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唱歌手普拉斯的定罪与外国影响力计划

美国著名的说唱歌手普拉斯·米歇尔（Pras Michel）于周四被联邦法官判刑14年，他应该是这些年被定罪的名声最大的中国间谍。然而，他在中文世界的知名度可能不高，因此他的故事值得深入探讨。美国司法部门对他的指控是，他与在逃的马来西亚富商刘特佐（Jho Low: 马来西亚金融家，因涉嫌一马公司贪腐案被全球通缉）合作，参与了一项设计金额高达1亿美元的外国影响力计划。

这些资金主要用于两个目的：一是影响奥巴马政府和第一任期的特朗普政府对刘特佐欺诈案的调查；二是希望特朗普政府将郭文贵（Miles Kwok: 中国商人，因涉嫌诈骗等罪名被中国通缉，后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遣返回中国。因此，华人世界的两大争议人物刘特佐和郭文贵，虽然可能没有在商场上直接交手，更没有在微信群或中文推特上互骂，但这场暗战实际上已触及中美两国权力的顶层。

2023年3月，案件在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开庭审理。庭审期间，多位知名人物出庭作证，包括电影明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和赌场大亨史蒂夫·永利（Steve Wynn: 永利度假村创始人，在拉斯维加斯和澳门拥有庞大产业）。2023年4月，陪审团经过三天审议后，裁定普拉斯被指控的10项重罪全部成立，其中包括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要求为外国政府或实体在美国从事政治游说的人员进行登记）、向银行提供虚假陈述、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出虚假陈述、干扰证人、共谋洗钱和电信欺诈。他的量刑被推迟了好几次，最近一次是因为律师称他8月份接受了结肠癌急诊手术。普拉斯目前仍在保释阶段，预计将于2026年1月27日自首后开始服刑。

普拉斯的背景与法律抗争

普拉斯的父母是海地移民，父亲是出租车司机，母亲是医院的清洁工。他1972年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在新泽西州长大，1990年高中毕业后被耶鲁大学录取，但一年半后退学，从事音乐创作。他创立的说唱乐队在1990年代非常有名，曾获得两次格莱美奖，创作了多首热门歌曲，单张专辑发行量曾创造2200万张的惊人记录，成为整个90年代最畅销的唱片之一。成名后，普拉斯涉足政治、社会运动和纪录片制作。

普拉斯的律师皮特·蔡登伯格（Peter Zeidenberg）认为，法院的判决与指控的事实不相称，也与同案其他被告所受的处罚不相称。普拉斯将继续上诉。检察官方面表示，普拉斯为了金钱，不惜代表外国利益，影响美国政府最高层的决策，甚至牵涉两位总统，性质严重，因此希望法院判处普拉斯终身监禁。蔡登伯格律师则希望只判三年，最终法官定刑14年。蔡登伯格律师在华盛顿非常有名，他是联邦检察官出身，代理过很多起与华人学者、科学家、专业人士有关的案件，这些案件牵涉到与中国相关的联邦调查，包括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实施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期间。在美国，当华人因与中国的联系惹上官司后，蔡登伯格律师相当于“首席消防员”或“最佳修理工”。他曾代理过天普大学材料物理学教授西小新、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生物工程教授张宇恒、堪萨斯大学化学工程教授陶峰，以及其他一些华人学者。

普拉斯的人生故事正在被拍成一部纪录片，讲述他从说唱歌手到联邦重罪犯的混乱、复杂和惊悚经历。他坚持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违法动机，完全不值得如此严厉的惩罚。他遭到起诉后，有些朋友拒绝跟他通电话，他们觉得天上会有卫星监视，大家的感受已经紧张到这种程度。负责这部纪录片的是著名电影演员马克·沃尔伯格（Mark Wahlberg）的制片公司，他表示应该为普拉斯加油。纪录片中将包括普拉斯自己用手机拍摄的视频，包括他2017年与中国公安部前副部长孙力军的会面。孙力军于2020年被查处，2022年被判处死缓，他与美国的往来可能是导致习近平主席震怒的原因之一。

孙力军的神秘会面与“香蕉皮”暗号

普拉斯与孙力军的会面情节如同间谍电影，主要资料来源于《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综艺》（Variety）和《琼斯夫人》（Mother Jones）等媒体平台的报道。这些媒体通过查阅大量法庭文件、FBI和司法部文件，并访谈相关人士，大致还原了普拉斯的故事线。

2017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普拉斯在睡梦中醒来，接到一个电话，称“来自中国的表哥”要见他。普拉斯来自海地家庭，在中国应该没有亲表哥，但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普拉斯住在曼哈顿苏豪区月租3万美元的公寓，他下楼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曼哈顿东57街的世纪酒店，大约2公里距离。他报出暗号“香蕉皮”（banana peel）后，前台递给他一个信封。按照信封中纸条的提示，他离开酒店，绕着周围街区走了两圈，观察是否有人跟踪。随后回到酒店前台接受进一步指令。

普拉斯拿到一张房卡，通过世纪酒店专门为外国政要准备的秘密电梯，上楼进到一间空的套房等候。大约25分钟后，有人敲门。一个穿着西装、表情严肃的中国安保人员给了普拉斯另外一张房卡，让他去酒店顶楼52层的套房。进去后，安保人员拿走了普拉斯的手机，装进一个袋子里。普拉斯当时心想，他们应该不可能在酒店杀了我。很快，一个留着波浪头、身材矮胖的中国人在好几个安保的簇拥下走了进来，他就是普拉斯的“中国表哥”，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普拉斯以前见过他。孙力军开始用中文大声斥责，翻译转述说“美国政府以为自己是谁”。显然，孙力军很不满意，他大概的意思是说要“F***”美国政府。他来美国是希望与特朗普政府协商，但并没有得到能够与司法部高层见面的机会。

“猎狐行动”与孕妇遣返事件

孙力军的头号目标是郭文贵。此时，郭文贵刚开始在自己俯瞰中央公园的豪华住所里进行所谓的“爆料”，声称揭露中国高层的腐败，由此引发了北京的强烈愤怒。中国当时打算释放两位处于留置（Liuzhi: 中国纪检监察机关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采取的强制措施）状态、被禁止出境的美国公民，其中一位正在怀孕期间。中方提出的条件是美国遣返郭文贵。这种禁止美国公民离境的“出境禁令”（exit ban）通常针对美籍华人较多，他们在中国国内不会被拘禁，但不能离开中国。

这位孕妇的妈妈是中国猎狐行动（Operation Fox Hunt: 中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追捕外逃贪官和经济犯罪嫌疑人的专项行动）的目标。中方称她曾在中国国企工作，贪污后逃往美国。2016年，其女儿回国探亲时遭到留置，被禁止出境，直到她能说服妈妈回国归案。过去几年，北京一直在针对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公民采取猎狐行动，手段包括监视、登门拜访以及拘押他们在中国的家人，以此说服目标人物回国。美国官员曾对这种在中国境外执法的行为提出强烈警告。

孙力军一行到达华盛顿的时候，当时担任司法部长的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正值出差，无法会见他们。孙力军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于是求助他们认为神通广大的普拉斯。普拉斯如实说，这件事情远远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但是如果我在你这个位置上，我首先会将那位怀孕的女性送回美国来显示诚意。孙力军就问，你希望这位孕妇什么时候返回美国？普拉斯并不清楚这类遣返活动的时间表，他试探着说“也许明天”，第二天是周末。孙力军说“周末不行”。普拉斯接着说“也许周一或者周二”。孙力军从周围安保手里拿过电话，简短交谈之后，应该是迅速做了安排。结果周二，这位孕妇就可以离开中国，返回美国。

两个月后，联邦调查局（FBI）特工在普拉斯苏豪公寓附近的一家餐馆找到他。特工带来了12张中国官员的照片，问他当时在世纪酒店见了谁？还有哪些来自中国政府的人联系过他？当然更大的问题是你这么一位知名的说唱歌手和制作人是怎么卷入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一场高风险谈判的。普拉斯这样的美国娱乐明星与孙力军这样的中国公安高官见面谈工作，应该是空前绝后的事件。格莱美与中纪委之间的距离，从来没有这么近过。

刘特佐的奢华生活与政治捐款

与普拉斯往来的商人刘特佐，其故事要上溯到2006年。他孙力军来98出来。刘特佐是本世纪最大的金融诈骗犯，享有“超强亚洲逃犯”的称号，遭到美国政府通缉。他在美国的生活极尽奢华，大肆挥霍于艺术品、房地产和奢侈聚会上。他与几十位一线娱乐明星交往密切，包括迪卡普里奥和卡戴珊（Kim Kardashian）。卡戴珊曾用刘特佐提供的30.5万美元买过一辆法拉利。与刘特佐短暂约会过的超级名模米兰达·可儿（Miranda Kerr）则收到过大约800万美元的珠宝。刘特佐尤其慷慨，曾向普拉斯的慈善机构捐赠了一副价值320万美元的毕加索绘画和一副920万美元的现代艺术家巴斯奎特的作品。迪卡普里奥多年来想拍但一直无法推进的电影《华尔街之狼》（The Wolf of Wall Street）也得到了刘特佐的巨大资助。这部电影的投资达到了1亿美元。

刘特佐最熟悉、最密切的可能就是普拉斯了。他们两位可谓天作之合，一个有钱花，一个缺钱花。两人初次相识是2006年在曼哈顿的一间夜店。在场的还有9位华尔街的富人，大家抢着付酒钱。华尔街富商说要给夜店的每一位客人免费买一杯酒，刘特佐干脆说他买下整个夜店所有的酒，他还让员工到街对面的夜店，将那家店的酒也都买了下来。普拉斯随后参加了一连串的游艇度假、夜店狂欢和赌博之旅。到2011年前后，他和刘特佐成为亲密朋友。与其他名人不太相同，普拉斯不仅是一个音乐人和音乐制作人，他的社会联系广泛，而且生活跨越政治、娱乐和金融。他参与社会项目也赢得了不少好评。为了拍纪录片，他可以在洛杉矶的平民区生活9天，也可以去索马里搜寻海盗。

普拉斯也是他的祖籍国海地的总统顾问。他成为奥巴马总统连任的积极支持者和筹款者，并希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曾动过心思寻找一个大使职位。后来有人告诉他，当大使必须驻扎在那个国家，他最终放弃了想法。他不想离开美国，而是在纽约成立了一个名为“黑人男性投票行动委员会”（Black Men Vote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PAC: 旨在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影响选举和政策的组织）的组织。这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为奥巴马连任筹款，刘特佐通过普拉斯向该委员会转账了2100万美元。作为外国人，刘特佐直接向美国政治运作捐款是违法的，因此他设法规避了审查。这笔钱当中的200万美元，由普拉斯通过冒名顶替的“稻草人捐款”方式捐给了奥巴马的竞选活动，即以亲戚朋友和其他人的名义捐款，但实际资金来源都是普拉斯本人。

2012年年末，在普拉斯的帮助下，刘特佐到白宫参加了一个节日派对，他有机会跟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合影。但是他可能不太清楚，刘特佐拍一张照片，在美国除了留念，其他的用途不太明显。2015年，媒体关于马来西亚国家发展有限公司（One MDB: 马来西亚政府设立的主权财富基金，因大规模贪腐丑闻而闻名）腐败的报道迅速增加。美国司法部和FBI启动了调查，方向是追查资金挪用、盗窃的情况，在美国的洗钱过程和刘特佐团队成员可能的其他违法行为。刘特佐逃离了美国，再也没有返回过。

从民主党到共和党：刘特佐的游说转向

2016年，加州的联邦检察官对刘特佐提起了一项资产没收诉讼，涉及的资产积累了10亿美元，包括中央公园西南角公寓、曼哈顿切尔西和苏豪区的豪华公寓、洛杉矶的豪宅、庞巴迪公务机以及电影《华尔街之狼》的版权。2016年夏天，刘特佐的弟弟刘德在法国与普拉斯见面，他们一起跟刘特佐通电话。刘特佐说，美国司法部的指控全部是谎言，团队一直拖着没能让他解决自己难以开展活动。他问普拉斯，有谁可以帮忙。普拉斯此前的联系人主要集中在民主党。但很快，特朗普在大选中意外获胜，他只能转而从共和党中寻找关系人。

2017年春天，普拉斯找到了老朋友，在夏威夷长大的华人女子尼基·林·戴维斯（Nikki Lynn Davis）。她1997年从普林斯顿大学本科毕业，后来作为电视制作人和政治筹款人，在洛杉矶和夏威夷两地生活。她的父母曾是比尔·克林顿在夏威夷的主要筹款人，后因安排非法捐款而认罪。尼基·林·戴维斯本人与共和党联系较多，曾在2008年大选中为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筹集到巨额资金。尼基·林·戴维斯随后给普拉斯介绍了犹太裔企业家艾比·奥特·布洛伊迪（Elliott Broidy）。普拉斯以为布洛伊迪是律师，可以代表刘特佐解决法律纠纷，但实际上，布洛伊迪是商人出身，曾是南加州最活跃的共和党筹款人之一，为小布什和特朗普筹集到的竞选经费都超过1亿美元，在共和党内人脉广泛且扎实。布洛伊迪与联邦参议员出身、刚刚担任特朗普政府司法部长的杰夫·塞申斯有15年交情。

2017年3月中旬的一个早上，普拉斯和尼基·林·戴维斯到布洛伊迪洛杉矶的办公室见面，一起讨论如何合作，为刘特佐服务。普拉斯跟这两位说，刘特佐不是坏人，而是一个聪明的商人。三人起草的合作协议是这样的：刘特佐预付800万美元。如果团队能够在6个月内解决司法部的资产没收行动，刘特佐将支付7500万美元作为酬金。如果只能耗时更长，6个月到一年之内才能解决，酬金就会降到5000万美元。刘特佐希望尽快解决问题。为了确保得到自己认为公平的报酬，普拉斯要求所有的款项和与刘特佐团队的交流沟通，都必须经过自己，由他跟尼基·林·戴维斯对接，然后才找布洛伊迪。普拉斯的财务代表为此注册了两家有限责任公司（LLC: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一种企业组织形式，结合了公司的有限责任和合伙企业的灵活性）来处理与这次合作相关的资金和业务往来。

曼谷与深圳的秘密会面

下一步是跟刘特佐见面，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办法来美国了，所以大家到泰国汇合。布洛伊迪说，需要100万美元才会上飞机，而且必须是没有受污染的现金，就是没有经过美国银行系统、不能留下任何电子痕迹的现金。后来是普拉斯自己先垫付了团队，5月初到达曼谷，住进酒店。几个小时之后，刘特佐就在尼基·林·戴维斯的套房里现身了。

布洛伊迪夸下海口，他可以利用自己跟司法部长塞申斯的关系，说服美国政府放弃追查与马来西亚国家发展有限公司相关的资产。他关心的是刘特佐承诺的巨额报酬到底从哪里来？既然你在美国的资产都已经被查封了嘛。刘特佐让大家放心，说有朋友帮自己付账。会面结束之前，普拉斯提出了另外一件事情，说刘特佐对住在纽约的郭文贵很感兴趣。当时他已经开始了所谓的“爆料革命”，对中国高层的腐败提出越来越惊人的指控。之前几个星期，中国已经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对郭文贵的通缉，说他犯有贿赂、性侵一系列罪行。刘特佐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关心郭文贵的状况，但显而易见，他需要赢得北京的好感，为北京做点什么对刘特佐来说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当时报道称，2016年中国曾提出要给马来西亚国家发展有限公司纾困，因为该基金项目的债务已远远超出了偿还能力。

曼谷会面几天之后，刘特佐就开始证明自己确实有能力付款。2017年5月8日，第一笔280万美元汇入普拉斯的账号。10天以后，第二笔300万美元到账。这个时候刘特佐提出团队再次会面，地点改到香港。普拉斯、尼基·林·戴维斯和布洛伊迪三人到香港以后，接到电话通知，说见面的地点再改一改，就在香港对面的中国大陆深圳。尼基·林·戴维斯感到震惊，他们一行人并没有申请去中国的签证，怎么可以进到中国呢？普拉斯让尼基放心，说刘特佐他们会安排好的。他们过关的时候，虽然拿的是没有中国签证的美国护照，但是边检随即放行，他们进入深圳。刘特佐首先到了酒店跟他们见面，接着说，还有一个人想让他们见一见。一行人就到了另外一个房间，孙力军和一群随行人员在，不少人都在抽烟。寒暄之后，孙力军通过翻译开始谈论郭文贵，说如果美国遣返郭文贵，中国愿意做一些事情作为交换。第一步就是释放几位留置在中国的美国人，并且接受在美国被定罪的中国公民的遣返，同时还会考虑在网络安全议题上展开合作。布洛伊迪觉得这些条件对美国来说非常有利。他说你们这些信息需要传递到关键的耳朵里头，他可以安排孙力军跟美国司法部长见面，让塞申斯部长了解你们为了让郭文贵回国，愿意提供什么样的条件。三位美国人加上刘特佐一起到布洛伊迪的房间吃午餐，孙力军没有加入午餐当中。普拉斯拿出了一个U盘，将一个文件转到了尼基·林·戴维斯的电脑上，这个文件里列出了中方对郭文贵的指控，包括电信欺诈、洗钱、贿赂、绑架等。

游说白宫与FBI的介入

很快，布洛伊迪给华盛顿知名的说客里克·盖茨（Rick Gates）发了电子邮件，其中附上了给司法部长塞申斯的备忘录，说自己是受马来西亚商业伙伴的委托，与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孙力军见过面，对方提出了为改善中美双方在司法领域的合作，愿意采取的步骤。而中国方面只有唯一的一项要求就是遣返郭文贵，为的是让他回国以后接受正常的刑事诉讼。里克·盖茨的公关公司擅长承接大生意，尤其为外国政府和寡头提供在华盛顿的游说服务，客户包括乌克兰亲俄罗斯势力和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单笔合同费用可达千万美元级别。里克·盖茨曾担任特朗普2016年竞选团队的副主管，特朗普上任前后地位显赫。

孙力军深圳会谈不到一个星期，也就是2017年5月底、6月初，孙力军就来到了华盛顿。但是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说，是因为出差没有办法见他，这才有了普拉斯深夜被召唤到纽约世纪酒店的事情。孙力军当场采纳了普拉斯的建议，放行了之前一年的2016年在中国被禁止出境的孕妇。但是特朗普政府在郭文贵议题上并没有松动。普拉斯希望搞清楚不让步的原因，到6月下旬，他采取了大胆的行动，自己主动联系联邦调查局（FBI）要求会面。特工到了曼哈顿的一家餐厅，普拉斯说他一直在跟一位朋友合作，协助将郭文贵带回中国。他试探特工，希望了解FBI是不是跟郭文贵有某种程度的合作，这样才导致美国政府不愿意遣返。

特工说，跟郭文贵之间并没有特别的安排，但是普拉斯不太相信，几次问FBI是不是跟郭文贵见过面？特工也问普拉斯，中国官员为什么对跟你合作感兴趣呢？普拉斯说，他们认为自己能够提供重要的信息。他还跟特工说，自己会将这次谈话的内容向朋友汇报，并且将持续保持对遣返郭文贵的兴趣。到了7月份，普拉斯第二次与FBI特工会面。这一次是负责马来西亚大调查的特工，就是这位特工打断了普拉斯的早餐，让他查看中国官员的照片。普拉斯确认了孙力军和几位随行人员。到2023年接受审判的时候，普拉斯强调自己主动找FBI提供协助，是在维护美国的最大利益，并且希望美国从中美司法合作当中获益。

在华盛顿，布洛伊迪和尼基·林·戴维斯继续利用他们的人脉影响特朗普政府，强调中方愿意以释放更多的美国人为条件换取遣返郭文贵。当时郭文贵的签证即将到期。布洛伊迪联系了赌场老板史蒂夫·永利帮忙，说关键在于立即拒绝郭文贵的签证申请。史蒂夫·永利利用白宫的一次晚宴机会，直接跟特朗普提到了这件事情，并且将郭文贵护照的复印件交给了白宫工作人员。史蒂夫·永利随后给布洛伊迪传递信息，说这件事情已经到了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最高层，他们正在处理。在尼基·林·戴维斯看来，胜利就在眼前。布洛伊迪说，我会一直往前冲，直到事情搞定。当时设计的至少有两种剧情。一个是史蒂夫·永利安排自己的私人飞机，将郭文贵直接送回北京。另外一个呢是首先将郭文贵引渡到阿联酋，他在当地涉及到一些商业纠纷当中，然后由阿联酋将郭文贵转交给中国。

司法部官员的卷入与中国大使馆之行

2017年7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普拉斯打电话给自己的老朋友律师乔治·希金博舍姆（George Higginbotham），他帮助普拉斯处理法律事务已经很多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初，希金博舍姆进入司法部工作，担任高级国会事务专员（senior congressional affair specialist），就是负责司法部与国会的联络工作。这并不算一个高级职位。同时他仍然为普拉斯担任私人律师，其中有一些业务跟刘特佐直接相关，包括协助将刘特佐的汇款转入美国银行系统，并且评估合同，确保其中不出现刘特佐的名字，或者是任何能够追溯到他的线索。这次电话当中，普拉斯提出了一个格外不同寻常的请求。他希望希金博舍姆第二天，也就是周日前往中国大使馆与中国大使见面。

希金博舍姆问，你自己为什么不能去？普拉斯说，你是律师，比我更会说话，他们更尊重你的说法。希金博舍姆担任律师多年，对政府运作应该是比较熟悉。他当然知道，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种会晤，需要政府安排才行。严格控制之下的美国司法部的工作人员突然出现在华盛顿的中国使馆，那几乎可以肯定会在美国的反情报机构那拉响警报。希金博舍姆问，能不能够换个地方？餐厅、咖啡馆这些公开场合都行，就是别在大使馆，大使馆是中国在美国的外交主权领土。普拉斯说不行，必须在大使馆。普拉斯自己随后到了华盛顿，帮助希金博舍姆做准备。周日早上，两人在华盛顿乔治城社区的世纪酒店见面，这里离中国大使馆不远。普拉斯需要给刘特佐提供更进一步的证明，就是自己和其他人都在积极推进优先事项，虽然事实上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特朗普政府并没有传递出有意遣返郭文贵的信号。但是普拉斯跟希金博舍姆说，要向中方传递明确的信息：白宫正在处理郭文贵的事情，关于遣返的具体安排，随后就会提供。他跟希金博舍姆说，遣返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能办成的。

周日当天下午，希金博舍姆步行到了华盛顿康涅迪格大道旁边的中国大使馆。他给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打电话问入口怎么走，号码当然是普拉斯提供的。进去以后，工作人员带他到了一间会议室，墙上挂着中国领导人和美国总统会面的照片。短暂等待之后，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走进了房间。希金博舍姆说，我是为自己的私人客户到这来的，不是以公职身份，与司法部没有任何关系。他转达了普拉斯交代的信息，就是美国政府正在处理遣返郭文贵的请求。崔天凯不断地询问遣返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谁来联系安排，但是希金博舍姆并没有更多具体的信息可以提供。尽管如此，崔天凯大使表示了感谢。普拉斯后来转告给希金博舍姆的信息是刘特佐对这次会面非常满意。

调查升级与涉案人员的结局

希金博舍姆不知道，在周日踏进中国大使馆大门之前，他已经触发了一条外交警报。周六晚上，中国大使馆的安保人员已经致电美方的同行核实他的身份。大使馆方面这么做，其实是一个自证清白的惯例，说明他们并没有接触美国政府公职人员从事秘密活动。这件事情迅速移交给了美国司法部。48小时之内，希金博舍姆就遭到了传唤。他交代说是按照普拉斯的安排，前往中国大使馆的。希金博舍姆成为司法部不断扩大的调查网当中的又一个嫌疑人。这个时候，FBI已经在开始调查尼基·林·戴维斯和布洛伊迪，这两位一直在努力推动两项事情：希望司法部放弃对刘特佐的财产没收行动，然后就是遣返郭文贵。

赌场大亨史蒂夫·永利的参与也在加深。在尼基·林·戴维斯的协调下，从2017年6月开始，他至少8次跟孙力军通电话。他也利用自己的关系，找到了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巴斯（Reince Priebus）和接任的约翰·凯利（John Kelly）讨论这件事情。8月份，他跟布洛伊迪夫妇在意大利海岸的游艇上给特朗普打电话询问郭文贵可能被引渡的进展。特朗普回答说，可以考虑让孙力军和团队到白宫商讨。此后不久，一个中国团队果真出现在了白宫，说他们已经被告知特朗普同意举行关于遣返郭文贵的会议。当时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没有让他们见总统，中国团队表现出震惊的样子，他们原本以为这场会面应该是安排妥当了。约翰·凯利指示工作人员将中国代表团的要求转交给司法部和国务院。这两个政府主管部门并没有同意。虽然事情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刘特佐仍然感觉受到鼓舞，大笔的资金继续汇入美国。8月上旬，1280万美元进入到普拉斯的账户。普拉斯随后向布洛伊迪妻子的律师事务所汇出了300万美元，其中90万转给了尼基·林·戴维斯。尼基·林·戴维斯参与这件事情的回报总共达到了300万美元，牵线搭桥就可以值这么多钱。

去中国大使馆的希金博舍姆于8月份被迫离开了司法部的工作岗位。这个时候，刘特佐和普拉斯是关键的目标。希金博舍姆有可能扮演关键证人的角色。办案人员警告说，你有一个巨大的机会，让自己的处境好很多，但是你也有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糕。希金博舍姆坚持说，他为普拉斯做的事情，包括去中国大使馆，并不构成间谍行为，也不涉及介入国家安全事务，自己只是在做生意跑业务，帮助普拉斯纯粹是经济动机。希金博舍姆协助的转账金额高达几千万美元，他其实还到过澳门与刘特佐见面，讨论如何将资金最有效地转入美国。刘特佐涉及洗钱以后，美国银行体系对参与跟他有关的转账都会极为谨慎，因此这个过程当中，希金博舍姆几乎肯定会涉及到对美国银行的虚假陈述和欺诈，他获得的纯报酬是17万美元，在整个涉案团伙当中处于最底层。

再过了几个月，到2017年11月的时候，普拉斯做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他写了一份事业的备忘录，给美国自由派的新闻调查平台《琼斯夫人》（Mother Jones），建议他们采写一篇美国政府为什么拒绝中国的请求，拒绝遣返居住在纽约的郭文贵的文章。他说根本问题在于，为什么FBI要保护郭文贵。这个人是在申请美国签证的过程当中撒了谎以后，才非法进入美国，因为性侵、绑架和涉及千万美元的民事诉讼而遭到通缉。国际刑警组织已发出了红色通缉令（Red Notice: 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要求成员国对被通缉人员进行临时逮捕的国际通报），他暗示郭文贵向FBI大额付款以换取保护。普拉斯这么做，大概是希望造成舆论压力，促使特朗普政府遣返郭文贵。这家媒体深入调查以后，发现问题不是FBI被收买，而是普拉斯自己被收买，为刘特佐也是为中国政府服务，并且推动阴谋论。

2018年1月，司法部官员和FBI特工在洛杉矶约见普拉斯，询问巨额资金转账的情况。普拉斯说，钱来自一位泰国商人，对方正在投资他的娱乐项目，刘特佐与这些资金安排毫无关系。特工问到普拉斯安排在司法部工作的希金博舍姆去中国大使馆的原因。普拉斯说，自己一直在推动中国向自己的祖籍国海地投资，让希金博舍姆去是为了更新有关信息。显然普拉斯留下了没有说实话的记录，特工明确告诉普拉斯说，FBI知道你一直在跟刘特佐做生意。普拉斯仍然坚持自己没有做错什么，说自己到世界各地旅行，当然会见到各种各样的人。FBI劝说他配合对刘特佐和马来西亚基金的调查，认下一项重罪，没收大部分财产，大概是7300万美元就好，这样可以避免更广泛的起诉和更长的刑期。但是普拉斯拒绝了，他不愿意自己成为重罪犯。他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并不是知法犯法。

2023年3月，普拉斯的案子在华盛顿开庭。庭审三周以后，普拉斯遭起诉的10项重罪都由陪审团定罪了。美国执法部门从普拉斯的账户当中追缴了6500万美元。其他几位主要共谋者基本也都是身败名裂的结局。华人尼基·林·戴维斯认下了一项罪名，协助和教唆他人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她被判处了两年监禁，没收非法所得300万，额外罚款25万美元，随后还有三年的监督之下的释放。布洛伊迪也认下了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罪名，没收非法所得660万美元。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结束以前，宽赦（Pardon: 总统或政府对联邦罪犯免除刑罚的权力）了他，免除了他的牢狱之灾。2021年4月，布洛伊迪与司法部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以提供证词和其他协助的方式换取，不再追究他在这个案子当中的其他罪行。到中国大使馆见崔天凯大使的希金博舍姆则认下了资金转移当中的共谋罪，得到缓刑三个月，罚没收入7万美元，吊销律师执照的处罚。迪卡普里奥和米兰达·可儿后来将他们从刘特佐那得到的礼物，都上交给了美国政府。拥有电影《华尔街之狼》版权的公司，向美国政府赔付了6000万美元之后，不再追究罪责。司法部发起过针对赌场大亨史蒂夫·永利的诉讼，主要也是说他违反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这项法律要求，任何为外国政府游说的人，必须向美国政府通报，并且登记。法院驳回了司法部的起诉，因为史蒂夫·永利为中国游说的证据并不足以构成罪名。永利将自己的角色解释为传递信息的信使（messenger），并不是代理人（agent）。

刘特佐与郭文贵的现状

刘特佐仍然在逃。他身负美国和马来西亚两国通缉，应该是跟家人一起生活在中国。他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看到是2019年，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刘特佐据传是居住在上海金桥的社区，这是一处超高豪宅区，英式、法式和西班牙风格的独栋别墅为主。刘特佐可以使用护照，以化名活动，并会为受到制裁的中国企业在全球各地应对困难局面提供咨询帮助。全世界只有极少数几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保护他，免受美国执法机构的长臂管辖。美国媒体找过中国外交部求证，答案是并不知情。美国媒体也努力跟孙力军联系过，但是他已经在死缓刑期当中，应该是不太方便接受采访了。

最后看看郭文贵这边，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没有遣返郭文贵的原因，可能是他听取了司法部长塞申斯和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的意见。塞申斯是郭文贵为中共的“眼中钉”，担心遣返会助长北京镇压异见，并且影响美国对华战略。史蒂夫·班农认为，郭文贵的爆料有助于曝光中共腐败，支持他作为反对中共的盟友。到拜登任期的2023年，郭文贵以欺诈等罪名被捕以后，6.3亿美元的资产遭到了扣押。陪审团已经在2024年7月裁定郭文贵遭起诉的12项罪名当中的9项，刑期可能高达20年。目前郭文贵的状态是在监狱等候审判，不得保释。预计，2026年1月20日将由纽约的联邦地区法院宣判。现在华盛顿有传言说，郭文贵声称他的处境是因为拜登政府的迫害，有人在为郭文贵向白宫传递这类信息，希望能够让特朗普听到。郭文贵跟特朗普的前战略顾问班农和目前仍在白宫任职的经济学家皮特·纳瓦罗（Peter Navarro）有过直接的联系，他们从郭文贵那儿以不同的方式得到过一些资金。班农目前的播客节目仍然是共和党高层和保守派当中有影响力的人士长期的平台。不过，接近班农的人否认，他正在推动郭文贵的宽赦。美国总统有权决定是否宽赦联邦罪犯，无需经过任何审查程序，但通常需要等到法院判刑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