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恒的庇护之路与新疆人权揭露

中国公民光恒在美国的政治庇护申请正在持续推进，未受重大干扰。此前，执法部门原定将其紧急遣送到非洲国家乌干达的计划已终止。光恒出生于1980年，河南南阳人。2020年10月，他冒着被逮捕的高风险，根据翻墙后从美国媒体获得的卫星坐标，到新疆多地拍摄了三天。他的目标是海外普遍认为是维吾尔人集中营（Uyghur Re-education Camps: 中国政府在新疆设立的拘禁设施，被指控大规模关押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教育营拘禁设施，记录这些建筑在现实中的样子及其周围环境。活动人士指出，新疆这些设施关押着高达100万维吾尔居民，是中共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的组成部分。中国方面一直否认存在人权侵犯，称这些地方为“职业培训中心”，旨在帮助当地居民掌握就业技能并清除极端思想。

光恒使用配有长焦镜头的DV摄像机拍摄了数十小时的视频和照片素材。2021年7月，他离开中国，经香港加入走线大军（Zouxiànkè: 指通过陆路或水路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公民群体），抵达当时对中国护照免签的厄瓜多尔。与绝大多数走线客选择陆路长途跋涉，经过巴拿马的达连隘口一路“长征”到墨西哥与美国边界不同，光恒选择了一条独特的水路。他先抵达加勒比海的巴哈马，尽管毫无航海经验，却在那里花费3000美元购买了一条外挂发动机的充气小艇。在海上航行23小时后，他到达了佛罗里达，海上行程约140公里，与台湾海峡最窄处（福建平潭到台湾新竹南寮）的距离相仿。光恒的勇气可嘉，敢于冒险，且思路极具创造性，他没有遵循广为流传的大众走线指南，而是独辟蹊径，将一两个月的陆路长征压缩成了一天的水上冲刺。

2021年10月，光恒抵达美国后，通过YouTube发布了自己在新疆拍摄的约20分钟视频和照片。这些素材在网上迅速传播，一定程度上从地面角度印证了卫星图片从空中揭示的情况。随后，光恒在中国的亲属遭到骚扰和威胁。他在纽约申请了庇护，并获得了工作许可，通过做网约车司机等工作维持生计。2025年春天，他搬到离纽约两个半小时车程的奥尔巴尼附近小镇，与一对中国夫妇合租住房低调谋生。然而，悲剧随之发生。2025年8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在搜寻这对可能为非法移民的中国夫妇时，偶然发现了光恒。尽管光恒已申请美国庇护，但由于是非法入境，ICE逮捕了他，光恒至今仍在关押中。12月初的法院听证会上，移民法官推迟了庇护裁决，要求ICE的上级主管部门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提供更多信息。

国际社会对光恒案的关注与美国庇护制度的理念

关于新疆集中营，外国媒体已有大量报道。当地汉族人也曾透露，有大量维吾尔人被当作廉价劳工外包到其他地方工作。周封锁、维吾尔律师瑞翰·阿萨特（Rayhan Asat）等维权人士、维吾尔维权团体以及《华尔街日报》等美国主流媒体，都表达了对光恒处境的关注。国土安全部最终放弃了将他遣送到乌干达的计划。周封锁近年来做了不少实事，包括救助中国维权人士、创建六四纪念馆等，光恒的案例也是由他首先引起公众关注的。瑞翰·阿萨特是哈佛法学院的第一位维吾尔毕业生，她的弟弟艾克帕·阿萨特是新疆知名企业家，于2020年被判刑15年。

为光恒呼吁的各界人士指出，如果将光恒送到乌干达，他长期获得自由的机会渺茫，且乌干达很可能会寻求引渡，当地政府和腐败官员极有可能配合。一旦他回到中国，结局便是在监狱中度过余生，并遭受各种酷刑。从他所做的事情来看，光恒完全符合美国庇护制度的理念。美国庇护制度的设立目的，正是为那些身处美国、能够证明自己遭受过迫害或面临真实迫害威胁、无法返回原籍国的人提供庇护。光恒通过旅游或商务签证来美的可能性极低，而难民申请（Refugee Application: 要求申请者身处美国境外，基于遭受迫害的经历才能申请）这条路也走不通，因此偷渡来美国实际上是他唯一可行的办法。

光恒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为自由发声。如果美国将其遣返，这向追求自由的人们传递的信息将与美国的理念不符。美国素有“自由之地，勇者之家”（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的别号，出自美国国歌。从光恒的行为来看，他无疑符合这两项特质——勇敢追求自由。如果美国间接将光恒送回中国，导致他遭受迫害，那么追求自由的人们心中将会出现各种难以解答的困惑。印度裔联邦众议员、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人罗·卡纳（Ro Khanna）曾致信特朗普的国土安全部长，强调美国在道义上有责任为新疆人权侵犯的受害者发声，也有责任支持冒着巨大个人风险向世界揭露暴行的勇敢者。根据法庭安排，光恒下一次获得听证的机会可能是12月31日周三，目的是申请保释，以便在等候庇护案件审理期间重新获得人身自由。目前，在ICE的数据库中，光恒仍被列为在押人员。

特朗普政府的庇护政策与第三国遣返计划

光恒可能被遣送到第三国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特朗普政府一直在推行的做法。仅在2025年11月，国土安全部就提交了5000份动议，要求驳回庇护申请，安排申请人到其他国家重新寻求庇护。这些申请人当然都是非法进入美国的。美国政府与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厄瓜多尔和乌干达等所谓的“第三国”敲定了新的庇护协议，这些国家同意接受数量有限的、从美国遣送过去的庇护申请人，他们可以在当地申请美国庇护，而美国则为这些国家提供经济补偿。国土安全部的做法遭到了许多移民律师的抗议，他们认为惩罚过于严厉，与申请者的过失不成比例。例如，乌干达距离美国超过11000公里，人权记录问题重重；中美洲的几个国家则社会治安糟糕，帮派问题严重。

2025年12月中旬，国土安全部下达了一项新指令：只有来自非洲国家的非法移民才考虑遣送乌干达。对于已经提交的乌干达动议，国土安全部已全部撤回，其中就包括光恒的案子。因此，撤回光恒遣返乌干达案并非特例，而是不再考虑遣送乌干达的众多非法移民中的一个例子。理论上，仍存在将光恒遣送到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厄瓜多尔或太平洋上的帕劳的可能性。为他呼吁的各方人士担心，这些地方也可能将光恒引渡回中国。乌干达曾设定条件，表示不接受有犯罪记录的美国被遣返人员或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并倾向于接收非洲国籍的人员。

针对非法移民数量猛增的困局，特朗普上任以来花了很大力气展开打击。从民意看，其支持率近期有所下降，但来自共和党基本盘的支持一直比较稳定。特朗普政府处理庇护申请的速度显著提高，与去年同期相比，已结案的庇护申请增长了5倍，达到13.5万件；拒绝数量增加了6倍，达到6.85万件。结果是自2021年以来持续扩大的积压数量略有减少，但目前仍接近400万件。2025年12月，华盛顿发生枪击事件，两名国民警卫队员受害，凶嫌是来自阿富汗的新移民。特朗普随后暂停了所有尚未裁决的庇护申请，等待全面审查，其中涉及150万案例。已进入移民法庭系统的案件照常进行，因此光恒的申请仍在程序中。然而，另一位知名庇护申请者，鸡西市前副市长李传良的申请过程则处于暂停状态。

李传良的复杂庇护案：政治与贪腐的交织

2025年12月12日，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发布长篇报道，主角正是李传良。美联社还制作了包含20多张照片的图片故事（Photo Essay: 以系列图片为主体，辅以文字说明，讲述完整故事的报道形式）。李传良到美国后，曾有过几次媒体关注度较高的高光期，每段高光期之间他都保持低调。李传良与公众分享自己的故事，无疑非常有意义，背后也有很多原因。从时间点上看，这与申请庇护的需求并非完全没有联系，而且每个时间点都配合着当时的新闻热点，踩点精准。新冠疫情期间，他强调中国司法部门对他的立案调查及通缉，主要与他在海外公开批评中国的疫情政策有关。这一次，他突出强调的是遭到中国全球监控系统的持续追踪，这符合美联社最近一篇报道的重点，即美国高科技公司为中国的监控系统提供了技术支持。美联社的这篇报道对李传良申请庇护应该有所帮助，而李传良也可以进一步增强美联社的报道：一方需要证明中国的全球追踪确实存在，另一方则需要证明自己正在被中国全球追踪。

中国的科技技术，尤其在监控方面，发展到现在与西方国家，包括美国高科技企业，有着紧密联系。简单来说，没有他们的技术支持，中国做不到这种程度的监控。美联社的报道中提到，李传良的庇护申请前景不明朗，原因正是特朗普政府暂停了所有庇护申请。如果他不回国，他可能会被缺席审判；如果被定罪后遭到美国遣返，他可能面临无期徒刑，甚至更糟。美联社配发的照片其实拍摄于2025年年初，为何当时没有发表，而是拖到现在才发布，原因不明。这篇报道的重点是指出北京方面借助源自美国的监控技术追踪李传良。

中国的全球监控与对李传良的持续追捕

2020年2月，李传良的朋友兼前副手，时任鸡西市恒山区委书记的孔令宝，因批评党中央在新冠疫情中对关键信息的审查而遭到审查。当时，李传良正在韩国一个度假岛上疗养癌症，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被告知“别回国了，已经成了通缉犯”。几天后，陌生人在咖啡馆拍摄了李传良的照片。李传良担心韩国会遣返自己，于是拿着旅游签证离开韩国前往美国并申请庇护。2020年7月，中国政府开始立案调查李传良。一个月后，李传良对法轮功旗下的《大纪元时报》表示自己已退党并成为异议人士。他说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已被中国立案调查。这篇采访发表一周后，有陌生人在一场为香港民主人士设立的雕塑揭幕式活动中尾随李传良，提出了威胁性问题，并开车追踪他。他在洛杉矶的住址也被查到。香港民主人士设立的雕塑，应该是在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之间的自由雕塑公园（Freedom Sculpture Park: 位于美国加州，由雕塑家成文民主持，旨在纪念自由民主）。

2020年9月初，中国政府开始公开指控李传良侵吞巨额国有资金、花钱购买性服务，并称他被捕只是时间问题。中国执法部门声明：“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同年11月，一位据说是为北京秘密工作的活动人士邀请李传良会面，随后将他拉进了一个由中国警方监控的异议人士群聊。到2020年12月，一位自称上海资深私家侦探的人接触了中国民主党人士移民顾问郑存柱，提出以10万美元贿赂换取李传良的信息，并承诺如果阻挠李传良的庇护申请，可以给予更多钱。郑存柱当时应该在洛杉矶。2021年2月，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协助各国警方进行国际合作）对李传良发出了红色通缉令（Red Notice: 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请求全球执法机构协助逮捕并引渡被通缉者的通知）。李传良找到律师投诉后，国际刑警组织于2022年2月撤销了红色通缉令。

美联社的报道提到，李传良在纽约、加州和德克萨斯生活过，中国政府在这三个地方都借助监控技术穷追不舍，24小时监控包括他使用的手机和电子设备，无论他身在何处。过去几个月内，李传良认为有神秘男子在好几个国家尾随他。他在国内的家人亲友，总共40多人，也都在锁定当中。其中一些家人亲友遭到拘留后，无法得到手术或医疗护理，包括正在康复中的心脏病人和癌症患者。李传良的姑妈从医院释放时已是植物人状态，头部和全身布满了淤青，他们家的祖坟也被挖掘了。李传良开始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和帽子，携带多部手机随时紧急监控，并在美国各地基督徒提供的临时安全住房里辗转。目前，他生活在德克萨斯沙漠深处的五月花教会，这里也是对华援助协会（ChinaAid Association, CAA: 致力于促进中国宗教自由和人权发展的基督教非营利组织）的所在地。李传良表示，电子监控是中国将权力投射到全球的通道，他每一位亲属的每一个行动都会被大数据监测和分析，令人恐惧。到2024年10月，中国法院宣布李传良涉嫌贪腐金额超过31亿人民币，与他关联的1021处房产、38辆汽车和18家公司遭到查扣。李传良不否认自己在国内的生意存在利益冲突和民事违规，但坚持收入来自合法正常的商业活动，他否认受贿和侵吞国有资产之类的刑事指控，即他认为自己有可能承担民事责任，但没有刑事责任。他的许多合作伙伴陆续被捕，老母亲唯一的住房也被以他的名义查封，目前在韩国仍受到电话威胁。

庇护申请的法律挑战：光恒与李传良的对比

比较光恒和李传良的庇护申请案很有意思。首先，两人的庇护申请类型不同。光恒是偷渡来美国后开始申请的，属于防御性庇护申请（Defensive Asylum Application: 在美国境内被捕后，作为驱逐程序的一部分提出的庇护申请），他属于驱逐程序中等候移民法庭审理，不受特朗普当局暂停政策的影响。李传良是合法来美国后申请庇护的，属于主动性庇护申请（Affirmative Asylum Application: 在美国境内合法居留期间，主动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的庇护申请），这类申请目前处于暂停状态。光恒和李传良都属于“回国可能遭遇国家力量惩罚”的叙事框架，但两人辩护的难度非常不同。光恒比较接近典型的政治揭露与表达类申请人。李传良的案件则更像是在政治异议和刑事指控的高度缠绕中。

两人符合庇护申请的核心要件关联性（Nexus: 庇护申请中，申请人遭受迫害的原因与受保护的五大因素（政治观点、宗教、种族、国籍、特定社会群体）之间的直接联系）的程度也不太一样。用美国庇护制度中的政治观点、宗教、种族、国籍、特定社会群体这五大因素来衡量，光恒的逻辑链条非常清晰。李传良的挑战要多不少，他可能会卡在中国政府要惩罚他，到底是因为他持不同政治观点、揭露中共黑幕，还是因为他涉嫌巨额贪腐这样的刑事犯罪。如果说31亿、1000套房的指控有大量注水成分，那么3.1亿、100套房子是不是离真相更近？即使缩水到十分之一，也应该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对庇护官员和法官而言，他们需要区分政治迫害和刑事追诉，这两件事情到底哪一个是李传良的主因。

从法定的排除条款（Exclusion Clauses: 美国庇护法中规定，即使符合庇护条件，也可能因特定原因（如严重非政治犯罪）被拒绝庇护的条款）来看，光恒也相对稳妥，李传良挑战较多。美国庇护法律规定，即使相信李传良回国会受到迫害，也可能因为触发了排除条款而不能给予庇护，例如有严重的非政治犯罪记录、曾经参与迫害他人、材料造假等。光恒似乎没有这些问题。但如果审理者认为对李传良的腐败指控具有可信度，并且对应到美国法律意义上的严重非政治犯罪，那他可能在资格层面就直接被挡在门外了。反过来，如果李传良能够用材料证明这些指控是高度政治化之下的罗织罪名，中国的审判缺乏基本的程序正义，自己面对的核心风险来自政治报复，那么他才有空间绕开雷区。美联社的报道将巨额腐败指控与他的政治表达放在同一个叙事中，这对新闻故事来说比较具有张力，但对庇护审查来说，等于把最大的不确定性也摆在了台面上。因此，我的估计是光恒获得庇护的可能性在90%，李传良则很难说。

中国“走线客”的现状与庇护申请的产业化

接下来，我们将镜头从光恒和李传良的特写拉开到前景，看看过去几年走线客来美的中国人可能的前景。从2020年疫情开始到2025年1月，特朗普上任四年多的时间里，通过走线方式非法进入美国的中国人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比较可靠的说法是10万以上。与拉丁美洲国家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非法移民相比，中国走线客总数虽然不高，但增长飞快，增速无疑高居榜首。过去几年各类报道较多，其中走线客结为伴侣的镜头特别有感染力，因为他们是“志同道合”这个词在当代最完美的诠释。没有人比他们有更强烈的共同志向，也没有人比他们一起走过更长的路。在巴拿马达连隘口热带雨林的泥水里确认彼此的人生方向后，那应该是跟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定桥一样坚定了。

他们到了美国以后怎么办呢？走线客很快聚集到两个地方：南加州洛杉矶周围，以及纽约的法拉盛一带。解决身份问题的主要途径就是申请庇护。走线客中，毫无疑问有很多追求民主和信仰自由的人士，他们符合美国提供庇护的基本条件。那些未必完全符合申请条件的人，也有各种办法。在洛杉矶和纽约都有成套配套的服务项目。2024年，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在洛杉矶拍摄到为走线人士提供庇护的运作镜头，涉及到华人高度聚集的地区，教会的核心成员和外围成员与半岛电视台的摄制组成员（装扮成刚走线过来的中国人）谈价钱，如何通过宗教迫害的名义达到庇护，即使他们在国内并不是基督教徒。半岛电视台的报道中，教会的牧师和律师表示可以帮助办理庇护申请，并收取费用。一位华人移民律师陈闯创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指出，庇护申请者并不一定非得在中国受过迫害，只要能证明现在回到中国，可能因为宗教信仰、政治主张、种族背景这些因素受迫害就可以了。他的理解是，未必需要讲好在中国发生过的故事，在美国积极参加有关活动就可以，这样既避免了虚构过去，也避免了可能的欺诈指控。

过去几十年的做法是，只要进入美国并申请庇护的人，可以在等候期合法居住和工作。也就是说，庇护申请至少在美国停留好几年，期间可以打工挣钱养家，孩子上公立学校没有任何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都会以某种方式在美国安顿下来，遣返的几率并不高。那些正常旅行、留学，或者以交换学生学者身份来美国的人，反而没有这个机会。目前念完大学或研究生后，申请工作签证H-1B的费用已上涨到10万美元，他们找一份工作留下来的难度远远高于走线客。因此，美国的庇护制度成为了各方批评的焦点，因为它显然已经失灵，甚至濒临破产。

庇护欺诈的运作模式与法律后果

将时间线拉回到过去几十年，中国公民一直是美国获得庇护的最大群体之一，也是申请通过率最高的群体。2016年，美国批准的20455份庇护申请中，有22%给了中国人，排第二的萨尔瓦多占10%，危地马拉占9%。2023年12月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庇护申请批准率高达73.7%，在纽约更是高达87.2%，远高于当月全美48.5%的总体通过率。2024年，中国的批准率进一步提高到76.6%。其中绝大多数是与光恒类似的防御性申请，而不是李传良类型的合法到美国后的主动性庇护申请。这对于10万走线客来说，无疑是好消息。中国移民庇护申请成功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提交的叙事高度符合庇护官员和移民法官的评判标准。在获得庇护之前，政府希望听到申请者的故事：一个有充分理由担心回到中国会受迫害的故事，这种迫害基于种族、宗教信仰或政治观点，或其所在的某个特定社会群体（如性少数群体），且这种迫害必须针对个人。中美洲移民常用的理由是逃离国内的帮派暴力，但通过率不高，因为他们很难证明帮派暴力针对的是他们个人，也很难证明政府无所作为。中国移民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讲述的故事中，自己个人直接受到的是政府迫害。

在中国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以前，女性申请者往往会讲述自己有强制堕胎的经历或压力。其次，就是因为基督教信仰或法轮功而受到政府迫害。第三，则是参加民主运动。在纽约、洛杉矶的华人移民律师事务所将申请庇护这件事产业化了，与工厂化生产相符，被戏称为“庇护作坊”（Asylum Mills: 指通过虚构或夸大迫害经历，以欺诈手段批量办理庇护申请的律师事务所或中介机构）。他们形成了高效的流水线，并迅速实现了规模化。前些年，联邦执法机构在纽约打击过华人庇护作坊，针对曼哈顿中国城和皇后区发起了大规模调查，开展了“虚构作家行动”。在这次行动中，30多位移民律师、律师助理和翻译人员被逮捕，他们协助移民以欺诈方式获得庇护。在申请者的迫害叙述中，大量套用模板化语言，他们背诵后向庇护申请官员复述虚构的细节，再伪造文件来支撑虚假的庇护申请。律师公然向申请者保证，即使捏造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经历，也不会有问题。当时涉及到的申请人数量约3500人，几乎全是中国人。涉案律师之一刘凤玲通过办理庇护案赚取了数千万人民币。在她的律所内部，每一位员工各司其职，包括对申请者的辅导、编写故事和中心翻译。故事撰写能力此时非常关键，这个角色需要从申请者的个人细节入手，将故事编织进中国社会的大画面，与政府迫害紧密联系，一定要做到生动具体，充满苦难的细节，并且必须是特定类型的苦难，即必须由政府实施，具有针对性，基于宗教、政治立场或计划生育政策。

有些申请者并没有堕胎经历，为了让他们了解整个过程的细节，刘凤玲的律所会安排他们观看录像，既包括妇产科的科普内容，也有提供政策背景的中国电视剧。随后还会提供进一步的答疑，确保申请者在描述自己遭到强制堕胎的悲惨经历时滴水不漏。律所也会聘请教会人士提供基础的基督教知识，帮助申请者应对有关信仰自由的问题。有些教会还会出具证明，显示申请者曾参加教会活动或受过洗。申请人也会得到提醒，现金捐款将有助于教会的运作。刘凤玲的律所编写了不断更新的学习培训指南，并要求大家收集一线数据来持续更新，例如给庇护审批官员和法官“画像”，记录他们一般会问哪些问题，他们更有可能对什么样的回答给出正面的回馈。最理想的申请者，应该是育龄期女性，她的故事中首先是遭到过强制堕胎，然后周日去家庭教会时遭到暴力打压，随后她开始强烈渴望中国尽早实行民主选举、废除领导人终身制，并因此不幸失去了工作和生活来源。这样的故事在移民法庭上具有严重催泪的效果，申请庇护十拿九稳。包括刘凤玲在内，当时好几位律师被定罪，罪名是实施移民欺诈或共谋实施移民欺诈。刘凤玲被判刑五年，罚款12500美元，没收了7245万美元的财产。

美国庇护制度的困境与改革展望

从那以后到2018年，移民执法部门一直在复查相关的庇护案件，以确定哪些申请人在庇护申请中撒谎，因此应当被遣返。涉案人数迅速从开始的3500人提高到13500人，因为涉案人的家庭成员获得的衍生庇护身份也将失效。但美国执法部门如何才能准确判断哪些属于欺诈，哪些是真的呢？申请者讲述的故事往往发生在多年以前，发生在中国，移民官员上哪去核实呢？从美国办案的程序来说，也非常复杂。如果过去的一项庇护案件被标记为可能存在欺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需要向移民审查执行办公室（Executive Office for Immigration Review, EOIR）提出动议，要求重新开启案件。移民法官批准后，当初获得庇护的人将获得一次听证机会，之后移民法官将重新确认庇护资格，或者终止庇护身份。这个过程涉及到的人力、物力和各种资源消耗巨大。遭到审查的庇护申请者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需要花费几千美元的律师费。

问题在于，美国执法部门也无法取得中国合作。庇护申请者也会强调回国后遭受的现实可能，即即使当初申请庇护时所说的遭受迫害是编造的，但因此失去庇护被遣送回国后，遭受迫害可能就会变成真的了。所以美国执法部门总是面临着这样一个道德困境。正如一位因揭露腐败而遭受迫害的申请者所说：“我的家人还在中国，这就是我们躲藏的原因。最大的风险是会坐牢。”中国的庇护生意一直延续到现在，做法与以前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主要区别是由纯粹的虚构故事变成往虚构中增添一些真人秀类型的剧情。这种表演样式较多，核心都围绕信仰自由和民主宪政。例如，到中国驻美国各地的使领馆前抗议，其他常见地点还有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前或时代广场。也有将时间线提前到美国之前的，比如在中国国内就加入家庭教会，拍摄一些敬拜上帝的影像资料，加上与警察的申辩争吵，主动寻求逮捕机会的例子也有，但分寸要拿捏好，不要真的伤筋动骨，既要让迫害看起来真实可信，同时又要确保身体状况良好，保证顺利走完走线全程。

过去20多年，在纽约有一位非常有名、非常成功的移民律师李静静。她曾不掩饰对政庇生意特别兴旺的一种奇怪感受，她的做法是多做好事来补偿，常年为极少数真正有需要的人提供低价或免费的律师服务，社区活动也非常慷慨。作为难得的良心律师，她善良正直。当被问及庇护案子中有多少是靠讲故事时，她说无法告知最高比例，但可以给个最低比例——最低最低有90%，不可能再低了。2022年，李静静律师不幸死于一位女性庇护申请者张小玲的刀下，张小玲行凶时才25岁，她的精神健康可能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

即使庇护申请遭到拒绝，且所有上诉途径全部用完，中国移民被遣返的可能性也极低。从2023年的数据看，美国所有受到遣返令的人中，每13个人有一位中国人，仅占7.7%。中国并不积极配合接受遣返人员，美国也无法像对中美洲国家那样，通过减少或冻结援助来施加压力。当年纽约的庇护作坊涉及到成千上万人，最后真正遭到遣返的寥寥无几。美国政府没有资源来审查过滤后完成执法过程，相关的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之下的几个机构也没有制度化的协调机制。隶属国土安全部的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USCIS）负责初审，他们有权利批准庇护。隶属司法部的移民审查执行办公室（EOIR）负责在法庭审理案件并处理上诉。这个办公室负责调查庇护欺诈的只有个位数的律师，加上合同制员工，他们要面对数以十万计的假案子。然后，隶属国土安全部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负责在移民法庭前代表政府诉讼，获得遣返非法移民的许可。美国的庇护制度，一个崇高的理想是为世界各地受难的人提供家园，但运行到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乌托邦的幻想。对于中国申请者来说，这是一个高比例需要作假的体系，也许90%，也许更高，也许低一些。我们不用沮丧，大家有机会听听著名的乡村歌曲，怀念一个曾经乐观描绘美国作为移民庇护所的理想化世界，让那些疲惫虚弱者为他们提供力量和爱，有空间给每一个人，强调的是包容自由。但现在，它已经不堪重负，且高比例遭到滥用，显然需要重建。

特朗普一个无法否认的亮点是，他发现的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问题，而且他敢于直接面对，解决方案的好坏当然可以讨论。在第一个任期时，特朗普就公开表示过对庇护制度的怀疑，并希望以系统化的方式予以拆解。在我看来，这么说当然是正确的，这个制度已经承受了持续好几代的巨大压力，千疮百孔。特朗普暂停庇护申请的做法并不等同于实施制度改革，但可以为如何改革赢得一点琢磨的时间。这个过程中，原本已经积压的案子可能拖的时间会更长，我认为这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问题在于，特朗普剩下的三年任期，有没有可能全面重塑美国的移民体系，或者至少重塑庇护申请制度呢？在我看来，时间可能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