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书之难：从满怀期待到遥遥无期

今天，我们不聊读书，来谈谈出书这件事。近几年来，不断有朋友问我什么时候能再出本书，其实并非我不想，我已经有两本签了出版合同并完成交稿的书，都与西方艺术史相关。但在当前的环境下，我估计它们二十年内都无法出版。

我之前在讲解《文学之冬》那本书时，曾在标题里写道：“我有话要对你们说，因为再不说可能就没机会了。”当时很多人留言说我是标题党、危言耸听。我想，这些网友可能生活在海外，无法想象现在国内的创作环境究竟是怎样。事实正如我在那期节目结尾所说：文学之冬已经到来了。

今天，我就想讲讲为什么我的书一直无法出版，以及现在的创作环境到底如何。我知道，即便这期内容只在海外平台发表，也可能让我面临风险，毕竟我人还在国内。但是，这些话我已经憋了好几年，不吐不快。我会尽量克制，不触碰红线——虽然在中国，谁也不知道这条红线到底在哪里。而这恰恰是我今天想探讨的主题：我们到底还能写什么、说什么、做什么？

过往的出版经历与遗憾

大约四年前，我在国内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关于西方艺术的杂谈《非主流艺术史》，是我在意大利留学期间写的；另一本是回国后策划的《漫画欧洲史》系列。这两本书在出版过程中都留下了一些遗憾。

《非主流艺术史》的装帧质量很差，一翻就散页。但当时我刚毕业不久，觉得能有公司愿意出版就已经很不错了，便安慰自己将来出名了可以再版。这本书确实也带来了意外收获，好几位出版编辑主动向我约稿，我后来签的两本书就是因此而来的契机。

《漫画欧洲史》的遗憾更大。我们原计划出版四到五本，但第一本《了不起的古希腊》刚印刷出来还没发行，签下我们的图书公司就倒闭了。因此，后续的推广营销完全没有进行。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本书在零宣传的情况下首印的5000册竟然卖到脱销。可惜因为公司倒闭无法加印，导致后来盗版满天飞。

虽然这两次出版经历都充满波折，但我当时的心态依然积极。市场的良好反应让我觉得，只要下次能与更实力雄厚的图书公司合作，或许就能打造出畅销书。

无形的枷锁：出版审查的红线与双重标准

然而，我万万没想到，2022年疫情封控结束后，有形的封锁虽然解除，无形的封锁却接踵而至。如今三年过去，无论是我的个人著作还是与人合著的书，都一本也出不了了。

我与所有认识的编辑交流，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告诉我，现在一切与西方文化、艺术、历史相关的书籍都不敢出了。因为任何关于西方的内容都可能牵涉到意识形态问题，必须严格遵照官方叙事，不允许“百家争鸣”。他们害怕书中一旦出现与官方叙事不符的内容，所有相关工作人员都会被撤职，永不准再进入出版行业，出版社也要关门整顿。

我曾震惊地问，难道以后我们就不再了解这些涉及西方的知识，不再出版这类书籍了吗？编辑告诉我，并非完全不能出，但需要做重大选题备案（Major Topic Filing: 指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敏感内容的出版物，在出版前必须向相关主管部门申报并获得批准的制度）。我仅仅是讲讲梵高、莫奈、毕加索，谈谈欧洲各国的艺术流派，竟然也需要做重大选题备案。

原因在于，这些内容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宗教、历史题材，甚至人物裸体，而这些都被视为可能牵涉意识形态的敏感内容。因此，每一句话都要交给专门的部门逐字审读。例如，书中涉及宗教的部分，要提交给宗教内容审核机构；涉及历史的部分，则要交给历史审核机构。据说，某些特定内容的表述方式是完全规定死的，一个字都不能差。比如，文中一旦出现“台湾”二字，后面必须紧跟一句“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总而言之，创作自由荡然无存。并且，即便你严格按照官方规定表述，也完成了重大选题备案，所有内容都通过了审核，风险依然存在，因为规则是动态变化的。今天适用的表述方式，明天可能就因新政策而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两本艺术史的书，合同签了，稿子交了，其中一本甚至连书号都有了，并且按照规定删减了近三分之一的内容，却至今无法面世。

到了2025年的今天，各大出版社索性不再碰西方相关的选题。我前几年还会偶尔问问编辑书的进展，现在已经彻底不问了，因为我深知当下的环境，也理解编辑比我更难。

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从国外引进的书籍，执行的却是另一套更为宽松的标准。外国人写的书，只要删减部分敏感内容，基本都能出版，即便某些表述与官方不一致也无妨。这非常可笑：我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却只能享受最低限度的自由，而任何一个外国人能享受到的自由都比我多。我有时会开玩笑地想，难道我现在生活在殖民地，被某个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统治，所以才只能当二等公民吗？

我隐约能猜到这背后的逻辑。对引进图书执行宽松标准，或许是为了向世界证明我们这里“有创作自由”。如果外国人的书因表述与官方不一致就不能引进，那“没有创作自由”的事实不就暴露了吗？

因此，我最近在构思一个计划：等我写完手头的小说，或许可以先取个外国笔名，将作品翻译成英、日、德、法等语言，在国外出版，然后再作为引进书回到国内。如果这条路走得通，国内读者能看到的内容也许会比现在更丰富，毕竟引进书的审查标准更宽松。我甚至开玩笑说，我的本名听起来像朝鲜人，说不定还能冒充北韩作者赚点噱头。

自由的代价：在夹缝中求生的自媒体创作

现实是，这几年无论我拿着稿子找哪家出版社，编辑一听是西方相关内容，都会愁眉苦脸地拒绝。末了，他们还会建议我写写中国艺术史、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 指被各群体、团体或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或国宝文物。没错，现在几乎所有出版社都在扎堆做传统文化选题，因为这既没有风险，又能获得政府的各种奖项，工作成果斐然。至于销量，对国营出版社而言，或许只是浮云。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政府能出台一本成文的创作规范，哪怕规矩再多，只要把所有情况都列明，什么内容必须用何种表述，我也能接受。因为只要有具体、明确、公开的规范，就意味着还存在一定的自由空间。最可怕的是没有具体标准，一切都依赖机构的审核判断，这意味着无论你写什么、怎么写，都可能是违规的，创作自由的空间也就被彻底挤压了。

有些人可能觉得，我现在能在YouTube这样的海外平台做自媒体已经很好了。确实，我那些无法出版的西方艺术史内容，大不了就改成影片发布。我频道现在的会员内容，就是将其中一本书的内容改编而成的。但你们可能无法想象我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许多不能说的代价，大家或许能猜到。但还有一些你们可能想不到的。曾有很多编辑想与我合作出版关于国宝文物、中国艺术史的书，但一听说我在海外平台做自媒体，就立刻打消了念头。因为选题虽然安全，但我“这个人”有风险。万一哪天YouTube自媒体人被定性为“阶级敌人”，那么即便书的内容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所有参与者也同样会受到牵连。

我知道有人会觉得这是杞人忧天，但你不得不承认，当下的环境确实会给人造成这样的压力与恐惧。前段时间，我对一个想转战YouTube的朋友说，做这件事是有代价的。你在这里能享受到更多自由，但为了这点自由，你相当于斩断了自己其他所有的路。这就像润（rùn: 网络用语，源于英文单词“run”，意指移民或移居国外）出国一样，为了呼吸那口自由的空气，你必须献祭过去拥有的一切。

这就是自由的代价，也是我现在如此“躺平”的原因。我不再参加画展，不给出版社投稿，也不参与影视创作，因为我已经为了YouTube上这一口自由的空气，献祭了这一切。虽然我的肉体躺平了，但我的内心真的意难平。创作自由本应是我的权利，但现在，为了得到这么一点不完整的权利，我却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特权与权利：为何《黑神话悟空》不代表创作自由

当然，我知道肯定会有“小粉红”反驳说，我们有创作自由，否则怎么会出现《黑神话悟空》和《哪吒2》？我认为，但凡能问出这种问题的人，肯定不是生活在国内。因为只要你生活在这里，就不可能不知道，像《黑神话悟空》这样的创作团队所享受到的创作自由，根本不是一种普遍的权利，而是一种稀有的特权。

所以，中国能出现这样的作品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片土地最不缺的就是特权。我不知道他们如何获得这种特权，我也不想知道，因为我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且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些特权也受到极大限制。否则，这些团队为什么不能用原创的故事背景和人物去创作，而非要借助孙悟空、哪吒这些传统文化形象呢？这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里就是没有创作自由。

文学之冬已经在这片土地上降临了，我们终将慢慢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我知道这么说有风险，但说出来真的很爽。

累了，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