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人为什么痛恨美国?1953:伊朗关键之年 北美王路飞 2025-07-10

引言:从1979年革命回溯历史之谜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谈及伊朗,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印象:在1979年之前,伊朗存在一个非常亲西方的巴列维君主制政府。它与英国和美国关系良好,人民生活美满,致力于现代化、开放市场经济,并计划逐步实现民主化进程,对女性权益也有保障。那时的伊朗女性权利,与现在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然而,伊朗人似乎不愿意过好日子,非要在1979年发动伊斯兰革命,推翻亲西方的皇室政府,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结果导致如今被制裁,社会管制严格,女性权利丧失。这究竟是怎样的人民配怎样的政府?

1979年,那场席卷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彻底改变了中东和世界的格局。愤怒的学生占领了美国大使馆,并将55名外交官扣为人质。全世界都在问:伊朗人为什么这么憎恨美国?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时钟倒回26年前——1953年。那一年,伊朗民选首相穆罕默德·穆萨迪克在一场离奇的政变中倒台。多年来,西方的主流叙事将这场政变归因于冷战冷战(Cold War):指二战后至1991年间,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对抗。,声称此举是为了阻止伊朗堕入共产主义苏联的铁幕。但真相果真如此吗?

如果你像我过去一样,对伊朗了解不多,受刻板印象和媒体宣传影响,可能会认为伊朗人因历史原因而落后愚昧,无法支持民主自由选举和宪政,只能搞宗教那一套。然而,著名历史学家埃尔德·亚布拉罕米安的历史著作《1953,伊朗关键之年》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场政变无关意识形态,无关民主自由,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利益,与共产主义关系不大。

埃尔德·亚布拉罕米安是伊朗裔美国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现任教于纽约大学巴鲁克学院,专长是伊朗和中东历史与政治。他被公认为当代伊朗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看完本期节目,我希望你对这个国家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能有一个新的认识。

掠夺的根源:《达西租让权》与英伊石油公司

关于1953年革命的故事,首先要从一份近乎掠夺的合约——《达西租让权》开始讲起。1901年,一位在澳大利亚靠黄金投机发家的英国人威廉·达西,用区区5万英镑的现金和一些股票,从当时腐败的伊朗国王手中,买下了一项长达60年的独占权:在除了北部五省以外的伊朗全境,勘探、开采、提炼并出口所有石油。1901年的5万英镑,相当于2024年约785万英镑,或982万美元。而这项独占权的合理估值约在1000亿美元左右。这位英国人相当于用万分之一的价格买到了这份资产,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

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一句名言来说:“条约必须尽可能简洁,当地人必须在数个条款内把一切都交给我们。”达西的这份合约堪称这句名言的完美实践。七年后,英国人在伊朗西南部沙漠里发现了石油,一个名叫“英波石油公司”(APOC)的巨兽就此诞生。为了确保对这项战略资源的绝对掌控,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力排众议,推动英国政府收购了该公司52.5%的股份,成为最大股东。他后来不无得意地说:“这事就像是童话世界的奖赏,我们做梦也想不到。”

到二战结束后,这家公司改名为“英伊石油公司”(AIOC),它早已不仅仅是一家公司,而是一个“国中之国”。它是英国财政部稳定的提款机,每年贡献数千万英镑的税收和近亿英镑的外汇。其在阿巴丹的炼油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供应着英国皇家海军在亚洲85%的燃油需求。这家公司后来在1954年更名为“英国石油公司”,也就是现代BP的前身。

这份对于英国人来说是“童话世界的奖赏”的合约,对于伊朗人民而言,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诅咒。亚布拉罕米安教授在书中指出,伊朗人很早就将石油描绘为诅咒而非福气。首先是经济上的极度剥削。多年来,英伊石油公司支付给英国政府的税金,远远超过其支付给伊朗的权利金。合同规定,伊方只能获得16%的利润。例如,在1949年,公司向英国缴纳了2280万英镑的税,分给股东710万英镑的红利,却只给伊朗1350万英镑的权利金。更讽刺的是,公司拒绝公开账目,伊朗政府根本不知道所谓的“净利润”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其次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和恶劣的劳工待遇。在公司的营地里,英国人被尊称为“老爷”,他们的妻子被称为“夫人”,欧洲员工住在设施完善的区域,而数万伊朗工人则被挤在临时搭建的简陋小屋里,有时甚至住在沙漠的帐篷里。一位公司内部的英国员工在密信中抱怨,公司内的种族隔离做得十分彻底。一位女性发言人曾悲愤地控诉:“英伊石油公司花在狗粮上的钱,都比我们的工资多!”

民怨最终爆发。早在1929年,阿巴丹炼油工人就发动了上万人的大罢工。1946年,更大规模的罢工再次席卷整个石油工业区,超过65000名工人参与其中,伊朗人第一次大规模喊出“石油国有化”的诉求。但这些罢工最终都在英国战舰的威吓和伊朗军队的镇压下结束,仇恨的种子却已深深埋下。

民族英雄的崛起:穆罕默德·穆萨迪克

这时候,出现了一位带领伊朗人民走出困境的民族英雄,他的名字叫做穆罕默德·穆萨迪克。穆萨迪克出生于显赫的贵族家庭,在欧洲接受过非常良好的法律和金融教育。但他并非一个守旧的贵族,他的生活极其简朴,以清廉、正直和敢于直言闻名,是一位坚定的宪政主义者。他有一句名言完美地概括了他的政治理想:“君王君临天下,但不统治国家。”很显然,他想推进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一种国家政体,君主是国家元首,但其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推动伊朗的民主化进程。

他在任总理期间,坚持开自己的私家车上班,拒绝接受任何礼物,甚至出国访问都坚持自掏腰包。他的清廉和个人魅力,使他被当时的知识分子称为“德黑兰的绅士”。

在二战后的伊朗政坛,穆萨迪克凭借其雄辩的口才和不妥协的民族主义立场,迅速成为国家的良心。他提出了著名的“负向平衡”外交政策负向平衡外交政策(Negative Equilibrium):一种旨在通过拒绝给予任何大国特殊利益,来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外交策略。,主张伊朗不再像过去那样为了平衡英国和俄国而给予双方同等利益(正向平衡),而是应该对所有强权一视同仁地拒绝,以维护国家的真正独立。

1949年10月,为了抗议议会选举舞弊,68岁的穆萨迪克效仿甘地,带领19名支持者在皇宫花园进行了长达四天四夜的静坐抗议。这一事件直接催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联盟——“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其核心成员大多是在法国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代表了伊朗新兴的中产阶级。“民族阵线”的核心诉求有两个:自由选举,以及石油国有化。

石油国有化:主权的伸张与西方的反击

在民族阵线和全国人民的巨大压力下,局势发展很快。1951年3月,公开反对国有化的首相被暗杀。紧接着,震动世界的石油工人大罢工再次爆发,整个国家的经济濒临瘫痪。在这样的背景下,1951年4月28日,伊朗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选举穆萨迪克为首相。他上任的唯一条件,就是立即通过并执行石油国有化法案。他迅速废除了原定于1993年到期的英国石油特许权,没收了英伊石油公司的资产。几天后,年轻的国王被迫签署法案,伊朗的石油在名义上最终回到了伊朗人的手中。消息传来,德黑兰万人空巷,举国欢腾,穆萨迪克被人们视为甘地式的民族英雄,声望达到了顶峰。

然而,穆萨迪克和他的人民没有意识到,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伦敦和华盛顿悄悄酝酿。在接下来的28个月里,是伊朗与西方的拉锯战,这场战斗的核心只有一个字:控制。对穆萨迪克而言,国有化意味着伊朗对本国石油拥有完全的主权。但对于英国及其盟友而言,这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他们可以在口头上承认国有化的原则,但前提是,石油的实际运营控制权必须牢牢掌握在西方公司手中。这便是这场所谓“谈判”背后精心设计的骗局。

英国的反应直接而粗暴。他们将此案告到海牙国际法庭,要求伊朗支付一笔基于未来42年预期收益计算的天文数字赔偿金,目的就是让伊朗根本付不起。同时,他们实施严酷的经济封锁,冻结伊朗资产,并派遣皇家海军在波斯湾巡逻,威胁扣押任何运载伊朗石油的邮轮。这些制裁让伊朗经济遭受重创,国内对穆萨迪克的不满也开始滋生。

美国则扮演起了“诚实的中间人”,英国唱红脸,美国唱白脸。在杜鲁门总统执政末期,美国态度谨慎,担心贸然动手会使伊朗投向苏联。然而,当所有外交途径都被堵死,经济压力也无法让穆萨迪克屈服时,一项代号为“阿贾克斯”的秘密计划被提上了日程。

阿贾克斯行动:一场精心策划的政变

“阿贾克斯行动”(Operation Ajax)是由美国中情局(CIA)中情局(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是美国联邦政府主要的对外情报搜集、分析和执行机构。和英国军情六处(MI6)军情六处(MI6):英国秘密情报局,是英国对外的军事情报机构。联合策划的政变计划。1953年,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其内阁中的杜勒斯兄弟是强硬的反共派。英国抓住契机,不断向美国新政府渲染伊朗左翼的“人民党”(Tudeh Party)在苏联支持下势力坐大,伊朗有滑向共产主义的危险。这些情报成功说服了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年7月,艾森豪威尔最终批准了拨款100万美元用于颠覆穆萨迪克政权的计划。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美国政府所说的“反共”只是一个借口,其真实目的也是想从伊朗的石油中分一杯羹。

这场政变有两个核心:心理战和军事行动。

心理战由中情局负责,策略是制造恐慌,将穆萨迪克描绘成一个亲共产主义、独裁、疯狂且反宗教的危险人物。他们收买伊朗的报纸、电台,系统性地散播谣言,例如指控穆萨迪克有犹太血统,或伪造文件证明他与共产党有秘密合作。

军事行动方面,中情局雇佣特工和地痞流氓,伪装成共产党员在街头制造混乱,嫁祸于左翼势力,以营造穆萨迪克无力控制局面的印象。同时,他们拉拢了军方和宫廷,物色了扎赫迪将军作为穆萨迪克的替代者,并说服国王的孪生姐姐出面敦促国王合作。中情局在德黑兰分发了100万美元现金,用于贿赂议员、官员、军人和街头组织。

在伊朗当地,军情六处启动了其经营多年的情报网络,核心人物是拉希迪安三兄弟。他们打通了伊朗的黑白两道,还搞定了政变的关键人物——著名的伊斯兰学者卡沙尼。卡沙尼曾是民族阵线的盟友,但因与穆萨迪克在权力斗争和世俗化道路上的矛盾而倒向政变策划者。

政变的关键时刻与最终结局

1953年8月15日晚,政变第一步开始,国王卫队试图逮捕穆萨迪克。然而,计划早已被安插在卫队内的间谍泄露,穆萨迪克早有准备,第一次行动失败。国王仓皇逃往罗马。

一次政变失败后,华盛顿一度准备放弃。但中情局的现场总指挥克米特·罗斯福(老罗斯福总统的孙子)和美国大使罗伊·韩德森决定放手一搏。接下来发生了整个政变最关键也最被掩盖的一幕。8月18日晚,韩德森紧急会见穆萨迪克,以“保护美国公民安全”为由,向他下达了最后通牒:如果政府不能恢复街头秩序,清除庆祝政变失败的示威者,美国将撤离所有侨民,并且不再承认他的政府。这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和欺骗。为了避免与美国彻底决裂,穆萨迪克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具灾难性的决定:他下令军队和警察清空街头,亲手解除了自己最重要的武装——人民的支持。

8月19日清晨,德黑兰街头异常空旷。中情局花钱雇来的暴徒从南城出发,手持棍棒刀具,高喊“国王万岁”的口号,一路打砸抢烧。这场“冒牌的造反”为军队的介入提供了完美的借口。那些本应保护政府的坦克,在保王派军官的指挥下调转炮口,攻向了广播电台、警察总部以及穆萨迪克的住所。傍晚时分,在坦克的炮轰下,他的官邸被攻破。这位72岁的老人最终选择投降。

这场由中情局策划的政变最终成功。国王凯旋而归,扎赫迪成为首相。西方媒体将这场由外国策划的政变美化成了一场“人民的起义”。不久后,一份新的石油协议签署了。一个由美、英、法、荷公司组成的国际财团接管了伊朗的石油,其中英国石油公司和五家美国主要石油公司各占股40%。伊朗的石油实际上被“再私有化”了。

接下来是大规模的镇压。穆萨迪克在军事法庭上被判三年监禁,余生被软禁。他的外交部长被处决,数千名民族阵线和人民党的支持者被逮捕、监禁甚至处死。在CIA和摩萨德的帮助下,一个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SAVAK)萨瓦克(SAVAK):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的国家情报和安全组织,以其残酷镇压异见人士而闻名。正式成立,专门用于镇压反对者。

毁灭性的遗产:政变的深远后果

亚布拉罕米安教授在书中深刻地指出,1953年政变留下了四个毁灭性的后果:

  1. 石油工业的控制权重回西方之手,伊朗人民继续遭受剥削。
  2. 伊朗世俗的、民主的反对派被彻底摧毁,造成了巨大的政治真空。讲规则、希望建立西方宪政体制的领导人,被自诩占据道德制高点的英美政府通过卑鄙手段推翻。
  3. 君主制的合法性被无可挽回地剥夺了。国王的余生都活在对穆萨迪克严重的自卑情结中。
  4. 在伊朗的政治文化中植入了根深蒂固的偏执和阴谋论心态。美国从此取代英国,成为伊朗人眼中那个操纵幕后一切的“隐形的手”。

到了2000年,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承认,美国干预伊朗内政是“民主进程的一个挫折”。奥巴马总统也曾评价说,对许多伊朗人而言,这次政变展现了美国的两面性:自诩为自由的捍卫者,却毫不犹豫地使用不光彩的手段推翻一个民选政府,以满足自身的经济和战略利益。

国王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了长达25年的独裁统治,而这恰恰为25年后一位名叫霍梅尼的教士领导的宗教反对派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当1979年的革命者高喊“打倒美国”时,他们的记忆正是回到了1953年那个8月。那场被掩盖的政变,最终以一种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复仇。

结论:历史悲剧的反思

做完这期节目,我的内心其实非常沉重。穆萨迪克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理想主义在冰冷的国际政治中悲壮失败的故事。他提醒我们,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官方叙事的背面。只有理解了1953年,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今天的伊朗,以及它与西方世界那段复杂、痛苦且至今未能愈合的关系。

穆萨迪克是一个非常有理想主义且具有极高道德标准的人,但这样的人在国际政治中未必能够成功。他选择不站队,他太过清廉,不像那些腐败的官员可以被收买。如果他当时直接倒向英美,贪腐一些钱,他的政府或许不会被推翻。但他确实是一个太过高尚的人,是无法玩弄政治的。当然,你可以批评穆萨迪克不懂变通或不够圆滑,但这个评价见仁见智。

如果当时英美没有推翻穆萨迪克,或许伊朗现在已经走向了民主宪政的道路。可惜的是,历史没有假设。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在神权领导下极度反美的政府。那些在以色列空袭中死去家人的伊朗人,会真正接受一个由以色列和美国扶植的亲西方政府吗?我想,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最后,我想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的一段话来结束这期视频。他在政变前后都曾访问过伊朗,他写道:

“当穆萨迪克和波斯开始进行根本性改革时,我们(美国)感到了警觉。我们与英国联合起来摧毁了他。我们成功了。从那时起,我们的名字在中东就不再受到任何人尊敬了。”

📌 文中提及的人物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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