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白話運動：從太陽花到社群普及

大家好，我是劉珞亦。我本身的工作多元，除了是法律白話運動的創辦人之一，透過社群、Podcast和影片，以白話有趣的方式講解法律，同時也是執業律師、補習班憲法老師，以及公共電視節目的主持人，主要討論社會議題。我與後程的相識，正是因為他聽了我們的節目，我們相談甚歡，聊了三個多小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法律白話運動的緣起。

我們的品牌「法律白話運動」誕生於2014年，契機是當時台灣發生了重要的「太陽花運動」（或稱318運動）。這場運動表面上反對「服貿協議」，實質上是反對台灣與中國有更多交流。當時學生佔領立法院，引發了針對服貿對台灣影響的廣泛討論。其中一個爭議點在於，依照中華民國憲法，中國是否為「外國」？這是一個模糊地帶，因為憲法邏輯並未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納入其中。因此，台灣與中國簽訂的條約程序應遵守何種規定，產生了巨大爭議，這也正是服貿爭議的核心。

我曾親歷318運動現場，目睹許多學生翻牆進入立法院，甚至議場大門因未上鎖而被佔領，種種荒謬情景歷歷在目。這場長期佔領立法院的事件，讓我們深刻意識到，許多台灣民眾對法律並不了解。法律本身就是複雜的議題，因此，我們的創辦人貴姿決定創立一個平台，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向大眾解釋法律。最初的粉絲團名為「服貿科普文計畫」，旨在清晰闡述服貿相關議題。隨著運動落幕，該計畫更名為「法律白話運動」，並於2014年5月正式誕生，至今已走過12年，開發了多樣化的產品線。

社群時代的傳播策略：與貓狗競爭

「法律白話運動」的發展歷程頗為獨特，因為在台灣，過去鮮少有人以這種方式普及法律知識。傳統上，嚴肅內容多以書籍形式呈現。然而，我們很幸運地身處大社群時代，早期便發現Facebook貼文能獲得廣泛關注和分享。因此，我們開始在臉書上撰寫文章，分享台灣時事、權力分立、憲法或法律爭議，乃至政治議題，吸引了大量讀者。

然而，隨著社群平台演變，傳播策略也需調整。台灣最受歡迎的應用程式從Facebook轉向Instagram，這對議題傳達產生了有趣的挑戰。臉書時代以文字為主，但在Instagram上，圖片成為關鍵。這也意味著競爭對手不再僅限於其他法律或政治內容創作者，而是擴展到所有受歡迎的內容，例如美女和可愛的動物（如貓狗）。在短影音時代，人們更傾向於觀看可愛的貓狗，而非嚴肅的法律議題。

面對「與貓狗競爭」的挑戰，我們投入大量時間思考如何讓內容更具娛樂性。後程在參加我們的活動後，也肯定了內容的娛樂性。我們發現，在社群時代，如果社會議題的娛樂性不足，很難吸引大眾關注，因為這些議題在台灣的公共視野中頻繁出現。因此，我們在文字斟酌和標題設計上花費了大量心力，力求讓內容既好玩又有趣。

嚴肅輕鬆講，輕鬆嚴肅講：內容包裝的藝術

為了在社群媒體上脫穎而出，我們在2019年推出了一系列企劃，秉持著「嚴肅的事情輕鬆講，輕鬆的事情嚴肅講」的行銷口號。這意味著：

• 嚴肅的事情輕鬆講：嚴肅議題若直接呈現，往往乏人問津。但若以輕鬆方式講解，大眾便能透過這種方式理解嚴肅內容，進而產生興趣。這正是「法律白話運動」的核心理念。
• 輕鬆的事情嚴肅講：將大眾熟知的輕鬆故事，以法律角度嚴肅分析，能創造出意想不到的趣味和討論度。

舉例來說，我們曾探討小紅帽的故事：大野狼假扮外婆進入小紅帽家中，是否構成刑法第306條的侵入住居罪？又如賣火柴的小女孩，若她年僅12歲，是否違反台灣勞基法中對童工（14至15歲）的規定？還有國王的新衣，國王裸體出門是否構成妨礙風化，裁縫師是否涉及詐欺罪？這些「童話法律」企劃，將耳熟能詳的故事與法律議題結合，在社群上引發了巨大迴響。

除了童話法律，我們也推出了「法律歷史上今天」企劃，屬於「嚴肅的事情輕鬆講」。該企劃以輕鬆方式講述台灣歷史事件及其法律意涵。例如，2008年陳水扁總統卸任後被羈押，他手銬示眾，稱之為「台灣人的十字架」。我們便藉此解釋羈押的法律要件，澄清羈押不等於犯罪的觀念。這些內容在Instagram上獲得了巨大成功，我們的追蹤人數從年初的9000人增長到年底的13萬人。此後，我們持續透過Podcast和短影音等形式，以有趣的方式普及法律和社會議題。

2024年台灣政局：立法院的權力翻轉與憲政爭議

長期深耕議題，讓我能從多元視角觀察社會。除了法律專業，我也關注各國的選舉制度、憲政體制及其對台灣的影響。我曾在節目中分享中國的憲政體制，因為許多台灣人對此並不了解。今天，我想進一步分享近年台灣的憲政政局，以2024年為分界點。

2024年賴清德當選總統，並未出乎意料，因為選前民調已顯示其支持度最高，其次是侯友宜和柯文哲。台灣選舉之夜的造勢現場是觀察政治生態的絕佳窗口：

• 國民黨場子：主要為老年人，熱情高漲，揮舞國民黨旗與中華民國國旗。
• 民進黨場子：性別多元，各年齡層皆有，造勢活動更具表演性。例如，蘇貞昌出場時，全場高喊「昌昌昌」，氣氛熱烈。現場多為民進黨黨旗或台灣共和國相關符號，鮮見中華民國國旗。
• 民眾黨場子：以年輕人為主，揮舞民眾黨旗、柯文哲相關符號及中華民國國旗。

選舉結果是賴清德當選總統，但立法院卻發生了政黨輪替。這在中華民國歷史上並不常見。從1949年中華民國遷台後，中央層級的選舉長期被凍結，直到1992年才有立法委員選舉，1996年才首次舉行總統直選。在1992年至2016年間，立法院的最大黨一直由泛藍聯盟（國民黨及親藍小黨）掌控。直到2016年，民進黨才首次成為國會最大黨。然而，2024年立法院再次翻轉，由國民黨加上民眾黨的席次大於民進黨，形成「朝小野大」的局面。

這種「朝小野大」的局面，類似於2000年至2008年陳水扁執政時期，導致總統許多政策難以推行，甚至在立法院被修改得面目全非。回到本次情境，國民黨（52+2席）、民進黨（51席）、民眾黨（8席）三黨皆不過半，但藍白兩黨合作便能過半。當時民進黨內部曾討論是否與民眾黨合作，例如提供副院長職位以換取院長席次。然而，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堅決反對與民眾黨談判，選擇全面對抗。結果，國民黨與民眾黨合作，取得了立法院正副院長席次，並在許多議題上展開合作，引發了台灣社會的巨大爭議。

憲法法庭的架空與民主轉型的割裂

2024年台灣政局的一個重大爭議是憲法法庭被架空。國民黨與民眾黨通過的某些法案被憲法法庭大法官宣告違憲，引發兩黨不滿。為此，他們修正了《憲法訴訟法》，將大法官會議的門檻從「總額三分之二出席，二分之一通過」改為「必須十人出席」。

台灣大法官共15人，任期8年，由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由於任期交錯，會出現大法官卸任的情況。這次修法，藍白兩黨正是看準了有七位大法官即將卸任，導致在修法後，大法官人數僅剩8人（15-7），無法達到10人出席的門檻，憲法法庭因此被凍結。儘管賴清德總統多次提名七位大法官，但均遭藍白兩黨反對。雖然有人批評賴清德提名「綠色大法官」，但仔細研究會發現，這種直接貼政治標籤的說法過於簡化。這場憲政爭議直到去年，七位大法官中的五位「自我復活」才得以解決，但過程複雜。

後程曾多次問我，為何台灣選舉看似不錯，卻仍有一半民眾不了解政治現況。我認為這是一個關鍵問題：台灣的民主轉型過程存在「割裂」。儘管台灣的民主制度看似進步，但人民的政治素養並未同步提升。許多國家從威權走向民主，往往伴隨流血革命，自下而上推翻政權，讓那一世代的人深刻體會民主得來不易。例如韓國的民主化，便經歷了流血衝突。

然而，台灣的民主轉型卻非常和平。儘管過去有白色恐怖的流血歷史，但從威權走向民主的關鍵時刻，卻沒有發生大規模流血事件。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是轉捩點，學生在中正紀念堂抗議，爭取自由民主和選舉。當時的總統李登輝（被台灣人戲稱為潛伏在國民黨內的「臥底」或「大內高手」），以及政治人物陳水扁都支持學生。隨後，大法官釋字第261號解釋，要求所有未經選舉的「萬年國會」成員在1991年底前自動解職。因此，台灣在1992年開始舉行立法委員選舉，1996年首次總統直選。

和平轉型的代價：政治初戀與威權崇拜

台灣民主轉型的整個過程，從1990年野百合學運到1996年總統直選，幾乎沒有流血。這導致許多在那個時代長大的長輩，如我的母親，認為民主是理所當然、循序漸進的過程，無需爭吵。然而，對我而言，這種觀念是錯誤的。許多人是冒著生命危險去爭取，才換來了這看似「慢慢來」的結果。

因此，許多台灣民眾雖然可以投票，看似很民主，卻不清楚自己到底在投什麼。以美國為例，兩大政黨對公共議題的哲學敘事清晰可辨。但在台灣，政治劃分往往簡化為「統獨」，而非公共哲學價值。例如，很少有人能說出國民黨和民進黨在稅務改革上的具體差異。近年來，年輕世代的崛起使得民進黨在性別政策上與國民黨有所區別，但在經濟議題上，兩黨差異並不如想像中大。

這種缺乏公共哲學論述的背景，導致台灣民眾在投票時，往往不是基於自身價值觀與候選人政策的重疊度來選擇，而是傾向於認為「都好爛」，然後選擇「誰比較好」。這種「比較好」的心態，反映出對政治議題的不熟悉，將政治選擇簡化為如同選擇咖啡或茶般的個人偏好。

我認為，台灣政治的「廉價化」源於民主轉型過程的過於和平，缺乏大型抗爭和流血，使得許多人將民主視為理所當然。他們不會意識到過去威權統治的不正義，因為威權的不正義往往需要革命、翻轉、清算和流血才能被徹底認知。轉型正義的建立，正是為了清算過去的非法政權，確立當前民主秩序的正確性。但在台灣，威權與民主的分野模糊，導致一個副作用：台灣人仍然容易崇拜威權和權威。

這種崇拜體現在，如果某位政治人物被視為「很棒」，其所有言行便被視為「對的」。例如，黃國昌和柯文哲的支持者，往往將他們視為權威。當被問及柯文哲的貪污案時，支持者會憤怒地認為是「有問題」的指控；而民進黨支持者在面對黨內貪污案時，則能相對平和地討論。這種差異顯示，民眾黨的敘事吸引了那些對政治價值模糊、或所謂「民主富二代」的群體，他們傾向於相信權威人物的判斷，而非獨立思考。政策討論因此容易被簡化和貼標籤，例如黃國昌常將所有問題歸咎於「賴清德」。

轉型正義的缺失：威權溫床與認知作戰

我認為，台灣政治的這種「廉價化」狀態非常可惜。在美國，許多人從小在家庭中耳濡目染政治價值敘事，但在台灣，這種傳承卻是斷裂的。例如，我的父母過去支持國民黨，但當我問及原因時，他們往往只會說「民進黨很亂」，卻說不出具體原因。這種論述的斷裂，導致了上一代對政治論述的廉價化和扁平化。

這種狀態下，台灣社會容易出現「政治初戀」現象。就像初戀時，人們會覺得對方是世上最美好的存在，一切言行都完美無瑕，而旁人的質疑都是「雜音」。同樣地，在政治上，由於家庭傳承的政治價值模糊，許多人在長大後才接觸政治，便容易對某個政治人物或政黨產生無限遐想。當有人宣稱「藍綠一樣爛」時，他們會覺得這個論述最棒、最特別、最酷，並深信不疑。

因此，投票的重點在於能否清楚認知自己的價值觀。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價值，便容易陷入政治初戀，盲目相信某個政治人物所說的一切。例如，一位民眾黨支持者曾向我抱怨民進黨的「政治跳票」，認為政策說到卻沒做到很不好。但我反問，如果跳票的政策本身就不支持，那跳票是否一定是壞事？我認為，政治視野應基於價值判斷，而非簡單的「待辦事項清單」。這種價值觀的缺失，使得台灣社會容易受到認知作戰的影響。

為何許多人認為民進黨是「獨裁」的？這與人類心理學的「壞事效應」有關：人們對負面感受的反應往往大於正面感受。因此，累積的正面成果容易被扁平化，而負面感受則被放大。當人們認為民進黨控制一切，甚至司法時，這種論述在台灣得以被接受，坦白說，正是因為轉型正義做得不夠。

轉型正義的核心價值在於確立「現在是對的，以前是錯的，我們不能重蹈覆轍」。然而，在台灣威權時期，許多法官都曾是國民黨黨員，導致「法院是國民黨開的」這句話並非空穴來風。當這種敘事未被徹底打破時，民眾便會習以為常地認為，政黨輪替後，司法體系也會被新執政黨控制。然而，作為司法體系的一員，我深知司法獨立並非如此輕易被操弄。

由於缺乏徹底的轉型正義，台灣民眾難以感受到制度改革的深度，反而容易將威權時代發生的事情，簡單地套用到現在，只是換了執政黨的顏色。正常的民主國家，一旦徹底實施轉型正義，民眾會意識到過去的錯誤已成為歷史，因為制度已然改變，類似事件發生的機率大幅降低。

台灣民主轉型過程的順利和無流血，雖然讓我們快速走向民主，但也犧牲了轉型正義。這是一個巨大的代價。正因為轉型正義不足，許多人的觀念未能跟上民主時代，使得威權敘事的溫床依然存在，對他們而言，威權是溫暖、簡單且易於理解的。這解釋了為何有人會在社群媒體上質疑台灣沒有言論自由，儘管他們正在自由地發表這些言論，形成一種矛盾。

這種狀況在台灣不斷重演，根源在於轉型正義做得不夠徹底，使得威權論述的模糊地帶容易被複製到現在。儘管過去三十年制度已有巨大改變，但缺乏宏觀的民主思辨討論，導致台灣政治常陷入「廉價化」的困境，威權思維不斷浮現，阻礙了社會討論的推進。這也與教育體制相關。正如一位老師所言，台灣的教育現場常是「前腳踏入民主，後腳仍停留在威權時代」。這種不完全的轉型，使得許多人即便身處自由民主的框架下，仍傾向於擁抱威權思想。這或許能解釋台灣政治現況的許多面向。

感謝大家，期待接下來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