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魏知超。今天要为你深入解读的书，叫做**《人性观的冲突》**（The Conflict of Visions）。作者是当代思想家之一，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 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他的这本代表作最精准地提炼出了今天在各种议题上争吵不休的左派与右派，或者叫进步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本质差异到底是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比如一个人如果支持死刑，那他大概率也会反对高福利、反对枪支管制、支持减税。反过来，一个人如果反对死刑，那他大概率也会支持高福利、支持枪支管制、支持给富人加税。前面那波人我们管他们叫做右派保守派，也就是美国共和党大体覆盖的人；而后面这波叫做左派进步派自由派，也就是今天美国民主党的基础。但你仔细想想，这些议题之间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关系吗？死刑跟税收有什么关系？枪支管制跟福利政策有什么关系？它们好像完全是不同领域的问题，但同一拨人却总会在这些毫不相关的问题上一次又一次地站到同一边。如果这不是巧合，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过去一直觉得自己大概算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因为我的很多政治观点可能比较偏向于美国的保守党。但是保守主义者这个标签总是让我觉得隐隐不对劲，保守什么？守旧吗？抗拒变化吗？我并不反对变化，我甚至可能是最拥抱变化的人之一，只不过是认为有些人对于改变世界这件事太乐观了而已。直到我读到了托马斯·索维尔的这本**《人性观的冲突》，才一下子醍醐灌顶。这本书让我意识到，保守主义、进步主义、左派、右派，这些标签都只是表面症状而已。真正把人们分成两个阵营的，是一个比这些标签深得多的东西，索维尔管它叫做观念**（vision）。这个观念可能未必是你能够清晰表达出来的一套大道理，而是一种你自己都没有清晰意识到的底层直觉，是你对人这个物种到底抱有什么样的基本判断。所以，我觉得把Vision翻译成人性观（Vision of Human Nature）更加合适。索维尔在这本书里提出的核心洞察是，在所有那些左派和右派眼花缭乱的争论背后，其实只存在两种根本性的人性观。几乎所有人，不管他自己有没有清楚意识到，其实都是在这两种人性观中选了一种，然后由此出发，推导出了自己在所有问题上的立场。著名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 知名认知心理学家，研究人类思维、语言、进化和暴力）后来把索维尔发现的这两种观念提炼成了两个极其精准的名字：左派这边的乌托邦人性观（utopian vision）和右派这边的悲剧人性观（tragic vision）。
乌托邦与悲剧：两种人性观的根本差异
乌托邦人性观是这样一种观念：他们相信人性的缺陷是可以克服的，人性是有可能趋近于完美的。所以，只要我们通过正确的教育、合理的制度建设和社会改造，人类就可以不断进步，最终创造一个接近完美的社会，也就是一个乌托邦。而另一边的悲剧人性观正好相反。这里的悲剧不是说这波人天天盼着世界出事，而是古希腊悲剧那个悲剧。悲剧人性观认为人的自私、短视、无知这些东西是根深蒂固的，就像古希腊悲剧里那些英雄身上的致命缺陷一样，你是没有办法消除它的，只能够正视它。所以，悲剧人性观关心的不是怎么样让人和社会变得完美，而是既然人是不可能完美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设计一套制度，让不完美的人也能够过上还不错的日子。人性到底是更像一出乌托邦喜剧，还是像一出希腊悲剧？这样一个判断的不同，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把你我在自由、平等、正义、权利、战争、犯罪等等几乎所有问题上的立场全部都推导出来。读完这本书，我突然明白了，我不是什么保守主义者，我是一个悲剧人性派。这才是标记我价值观最精准的标签，没有之一。而对面也不是什么左派或者进步派，他们是乌托邦人性派。
我们先来讲一个思想实验，它来自于悲剧人性观这边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Adam Smith: 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被誉为“经济学之父”）。没错，就是写**《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巨著，奠定了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的那个亚当·斯密。斯密说，我们现在假设中国突然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几亿人在一瞬间全部丧命。那么，一个远在欧洲的好心人听到这个消息，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当然会很难过，会感叹人生无常，也许他会分析一下这场灾难对于欧洲贸易的影响，然后呢，然后他就该干嘛干嘛了，该上班上班，该睡觉睡觉，跟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如果他今天确切地知道明天他自己要被切掉一根小手指，那他今晚就别想睡着了。几亿人的命比不过自己的一根小指头，这就是人。斯密说这个故事是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人的同情心既是真实的，但是它也是非常有限的，远不足以驱动一个人真正为陌生人做出重大的牺牲。所以斯密从来不指望人会大公无私。既然人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就别跟人性较劲了，别试图去改造它，而是想办法设计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可以让自私的人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过程中，顺便也给社会带来好处。如果能有这样一套制度，那就已经谢天谢地了。这也就是斯密那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 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学概念，指在市场中，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无意中会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真正的含义。商人追求利润是完全自私的，但在一个竞争的市场里，他们为了赚钱，不得不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更低的价格，那社会就因此受益了。社会福利不是商人本人的意图，它是被自由市场竞争这个制度给逼出来的一个副产品。在亚当·斯密的世界里，最重要的不是人的动机好不好，而是制度设计得好不好。好人在烂制度下也会作恶，坏人在好制度下也能够造福社会。
现在再来看另一边，乌托邦人性观最纯粹的代表是18世纪英国思想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 英国政治哲学家、记者和小说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早期倡导者）。戈德温的想法可以说跟亚当·斯密几乎完全相反。他认为人之所以自私，不是因为天性如此，而恰恰就是因为像斯密这类人设计的那套奖惩制度在鼓励自私。你整天用奖金和惩罚来驱动人的行为，人当然就会变得功利、变得短视了。但人的真实潜力远远不止于此。戈德温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改善制度和教育，那人是完全可以发自内心地做正确的事的。不是像亚当·斯密说的那样因为有好处才去做，而是因为我知道它是对的才去做。人性是可以完善的，而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完善它，然后用这个完善的人性来造福社会。当然，悲剧人性派那边会觉得戈德温这是在做白日梦，亚当·斯密那个关于中国地震的故事才能够反映根深蒂固的人性。但是要注意，这两边并不是在争论人应该怎么样，他们都同意人应该善良、应该利他。他们争的是人能不能够变成那样。戈德温那边说能啊，只要条件对了就可以，所以我们赶紧去创造那些条件。而亚当·斯密那边说别做梦了，人就是这样的，赶紧设计制度吧。你看，面对同一个物种，乌托邦派和悲剧派拿到了两张完全不同的人性地图。
知识之争：集中式理性与分散式经验
这个关于人性假设的分歧，推导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是：你是怎么样看待知识的？这个问题听起来很抽象，但我用一个具体的场景你就能明白了。假设今天你的城市突然闹起了鸡蛋荒，超市里的鸡蛋被一扫而空。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乌托邦人性派的直觉反应是，那就赶紧让政府介入，组织专家调查供需缺口，制定出调配方案，必要的话，还要实行价格管制，防止有人趁机发国难财。但是悲剧人性派会说，你其实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别管价格，让它涨就行了。价格一涨，会同时发生三件事：第一，消费者会自动减少购买，不再囤货，原来要买两板鸡蛋的现在只会买一板；第二，附近的养鸡场看到鸡蛋涨价了，利润高了，就会自动加大生产；第三，外地的经销商看到这边的蛋价比别处高，就会自动把鸡蛋给运过来。过不了多久，鸡蛋荒就会自动消失。没有任何人统筹，没有任何专家开会，价格这样一个数字，就完成了所有信息的传递和资源调配。而如果政府管制了，让价格不涨呢？那么消费者就会没有动力省着用，生产者没有动力多生产，外地经销商也没有动力往这运，那么鸡蛋荒不仅不会消失，反而还会加剧，那你就是好心办了坏事。这个例子里的核心要素，这是经济学里反复被验证的一个事实，也是悲剧人性派这边的核心论据之一。
但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两边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差别这么大呢？答案就在于他们对于知识到底掌握在谁手里这件事情，理解是根本不一样的。悲剧人性派这边说得最透彻的是哈耶克（F.A. Hayek: 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哈耶克认为，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知识，绝大部分都是说不清楚的，而大部分的知识其实都不在任何一个人的脑子里，不在任何一本书里，不在任何一个数据库里。它是分散在亿万人的日常行为之中的，它藏在市场的价格里，藏在世代相传的习俗和传统里，藏在人们说不出为什么但就是这么做的一些经验里。你看那个鸡蛋的价格信号背后浓缩了多少信息：饲料的成本、运输的费用、天气状况、消费者的偏好、各地的供需比等等。没有任何一个委员会能够收集齐所有这些信息，但是价格把它们全都打包好了，而且是实时更新的。哈耶克说过一句让我觉得特别有分量的话，他说跟整个文明在演化过程中积累的知识总量相比，最聪明的人和最笨的人之间的知识差距其实是微不足道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别以为专家就比普通人聪明多少，真正重要的知识不是任何一个人懂的东西，而是整个系统跑出来的东西。市场是跑出来的，语言是跑出来的，法律传统是跑出来的。没有谁设计过它们，但是它们运转得比任何设计方案都要好。你看，这就是悲剧人性观的底层逻辑：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专家委员会，能够掌握哪怕一小部分全局知识，那你凭什么相信少数精英能够替所有人做出更好的决定呢？承认人的无知是根深蒂固的，这是悲剧人性观的核心。
而另一边的乌托邦人性派听到这些，会觉得太荒唐了。戈德温就说过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他说所谓的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 通过群体协作和意见整合，超越个体认知能力而产生的智能）不过就是最明显的骗局而已。在他看来，传统不是什么无数代人的智慧结晶，而是一些眼界狭隘之人碰巧接受的东西而已。他认为知识真正的载体，不是什么分散在人群中的沉没经验，而是少数的精英能够清晰表达、严密论证的理性分析。这背后同样是人性观在支撑：乌托邦人性派相信人的理性潜力是足够强大的，那么最聪明的那批人，当然就有能力看清全局，替大家做出最优的选择。所以在乌托邦人性观看来，社会问题本质上就是工程问题，只要找到足够聪明的专家，给他们足够的权力和数据，就能够设计出最优方案。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经济学家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 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甚至明确主张，就是应该让工程师来取代市场的价格机制，来直接管理经济。这种思路后来就延续到各种以产业政策、以五年计划等等这些名号出现的各种经济规划里。而悲剧人性派对于这种主张的态度，其实亚当·斯密早就总结好了，他说你集中的越多，就离那些分散在每个人手里的知识越远，你以为你是在优化，其实你是在用一小撮人有限的脑子去替代亿万人无限丰富的经验。这其实不是升级，而是降级。所以，你看，像是小政府对大政府、市场对计划、放手对监管这样的争论，它们的底层其实都是对于知识到底掌握在谁手里这个问题的根本分歧。一边说知识是分散在所有人手中的，所以要让系统自己去运转；另一边说知识集中在少数的聪明人手里，所以应该让专家来指挥。两种完全相反的人性假设，推导出了知识或者说真理到底掌握在谁手中，这个问题截然相反的观点。
解法之辩：终极根治与审慎权衡
对知识的这个分歧直接导致了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那就是面对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去寻找终极解法（Ultimate Solution: 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彻底性方案）呢，还是应该去寻找一种权衡取舍（Trade-off: 在多个目标之间进行选择和平衡，承认无法兼顾所有最优结果）？这就是第二块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了。什么叫追求终极解法？什么叫追求权衡取舍？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贫困问题。乌托邦人性派会怎么样看待贫困呢？他们会追问贫困的根源是什么？是不是因为分配不公？是不是因为教育机会不平等？是不是因为有些人被制度性地排斥在外？找到这个贫困的根源，消除它，贫困问题就能够被根治。这是在找终极解法。乌托邦人性派，也就是今天大部分的左派，对于各种社会问题的主张，几乎都带有这种终极解法的影子。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 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和政治家，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家）就相信，总有一天人可以出于自然的本能去履行那些今天还需要付出努力和牺牲的义务，到那个时候，人性本身已经被改善了，社会问题会自然消失。所以在乌托邦人性观看来，面对贫困问题，你如果说并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我们只能够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他们会觉得你这不叫务实，你这叫偷懒，甚至是一种不道德，我们明明可以做得更好，你为什么要接受一个不完美的结果呢？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边。同样是面对贫困问题，悲剧人性派的逻辑就完全不同。现代保守主义的奠基人，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爱尔兰裔英国政治家、哲学家，现代保守主义的奠基者）说过，审慎（Prudence: 一种明智、谨慎、权衡利弊的品质）是一切美德之首。什么是审慎？就是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每个选择都有代价。你想要更高的最低工资吗？可以，但这可能会让一些技能更低的工人连工作都找不到。你想要更多的福利吗？可以，但这可能会削弱一部分人自力更生的动力。这不是冷血，这是承认现实，因为在一个人性有限（Limited Human Nature: 悲剧人性观的核心，认为人的自私、无知等缺陷根深蒂固，难以彻底改变）的世界里，你不可能只要好处，不负代价。悲剧人性派，也就是今天在政治上经济上比较偏右派的这些保守派，他们对于各种社会问题的主张，几乎都带有这种权衡取舍的影子，就是我们不能够追求一步解决问题，我们只能够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走。所以面对贫困问题，他们会说，不要妄想什么终极解法，步子不要迈得太大，你很可能会得不偿失。我们应该反过来思考，其实贫困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解释，数千年来，贫困就是人类的默认状态。真正需要解释的不是为什么有人穷，而是为什么有些人富了。答案不是某个天才设计了一套完美的方案，而是某些社会在漫长的演化中碰巧发展出了一些有效的制度，比如说产权保护（Property Rights: 法律赋予个人或实体对其财产的拥有、使用和处置权利）、自由贸易（Free Trade: 国家间商品和服务自由流动，不受关税或其他贸易壁垒限制）、法治（Rule of Law: 政府和公民都受法律约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制度让人们在追求私利的过程中，顺便创造了财富。你能做的是维护和改善这些制度，而不是推翻它们，去追求某一个宏大的蓝图。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平时看到左右两边在各种具体的政策上，经常是永远都吵不完。他们不是在同一套逻辑里争论细节，而是从根子上就在问不同的问题。一边是在问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怎么样根治它；另外一边是在问在无法根治的前提下，怎么做取舍才能让损害最小。这绝对不是纸上谈兵而已。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一次极其惨烈也极其直观的超级对照实验，它向我们展示了这两种逻辑推演到极致会发生什么。这个超级对照实验就是18世纪末几乎同时发生的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 1789年爆发的法国社会政治变革，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和美国独立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 1775-1783年爆发的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统治的战争）。法国大革命就是乌托邦人性观的一次全面实践。法国的革命家们相信，旧制度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推翻它，从零开始设计一个全新的社会，就能够创造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完美世界。作为法国大革命里最激进的革命家，雅各宾派（Jacobins: 法国大革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团体之一，主张激进的革命措施）的领袖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 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导人，恐怖统治时期的主要人物）期待的是一个让所有人同样地热爱祖国和法律的终极状态，也就是他要的是一个终极解法。可结果呢？为了强行实现这种绝对的完美社会，任何思想不够纯洁、步调不够一致的人都被当成了绊脚石。于是，为了清除这些完美社会的杂质，巴黎的广场上就架起了断头台。他们迎来的不是什么人间天堂，而是疯狂清洗异己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 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掌权后对反对者进行大规模处决的时期）。最后，数以万计的人被剥夺了生命，甚至连罗伯斯庇尔自己最后也被推上了断头台。法国大革命这样一场宏大的实验，是以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 法国军事家和政治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缔造者）的独裁收场了。
几乎就在同时，大西洋的另外一边，美国的那些建国者们在设计国家制度的时候，是基于完全不同的人性假设。可以说大部分的美国建国之父都是悲剧人性派。美国建国文献里最能够代表悲剧人性观的作品**《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 阐释美国宪法的系列文章，旨在争取民众支持）几乎每一页都弥漫着对人性的深刻不信任。后来成为美国首任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美国开国元勋之一，首任财政部长，联邦党人）在里面写道，指望政客们的行为不受与公共利益无关的考虑影响，那是一种与其说有可能实现，不如说值得热烈渴望的美好幻想。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别做梦了，政客一定会腐败。那所以怎么办呢？不是去寻找不会腐败的圣人，而是设计一套让腐败无法得逞，至少是能够大大增加它的障碍的制度。比如说三权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 将政府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个独立部门的原则）、联邦制（Federalism: 一种政府形式，将权力分配给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 政府各部门相互制约，防止权力滥用的机制）。这里面的每一个设计，其实都是在说同一句话，那就是我不信任你，我甚至都不信任我自己。所以趁我们现在还有那么点理智，我们赶紧设计一个制度，把你和我的手脚都捆住。一边是追求终极解法，得到了断头台；另一边只追求权衡取舍，得到了一部运转了200多年的宪法。当然历史从来都不是这么简单的，你不能说法国革命的失败就证明了乌托邦人性观一定错了，也不能说美国宪法的成功就证明悲剧人性观一定是对的。但这组历史对照，确实是两种人性观各自逻辑最震撼的展示。
冲突激化：战争与犯罪的观念对决
这个终极解法与权衡取舍的对峙，还只是倒下的第二块多米诺骨牌。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两种人性观在两个非常具体、非常有冲击力的问题上是怎么掐架的，那就是战争与犯罪。我们先来说战争。假设你现在是一个小国的领导人，你的邻国最近大规模扩充军备，那么你应该怎么办呢？乌托邦人性派会说，那你千万不要跟着搞军备竞赛，那只会加剧紧张局势，让对方觉得你是在挑衅，这最终会把双方推向战争。你应该做的是加强对话、增进互信、签署和平协议，因为战争归根结底源自于误解和恐惧，消除了误解，就消除了战争的根源。戈德温就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态度温和，不构成军事威胁，就不会被攻击，因为没有人会去攻打一个明显无害的邻居。那么在这个逻辑之下，爱国主义、军事联盟这些东西不但没有用，反而是有害的，因为它们制造了敌意，煽动了情绪，让本来可以通过理性对话解决的问题变得不可收拾。戈德温管爱国主义叫做“故弄玄虚的高调废话”。
但另一边的悲剧人性派听到这个，绝对会倒吸一口凉气。他们会说你疯了吧？你的邻国看到你不设防，第一反应不会是“哦，他们爱好和平，他们真可爱”，而是“太好了，软柿子啊，不捏一下还是人吗？”美国建国先贤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里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当时美国的13个殖民地没有联合成一个国家，那会怎么样呢？他的回答连一秒钟都没有犹豫，那就是他们必然会相互开战。有人会问，这些殖民地之间有什么理由会打仗呢？汉密尔顿说，那跟人类历史上所有国家相互开战的理由一模一样：权力、领土、贸易、嫉妒、野心。这些东西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解释，它们是人性的常态。这里边其实又是两边连问的问题都不一样。乌托邦人性派追问的是战争的原因是什么，找到原因，消除它就能够实现和平；而悲剧人性派追问的是和平的原因是什么。战争根本就不需要解释，人类天然就会打仗，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有些地方人们居然没有打仗。悲剧人性派得到的答案是，因为有某种威慑机制**（Deterrence Mechanism: 通过展示实力或明确惩罚威胁，阻止潜在攻击或不法行为的策略）在起作用，比如说军事力量的均衡、足够高的开战成本。和平不是默认状态，和平是一种需要努力维持的脆弱成果。汉密尔顿说过，一个因为软弱而被人看不起的国家，连保持中立的资格都没有。你看，乌托邦人性派这边是在问恶从何来，而悲剧人性派是在问善从何来。问题都根本不同，那开出来的药方当然也是完全相反的了。
说完了战争，我们再来看犯罪。假设你所在的城市最近恶性犯罪激增，那你会怎么想呢？乌托邦人性派的直觉是，那就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失业率太高了？是不是贫富差距太大？是不是这些罪犯小时候受过虐待？罪犯不是天生的坏人，他们是被环境逼成这样的。戈德温就说过，罪犯与社会上最高尚的人之间的区别，不过就是境遇而已。所以，乌托邦人性派往往是激烈地反对死刑的。他们认为死刑是以刑事正义之名实施的冷血屠杀，正确的做法不是惩罚，而是改造。要找到这个人误入歧途的社会根源，修复它，这个人就会回归正常。那么在这个逻辑里，惩罚就是野蛮的、是倒退的，因为它放弃了寻找终极解法。而另一边的悲剧人性派就完全反过来了。他们会说，一个人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通过伤害别人来满足自己，这需要什么特殊解释吗？这就是人性。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没有犯罪，是因为有惩罚在威慑他们。法律、监狱、警察这些东西存在的意义不是改造灵魂，而是让犯罪的代价高到大多数人都不敢去试。你现在说要减少惩罚去搞改造，那你其实就是在降低犯罪的成本，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不难想了。在一个非常具体的犯罪问题——枪支的管制上，两边遵循的也是差不多的逻辑。乌托邦人性派认为，枪支这种工具的流通就是暴力的病灶之一，所以只要减少枪支流通，就能够减少暴力。管住工具，就管住了问题。而悲剧人性派这边是延续了威慑与成本那个逻辑。他们认为，有犯罪意图的人总能搞到武器，可以是枪，也可以是别的。而枪支管制真正剥夺的，是守法公民的自卫能力。你这又是在降低犯罪的成本。所以你看，无论是面对战争还是犯罪，两派人连病因的诊断都是截然相反的，那开出的药方自然是南辕北辙了。
词义重构：自由、平等、正义的底层分歧
前面说完的这些分歧，还是在具体的社会议题上的。而接下来的这个分歧，是发生在字典里的。当两拨人在争论平等、公平、自由、正义、权利这样一些关乎我们大是大非的词汇的时候，他们听起来是在聊同一件事，但实际上他们对这些词的底层定义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两种人性观最深层的一道裂痕。我们先来看公平和平等这两个概念。我们从一个体育比赛的场景出发吧。假设有一场赛跑，所有的选手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起跑，他们都遵守同样的规则，没有人作弊，那么最后有人跑了第一，有人跑了最后，那请问这场比赛公平吗？悲剧人性派会说当然公平，因为规则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过程也是公正的，那结果就是公正的，不管谁输谁赢，同一个人一直赢也是公正的，每次不同的人赢也是公正的，只要规则没有问题。而乌托邦人性派会说等一下，你说所有人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的选手从小就请得起私人教练，有的选手连一双像样的跑鞋都买不起，有的人天赋异禀，有的人天生腿短。在这种巨大的先天和后天差距面前，同一条起跑线本身就是一个幻觉。形式上的平等（Formal Equality: 法律或规则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不考虑个体差异）其实掩盖的恰恰是实质上的不平等（Substantive Inequality: 由于起点、环境或天赋差异导致的结果不平等）。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 法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讽刺，他说法律庄严地禁止富人和穷人同样不得露宿街头，同样不得沿街乞讨和偷窃面包。你看，规则是一样的，但是规则对于穷人和富人是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的。所以你看到了吗？两边不是在争论该不该要平等、该不该要公平，他们都想要平等，都想要公平。他们争的是平等或者公平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一边说的平等，其实是过程平等（Equality of Process: 强调规则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不论起点和结果）；是规则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不管你的起点是什么，不管结果是什么。而另一边说的平等是结果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 强调通过干预来确保社会成员享有相似的生活水平或成就），是如果同样的规则产生了严重不平等的结果，那么这个规则本身就有问题，就需要被修正。这两种平等观最重要的一次交手，可能就是美国的黑人平权运动（Affirmative Action: 美国旨在纠正历史性歧视，促进少数族裔和女性在教育和就业中机会平等的政策）。乌托邦人性派认为，既然美国历史上对黑人的歧视造成了起点不平等，那就必须用制度手段去纠正结果，比如大学招生要向黑人学生倾斜。而悲剧人性派认为，一旦你为了纠正结果而在规则里区别对待不同的人群，那你就破坏了过程平等。你看，这不是程度之争，不是说多一点平等还是少一点平等，这是定义之争。
这个定义之争的模式，几乎是在所有那些关乎大是大非的词汇上都一模一样。比如说自由。悲剧人性派说的自由（Liberty: 免于外部干涉和强制的状态）是没有人强迫你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政府不管你不禁止你，你就是自由的。至于你口袋里有没有钱去行使这个自由，那是另一回事。但乌托邦人性派会说，开什么玩笑？你已经穷得吃不起饭了，法律上没有人限制你去五星级酒店吃饭，你管这叫自由？一个人的自由应该取决于他能不能够真正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你没有手段去做一件事，那你在这件事情上就是不自由的。你看，乌托邦人性派看重的是结果，所以对于乌托邦人性派来说，自由不是那种免于干涉的权利，而是免于匮乏的能力（Freedom from Want: 摆脱贫困和物质匮乏，拥有基本生活保障的自由）。只要你因为贫穷或者环境所迫，没有办法达成一个目标，那你就是不自由的。而两边的分歧最极端的爆发点，是在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 追求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公平分配，通常涉及对不平等的纠正）这个概念上。索维尔甚至说，社会正义这个概念代表了两种人性观最极端的冲突。因为在乌托邦人性观这边，社会正义是至高无上的，不就是实现了完美的社会正义的地方吗？而在悲剧人性观这边，社会正义这个词根本就不值一提。为什么会有这么极端的差异呢？因为社会正义要求的是整个社会的产出按照某种公正的原则来分配，而不是任由市场过程产生什么结果就是什么结果。这在乌托邦人性派看来是天经地义的，社会是人造的，它的分配当然应该反映人类的道德标准。税收就是最直接的体现，乌托邦人性派一般都主张给富人加税，用来缩小贫富差距，这是在用政府的权力来矫正结果。
但在悲剧人性派这边看来，这个要求从根子上就错了。哈耶克说市场并不是一个人，它没有意图，也没有道德责任。市场产生的结果不是谁安排的，没有人决定张三该赚多少钱，李四该赚多少钱，所以你也无法说这个结果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你可以说一个人的行为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但是你不能够说一个无人控制的自发过程是不是正义。要求一个市场产生出正义的结果，就像是要求天气要对地球上每一个有人住的地方都要公平一样荒谬。而更加关键的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实现社会正义，也就是按照某种预设的标准来分配社会产出，那你就必须集中巨大的权力在某一个机构手里，让它来决定谁该得多少。而在悲剧人性派看来，任何拥有这种权力的机构，最终都会变成服务于自身利益的社会毒瘤。所以悲剧人性派通常都主张减税，要让市场自行去配置资源，因为他们不信任任何机构有足够的知识和美德来替所有人决定钱应该怎么花。有没有发现，不论是在讲自由，还是在讲正义，两种人性观遵循的其实都是我们刚才提过的那个模式，乌托邦派看的是结果，悲剧派看的是过程。而这种分歧的根源，还是在他们的人性观。乌托邦派相信人性是可以完善的，那既然完美是可能的，那么结果的不完美当然就是制度的失职，所以他们必然要求以结果的优劣来裁定规则的合法性。而悲剧派对人性是身怀戒心的，他们认为人注定不完美，强行制造完美的结果必然需要赋予少数人绝对权力，而这正是暴政（Tyranny: 残酷压迫和不公正统治）的开端。所以他们宁愿放弃对结果的幻想，死守过程公平这条底线。
结语：审视你的底层人性观
现在，我们把前面所有这些多米诺骨牌连起来看一眼。我们一开始是从最基本的一个判断出发的，就是你觉得人性是可以被改造的，还是基本上改不了的？就从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出发，我们一路推导出了对知识的不同定义，对社会运作方式的不同理解，对战争和犯罪截然相反的解释，以及对平等、自由、正义这些最基本词汇完全不同的定义。一块牌倒下去，后面的全部都倒了。这就是索维尔这本书最让我感觉了不起的地方。当你看到那些表面上毫不相关的争论，从刑罚的尺度到税收的制度，从军事策略到平权运动，乃至于社会革命，它们的底层全是同一条裂缝，那就是你对人性的那个直觉判断。所以我们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为什么同一拨人总是在看起来一些毫不相关的议题上总是站在同一边呢？不是因为他们相互串通了，不是因为阵营站队的惯性，而是因为他们共享了同一种人性观。这种人性观甚至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它就在那里，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我们对每一个问题的第一反应。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保守主义这个标签不好用，因为它描述的是一种姿态——保守、不愿变——但它没有告诉你这种姿态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而悲剧人性观就把它给讲出来了：不是因为我害怕变化，而是因为我认为人性有根深蒂固的局限，所以我对那些试图彻底改造社会的宏大方案抱有深深的怀疑。我不反对改良，我反对的是认为人性可以被改造得相当完善的那种改良。同样的，经常用来描述左派的，比如像是进步主义，这个标签也不够准确。它描述的也是一种姿态——追求进步——但谁不想进步呢？真正的分界线不在于你想不想进步，而在于你认为进步的方式是什么。乌托邦人性派相信可以通过理性设计直接达到一个更好的结果，而悲剧人性派相信只能够通过维护和改良那些已经经过时间检验的制度和过程，一点一点地往前挪。但是不管你现在是站在哪一边，索维尔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有一句话，我觉得值得每个人听进去，他说：“利益的冲突主导短期，而观念的冲突主导历史。我们往往愿意为自己的观念做任何事，除了认真地审视它之外。”而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帮你认真地审视它。好，这本**《人性观的冲突》**就为你解读到这里。这本书籍的详细信息呢，我已经放在节目下方的描述栏里了，供有需要的朋友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