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探讨北京“低端人口”的生存现状

大家好，我是庄也，欢迎收看庄也杂谈。今天我们继续聊回国的话题。上集我们谈到了在北京生活比较滋润的一群人，包括企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体制内员工、大厂员工以及在外企工作的人。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那些在北京生活不那么舒服的人群，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低学历、低收入，绝大多数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Wàilái Rénkǒu: 指从外地来到某地居住和工作的人）。

说到“外来人口”这个词，估计很多外国人听不懂，如果不解释，他们可能会以为这些人是非法移民。然而，但凡了解中国的国情和户口制度（Hùkǒu Zhìdù: 中国特有的居民户籍管理制度，将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限制人口自由迁徙），就能理解这个词的含义。在中国，一个中国公民在自己的国家之内，并非可以完全做到迁徙自由。如果您是一个外地户籍的人在北京，俗称“北漂”（Běipiāo: 指从中国其他地方来到北京工作和生活的人），并且在北京买了房子，或者租得起高级公寓，这类人通常在北京有自己的生意，或者有正规工作。所谓正规工作，指的是在体制内、大中型民营企业或外企等效益不错的单位工作，能够正常发放工资，收入不低，单位也能正常缴纳五险一金（Wǔxiǎn Yījīn: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简单来说，就是衣食无忧、生活水平较高的北漂。对于这些人，他们可以踏踏实实、舒舒服服地在北京待着，没有人会干涉。

“低端人口”的定义与强制清退

然而，如果您是另一种北漂，即大多数是农村户口，没有长期稳定的正规工作，低收入、低学历，从事低端产业的人群，例如小企业、小门店吸纳的流动人口，如服装厂、建筑工地的临时工，油漆工、搬运工、装修工、快递员、外卖员、家政业以及按摩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等，这类北漂基本上需要一天到晚与城管和保安打交道。讽刺的是，有不少城管和保安本身也属于这类人中的一部分。

在官方话语中，这些人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低端人口”（Dīduān Rénkǒu: 中国官方曾使用的一个词汇，指代低收入、低学历、从事低端产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常被批评带有歧视色彩）。这个词一听便知，充满了从上到下俯视的傲慢姿态。这个词最早出现是在2017年11月，即2017年11月18日夜晚，北京南部大兴区西红门镇一处位于城市边缘的廉价公寓发生了一场大火。这次事故导致19人死亡，8人受伤。火灾原因是公寓地下室的服装厂失火所致，死者大多数也是服装厂的外来员工。他们所住的公寓硬件条件极差，一侧有防盗窗封锁，另一侧走廊堆满了杂物，导致他们逃生困难，最终酿成这场人伦悲剧。

火灾发生后的第二天，北京市政府立刻部署了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以消除安全隐患为名，对市内的出租公寓、地下室、工业园区、物流中心等外来人口的聚居区，进行了无盲区、无死角、全覆盖的清查。紧接着，北京市政府就发布了一个通知，要将所谓的“低端人口”赶出北京，把所谓的“低端产业”疏解腾退。

强制驱离的狠辣手段

接下来，驱赶人员的方法非常直接：首先是断水、断电，再断暖气。如果到期还不走，直接派人上门清理行李。如果反抗或不服从管理，则行政拘留。手段非常狠辣，一点不留情面。这种做法瞬间引爆了国内外的舆论，“低端人口”这个词被国内外媒体紧揪着不放，批评其充满了歧视和当权者的傲慢，甚至称之为“北京切除”。

“切除和清理低端人口”在北京发生的远不止一次，但大多数人只知道2017年大兴火灾那次，因为它太出名了。再往后，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还有一次，只不过2019年的这次比较隐蔽，也不再提“低端人口”这四个字，因为它也知道丢人。于是，在方式方法上做了一些改进，显得不是那么极端和激进，至少不像2017年11月那次那么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它比较讲究策略。

柔性驱离的策略与影响

这种策略有好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不允许地下室出租，明面上的理由是防止火灾隐患。我之所以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我父亲有一个同学，他儿子当年没有考上大学，家里人不能看着孩子无所事事，于是就在北京天通苑买了几个地下室，装修好打算出租。结果没过几年，就来了这么一个政策，地下室不被允许出租。你看，之前的投资一下子就打了水漂，损失可谓非常惨重。

第二个是关于合租。在北京可以合租，但是不允许太多人合租，制定了一个群租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一室一厅最多住4个人，出租屋的人均居住面积不能低于5平米，而且每个房间居住的人不能超过两人。这是一般的规则，有的小区甚至更极端，一个出租屋的整个单元只能租给一家人住。

你看，前面这两条——不允许地下室出租和不允许太多人合租——从官方的话术来说，北京政府是为了防止那些黑心房东私搭乱建，一个房间里挤上一大堆人，用隔板挡着的大通铺，这种住法既没有隐私也不安全。政府声称是为了租客们的居住体验和安全着想。但是，仔细一想又不尽然。租客们并非是被黑心房东拿着刀逼着被迫挤在一个屋子里，他们都是自愿的。说到底，还不是因为这种群租方式房租便宜吗？便宜到他们愿意承受这种安全代价。当然，隐患肯定存在，这不能回避。但是，只要出租业者（房东）的房屋改建符合相关规定，证照齐全，通过了消防检查和安全检查，而且隐私和安全性都达标的话，为什么非要限制人数？难道一个屋子里住两个人就安全，超过两个人就不安全吗？因此，我个人觉得，政府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个背后的原因，就是变相地给这些群租的住户们增加房租负担。

我算了一笔账，以北京海淀区边上的昌平区为例。现在是2024年，昌平区的平均房租大概是每平米65块2毛2。如果拿一室一厅50平米的房子来计算，每月租金大概是3261元。如果最多住四个人分担，每人每月大概是800多人民币；两个人分担，就是每人1600元。有人说1600和800不多，但对某些低收入者来说，这就是非常重的负担。而且，我们采样的昌平区房租还算便宜。同样是50平米，海淀区每月租金是5470元，朝阳区是5215元，东城区是5908元，那更是住不起。只有昌平区或丰台区这样的近郊区，距离城区说近不近、说远不远，房租还算便宜。如果您连昌平区都负担不起，那就只能去平谷、延庆、密云等远郊区，房租是下来了，每月1000多元，但是交通成本和通勤时间又上去了，这其实更难受。因此，实际上这就是北京政府实施的一个新版的清退“低端人口”的措施，用高房租这个隐形的大棒，逼着那些低收入的外来人员离开北京。

除了变相提高房租这个手段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子女上学问题上给他们设置障碍。自2017年大兴火灾之后，接下来的几年，政府对外地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入学政策和教育资源是双双收紧。当然，表面给的理由还是因为安全原因，然后就关闭了很多面向这种低收入群体的打工子弟学校。实际上就是逼着你离开，因为孩子要上学，不在北京上，去哪里上？北京的高端私立学校也读不起，难道让孩子辍学吗？因此，留给这些孩子家长们的唯一出路，就是把孩子送到户籍管理比较宽松的二线小城市，通过买房的方式在当地落户，为子女取得在当地就读公立学校的入学资格，然后家长们也就跟着孩子一起留了下来。

街头规范化与城市烟火气

前面我们说了三条：不允许地下室出租、不允许太多人合租、关闭低收入者打工子弟学校。这三条就已经把很多所谓的“低端人口”清理出去了。但是还会有一些“漏网之鱼”，于是就还有最后一个大招，就是依靠城管（Chéngguǎn: 中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负责维护市容市貌、交通秩序等）和工商管理部门一起发力，对街头的小摊小贩进行集中整治。

这个方法在不同地方实施的标准不一样，在北京算是比较柔性的。它不是说完全取缔这些我们以前在街上经常能看到的流动摊贩和路边摊，而是采用了一种“撤摊进店”（Chètān Jìndiàn: 指政府推行的一种城市管理政策，要求街头摊贩进入室内店铺经营）的方式，全部把他们搬到了室内，比如超市、购物商场、公园里的商亭、街边的临街底商之类的，反正就是不让在外面摆摊，美其名曰“街头规范化管理”。有人说这么做是好事，又干净又卫生又整洁，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这个我不争辩，其实我个人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

路边摊其实它是一种文化的范畴，可以说它的历史非常悠久，而且它也是北京古老的民俗之一。老百姓经常说煎饼果子、关东煮、鸡蛋灌饼、糖葫芦，街边摆摊实际上是一个传统，什么烤苞米、捏糖人、卖糖葫芦、卖冰棍、卖煎饼果子呀，它体现出一种浓浓的城市的烟火气。但是确实它不好看，但能不好看到哪去？反正我不知道您怎么想，我是挺怀念当年街边摆摊的。话说回来，除了那些坑蒙拐骗的，比如“一刀切下去就倾家荡产”的新疆切糕（Xīnjiāng Qiēgāo: 一种由核桃仁、葡萄干等坚果和糖浆制成的糕点，因早期有不法商贩高价售卖而引发争议），想当年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每月工资还不到1000块钱，也碰到过新疆切糕。说好是5块钱一两，人家说童叟无欺，你指哪儿我给你切哪儿。结果我这么一指，人家一刀下去往内侧一斜，好家伙上秤一量，五斤，250元人民币！完蛋了，我一个月的伙食费没了。你说是给不给吧？不给吧，人家手里有刀；给了吧，那我不就跟这个价格差不多了吗？250。再说了，你争也争不过他，人家刚才说了童叟无欺，你又不是童，你又不是嫂，欺的就是你，没毛病。最后好说歹说打了对折，拿走一半切糕，就是两斤左右，然后给了他100元。回家，这两斤啊，接下来几天我就预算比较紧张，也没钱吃饭了，净吃切糕了。这有点跑题了。

虽说有极个别不守法的路边摊，但那都是多少年之前的事了。现在大部分的街边摆摊的都是遵纪守法。因此，节目中我得表个态，我是非常支持路边摊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情怀，而且也是因为它非常低廉的经营成本。有生意你就出来摆个摊，没生意或者刮风下雨你就回家歇着。虽说成本非常低，可以养活很多低收入的北漂一族。但是你现在要是这么一刀切，强迫所有的摊位都给我搬到室内去，所谓就是为了好看，为了整洁，街上一个摆摊的不许有，我觉得这就有点不合适。并不是所有的小摊小贩都能承受入室经营的成本。要是搬到室内了，管你刮风下雨，管你人多人少，它是有每月的固定经营成本的，房租、水电、取暖，每月需要多少租金你算过吗？那穷人租得起吗？有人说，我能不能租便宜点的，不租大的地方，我租小的门脸行不行？Sorry，不行。现在北京中心城区已经开始限制新建的经营场所，其使用面积低于60平米的餐饮企业。除此之外，那些已经存在的小门脸餐饮店和食品摊位，将面临着更加严格的监管。

前面说的就是第四条，通过街头规范化行动，在经济上面收紧那些能够吸纳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岗位数量。你看，挣不到钱，这些外地人不就都走了吗？因此，我们总结一下，前后两次驱赶所谓的“低端人口”，第一次是2017年大兴火灾，这是强制驱赶；第二次就是从2019年8月份一直到现在，是柔性驱离，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其结果就是，现在如果你去北京，估计很多人都能深刻体会到，现在北京的低收入外来人口比前几年是大幅减少，尤其是在北京城区范围之内。不过在北京城的外围区域，远郊区，那些房租稍微便宜点，管得稍微松一点的地方，也还是有一些外来务工人员的。

离开北京后的去向与困境

当然，我前面说了半天，有人好奇，说庄也你又不生活在北京，这些信息你怎么知道的？难道通过查资料了吗？还是说你瞎编的？不是，有一天我们出去玩，坐出租车，司机师傅跟我们聊天说到这事，他告诉我们。然后这个司机师傅就对现在北京这种治理措施颇有微词，说外地人为什么现在全都被迫离开了，什么原因？几大损招：不允许地下室出租、不允许太多人合租、关停打工子弟学校、再整治路边摊，一条条紧锣密鼓地布置下来，你所有的所谓“低端人口”谁能扛得住？你除了离开北京，你还有什么别的路吗？所以说，你看北京的出租车师傅，你没事得跟他们多聊天，能了解不少最近在国内外发生的最新变化。

至于这些我们前面提到的被赶走的所谓“低端人口”，他们离开北京之后去哪了？这个倒不用太担心，毕竟中国这么大地方，能够让你吃饱饭的地方又不是只有一个北京。你还可以去很多地方，比如去一些离北京比较近的，但是往外赶人的力度没那么大的城市，像天津、唐山、保定，或者是其他一些户籍管理比较宽松，能够让孩子落户念书上学的二三线城市，或者是距离自己家乡比较近的县级市、地级市之类的。大原则就是往小城市挪。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小城市都适合底层人民讨生活。关于这个，我还有个故事跟您分享，也是这次回国我亲身经历的。

小城市的挣扎与回乡无门

我这次回国除了北京和上海之外，又去了另外一个小城市访友。这个城市的具体名字我就不说了，是距离北京不远的一个三线小城市。我这个朋友开车带我在街上溜达的时候，我就看到街边有烤苞米的（烤玉米）。这个您知道，在加拿大那的玉米都是那种水果玉米，甜嗦嗦的，一点没有玉米的香味。回国我就特别馋这口，我特别馋的，一个是顶花带刺的小黄瓜，还有一个是国内的巨峰葡萄，还有一个就是国内的玉米，尤其是烤玉米，闻到香味我就走不动那种。然后我就让朋友停车，我下去买几个烤玉米。这位摆摊的是一位大概40-50岁的农村大姐，附近就她一个摆摊了。我一问价格，3块钱一个，也不算太贵。我就看着大姐也挺辛苦的，两个手因为总是拨弄烤玉米的炭炉子，黑黑的，这让我想起白居易（Bái Jūyì: 唐代著名诗人）笔下的《卖炭翁》（《Màitàn Wēng》: 白居易创作的一首讽喻诗，描写了卖炭老人的艰辛生活）的“两鬓苍苍食指黑”这么一个感觉。反正手就是黑漆麻乌的。然后周围经过的人，问价的多，买的少。于是乎，我这个怜贫问苦的爱心一发作，就觉得这大姐太不容易了，我就说那你给我6个吧。大姐一听吓一跳，你吃得了吗？我就说，你甭管，我能吃。大姐就给我六个，说六个，三六一十八元。我就说，给你20，甭找了。大姐吓一跳，说你干啥呀，你来扶贫吗？我说是看你不容易，多给您两块钱小费。大姐说我们这没有给小费的规矩，然后就突然觉得我这个人可疑，属于来路不正那种。你看穿衣风格也跟周围人不一样，当时刚刚入秋，秋风萧瑟，周围人穿都挺多的，结果你呢，穿一个小小短袖，又抗冻还能嘚瑟，你是不是美帝间谍呀？我心说，什么美帝间谍，我是加拿大间……不，间什么谍呀，差点被你绕进去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海外华人，很久没有回国吃这个烤玉米了，看到这个东西比较馋，走不动道。大姐一听噗呲就乐了，哦，外国人，难怪，难怪办事风格这么独特。这大姐说的，把我臊得一个大红脸。我说不是不是，什么外国人？洋装虽然穿在身，但我心依然是中国心，馋虫依然是中国的馋虫。然后这个大姐就说，你甭管馋不馋虫了，这个小费我是不能收，你既然给我20，那我就再多给你一个苞米。我一算，好，7个苞米20块钱，那我还占人家一块钱的便宜。这大姐把我感动得够呛。

然后我拍拍屁股正准备走人，我都没想到这大姐后面跟了一句：“那啥……你是外国人，说话好使呗，能不能替我们跟上面反映一下？你看我们这些摆摊的，我也不占道，我也不违法，我们也服从管理，能不能给我们一条活路啊？能不能别往死里打击我们路边摊了？”我当时一听，心里头就咯噔一下子。很明显，这位大姐她是偷偷来出摊的，回头很可能遇到城管，那今天挣的这点仨瓜俩枣，那够呛能拿回家去。我就说大姐您放心，您这话我一定给您带到。不过我人微言轻，而且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就是一个外人，管事儿的那帮人能不能听我的，这个您也甭抱太大的希望。但是说我肯定说。然后大姐就给我鞠个躬，就好像我真能帮他办似的。意思说你看，我是说到做到。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很大程度上，就是为这位大姐来发一个声。如果屏幕前恰好有工商管理部门的，或者是管市容市貌的，或者是城管的，因为我在北京的城管部门也有一个同学，这期视频我打算也发给他，让他看看。当然他不是当官的，也是城管的后系统，不上街那种，而且也不欺负老百姓。据他说，北京的城管现在文明执法，对小摊贩还是挺nice的。但是外地的这些三线小城市的城管，那就不好说了。因此，我这里替这位卖烤玉米的大姐，向各位官儿老爷求个情，现在经济不好，生活不易，大家都难。当然我也理解你们是上面压下来的任务，但是遇到这种情况，小本生意上街出摊的这种弱势群体，您高抬贵手，上面问你就说你追了，你没追上行不行？当然这个有点跑题了。

城市打工者的困境与未来

我们说回驱赶外地人，这些人离开之后，有的去了二三线城市，有的就是回老家附近的小城市。但是您发现了没有，虽说这些外地人很多人是农村户口，但是他们基本上都不会回农村老家去。主要是因为现在回农村已经回不去了。一方面，大部分人回去也没地给你种；就算有地给你种，你会种吗？就算你会种，你吃得了那个苦吗？就算你吃得了，你能挣钱吗？因此，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回不去他们农村的老家了。

这个我是怎么知道的？也是打听来的。我这人就好打听。这次回北京，有一天就是我和我太太去逛街，逛了一天，脚都快逛肿了，就特别想去什么地方把脚按一下。然后我突然就发现，好像以前北京城这满大街的足疗店好像都没了，类似的像什么洗浴、按摩、足疗。当然现在街上也有，但是感觉就是比疫情之前少了很多。然后我就打开美团（Měituán: 中国领先的生活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提供外卖、团购、酒店预订等服务），看看我们附近有没有什么比较受欢迎的足疗场子。结果美团上还真有，而且人家还有团购价格，就是100分钟，两个人一共是300元左右，包括泡脚、按脚，外加头部和背部按摩。于是我们俩就去了。这个店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因为你知道我这个说话嘴里没把门的，省得给人家添麻烦。

进店之后，我和我太太被安排在一个屋子里面，就是并排两个沙发床。我们俩先是泡脚，然后就进来两位女服务生。从外貌上看，这两位一个30多岁，一个40多岁。听口音，都是外地人，但是口音不是太重。从说话风格上来看，感觉应该是那种已经在北京漂了很多年的打工人。她们俩就是一边为我们服务，一边就跟我们聊天。那个40多岁的是贵州什么什么地方，我有点忘了，她为我太太服务；30多岁的这个她是来自陕西宝鸡，然后她为我服务。然后我们就是一边按脚一边聊。

于是我就问到她们说现在北京街头的按摩店怎么这么少。一聊到这个话题，就好像聊到痛点上了。她俩就说，现在北京对这个行业打击得特别厉害。先是在疫情期间，这种公共经营场所，它的封控程度比一般的民企都严，动不动就是让你关门好几周，开几天，然后再关门好几周。这种关门期间，客人进不来，服务员也都不让出去。最苦的是谁？是老板。生意做不了，房租又不能少。关门封控期间，服务员的工资你当然不用发了，但是他吃喝你不得管吗？所以说，所有的老板基本上都是血亏，就是导致很多店当时都开不下去了。后来一个个的就是关店走人。她们这个店还算是坚持得比较久的，挺过了疫情。但是没成想，在疫情之后，这生意你别说跟疫情之前比了，就是连疫情期间都比不过呀。为什么呀？一个现在政府的各种检查呀，什么达标，防火防盗，这各种各样的额外要求，这个就不说了。但是最大的问题还是现在客源有限，就是没有客人来了。大家兜里都没钱，你要是来按个摩呀，按个脚，这种生活刚需之外的消费，这个服务的频率就大幅度减少。

那位40岁的贵州大姐就跟我们说，她工作的第一家足疗店是开在东三环，那个时候2009年，足疗的价格是45分钟才28块钱。服务稍微多一点就是38、48、58这样的。连保健按摩一个小时也只不过60块钱左右。所以说这个价格，我们一听好像好便宜。说是不是那个时候你挣得少？这个不一定。那个时候虽说挣得少，但是他钱比较抗花呀，物价也低呀。而且他服务一次基本上就是一个小时，加上那个时候她也年轻，累它也有限。不像现在，现在你按个摩、按个脚的，它的起步时间就是80分钟、100分钟左右。但人要是稍微多一点，那感觉手都快按断了。她就给我举了个例子：“哎呀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特别的好，一直没有闲下来，下了工又上工，下了工又上工，是我有史以来最忙的一天。一天我干了8个足疗，一直干到凌晨4点。妈呀，感觉手都肿了，最后那个客人我捏都捏不动了，那手都是麻的。不过那天挣得多，挣了400块钱。你问开心吗？开心！但是话又说回来，那钱多是好事，但是他不能天天这么干呐，那不要命了吗？”哎呀，人就是这样，太闲了又挣不到钱，太累了身体又受不了。你看就是话里话外，跟她这么一聊，就感觉到还觉得还是以前舒服。虽说不怎么富裕，但是也不穷。而且那个时候人也年轻，觉得有奔头，还想说是真的，以后万一有机会能在北京安顿下来，在郊区买个房子什么的。结果到了现在，再想起原来那些想法，就好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终于认清了社会现实。甭管自己再怎么努力，这个生活它是时时刻刻在抽打你，提醒你，告诉你，北京不是你的家。

现在你看她每月挣的钱，从数字上看，比十多年前刚来的时候确实多了。但是这个工资上涨的幅度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而且你挣同样的工资，你所需要的工作时长还长了，这就相当于工资实际上是比原来低。而且原来，我们拿足疗来举例子，做一个足疗挣的钱跟老板是五五平摊。现在老板这边的经营成本上去了，客人又少，五五开那就不现实了。那怎么办？但是它这个比例没有告诉我，肯定是比原来少。我给她算了一下，她大概一个客人能够提50块钱左右。我一算，你看我们这次两个人花了300，50块钱一个人，两个人就是100。你看，1:2的关系，老板拿二，她们拿一。生意好挣得多的时候，她们每天能够挣到200块钱左右。当生意不好的时候，每天也就只能挣个100块钱多一点。加起来这么一算，每月工资从4000到6000不等。但是有一个好的，就是包吃包住，晚上就住在店里面。但是从工资上来看，真的是不多。大部分的时间，她们是挣不到6000块钱的。她们得需要累得像狗一样，才能挣到这个数字。当然“累成狗一样”这几个字不是我说的，是她说的原话。

还有，以前想着说能在北京买个房子，城里买不了，咱们去郊区买呗。现在这个，人家原话这么说的：“哎呦我了个天呐，连想都不想这个问题了！你看我还要买房子，我们在北京能生存下去就不错了。”我就好奇，我说至于吗？在北京怎么连生存都成问题了？她就说到了房租这块。你看她这么说的，说北京以前租房子也没说像现在这么贵。当然她按摩呢，一般按一边说，没像现在这么贵。多人共享一个房间好像也很普通。以前公寓多呀，但是自从那个大兴失火之后，然后好多公寓就都关了拆了，没拆的公寓也都不让出租了。我2009年刚来北京的时候，住在海淀上地那边，那周围那就是廉租公寓多的是，动不动一大片连在一起，上千间的房子，现在都没了。

我当时就听她聊，这心里也是挺不是滋味的。我就问她：“那既然在北京生活这么难，你咋不回老家？”一说到回老家，给我按摩的这看宝鸡来的服务生一听这个，立刻就接茬了，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些话，就是她告诉我的：“呀，回家种地？你想什么？没地给你种！就算有地给你种，你会种吗？就算你会，你吃得了那个苦吗？你吃得了的话，你能挣钱吗？”然后这位就开始跟我说他们老家的生活。结果一说老家，旁边那个贵州的女服务员又有的说了，说她儿子，但是你别看这个服务员她才44岁，但是她儿子都25了，而且她儿子也有下一代了，你看44岁就当奶奶了。她就说她儿子在老家的小县城里面，一个月除了五险一金之外，工资也就5000多。这点钱在老家还行，但是也只能够他自己吃。这夫妻俩你得一起挣钱，一起养孩子，而且你不能有其他方面的意外开销。但凡要是遇到一些稍微大一点的风浪，那就不行了。当然这个我们聊了很多，咱们就长话短说，咱们今天也不能把这期节目做成她俩的专场。后来也是杂七杂八地聊了不少其他的社会上发生的一些八卦新闻。

总而言之，我觉得跟她们聊天收获挺大的。至少可以让我们从这些底层的打工者身上，稍微了解一些平时我们很少关注，很少去倾听的一些低收入外来人群在北京的真实生活情况。按完了之后，走的时候我们结账完了，然后我太太就特意去那个员工休息区找到她们俩，每人偷偷给塞了200元人民币。当时她们脸上的惊喜的表情，我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当然我们不是为了图她们感恩，好像是彰显自己有多么的爱心爆棚，显示自己高高在上，俯视人家，买人家一个感激涕零什么的，没那个意思。这个钱实际上就算，你看，这些聊天内容我这不拿来做视频了吗？所以说，这400块钱就算我给她们的信息咨询费，劳动所得，没有任何施舍的意思。

好，今天我们时间又到了。今天说了一些比较接地气，关于北京低收入人群的一些生存现状。当然我只是聊了一些在我眼中看到的，这个我最后也不用总结了，这个视频里也不方便多说，大家可以自己思考，然后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