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懷念與體制紅線的本質

大家好，歡迎回到小翠時政財經。自從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去世以後，最近網上又掀起了一波對他的深切懷念。很多人在懷念他時，究竟在懷念他的什麼呢？大家紛紛議論說，他是一個真正敢於改革、敢於整頓國有企業、敢於整頓銀行金融體系，並且敢於跟地方政府硬碰硬較勁的鐵腕總理，最後甚至排除萬難，成功把中國送進了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協調和管理世界各國貿易政策的國際組織）。

相比起今天中國官場上那種人人唯唯諾諾、層層只懂得表忠心的壓抑風氣，朱鎔基那種敢拍桌子、敢承擔政治責任的技術官僚作風，在很多人的眼裡，確實是值得極大肯定的。對於這個歷史評價，我基本上持贊同的態度。甚至我認為，如果單純從經濟管理的能力和決斷力來評價，朱鎔基恐怕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優秀的技術官僚，沒有之一。

但歷史的複雜性就在於，如果我們因為這種懷念，就把朱鎔基定義成一個真正改變中國制度的偉大改革家，那無疑是把他的歷史高度抬得太高了。因為我們必須看清一個事實：朱鎔基生前所有的改革措施，背後都有著一條非常明確且不可逾越的紅線，那就是政治體制不能動。朱鎔基所做的一切努力和所有政策出發點，本質上都是為了解救和救活這個現有的體制，而不是為了從根本上改變這個體制。這既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功績所在，也是他給今天的中國留下的最大隱患。有時候，歷史的功和過就是這麼奇妙地糾纏在一起，讓人傻傻分不清楚。因此，今天這期視頻，我們就來把朱鎔基的歷史功績與歷史局限，徹徹底底地講清楚。

分稅制改革：重建中央集權的財政基礎

在朱鎔基真正接管中國經濟大權的時候，中國的宏觀經濟其實已經出現了非常嚴重的系統性問題。那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中國，國內通貨膨脹率高到離譜的境地，大批的國有企業面臨嚴重的經營虧損，而作為輸血渠道的國有銀行也因此積累了龐大的不良資產和壞賬，整個金融體系已經負重難行。

更為棘手的是，中央政府自己還面臨著越來越沒錢的尷尬境地。到1993年，中央財政收入只佔全國財政收入的22%左右，絕大部分的財政資金大頭都留在了地方政府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甚至需要依靠一年一談的財政包幹制来进行討價還價。這就已經遠遠不只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了，而是意味著中央政府對全國的財政控制力正在面臨快速下降的危機。

朱鎔基敏銳地看到了這個危機的嚴重性。如果任由這種趨勢發展下去，中央政府將逐漸失去調控宏觀經濟、配置戰略資源，甚至在全國範圍內貫徹執行中央政策的能力。那麼，一旦未來出現外部的經濟危機，中國經濟必然會被輕易衝垮，比如隨後在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風暴。

朱鎔基這個人最厲害的地方在於，他總能在系統性問題徹底爆掉之前率先動手。這種防患於未然的思路，其實在我們日常生活的很多地方都非常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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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稅制後遺症：土地財政與地方債的崛起

好，我們重新回到今天的主題。朱鎔基在接管經濟後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重新把財政大權收回中央，重建中央集權的經濟基礎。

在1994年，中國推行了歷史性的分稅制改革（Tax-Sharing System Reform: 將稅收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和共享稅的財政管理體制）。這項改革徹底改掉了過去中央和地方政府坐下來討價還價的財政包幹制，重新明確劃分了中央專屬稅、地方專屬稅以及雙方的共享稅。

在改革前的1993年，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的比重只有22%左右，而在1994年改革實施以後，這個比例迅速提高到了一半以上。這件事的重大歷史意義，遠遠不只是北京的中央政府口袋裡多收了一點稅金，而是中央在制度上重新拿回了控制全國的錢袋子，也就是重新拿回了在全國範圍內調動和配置資源的絕對權力。

過去地方政府手裡有錢，而中央財政空虚，中央想要壓制盲目投資、搞基礎建設，或者調節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都不得不看地方政府配合的臉色。分稅制改革之後，北京重新掌握了財政分配的主動權。

所以，如果單純從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執政角度來看，這項改革無疑是非常成功的。朱鎔基成功解決了自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越來越嚴重的財政地方分權問題，把一個逐漸走向鬆散的財政體系重新收攏了起來。

但是，這項改革也留下了一個直到今天都無法解決的巨大後遺症：財權上收，事權下留。也就是說，財政收入的大頭被中央拿走了，但是地方政府需要承擔的事務——比如修路建橋等基礎設施建設、開辦教育、提供醫療衛生服務、供養龐大的公務員隊伍等，卻依然留在了地方。

穩定而優質的稅源被中央拿走了相當大一部分，地方政府在日常運轉和搞政績工程時面臨巨大的資金缺口。那麼地方政府該怎麼辦呢？為了彌補財政窟窿，地方政府後來就越來越依賴出讓土地使用權，形成了所謂的土地財政（Land Finance: 地方政府依靠出讓土地使用權獲取財政收入的模式），並通過房地產開發和成立地方融資平台來大舉借債。

所以，中國後來房地產泡沫的吹大、土地財政的尾大不掉以及地方債務規模的越滾越大，雖然不能簡單地全部歸咎於朱鎔基，但1994年的那場分稅制改革，確實是這一切問題在制度設計上的起點。

國企改革與「抓大放小」的社會代價

朱鎔基改革所做的第二件大事，是針對國有企業進行的鐵腕整頓。在當時，中國的很多國有企業已經不單單是生產效率低下的問題了，而是到了根本就快要活不下去的破產邊緣。

然而在舊體制下，這些企業即使嚴重虧損也絕對不能倒閉。因為一旦倒閉，就會引發大規模的職工失業和社會動盪。為了維持這些國企的運轉，國有銀行就必須奉命繼續發放貸款。銀行不斷地給這些虧損的國企輸血，最後的結果就是國企的經營虧損直接轉化為銀行的金融壞賬。

大家此時會發現，當時的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實際上就是綁在同一根繩子上的螞蚱。國企如果再不進行實質性改革，整個金融和銀行體系早晚也會徹底出事。

面對這個死局，朱鎔基想出來的改革辦法非常狠辣，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那就是：抓大放小（Grasp the Large and Release the Small: 集中力量控制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大型國有企業，放開和民營化中小型國有企業）。

具體而言，就是將真正關係到國家經濟命脈、涉及國家安全的重要大國企留下來，進行兼併重組、做大做強；而對於數量極其龐大的地方中小型國有企業，則採取該賣的賣、該關的關、該宣告破產就破產的市場化處理方式。

與此同時，為了提高企業效率，大批國企的冗員被直接推向社會，面臨下崗。僅僅在1998年到2000年的短短三年時間裡，全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數量就達到了大約1600萬人。

這場突如其來的下崗潮，對於當時無數普通的工人群體和家庭來說，毫無疑問是極其殘酷且充滿痛苦的。但如果單純從提升宏觀經濟效率的角度來講，朱锔基確實以極大的政治決心，砍斷了一條在經濟上已經無法持續的惡性循環鏈條。他不能再讓那些沒有市場競爭力的虧損國企無限期地找銀行借錢，然後每次都讓國家財政來替銀行背書兜底。

在這場劇烈的改革之後，中國國有企業的總體數量大幅度減少，存活下來的大型國企開始強調市場利潤和運營效率，而國有銀行也逐漸擺脫了單純作為國企輸血機器的角色。

在這裡，大家必須高度注意一個本質問題：朱鎔基搞國企改革，其出發點並不是為了徹底消滅國有經濟，推行完全的私有化。恰恰相反，他的核心思路是“小的可以放手不要，大的必須集中控制、變得更強”。

所以，所謂的“抓大放小”，其本質並不是國有經濟從市場全面退場，而是把有限的國家信用和資源，高度集中到了關乎國家命脈的少數大型中央企業（State-owned Enterprises: 由中央政府直接監督管理並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企業）手裡。

這也是為什麼當我們今天回過頭去審視朱鎔基時代時，會發現一個看似矛盾卻又極其合理的現象：一方面，中國在那個時期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大規模私營民營經濟；而另一方面，這場改革也恰恰奠定了後來大型央企在能源、電信、金融等領域越做越強、甚至形成行政壟斷的基本格局。這再次鮮明地體現了朱鎔基改革的體制防禦本質——他從來不是要拆掉這個權力體制，而是要把體制裡效率最低下的冗餘部分無情砍掉，進而把剩下的核心利益部分做得更加強大。

用開放倒逼改革：加入世貿組織的世紀豪賭

接下來是第三件大事，這也是朱鎔基留給中國最重要的一筆歷史遺產，那就是推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2001年12月11日，經歷了前後歷時長達15年的艱難談判，中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的第143個成員國，而朱鎔基正是這場漫長談判在最後衝刺階段最重要的決策者和推動者。

現在很多人回頭看中國加入WTO的歷史，往往只看到了一個結果，那就是中國加入之後出口貿易迎來了爆發式的增長。但實際上，朱鎔基當時在做出決策時，他的戰略思考要比單純的出口賺匯深遠得多。

他非常清楚地意識到，當時中國國內的很多內部改革在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下，已經到了根本推不動的死胡同。地方保護主義橫行、國企行政壟斷頑固、行政審批手續極其繁瑣、各行各業的行業保護壁壘高築，這每一項問題的背後，都牽扯著盤根錯節的官僚和既得利益。如果僅僅關起門來依靠內部的行政命令搞改革，改到最後，誰也不願意主動去動自己的那塊蛋糕。

在這種局勢下，朱鎔基想出了一個非常巧妙且大膽的策略：用開放倒逼改革（Forcing Reform through Opening-up: 通過引入國際競爭和遵守國際規則，強迫國內體制和企業進行必要的結構性調整與改革）。

既然中國承諾加入WTO，就必須按照國際統一的貿易規則，切實降低進口關稅、開放國內市場、減少政府的各种保護性補貼，讓中國本土的企業直接去面對外國跨國企業的激烈竞争。朱鎔基本人當時在國內大會上，就公開且毫不避諱地將WTO帶來的外部競爭，視為推動國內經濟體制改革、打破利益藩籬的一種強大外部力量。這無異於是在借外國人的手和國際规则，來逼迫國內的保守勢力和利益集團繼續往前走。

歷史證明，這一把世紀豪賭他徹底賭贏了。中國正式入市以後，全球的資本、先進技術和海量訂單開始如潮水般湧入中國。中國龐大且廉價的勞動力資源，與相對完整的基礎工業體系迅速對接，完美融入了全球產業供應鏈。中國的本土企業不僅沒有被外國企業沖垮，反而發揮出了驚人的適應力，讓中國在極短的時間內變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製造基地。這也真正開啟了中國此後長達二十年的出口貿易與工業化發展的黃金時代。

效率與分配的失衡：內需不足的結構性病灶

如果我們把朱鎔基最成功的三項改革——分稅制改革、國企改革以及加入WTO放在一起進行綜合觀察，會發現其背後的邏輯鏈條是非常清晰且自洽的。

首先，分稅制改革解決了中央財政沒錢、對地方失去控制力的危機；其次，國企改革解決了國有經濟效率低下、拖垮金融系統的包袱問題；最後，加入WTO則從根本上解決了中國經濟在下一階段的增長動力究竟從哪裡來的問題。

這三板斧劈下去，一個向上整理了財政分配，一個向內整頓了國有企業，一個向外打開了全球市場。朱鎔基實際上親手重新搭建了中國此後二十年維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基本制度框架。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必須承認他的歷史功績，如果沒有當年這些極具魄力的改革，就不會有中國後來震驚世界的二十年經濟奇蹟。

然而，今天中國經濟所面臨的重重困境，其根源也恰恰隱藏在這些當年看似最成功的改革設計之中。朱鎔基的所有改革，本質上都是圍繞著同一個核心問題展開的：那就是如何讓這個現有的權力體制，能夠更有效率地去創造和聚斂社會財富。他解決了中央政府怎麼收錢、國有企業怎麼賺錢、以及中國如何通過全球化從外國人手裡賺錢，卻唯獨遺漏了第四個最關鍵的難題——在賺到這麼多財富以後，普通老百姓到底應該從中分到多少？

而這個未能完成的、關於利益分配的第四項改革，正是今天中國面臨內需不振、經濟失速的最大體制隱患。

朱鎔基時代的改革，本質上是一場追求“效率第一”的效率改革，而不是一場致力於社會公平的“分配改革”。在國企改革完成、企業效率得到提高的背後，是大量原本由國家和工作單位承擔的住房、醫療、養老和就業等社會保障風險，被一股腦地甩給了普通家庭。

隨之而來的住房市場化改革，雖然讓房地產成為了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但代價是無數普通家庭開始背負上長達幾十年的沉重房貸壓力。而在中國加入WTO、出口利潤快速增長的過程中，普通勞動者的居民實際收入，並沒有能夠按照相應的比例公平地分享到這場全球化帶來的紅利。

長此以往，中國逐漸形成了一種極其畸形且脆弱的宏觀經濟結構：國家財政越來越有錢，國有企業越來越強大，而底層的老百姓卻越來越不敢花錢消費。說到底，老百姓不願意消費，並非因為他們天生熱愛勤儉節約，而是因為在缺乏社會福利安全網的背景下，家庭所需要承擔的未來風險實在是太多了。

在今天的中國，房子需要自己買，養老需要靠自己儲蓄，生病住院的醫療費用需要自己承擔，孩子的教育更是需要花費大量的真金白銀。甚至還要隨時預防哪天突然失業，必須給自己留下一筆應急的救命錢。在這種情況下，普通人當然不敢把賺來的收入隨意花掉，只能選擇高儲蓄。

因此，真正觸及痛處的分配改革，絕非簡單地給民眾發放幾張微不足道的消費券，更不是口頭上喊幾句宏大的“共同富裕”口號。真正的分配改革，是要實實在在地提高居民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份額。

但朱鎔基的改革顯然沒有，也無法走到這一步。因為一旦試圖跨越這一步，改革就不再只是單純地提高生產效率，而是要實打實地重新分配既得利益。這意味著必須去動體制內部那些權貴和既得利益者的蛋糕，這顯然是體制所無法容忍的。

權力機器的兩面性：缺乏煞車的中央集權

除了分配失衡，朱鎔基的改革還給今天的中國留下了一個更深層次的體制隱患，那就是高度的中央集權（Centralization of Power: 國家權力集中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他部門必須嚴格服從中央統一指揮的政治管理體制）。

在20年代90年代初，面對“中央沒錢、地方坐大”的散沙局面，朱鎔基的應對策略是把財政權力收歸中央，將決策權高度集中起來，然後依靠一批專業、強勢的技術官僚，採取自上而下的強勢行政命令來推進各項改革。

這套高度集權的扁平化管理模式在朱鎔基手裡非常有效，因為他本人確實精通經濟運作規律，重視市場效率，並且深知在很多領域市場機制要比行政命令有效得多。此時，中央集權的權力越強，他清障推動市場化改革的速度也就會越快。

然而，這套看似高效的運作模式，背後卻隱含著一個極其危險的邏輯前提——那就是你必須保證，未來在這個集權體制頂端掌權的人，生生世世都要像朱鎔基一樣懂經濟、尊重市場规律。

這在歷史上顯然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奢望。因為權力一旦高度集中，這台龐大的國家行政機器本身，並不會具備主動判斷政策對錯的智慧。它不分是非，只負責不折不扣地執行最高意志。

朱鎔基可以利用這台高效的權力機器去推動驚心動魄的市場化改革，但是當習近平上台以後，他也同樣可以利用這台毫無約束的權力機器，來極其高效地開歷史倒車。

最近幾年，我們眼睜睜看著這套無比強大的行政機器，被用在了完全相反的政策方向上。房地產行業突然面臨強力去槓桿，導致整個民營房企大面積爆雷；互聯網平台經濟可以面臨突如其來的集中整頓，市值蒸發殆盡；教培行業甚至在一夜之間被行政命令徹底抹去。

這就是中央集權體制互為因果的一體兩面。朱鎔基當年只解決了“中央權力太弱怎麼辦”的燃眉之急，卻唯獨沒有去解決“如果有一天中央權力太強、甚至失控了該怎麼辦”的根本問題。他把這台強大的國家機器修理得無比高效，但卻沒有給這台危險的機器裝上任何足夠可靠的制度剎車。

這正是朱鎔基時代的改革最值得我們今天去深刻反思和總結的地方。因為一個真正成熟和健康的制度，絕對不能建立在“最高領導人永遠英明優秀”的幼稚假設之上。你不能奢求每一屆的最高領導人都精通經濟、都敬畏市場、都願意傾聽專業技術官僚的意見，並且在犯錯時願意主動承認並纠错。

如果一個國家的制度，只有在偶然碰到朱鎔基這樣的技術官僚時才能迎來高速發展，而一旦碰到不尊重規律的決策者就開始無底線地開倒車，那隻能說明這個制度本身是嚴重缺乏糾錯機制的，是極其脆弱且危險的。

歸根結底，朱鎔基最大的功績，是把一個在90年代初幾乎快要失去運轉效率的舊體制，通過強心針般的改革重新救活了過來；但他最大的歷史局限，也恰恰在於他只解決了“這個體制如何變強、如何聚斂財富”的問題，卻沒有去回答兩個更為根本的歷史考問：第一，當財富變多以後，到底該如何公平地分給普通老百姓，以支撐經濟的長遠內需？第二，當中央高度集權之後，究竟該由誰來約束和監督這股絕對的權力，以防止它被濫用並開歷史倒車？

前一個問題，決定了普通老百姓願不願意、敢不敢進行消費，這是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底氣；後一個問題，則決定了這個國家會不會因為最高決策者的個人意志而徹底走向倒退。

這幾年看著國家機器一路高效地開著倒車，我是真想問問躺在歷史評價中的朱總理，您老人家此時此刻，究竟是怎樣一個複雜的心情呢？

好，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感謝大家的收看。同時也再次感謝 Saily eSIM 對本頻道的鼎力贊助。我們下期節目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