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行为特性的底层逻辑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普遍熟悉中国人的某些特性，例如缺乏公德心、极度自私以及喜欢占便宜等。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底层，互害现象非常严重。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人特性，但这些共同特性背后是否存在一种底层逻辑？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现象不限于拥有中国国籍的人，而是将“中国人”定义为一种道德和生活状态。无论民族、肤色、语言或居住地，任何表现出这种道德状态的人，都可被视为“道德上的中国人”。这种“道德中国人”的特点，可以总结为“极端的利己主义”，它导致了普遍低下的道德水准，甚至有时比动物更低。

利己主义的定义与行为表现

首先，我们来讨论利己主义（Egoism: 一切行为都从自身利益出发，不考虑他人）的定义。通俗来说，利己主义就是一切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完全不考虑别人。如果更严谨地细分，心理学和伦理学上有一种重要的观点，即心理利己主义（Psychological Egoism: 认为人的所有行为和想法最终都是利己的理论）。美国哲学家乔尔·范伯格（Joel Feinberg）在其论文《心理利己主义》中解释道，心理利己主义认为任何人最终能够渴望或追求的唯一事物就是自己的利益。心理利己主义者并不否认人们有时会渴望自身福祉以外的事物，例如他人的幸福，但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当人们将他人的幸福视为实现自身幸福的手段时，才能渴望他人的幸福。这意味着，人们主动选择的任何行为，无论具体表现是对自己有利还是对他人有利，其心理基础都在于自身满足。

然而，在事实层面，确实存在利己和利他的行为。换言之，尽管在心理层面可能存在共性，但在实际行为上，人们明显会做出利己行为和利他行为，这种区别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在具体的行为上表现出完全的利己主义，同时基本没有利他行为？这种特有的行为模式，其心理机制、社会机制，即其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

从最小的生活琐事来看，中国人基本上没有公德心，且极为自私，以自我为中心。例如，人们至今未能养成排队的习惯，更常见的情况是不顾他人进行争抢。中国人喜欢大声说话、大声播放手机内容，完全不顾周围人的感受。此外，中国人开车时非常喜欢狂按喇叭，即使在城市拥挤的居民区也是如此，丝毫不顾及给别人带来的噪音污染。

从更广的层面看，中国人在上学考试过程中，完全是一种单打独斗的排他式竞争。如果同学失败、没有考好，对个体而言反而是好消息，因为名次会因此上升，被录取的机会增大。因此，中国人在青少年阶段所受的教育，基本上就是单打独斗、极端利己主义的模式。学校本身根本不会培养同学们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利他行为。之后，到了职场竞争乃至择偶和婚姻阶段，中国人也充满了算计，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盘算，希望别人倒霉，希望自己步步高升。职场的阴谋诡计、婚姻家庭的阴谋诡计数不胜数。无论是同事、朋友、配偶、亲属，这些人在中国人看来，全部都是需要防范的“外人”，而且是随时可以为了利益而抛弃牺牲的人。

如果再上升到政治国家层面，情况更是如此。所有在中国从政的人，全部都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搞政治不是为了他人的幸福，而是为了给自己谋利益。中国古语有云：“千里来做官，为的是吃和穿。”到今天，这种利己主义的具体表现就是官员集体贪污，政府根本就是民众财富的收割机。中国政府的功能基本上就是官僚阶层用来损人利己的工具。

总而言之，中国人从最琐碎的生活细节到最宏观的政治层面，都完全贯彻了极端利己主义。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巨大的酱缸（Jar Culture: 中国文化中一种自我封闭、互相倾轧、道德低下的社会现象，由柏杨提出）之中，为自己疯狂捞好处，顺便恶整别人。

动物界的利他行为与生物学基础

以上所说的内容，中国人自己可能不会察觉，因为他们早已习以为常。汉朝刘向编纂的《说苑》中有一段话：“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白话来说，就是在恶臭的环境中待得太久，自己就会被慢慢同化，不会觉得恶臭。但在事实上，这种恶臭环境并非正常环境，其下的极端利己主义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病态的反常表现。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人之外，几乎不存在完全利己、毫不利他的族群，无论是在人类还是动物当中，这种情况都很少见。但中国人似乎是一个例外，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

我们先来说动物。在动物界中，当然也存在利他行为。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摒弃一种无知愚昧的观念，即认为动物世界完全是弱肉强食、自私自利的丛林社会，动物是极为自私的。这种认知实际上违背了现实。动物学研究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动物都会表现出利他行为，甚至为了别的个体而牺牲自己。

这里要提到动物学家贝科夫（Marc Bekoff）和皮尔斯（Jessica Pierce）撰写的《野兽正义：动物的道德生活》一书。这本书解释了动物为什么会存在利他行为，这其实是生物演化的自然结果。利他主义的生物学基础，或者说脑科学的基础，就是大脑中所存在的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 一种神经元，能让人通过观察他人行为来理解并模拟其感受，与共情和利他行为相关）。这种神经元决定了动物是否具有感情投射、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的能力。因此，它与共情、信任、利他主义等行为有直接联系。作者在书中写道，镜像特性的神经元广泛分布于我们的大脑当中，通过想象自己做出和他人同样的行为，并在心理上将自己投入到另一个人的立场当中，镜像神经元使我们能够理解另一个人的行为。这种神经元是为了发展出语言和复杂合作而进化出的高级神经元。因此，共情能力和利他主义，其实是大脑演化产生的高阶生物能力。

如果纯粹从演化角度来说，人和动物其实没有本质区别，都是生物演化历史当中的一个阶段或分支。实际上，研究人员在哺乳动物的大脑中也发现了类似的镜像神经元。当这些神经元被启动时，动物就会产生同情心和利他行为。例如，实验人员将两只小白鼠关在互相可以看到对方的笼子里。在正常情况下，实验人员向一号小白鼠投放食物，它当然毫不犹豫地吃掉了。但之后，实验人员在向一号小白鼠投放食物的同时，利用自动电击装置对小白鼠二号实行轻微电击。电击马上让小白鼠二号感到非常大的痛苦。这个电击的痛苦过程被一号小白鼠看到，很快一号小白鼠的镜像神经元被启动，它的大脑将自己吃食物和二号小白鼠被电击这两个事情联系了起来。因此，它主动选择不吃投放的食物，宁愿自己挨饿，也不想看到同类遭受电击。这就是典型的利他行为。同类型的实验也被用在猴子身上，猴子也做出了类似的选择。

除此以外，具有利他行为的动物还包括智商很高的鲸类，例如座头鲸、抹香鲸、虎鲸等。它们的大脑复杂程度和人类更加类似，都具有结构较大的梭形细胞（Spindle Cells: 一种大型脑细胞，与高级认知功能、情感投射和共情能力有关）。这种大结构的脑细胞赋予了它们感情投射的能力，它们可以感知和想象对方的痛苦，模拟对方的处境。这种设身处地的感情投射能力，也就是利他主义的生物学基础。反过来说，不具有共情能力和利他能力的生物，是脑部进化水平很低、非常简单的生物，例如昆虫类或更简单的真菌类。那种极端的利己主义、完全没有利他行为的物种，其行为模式就等同于低等生物。

中国人利他行为的缺失与环境因素

话说到这里就非常有意思了。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中国人和其他所有人种其实没有任何区别，都是人类大家庭当中的一员。但是，为什么中国人在道德表现上有如此大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中国人普遍奉行极端的利己主义，让他们与众不同？如果说人类的本性中就含有利他主义的动机，那么中国人也应该一样，也应该是一个有利他动机的民族。所以说，现在中国人这种绝对利己主义的特征，肯定是受到了外力干扰，因为一个外部因素让中国人发生了变异。

至于为什么中国人会发生这种变异，就要谈到人和环境之间的互动。中国特殊的互动方式和环境造就了今天的现状。回到节目开始的内容，即利己主义的结构。在心理层面上，人们可能真的具有某种普遍的利己心理，但在行为上，人们的具体行为普遍来说是分为利己和利他行为。刚才也提到，利他行为是生物演化产生的结果，具体来说，这种能力来自于高等生物大脑中的梭形细胞和镜像神经元。按照科学的逻辑来看，当大脑相关功能区被破坏或被抑制时，大脑就会失去利他行为的能力。

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答案是需要创造特定的外部环境，还需要人的大脑与外部环境产生特定的互动。这个外部环境就是指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这种环境必须持续地破坏人们之间的信任。如果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下，人们就会倾向于认为他人不值得信任，也不值得为他人做任何付出。中国就是这样的环境。在中国，人们相信利他行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例如，路上遇到老人跌倒，不应该帮忙扶起来，因为老人很有可能会讹诈你的钱财。如果遇到别人寻求帮助，最好也是不予理会，因为这大概率也是诈骗。

一个互相欺骗的社会，最后会彻底毁灭人们的信任，毁灭掉利他行为的基础。这种社会的形成与目前中国政府有直接关系。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后，几十年时间通过各种政治运动，鼓励人们互相举报、告密揭发，就算是最亲近的人也不会放过。这样一种政治环境就彻底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塑造了一种人人互相伤害的社会规则。每个人都是潜在的举报者，都可能随时背叛自己。

这种政治环境实际上形成了对中国人大脑的刻意训练。当中国人试图进行利他行为的时候，往往会得到他人的背叛、欺骗，甚至会让自己处于危险境地。这种不愉快的人生经验会使中国人大脑产生负面反馈，大脑会在潜意识中告诉自己利他行为会带来负面效果，因此以后不要进行任何的利他行为。久而久之，这就形成了一种固化的反馈机制。人们与这个社会的互动方式就慢慢变成了极端的利己主义，完全抛弃了利他行为。

具体到人的脑部，在这种机制之下，人的大脑会主动选择去抑制那些可能产生利他行为的功能区，例如之前提到的梭形细胞和镜像神经元，它们的功能会受到抑制。而在人脑的尾状核（Caudate Nucleus: 大脑中一个与信任行为相关的功能区）区域，也是主导信任的行为，这些区域的神经元也会被主动地关闭，就像是熄灭的灯泡一样不再点亮。按照生物演化的一般规律，某些表现型（Phenotype: 生物体在特定环境下表现出的所有特征）的生物特征，虽然不会立即遗传给后代，但在外界长期环境的压力之下，经过很多代人的繁衍之后，就有可能永久地转化为基因型（Genotype: 生物体遗传物质的组成，决定了其表现型）特征，也就是融入血液之中。中国人的极端利己主义，正在经历从外部表现型到内部基因型的转化过程。

实际上，中国人极端利己主义、极端自私，从生物学角度来看，确实是产生于长期以来对大脑的特定功能区的遮罩和阉割。因此说中国人是“脑残”，这绝对不是谩骂，而是在描述客观事实。换句话说，中国的所谓集权专制统治，它其实是有脑科学和生物学基础的。中国历朝历代的专制政权，都是专业的“脑科学家”，在对中国人大脑进行生理性的改造之后，极端利己主义就成为了人们普遍的行为特征。这对于专制政权来说，明显有利于他们控制社会、巩固统治，因为当人们都毫不利他、完全自私的时候，就必然无法团结起来对抗政府。每个人都是作为一个极端自私的渺小个体，被强大的国家政府所控制。

缺乏利他主义的社会后果与“百年大变局”

但是，这个事实是不是说明中国的专制政府非常高明，说明他们治国方针得当、统治技术高超吗？并非如此。实际上，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所有专制政府，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当社会彻底失去利他主义，变成绝对利己的社会之后，这个状况最后会造成社会的崩溃和瘫痪，就连专制政权本身，也会被社会性的崩溃一起毁灭。集权专制政府在今天巩固统治的方法，在未来反而会造成自我的毁灭。现在可以让你登上权力顶峰的东西，在日后也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以上这番说法也有科学研究基础。实际上，最近几十年关于社会复杂性的研究早就告诉了我们，社会的信任度以及利他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用经济学术语来描述利他行为，那么就可以叫做强互惠（Strong Reciprocity: 一种利他行为，指个体愿意承担成本去惩罚违反群体规范的人，以促进合作和群体利益）的行为。强互惠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秩序的根源不是因为自私，而是因为存在无偿的利他行为。广泛的利他行为才是合作的基础。而且，当人类演化到高级阶段之后，就会自愿地承担成本去惩罚那些违反群组规范的人。这里所谓的惩罚就是群组内部会用道德和强制手段，去制止占便宜、搭便车、欺骗等损人利己的自私行为。

在国际知名的圣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所发表的研究报告中，社会生物学家赫伯特·金蒂斯（Herbert Gintis）以及萨米尔·鲍勒斯（Samuel Bowles）联名发表了题为《强互惠的演化》的报告。这个报告认为，人类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够延续和发展，就是因为群组内部存在强互惠的行为，或者说利他的行为。这种行为在原始社会就一直存在。非洲的原始民族布须曼人（Bushmen: 非洲南部的一个原始民族，以其狩猎采集社会中的强互惠行为而闻名）当中，至今都保留了明显的强互惠行为。在狩猎和采集的社会，如果缺乏利他行为、缺乏互助行为，最后的结果就是无法生存。所以在布须曼的孔族群组当中，族群会惩罚那些不愿意共享食物和资源的人，也会惩罚那些自己不劳动而享受别人劳动成果的人。这种惩罚更多的是一种公开的羞辱和道德压力，以确保人们能相互信任、相互合作。

举例来说，如果在打猎的时候，大家都能合作围猎一个猛兽，那么这个过程就能顺利进行下去。但是，如果成员中有大量的人选择搭便车，故意在围猎的时候偷懒躲在一旁，那最后很可能造成围猎失败，而且本方成员很可能会被猛兽反杀，会被团灭。也就是说，贪生怕死、占别人便宜的极端利己主义，会造成本方成员团灭。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战争的时候，如果战争期间大量的本方成员选择自私自保，躲在后方不主动出击，那么这支军队到最后是没有战斗力的，其结果就是被对手团灭。

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就是人类自旧石器时代开始，就必须实行利他主义。群组当中需要有大量的个体自愿奉献自己，自愿做出牺牲，为群组利益而行动，而且必须毫无保留地相信他人。这就是利他主义行为，也就是强互惠的基础，它其实是为了生存。这就是为什么原始的宗教和祭祀也在这个时期开始产生，因为群组内部的道德利他主义的精神动力都需要宗教来支撑。以此为基础才会产生强互惠的行为，群组内部才有秩序、才有合作，这个群组才有可能稳定地生存下去。

与此相对，这个研究报告也说明，内部如果缺乏强互惠的行为，这种种群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就会更低一些。根据经济学的基础模型推算，假如说一个种群内部完全没有信任感，彻底失去了利他行为，那这个种群必然会崩溃和灭亡。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自私自利、完全利己的种族。每一个种族多多少少都有利他行为，因为完全利己的种族在历史上早已灭绝了。

回到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极端利己主义这个趋势在最近几十年得到了空前加强。在古代，虽然中国这个地方的人也相对自私、相对小气，但是毕竟这片土地还是存在一些强互惠的行为。例如，在中国华南地区，依靠宗族祠堂所组成的基层社区内部，依然靠伦理道德维持了很强大的利他行为，因此它存在强互惠的基础。而除此以外，中国的民间宗教信仰，例如祖先崇拜和民间神祇的崇拜，都在道德和精神上减少了绝对的利己主义，让社会还可以维持基本的合作，维持基本的秩序不至于崩溃。

但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专制政府彻底铲除了民间信仰，铲除了民间秩序，不管是祖先崇拜还是神祇崇拜都被制止。同时，它强迫人民群众互相告密、互相揭发，用极为下三滥的手段互相斗争，就彻底瓦解了民间的道德基础。从此之后，中国人实际上已经被改造成了另外一个人种，也就是历史上那些已经灭亡的、内部没有强互惠行为的人种。

像这样一种无法互相合作、只会互相拆台、互相算计、极为自私的种群，他们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是非常低的。只要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这个族群就会显示出各种不适应，而且很快就会被团灭。如今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说气候环境等自然环境因素也在发生巨大变化。在整个巨变之下，只有懂得利他、懂得合作、适应能力强的种族才有机会生存下去。中国人作为一群极端利己、极端自私的人，作为一个没有强互惠行为的种族，自然它的适应能力是极为低下的，因此被团灭的概率也是非常之高的。

中国人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于这个大变局，有很多人都在解释，解释半天说不清楚什么意思。今天我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到底什么意思。所谓的大变局就是指整个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由于中国人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物种，所以当面对这个巨大的外部变化的时候，他们的适应能力、他们的调整能力就非常低，所以这个就很有可能造成中国人被团灭。所以这个百年大变局其实就是一个“团灭局”，中国人要被团灭了。

当然了，正如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的，今天所讨论的“中国人”他不是一个国籍，而是一个道德状况。只要你极端自私自利、完全不利他、没有同理心、没有任何强互惠的行为，那么你就是一个“道德中国人”，你最后绝对会被团灭。所以说，中国人的历史、中国人的故事就是给全人类提了一个醒，让大家好自为之。这就是中国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