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严重高估的中国人口数据

中国的实际人口数字是高估的，并没有官方宣称的14.1亿那么多。其根本原因在于，从1990年之后，中国的生育率数据就被高估了。

1991年，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 指在不考虑国际迁移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要维持稳定，平均每位女性需要生育的子女数量，通常为2.1），当时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但是，为了维持这项政策，有关部门就开始篡改生育率数据。例如，200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平均每个妇女只生1.2个孩子，但国家计生委和统计局不相信这个数据，将其修改为1.8。

他们大幅修改出生数据，导致出生人口被严重高估。根据我的测算，中国目前的真实人口应该不到12.8亿，而不是官方公布的14.1亿。

这种修订的一个方法是依据教育数据。以2000年为例，1.2的生育率意味着当年只出生了约1280万人。但官方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是1379万，他们仍然觉得这个数字太少，认为有很多小孩被瞒报，直到六岁上小学时才会显现出来。于是，他们将当年的出生人口修改为1771万。到了2006年，这批孩子上小学时，小学一年级新生数量恰好是1750万。他们便声称，用小学数据修正出生数据是准确的。

然而，这批小孩到了2014年上初三时，人数就只剩下1400万了。这暴露了另一个问题：由于中国的教育经费是中央出大头，省里出中头，县里出小头，地方基层政府有强大的动力虚报小学生数量，虚报比例可达20%到50%，以获取更多经费。

数据造假如何扭曲了人口结构认知

人口数据的高估，使得我们对实际人口结构的认知产生了偏差。中国的城镇化率实际上可能比官方统计的更高，而农村的老龄化问题则远比城市严重。

人口普查以常住人口为准，即在一个地方生活半年以上就在当地登记。但一个从东北农村到上海打工的人，可能在上海登记后，又在半年内回到东北老家，导致两头登记。人口流入地如上海、深圳、广州、南京，人口数据基本准确，重复登记的情况较少。但在人口流出地，如东北、湖南、贵州、河南的农村地区，重复登记现象非常普遍。

通过比较人口普查数据和后来的全员核酸检测数据，可以发现这一点。深圳的核酸检测人口比普查人口还多一点，上海、广州、南京的数据也基本一致。但像长春、沈阳、天津、石家庄、郑州这些城市，核酸检测数据比普查数据要少6%到25%不等。全国许多地方都有10%到20%的水分。

由于农村地区的人口重报更为严重，这意味着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比官方公布的要高。

而在老龄化方面，农村的问题远比城市严重。以2020年人口普查为例，全国60岁以上老人占比为18.7%，其中城市为15%，城镇为16%，但农村高达24%。由于舆论很少关注农村的老龄化，所以大家普遍感觉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觉得城市的老龄化尚不突出。

近年新生儿数据的“断崖式下跌”

2020年之后的新生儿数据相对准确一些，而此前的则被严重高估。2023年，官方统计局公布出生了902万人，但卫生统计的数据是870万，如果根据生育率计算，可能只有800多万。

2024年的出生人口反弹了6%，达到954万，这个增加比例应该是可信的。因为结婚数据与下一年的出生数据高度相关。由于三年疫情导致结婚减少，但在2023年放开之后，结婚数增加了12%，这支撑了2024年出生数增加6%的合理性。然而，2024年的结婚数暴跌了21%，这意味着2025年的出生数将会暴跌，官方公布的数字可能只有730万到780万左右，实际上可能只有700万左右。

中国的出生率变化与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台湾）的平缓下降不同，呈现出断崖式的下跌。这背后，政策因素的影响远大于人口结构因素。

1990年代的急剧下降，与几个因素有关。首先是1990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One-vote Veto System: 一种考核机制，指如果地方官员在计划生育工作上不达标，其所有其他政绩都会被否定，直接影响其晋升），这使得官员将此作为重要的政绩抓手。其次是当时推行的医疗、教育、住房“市场化”改革，增加了生育成本。最后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Tax-sharing System Reform: 1994年实施的财政改革，将税收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导致大量财政收入向中央集中），导致地方政府财力短缺，只能通过更严厉地执行计划生育和发展房地产来弥补。

而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后出生人口反而暴跌，很多人难以理解。根本原因在于，以前的数据就是假的。2016年根本没有出生1800多万，当年的抽样调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5，意味着只出生了1300万左右。但当时的国家卫计委为了体现“全面二孩”政策的成功，避免机构被撤销，便大幅夸大了出生数据。这种谎言是显而易见的，二孩政策从1月1日开始实施，怀孕需要9个月，高峰期应在第四季度，怎么可能在河南、山东等地一年内出生人口增加40-50%？

即便以1300万的真实数据计算，从2016年到2025年（预计700万），不到十年时间出生人口依然是腰斩。这主要是因为结婚数的大幅下降。2013年中国的结婚数是1300多万对，到2024年只有600万对，同样是腰斩。结婚数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适婚年龄的育龄妇女人数下降（下降速度远比官方统计的快），另一方面是结婚年龄推迟（从2010年的24岁推迟到现在的近30岁）和不婚比例提高。

计划生育政策为何迟迟无法终结？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根源上就是错误的。1980年代，导弹专家宋健等人预测，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妇女会一直保持生育三个孩子的水平，到2080年人口将超过42亿。这个预测吓坏了国家领导人，从而推行了独生子女政策。但实际上，即便没有计划生育，中国人口最多也只会达到16亿然后自然下降。

这个政策的延续，则与数据造假和利益集团的捆绑有关，其模式与前苏联如出一辙。苏联在1937年进行人口普查，结果远低于斯大林的预期，暴露了大饥荒的惨烈后果。斯大林一怒之下，将负责统计的官员枪毙，导致苏联的人口数据长期不准确，最终也影响了其国家战略，加速了崩溃。

中国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2000年生育率只有1.2，本应停止计划生育，但为了符合预期，官方将其修改为1.8。2010年生育率只有1.18，又被修改成1.63。计生委的官员，如于学军、翟振武等人，为了维护部门利益，不断向最高层进言要“稳定低生育水平”，用假数据误导决策。这些造假者不但没有被问责，反而步步高升。

“祸国殃民”：一个利益集团如何误导国家决策

我的书《大国空巢》在2007年出版后，一直被认为是禁书，各省各部委都发了封杀令。但由于我的预测是准确的，2011年国家发改委邀请我提交了一份五万字的报告，建议立即停止计划生育。然而，国家领导人将信将疑，因为当时以蔡昉、陈奎元（陈云的侄子）为首的17位体制内人口学家出版书籍，声称如果放开生育，每个妇女生育4.4个孩子，每年要出生4700多万。这个预测吓坏了决策层，他们不敢采纳我的建议。

后来推行“单独二孩”政策，他们预测生育率会达到1.8，结果2015年只有1.05。即便如此，国家卫计委依然极力阻挠我的书再版，并给出版总署发公函，称我的书“诋毁计划生育政策的伟大成就”。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和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等人又预测，“全面二孩”后生育率能达到2.1。结果现实与他们的预测相差甚远。

到了2021年推行三孩政策时，理由竟然还是担心出现1950年代那样的出生高峰，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整个中国的人口政策，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错得离谱。

人口危机对中国经济与国力的深远影响

人口问题是影响中国未来的“一票否决”项。我在2014年就预测，中国经济将从2011年开始下行，因为劳动力开始减少。当时主流经济学家如林毅夫都预测中国会保持8%的高速增长几十年。中国政府正是根据这些错误的人口数据和经济预测，做出了错误的战略判断，导致了后来的中美对抗等一系列问题。

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消费人口，导致中国内需不足，只能依赖大量出口。中国经济占世界17%，制造业占28%，但消费只占12%，这种失衡的结构是中美贸易战的根源之一。

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大致相当于日本1996年的水平，经济下行是不可避免的。下一个关键拐点是2031到2035年，届时中国所有的人口结构参数将全面差于美国，经济增长率也将低于美国，可能降至1%左右的低速增长，国际格局将因此改变。

无法回避的养老金危机与社会老龄化

老龄化是最大的问题。2020年，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对应5个20-64岁的劳动力。但到2035年，将只对应2.4个劳动力；到2050年，只对应1.5个。

中国的养老金缺口巨大，目前已有三分之一的省份收不抵支，预计到2035年全国养老金将耗尽。延迟退休是必然选择。如果参照英国的模式，中国的退休年龄可能会超过70岁。这对女性的伤害最大，因为女性寿命更长，退休后可能还要独自生活十几年。未来，老年妇女的晚景会很凄惨。

计划生育的另一恶果：严重的性别失衡

正常的出生性别比是104个男孩对100个女孩。但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选择性堕胎，性别比严重失衡。2000年后，一度达到120:100，在江西等地区甚至高达140:100。这导致了约三四千万的“光棍”问题，催生了跨国买卖婚姻的灰色产业链，并将人口危机转嫁到了周边国家。

社会工程与移民政策能否拯救生育率？

有人认为可以通过社会工程，如国家统一抚养、党员强制生育等方式解决问题，这是不可能的。日本政府已经尝试了各种鼓励生育的措施，如提供补贴、贷款等，但成本高昂，效果甚微，生育率依然在下降。

中国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仅占GDP的44%（国际普遍为60%-70%），远低于台湾的59%。这意味着中国家庭的养育能力非常脆弱。政府若要大规模补贴生育，财力上无法支撑，除非大幅削减其他开支，但这又会动摇其权力基础。

此外，中国城市的人口密度极高。全国50%的人口生活在仅占国土面积0.6%的建成区内，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人口密度远超东京。高密度对生育率有天然的抑制作用，这是生物学规律。

至于引进移民，同样不现实。中国不像美国那样有持续的经济优势吸引全球移民。随着中国自身的老化和经济放缓，对周边国家劳动力的吸引力会下降。而且，中国社会缺乏管理和接纳大规模移民的能力和心态。

中国的未来：一个“未富先老”的衰落文明

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一直是世界第一大民族，人口占世界比例长期在20%以上。但由于错误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总人口已降至17%以下，每年新生儿只占世界的6%。预计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只占世界的3%。我们将从一个大国，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中型国家。

人口老化将导致社会失去活力。1989年时，中国的青年（15-29岁）比例高达30%，中位年龄25岁，是社会变革的动力。而现在，青年比例只有16%，中位年龄已达44岁，到2050年将是59岁。一个不断衰老的社会将是死气沉沉的，且由于老年人没有足够的子女依靠，对政府的依赖性会越来越高，反而可能巩固现有统治。

人口视角下的台海危机

从人口角度看，台海两岸都面临严重的人口危机，台湾的老龄化甚至比大陆更严重。战争将导致两岸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0.6左右，造成“人口雪崩”，对谁都没有好处。美国自身也在进行战略收缩。因此，只要各方保持一点理智，台海真正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大。

全球人口版图的未来：走出非洲2.0

未来全球的人口重心将再次转向非洲。几万年前，人类走出非洲，遍布全球。未来，随着东亚、欧洲等地区的人口衰退，非洲人口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不到20%上升到40%。世界各国将迎来新一波来自非洲的人口，这将是第二次“走出非洲”，彻底改变全球的人种和文明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