塌。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也是前几年第一次了解到这个状况，他们怎么样受到北京八九民运的影响。因为我看到他们在教堂聚会的时候，教堂前面有一个大大的旗帜，上面写的是中文的“民主”两个字。这可能是今天的中国，一般是说起中国来，但是是中共政权了，它代表的是一个数字集权，就是压制世界性的一个威胁这样的代表。可是在89年，在那个时候，人们谈到中国人、中国，他看到的是民主，他代表的是为民主的抗争。所以德国那个时候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的抗争，他们是他们的旗上写的是中文的“民主”这两个字。

在那个时候给我们分享的就是当年的一个牧师，这个牧师非常了不起的。他讲了整个他们这种抗争的过程，有一次也是他们也是面对威胁，德国政府也是威胁要镇压他们等等。结果每一次他们威胁之后，跟他们一起抗争的人更多，最终就是让他们迫使政府最后开放了。当然这事业中间有很多的过程，可是我就觉得那个牧师呢最后讲到这个时候，还有一点细节我就特别感动。其实柏林墙倒塌的事它不是说那一瞬间一下就倒塌，它在倒塌之前也是很多表面上看是错误的就是很偶然的一些决定，最后导致了瞬间开放。那么当然当人潮从专制的东德涌向西德的时候，那整个世界都在庆祝中间。可是这个牧师他站在那儿，他看他说他站在东德这一边，他没有走，他没有随着人群去自由那边，他还宁愿选择留下来。那么其实这个中间也是后来还果然有反复，在那之后德国共产党政府还集合起来想反扑。但是他说：“哎呀，说这个墙怎么就这样就开放了？”他们并没有他们觉得说他们还有办法把它补起来。他说：“怎么办呢？还是用北京办法，用坦克。”他就要找这个坦克部队，但是坦克部队拒绝执行，最后才真正的倒塌。可是在那个时候就说我觉得这个牧师这样的人是非常的可贵，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还是选择留下来。因为这个变革中间其实有很多的不确定的时候，他不是说急于去庆祝，而是愿意承担这个事情可能的风险，这也是一个基督教会应该有的一种精神。

结语：教会作为变革力量的未来

我想今天讲到这些内容，我可以一直讲下去，非常多。而且可能这种讲，我是可能也是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我们以后可以继续谈这个话题，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讨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