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的東西》：机械唯物论与存在主义的交锋

今年荣获四项奥斯卡大奖的电影《可憐的東西》（Poor Things），无疑是年度最受瞩目的作品之一。影片讲述了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怀孕女子贝拉（Bella）自杀后，被科学家戈德温（Godwin）人工复活的故事。戈德温将贝拉母亲的脑部移除，植入其腹中婴儿的脑部，使得贝拉拥有成人身体和婴儿心智，成为戈德温密切观察的实验对象。

这种“取脑实验”的构想，实际上源于启蒙时代盛行的机械唯物论（Mechanical Materialism: 认为宇宙万物，包括人类意识，都可还原为物质及其运动规律的哲学思想）。在18世纪之前，人们普遍相信笛卡尔心物二元论（Descartes' Mind-Matter Dualism: 认为心智和物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实体，心智拥有自由意志，由上帝赋予），认为大脑中存在一个控制身体的灵魂。然而，哲学家拉梅特利（La Mettrie）通过大量“取脑实验”发现，即使大脑被移除，身体器官仍能自行运作。这表明身体拥有自身的运动原理和意志，人类身体实则是一台决定其行为的自动机器。因此，“解剖即命运”，所谓的灵魂和自由意志不过是大脑的想象。

《可憐的東西》将拉梅特利的机械唯物论推向极致。戈德温随意组装动物的头颅和身体，如同玩乐高积木一般，贝拉的身体也像机器般被重新组装。最终，贝拉继承了戈德温的科学事业，将前夫的脑部换成了羊头，实现了拉梅特利的机械主义梦想——人是机器，人脑也可与动物身体互换。

兰西莫斯电影中的人性与动物性

在导演兰西莫斯（Lanthimos）过往的电影中，我们已多次见证人性与动物性的转化：在《非凡宗教欲望》（Dogtooth）中，父亲谎称母亲会生出狗，暗示孩子如同被驯养的狗，拥有永不成熟的犬齿；在《单身动物园》（The Lobster）中，找不到伴侣的人将被惩罚性地变成动物，单身者如同被社会放逐的动物；在《圣鹿之死》（The Killing of a Sacred Deer）中，主人公一家被诅咒后，人类的自由意志被束缚，丧失了类人的行动能力。

在这些作品中，人类行为缺乏人性的温暖，受限于其动物性身体。与基督教赋予人类自由意志、使其进行道德判断的观念不同，兰西莫斯电影中的人物被剥夺了自由意志，缺乏道德主体性。

挑战机械唯物论：贝拉的成长与家庭的病态结构

然而，《可憐的東西》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挑战了这种机械唯物论，不将人性简化为纯粹的动物性。整部电影都在回应科学家戈德温提出的那个问题。

电影初期，贝拉确实与动物无异，没有自主意识、理性或道德感，只有纯粹的婴儿冲动。真正拥有主体性的是如同父亲般的戈德温，他可以对贝拉进行实验，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但为了不受干扰地控制实验结果，贝拉始终被父亲创造的人工环境所限制。

在《非凡宗教欲望》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过于全能的父亲形象：孩子们不被允许了解外部世界，只被允许说父亲教给他们的语言，而非通用语言。他们一直待在家中，由父亲供养，结果成为没有自主意识、无法长大的巨婴。

这两个例子都反映了哲学家巴迪欧（Badiou）所说的“家庭的病态结构”（Pathogenic Structure of the Family: 指家庭作为人类社会中最难动摇的结构，即便在现代社会，仍可能保留父权制、家庭暴力和控制型父母等不民主的权力结构）。家庭是人类社会变迁中最难动摇的结构。即便在公共领域，我们已进入现代民主的公民社会，但在私人家庭中，却仍停留在封建状态，充斥着父权制、家庭暴力和控制型父母。现代社会因此隐藏了一种病态的分裂：人们在外面高喊自由民主，回到家中却重塑了一个不民主的权力结构。

《非凡宗教欲望》的结局是孩子们终于有机会探索外部世界，而这正是《可憐的東西》的开端。贝拉偶然间看到了外部的真实世界，而非父亲创造的温室。这种新体验让她渴望了解未知，反抗创造者的欲望也随之萌芽。

逃离家庭牢笼：里斯本的社会规训与羞耻的诞生

在贝拉发现身体的愉悦后，反抗意志变得更加强烈。贝拉的行为立即遭到麦克斯（Max）的批评。在今天看来，这或许没什么，但在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自慰被视为道德罪恶。如同弗洛伊德（Freud）著名的案例“小汉斯”（Little Hans），三岁时开始玩弄生殖器，却被母亲威胁再玩就剪掉，后来小汉斯患上了恐慌症。同样，电影中的戈德温从小被父亲阉割，成为太监，以免疫性诱惑，专心科学研究。这种性压抑的案例在维多利亚时期比比皆是。也正是因为家庭内部的压抑，让贝拉选择离开家庭这座“自由的牢笼”。

当贝拉抵达里斯本时，电影画面从黑白变为彩色，仿佛象征着她离开了那个只看到黑白两色的压抑家庭，开始首次体验美食、性爱和音乐，满足探索真实世界的欲望。

但《可憐的東西》揭示，即便一个人能逃脱家庭的桎梏，也仍无法逃脱社会强大的限制性结构。在高级社交场合，贝拉被邓肯（Duncan）教导要遵守规则，只能说某些台词。但当贝拉按照邓肯所说去做时，却因为说话时机不对，导致社交场合无法正常运作。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社会学家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所说的“破坏性实验”（Destructive Experiments: 指通过故意打破社会规范来揭示这些规范的存在及其对社会秩序维持的重要性）。社会互动之所以能顺利进行，是因为每个人都潜意识地遵循着道德脚本：吃饭时什么话不该说，隔壁桌发生什么事应该假装没看到。这些规范早已内化于我们的骨髓之中。当人们的行为偏离脚本时，就会被纠正，以稳定现实的运作。这反映出社会秩序实际上是人们不断努力维护的结果。

相比之下，贝拉的心智年龄是儿童，没有羞耻感，没有道德框架的禁忌，反而能享受不受限制的自由。贝拉就像伊甸园中的夏娃，在吃下善恶果之前，不知道何为道德。直到被邓肯多次教导后，她才开始感到羞耻。

在这里，戈德温的问题得到了答案：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羞耻。达尔文（Darwin）认为，羞耻是人类独有的情感，因为只有人类会脸红，其他动物不会。脸红是因为人们在思考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所以当贝拉开始感到羞耻时，这意味着她正在逐渐长大，多了一个人性的维度。一方面，她自然地渴望自由；另一方面，她又学会了人类独有的羞耻感。这两种都是区分人与动物的特质，但它们却是矛盾的：因为羞耻，贝拉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孩童般无拘无束，而必须限制自己的自由。

雅典的自我提升与世界的真相

在前往雅典的旅途中，贝拉的人性被拓展到第三个层面：不只是对自由的渴望和羞耻感，还渴望自我提升。玛莎女士（Ms. Martha）和哈利先生（Mr. Harry）之间的辩论，实际上是19世纪哲学家们热议的话题：社会和人性是否有可能进步和改善？

如果拉梅特利的机械唯物论是正确的，那么人性就如同动物，皆由身体欲望和冲动驱动。这意味着贝拉注定会重复她母亲的行为，因为她是一个由母亲身体决定的存在。然而，以歌德（Goethe）为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学派则认为，人可以通过哲学知识改造社会，从而改善人性。进步就是人从无知走向有知，通过新知识来培养自己的精神。贝拉的成长过程正是这种自我提升的体现。这也是玛莎女士建议贝拉阅读歌德的原因，因为正是歌德开创了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 一种文学体裁，描绘主人公从青年到成年的精神成长和性格形成过程）的传统。这种乐观主义让欧洲人相信他们将引领全人类的进步，因此19世纪也被历史学家称为“进步的时代”。

然而，这种为进步而求知的欲望，反而让贝拉意外地看到了世界的真面目。航行至亚历山大港，这是此行中唯一的非欧洲城市。19世纪末的埃及是英国殖民地。在这里，贝拉首次发现世界不只有美好的事物，世界上还有许多受苦受难的人。在这部剧中，“可憐的東西”变成了那些第三世界的劳工。资本主义为欧洲带来了财富，却也掩盖了幕后大量劳动人民的极端贫困。即便贝拉想帮助穷人，也无能为力，富人与穷人的世界之间没有连接的阶梯。

贝拉这才意识到，她之前所经历的美好生活，原来只是少数欧洲人独有的特权。此时的贝拉知识储备不足，尚不明白欧洲国家的进步和维多利亚人的自由，是建立在掠夺殖民地国家资源的基础之上。她反而将问题归咎于金钱的稀缺。结果，贝拉“劫富济贫”的行为，让她和邓肯都变得可怜，被迫在巴黎下船。但这却让贝拉改变了视角，像穷人一样生活，不再是体验世界的美好，而是去了解世界的丑陋面。

巴黎的权力关系与性自由的矛盾

在巴黎的妓院里，贝拉终于认识到世界的丑陋面——性关系中的权力动态。旅程之初，邓肯告诉贝拉：无需承诺一对一的关系。但当贝拉与其他男人发生性关系，并想比较其他男人与邓肯的性能力差异时，却被邓肯视为“贬值”。贝拉这才意识到，性经验丰富的男人会被视为情场高手，而性经验丰富的女人却会被羞辱为荡妇。天生追求性自由的贝拉，却发现了性关系中缺乏自由的一面。

这种矛盾在贝拉于妓院工作时变得更加明显：有些男人渴望的是女性缺乏自由、女性的反抗。这让贝拉再次面对人性的两种矛盾：人渴望性，也渴望自由，但性关系中却蕴含着不自由。贝拉化解冲突的方式，是摆脱对男性的经济依赖，认识到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赚钱，这也让贝拉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者。

至此，旅途中的四个城市，正反映了贝拉对自由的探索，以及她所面对的四重矛盾：

• 在伦敦受父亲掌控，体验家庭与自由的冲突。
• 在里斯本受社会规训，体验羞耻与自由的矛盾。
• 在雅典受知识匮乏限制，体验自我提升与自由的悖论。
• 在巴黎受权力关系束缚，体验性与自由的矛盾。

每一次旅程，贝拉都有新的冲突需要克服，这也让她对自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贝拉的真相：解剖非命运，女性主体性的觉醒

最终，贝拉兜兜转转回到了伦敦，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原来贝拉是脑移植的产物，她既是自己的母亲，也是自己的孩子。这立即引出了一个问题：贝拉过去追求自由的行动，真的是出于她自己的自由意志，还是由母亲的身体所决定？如果她只是重复母亲的行为，那便不是真正的自由。

贝拉因此取消了婚礼，跟随前夫去发现母亲的过去，找出这具身体的真相。原来母亲并非善类，而是一个以他人痛苦为乐的人。这与贝拉所展现的人性恰恰相反。贝拉的成长过程也与母亲相反：自杀的母亲在当时会被认为是疯子，被送进精神病院；但在贝拉的性关系中，却是邓肯因无法得到贝拉的爱而发疯，最终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拉梅特利“人是机器”的理论被推翻了，解剖并非命运。但当贝拉离开前夫时，却面临了自由的最后一个障碍。维多利亚时代的性科学认为，女性不服从、情绪失控，或对男性不感兴趣时，可能是歇斯底里（Hysteria: 一种历史上曾被认为主要影响女性的精神疾病，症状多样，被归因于子宫问题或情绪失控）的症状。为了驯服女性，出现了各种奇怪的治疗方式：震动摇椅、子宫按摩、切除阴蒂。总之，问题都在女性身上，而非父权制将女性逼疯。

直到法国医生让-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发明了催眠疗法，歇斯底里才从身体问题转变为心理问题。在原著小说中，贝拉抵达巴黎时曾请沙可进行催眠实验，但她却是假装被催眠，配合演出，让沙可认为自己的治疗成功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主体性的反抗。这种反抗正是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 由弗洛伊德创立的心理治疗方法和理论体系，通过揭示无意识冲突和压抑的童年经验来理解和治疗心理问题）的起源。弗洛伊德（Freud）最初跟随沙可使用催眠治疗歇斯底里，但当他触碰女病人的额头时，却遭到拒绝并被告知：“别碰我。”这促使弗洛伊德转向谈话疗法，让病人讲述自己的过去。当被压抑的历史被揭示出来时，歇斯底里的症状便消失了。

而在电影中，贝拉是被前夫指控为歇斯底里的女人，但过去的真相却隐藏在母亲的身体里，而非贝拉的头脑中。所以，去发现母亲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发现自己身体被压抑的真相。因此，贝拉不仅是一名医生，更是一位精神分析师，将身体所经历的历史转化为意识的历史。在结局中，她得到了关于自己的真相：贝拉并没有重复母亲的道路，即便拥有一个疯狂的身体，却依然拥有自由的心灵。

萨特的存在主义：自由、超越与责任

那么，自由究竟是什么？在启蒙时代，人类首次高喊人拥有大胆求知的自由，无需畏惧任何政治或宗教权威。许多科学家应运而生，进行各种实验来检验真理。但当实验对象变成人类自身时，追求自由的科学家反而创造了反抗自己的权力。戈德温与贝拉的关系，就像上帝与他的造物。贝拉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男人，也都渴望成为她的创造者：以父爱之名压抑她的欲望，以未婚夫之名将她束缚为妻子，以爱人之名指责她是荡妇，以丈夫之名将她囚禁在家。

但贝拉每一次都拒绝成为造物：她主动离家冒险，离开“上帝”戈德温；拒绝未婚夫的要求；抛弃邓肯，将他逼疯送进精神病院；最后，她还通过手术将前夫变成了羊。所有阻碍她的男人，都成了可憐的東西。

贝拉展现了人类与众不同之处：人会质疑和反抗创造者。哲学家萨特（Sartre）认为，万物被创造出来都有其目的。剪刀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剪东西，贝拉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满足戈德温的求知欲。造物的本质由其创造者所定义。但人类被父母创造出来后，却会反问自己为何存在。其他动物不会问这个问题，只会遵循创造者的安排。例如，狗可以被设定为家犬、缉毒犬、导盲犬，但你不会看到狗突然想成为缉毒犬。

这就是贝拉与第二个实验品菲丽希蒂（Felicity）的区别：菲丽希蒂只是一个造物，没有自己的主体性；但贝拉会质疑自己被创造的目的。这代表着人性的一种超越性（Transcendence: 指人类能够超越其既定存在状态和环境限制，通过自由选择和行动来定义自身、规划未来，并实现更高层次的自我完善）。人可以超越其造物状态，去规划自己的未来，实现更完整的人性状态。当一个人超越了施加在自己身上的限制，也就超越了自己。

人性中这种被遗忘的超越性，被萨特称为自由。每个人生来都是不完整的，如同一个未完成、需要完善的艺术品。但只有当人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他才成为这件艺术品的作者，可以把自己塑造成想要的样子，而不是被家庭和环境所塑造。就像贝拉的衣服从被束缚，变成了拥有自己个人风格的穿搭。

但人们常常忘记自己其实是自由的，忘记自己可以干预世界的运作。当哈利选择对世界的苦难漠不关心时，他将自己定义为绝望的人，否定了人类自由行动的可能性。而贝拉为穷人落泪的那一刻，她用自己的眼泪做出了一个道德选择，决定将世界的苦难视为自己的苦难。

自由因此也意味着责任。因为每一次自由的行动，都是在向世界树立一个榜样，展现人可以活出怎样的可能性。当法国被纳粹军队占领时，萨特高喊：“这是我们法国人最自由的时刻！”为何被占领时还能称之为自由？因为成为纳粹战俘的法国人，依然有机会证明战俘并非被决定的存在，而是能够反抗并重获自由。当法国人选择反抗纳粹时，是在替全人类做选择，决定人应该认同怎样的生命价值。

同样，当贝拉两次拒绝婚姻时，她用行动证明了女性可以拥有不被婚姻束缚的人生，拒绝让社会定义何为女性。

《可憐的東西》因此成为一个存在主义的宣言：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贝拉。在每个人内在的生命中，都蕴藏着自由的可能性。家庭的掌控、社会的期待、金钱与权力、性关系与道德，这些至今仍在限制人类生命的桎梏，让人类活得像可憐的東西。但贝拉向我们展示，成为一个自由的存在是可能的。我们每个人降生于世，都拥有成为自身创造者的潜能，重新找回我们内心深处那被遗忘已久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