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体验到历史命题：为何是东京？
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今天的主题：在东京重造中国。
这个题目事出有因。我不仅去了东京，还去了奈良、镰仓、京都、千叶等地，对日本人产生了特别的好感。秋天来此看红叶，仅凭这红叶，就足以“打败”中国了。一个国家拥有一件可以胜过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东西，其实往往是一件小东西。一片红叶就足以打败一个帝国。现在加拿大是红叶最盛的时候，所以这两天是加拿大的天下；一个月后就是日本的天下了，因为日本红叶晚一点，大概要到11月底12月才开始真正变红。无论是京都的红叶还是镰仓的红叶，都胜得过我们西湖的红叶。
我第二次来东京，几乎每个晚上都睡得很晚，大部分时间都在淘书，只去了一次富士山脚下的山中湖。但那天去的时候，三月份还遇到了下雪，虽然冷了一点，但体验很好，看到了富士山和山中湖。第三次来日本，我开始慢慢地对日本的郊区感觉不错，因为房子楼层很低。楼层低是现在的奢侈品，因为我们都住惯了高密度、高楼层的城市。我已经住了几十年，十分讨厌水泥钢筋的森林，这种生活没有质量，人仿佛被关在笼子里。
所以这次来住的时间比较久，两个月零一个星期了，都住在乡村郊区。每天除了乌鸦就是麻雀，听的都是蟋蟀，看着天上的云和月亮。我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每天晚上只看见一颗特别亮的星，而从来没有群星灿烂？这是日本的特点，还是太平洋的天象？我一直想找个懂天文的朋友请教。
把我在东京的体验说清楚了，我这个题目的来历也就出来了。我作为一个近代史的研究者，用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沉浸在中国近代史的资料里。人家说“板凳要做十年冷”，我做了三十年以上的冷板凳，看的都是人家不看的书，比如日记、书信那些硬邦邦的档案史料。但好处是可以不用跟人打交道，可以跟这些不会说话的故纸堆打交道，它们至少不会欺负你。你跟人打交道，保不准哪天就被欺负了，尤其中国人被欺负的机率特别高。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幸运的，因为我几十年如一日地跟这些故纸堆打交道。
“在东京重造中国”，就是我在东京住着住着，迸出来的一句话。过去的中国是帝国，无论是大清帝国还是大明帝国。那么，中华民国不就是在东京重造的中国吗？
“在东京重造中国”：革命与改良的两条路径
从1895年以后，流亡者、留学生和在日华侨这三种人，他们要重造中国。他们用两条路子去重造中国：一条路是革命，另一条路是非革命。无论是革命还是非革命，都可以重造中国。至于哪一条路更正确，没有人可以给出标准答案，这又不是考试。你说你对，人家说他对，这不是一个对错问题。两条路可以并行不悖，各自展开。梁启超可以走梁启超的路，孙文可以走孙文的路，鲁迅可以走鲁迅的路。
鲁迅既看不起梁启超，也看不起孙文。因为鲁迅骨子里的骄傲，是超过当时所有在东京的中国人的。那时他在东京其实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不过是周树人，谁知道他叫鲁迅呢？“鲁迅”这个名字第一次使用是在1917年，回国好多年之后了。他1910年就回国了，在日本前后七年。在这七年当中，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失败者：留学失败，文学也失败。他学医失败，一个学历也没拿到，一张文凭都没有。
世界上很多很厉害的人都不拿文凭。鲁迅不拿，钱穆也没文凭，高中毕业证书都没拿到，因为他爸去世，高中读到后面读不起了。所以他是高中未毕业生。鲁迅是仙台医科专门学校的退学生。还有一个特别伟大的人物，在学术上就是陈寅恪。他在哈佛、德国、英国都念过书，一张文凭都没有，一个本科学历也没拿，不要说博士硕士。但是他是教授中的教授，天王级别，所有人都认为他学问很高，他也不需要学历来证明自己。鲁迅也一样。
代际更迭：重造中国的几代人
鲁迅这么一个失败者，年纪轻轻的时候，1881年生的他，190几年来东京，也就是二十多岁。他看不起所有人，可能除了他的老师章太炎的文字学他还看得起一点。他们八个人，每个星期天到《民报》报馆去听章太炎先生讲国学、文字学。这八个人当中，有鲁迅、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许寿裳，一个一个拿出来都是顶梁柱。一共只有八个学生，就能成就这么多大家，可见章太炎是大家中的大家。
章太炎是跟陈寅恪一样的人物，一个留过学，一个没有。章太炎连科举的功名都没有，连举人都没中过，在中国的科举时代根本就算不上人物。梁启超好歹还有个举人，虽然没来得及中进士就流亡了。但梁启超是特别聪明的人，是“70后”那一代里脑子最好使的中国人。生于1870年代的人当中，梁启超聪明程度最高，但变得也快，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因为太聪明了就活络，这也正常。
在东京重造中国，岂不就是“60后”的孙文、章太炎，“70后”的梁启超，以及“80后”的那一大堆人吗？“80后”就多了，周树人就是“80后”里面的典型，1881年的。1882年的宋教仁，接下来就是汪精卫、蒋中正。那蒋中正算什么呀？蒋中正来东京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比鲁迅还要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第一次来想自费学军事，他们家还有两个钱，祖上是卖盐的。但是那个年代的规矩，二十世纪初日本的规矩，军事留学生不接受自费。于是他只好回去了，可能在这里学了几句日语。他毕竟来的时候才十七八岁，1887年生，1904年第一次到日本，肯定学了几句日语。
蒋中正回到中国，通过亲戚关系考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读了一年，这样他就具备了官派留学的资格。1907年，他再来到日本，开始他在日本的四年留学生涯，也很狼狈，比周树人还要狼狈。所以，各位，大人物都是很狼狈的。如果你今天过得很好，那你不是大人物。你要狼狈才是。
在东京重造中国，不就是这些人造出来的吗？我经常说“60后”、“70后”、“80后”。现在要“90后”出场了。“90后”来的时候，中华民国已经建立了。来的人里面就有郭沫若、郁达夫这些人。他们赶上的时代是1920年代初，中国开始进入五四运动，他们有机会参与文学的创造。所以创造社（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不是在上海出现的，是在东京出现的。
由此我说，在东京重造中国，绝不是胡说八道。
- 思想上重造中国的有梁启超这些人。
- 制度上重造中国的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汪精卫这些人。他们缔造了中华民国，代替了老大帝国。两千多年的帝国从此终结，皇帝被他们拉下宝座了。尽管有袁世凯称帝，有张勋复辟，但是未来中国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戴什么帽子，都不可能再戴皇帝的帽子了。因为只要有了孙、黄、宋重造的这个中华民国，以后就是共和了。哪怕你搞的是假共和，你也得是假的，因为真皇帝做不成了。袁世凯83天皇帝梦破灭了，张勋复辟只有七天也失败了。
- 教育上重造中国的，以范源濂为代表的“70后”那一代留学生。范源濂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创校校长，是中华民国的教育次长、教育总长。中华民国创立时，他是教育次长，蔡元培是总长。过些年蔡元培去西方留学，他当上了总长，后来又把蔡元培请回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所以范源濂是中国一等一的教育家。他是梁启超最重要的左膀右臂，两个学生之一，另一个叫蔡锷。
- 工业上重造中国的代表，就是范源濂的亲弟弟范旭东。他是正儿八经东京帝国大学化工专业毕业的。他创立了一个化工帝国，包括九大盐厂、永利碱厂和化工研究所，这是当时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化工企业集团。
- 文学上重造中国的，周家就出了两个：周树人、周作人。还有郭沫若、郁达夫那么一大帮，他们都是“90后”，在1920年代初在日留学。
从不同的方面，我们都看见了，1895到1925年之间，来到东京的这些流亡者、留学生，他们真的是从方方面面重造了一个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中国。
研究历史的三条原则
因为今天是第一讲，所以我把我的三条原则放在前面讲一下。
- 不神话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是梁启超还是孙文，都把他放在一个跟你我一样要吃五谷杂粮的位置上。一个人只要吃五谷杂粮，你就要知道他会犯错误，有软弱，有撒谎的可能性。
- 事实判断先于价值判断。别一上来就吵架，先讲事实。这个东西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这是有科学标准的。
- 将复杂的问题复杂化。这是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原则。如果你做不到第三条，你永远都成不了学者。历史书好看的一定是很复杂的，很多条线索、很多种可能都摆在你面前，而不是告诉你一个答案。
这三条是基本的原则，也是我讲述这一段历史的一个出发点。
从国旗之争看革命内部的分歧
各位看这张钞票，这其实不是钞票，叫同盟会本部发行的五块钱军用券。你看到旗有两面，一面是青天白日旗，一面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它用的时间标记是黄帝纪元4609年。这相当于一个凭证，海外华侨用钱买下它，将来革命成功，创立了中华民国，就可以拿来兑现，甚至有利息。
但事实上，青天白日旗在辛亥革命发生以后，没有起到主导作用。当辛亥革命在武汉首义发生时，打出的旗子是十八星旗。这面旗是共进会（清末在长江中游地区活动的革命团体）搞出来的，他们并不完全信服孙中山，所以自己搞了一个旗。
然而，武汉还有另外的旗帜，比如中间有八卦的军旗。这说明人心并没有那么统一，孙中山也不是绝对的老大。
辛亥革命真正发生以后，主流是白旗。一块白布，代表光复了。鲁迅在《阿Q正传》里写，白盔白甲白旗，是为崇祯皇帝戴孝，要把满清赶走。这是按照底层农民的逻辑解释的。白旗在中国大部分省份通用，使用率最高。
那么，打赢了之后，建立政权需要一个国旗。当时在上海，革命派的报纸上登出了几种方案：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有十八星旗的，还有井字旗的。最后胜出的是五色旗，即黄、红、蓝、白、黑五色，代表五族共和。这面旗帜成为了中华民国的标准国旗，一直使用到1928年。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创立的第一天，上海挂满了五色旗。士兵们护送孙中山到南京去担任临时大总统，刺刀上挑的旗也都是五色旗。孙中山心里绝对不开心，因为他想要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这表明什么？孙中山说了不算。虽然让他当总统，但有更强大的力量通过票决的方式决定了国旗是什么。
东京的三大圈子：保皇、革命与留学派
现在我们回到东京，来解释东京的三大圈子。在1895到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这段时间，整个东京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可以分为三大圈子。
第一个圈子是以流亡者为主的，戊戌变法的失败者，梁启超这些人。我称他们为“戊戌党人”，他们是保皇派，想通过改良的方式为中国赢得改革机会。
第二个派别就是革命党人，以孙中山、黄兴、汪精卫、宋教仁、章太炎等人为代表。他们的组织叫同盟会（全称中国同盟会：由孙中山、黄兴等多个革命团体于1905年在东京合并成立的全国性革命政党）。但这个组织内部其实是几个组织的联合：孙中山的兴中会（广东华侨为主）、宋教仁和黄兴的华兴会（湖南人为主），以及章太炎和陶成章的光复会（浙江人为主）。实际上都是地域性的圈子。
第三个圈子是留学生的圈子。他们也产生了领袖，最牛的那个人叫杨度。他口才好，脑子好使，笔头也快。孙中山到了日本，首先要找的不是梁启超，而是杨度。因为杨度如果跟他合作，革命的成功机率就高很多。但杨度拒绝了，两个人谈了一天一夜，谁也没说服谁。杨度认为中国必须走君主立宪（Constitutional Monarchy: 一种保留君主，但其权力受宪法限制的政体）的道路。
今天看来，杨度的理论是对的，但在当时中国不具备走立宪道路的可能性。掌权的是慈禧太后，一个老迈的女人，绝不具备立宪的条件。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去世后，新上来的皇帝是三岁的溥仪，前提不存在了。所以杨度也是书生之见。几年后，他煽动“筹安会六君子”，主张由袁世凯来做皇帝实行君主立宪，结果也失败了。
决定未来的“80后”：军事留学生的崛起
我想重点关注“80后”的留学生。为什么关注“80后”？因为到1905年同盟会建立时，“70后”大都回国了，在东京的是蔡锷、蒋百里这些人，他们是真正的主力，人数众多。谁抓住了青年人，谁就抓住了未来。
这个“80后”的耀眼名单，决定了未来历史的方向。除了文人张耀曾、实业家范旭东、文学家周氏兄弟，影响最直接的是一批学军事的人。黄兴是他们的老大哥，虽然是“70后”，但他活跃在这些“80后”留学生里。
这批军事留学生，如吴禄贞、蓝天蔚、蔡锷、蒋百里、蒋作宾、蒋尊簋、阎锡山等人，都是正儿八经从日本士官学校（全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日本培养陆军军官的教育机构，也为清末中国培养了大量军事人才）毕业的。他们回国后，很多人都成为了各省的都督、将军，是带兵的官。
他们来日本读的预备学校叫振武学校，1900年创办时叫成城学校。蒋中正就是振武学校的学生。他在这里相当于读了一个高中。所以当1937年对日战争爆发时，一个在日本念过高中的人要跟那些读过大学的人对决，他的知识准备是不够的。但当时在中国，还真找不出一个比他水平更高、又适合把中国这艘船开好的人。
同盟会内部分裂：广东、湖南与浙江的派系之争
东京重造中国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革命党内部充满了矛盾。
首先是孙中山与黄兴，也就是广东圈子和湖南圈子的矛盾，这聚焦于国旗之争。1906年冬天，孙中山主张用青天白日旗，黄兴认为形式不美且与日本太阳旗太相近，主张用井字旗，象征平均地权的社会主义思想。孙中山最后提议增加红色，改为青天白日满地红，分别代表自由、平等、博爱。黄兴大发脾气，认为孙中山太独断专行，甚至说要离开同盟会。但他最终为大局做了让步。
其次是孙中山与章太炎的矛盾，即广东圈子与浙江圈子的矛盾。这引发了三次“倒孙风潮”。起因是1907年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时，收受了一万五千元的巨款，但只给了当时经济困难的《民报》两千元。陶成章等人认为孙中山滥用捐款，局为己有，于是发动倒孙。后来，陶成章联合流亡在东南亚的革命党人，另组“东亚万国同盟会”，推举章太炎为会长。1909年，他们联名发布传单，宣布孙中山三大罪状。之后，章太炎也因《民报》被封禁后同盟会未予援手而发表文章，与孙中山决裂。
最后是孙中山与宋教仁的矛盾。1911年夏天，宋教仁在上海联合陈其美等人，建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其宣言对孙中山和黄兴等领袖颇有微词，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后来革命果然在武昌爆发，宋教仁的策略成功了。革命成功后，两人又在内阁制与总统制问题上发生争论。
面对这些矛盾，孙中山觉得自己身为总理却无人听从，甚至想拉着自己的小兄弟另立山头，在1910年于旧金山发布了“中华革命党”的盟书，试图抛弃同盟会另搞一套。
一个“失败者”的背影：鲁迅在东京
最后回到周树人。那个时候的他真是年轻。他在仙台学医失败，在东京办刊物《新生》又流产，编的《域外小说集》两册各印了五百本，结果只卖出二十本。学业和事业双双失败，他只好挂名在一个德语预备学校领取官费，才能在东京混下去。
这就是前鲁迅的故事。将来的鲁迅光华四射，被誉为一代文豪、中国的脊梁。但当时的周树人，只是个做什么什么不成的小人物。所以人生不要怕失败，能失败的人或许就是将来的一代巨星。
然而，鲁迅看见那些在振武学校威风凛凛的蔡锷们，是很不服气的。他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这些留日士官生：“成城大家人，威风凛凛，出处有精神。挺胸凸肚，昂首阔步行。说什么自由平等，其实是争官，争银，图本分。”他认为这些人不过是想回国当个连长、营长。
他看错了。这些人不是去做小官的，他们是要去重造中国的。而鲁迅更没有想到，那个做什么事都做不成的他自己，将来会成为中国的“民族魂”，是重造中国最重要的那个人。他自己当时并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就是那个“天选之子”。这颗最亮的星星，是在仙台、在东京升起的。所以，“在东京重造中国”，不是一个神话，而是一段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