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戴，欢迎来到第五百九十六期参考信息。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希望大家勿忘百年前先辈们的精神气概。此前在第五百九十二期，我们曾提到十五部门联合出台了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意见，其中“保持城市青年人口合理比例”的提法令人印象深刻，这暗示着部分地区青年人口比例可能已不合理。近日，《经济观察报》的报道为我们揭示了部分答案。
北京青年人口锐减与城市发展新趋势
北京、河北、河南、江苏、福建、安徽六省市在历年统计年鉴中披露了分年龄段的常住人口数据。数据显示，从2015年至2024年，北京20至29岁的常住人口从461.8万锐减至248.9万，十年间累计减少了212.9万，年轻人占比也从21.3%降至11.4%。尽管由于全国性老龄化趋势，20至29岁人口占比下滑是整体趋势，但北京作为拥有全国最多高校的城市，且曾有大量机会，其年轻人占比原本远高于全国均值。然而，2015年至2024年间，北京年轻人占比的回落速度明显快于全国整体水平。
2024年，北京20至29岁人口占比接近全国10.56%的均值，这与北京开始将“人口减量发展”作为政绩导向的时间节点大致吻合。2020年是北京年轻人减少最多的年份，达到了55万，其他年份的减少规模则基本稳定在20万左右。2015年，北京每百名常住人口中有21名年轻人，到2024年则降至11人。同期，每百人中的60岁以上老年人则从16人上升至24人。与此同时，北京的常住外来人口从862.5万减少到819.3万，十年间少了43万，这一规模远低于年轻人数量的缩减规模。
户籍迁移方面，深圳的年度户籍迁入规模长期领先，但在2022年出现了拐点，从2021年的39万骤降至21.96万。上海则长期保持每年11万至15万人的落户规模，在2021年出现拐点，从2020年的14.9万激增至26.59万，此后多年继续攀升至近30万。相比之下，落户北京和广州的人数波动较小。2024年，北京的落户人数为13.94万，是近七年的最低值，其中绝大多数是通过传统计划体制渠道，如公务员招考、国央企招聘以及体制内家属随迁。虽然近年来北京开启了人才积分落户，但每年仅有6000人，不到总人口的千分之三。作为对比，香港通过工作满七年获得入籍的每年就达到2.91万，占总人口近4%。
当前，北京的常住人口约为深圳的1.3倍，但其年轻人规模仅相当于深圳的一半，或是广州、上海的60%左右，成都、重庆的70%左右，甚至可能比千万级人口的东莞、武汉、杭州等城市还要少。
“超级中学生”现象与人才引进新模式
近期，关于“超级中学生”的新闻引发了广泛关注。科技大厂开始邀请高中生参与AI项目，有14-15岁的高中生仅工作一个月就能获得1.5万元的报酬。然而，当事人表示，虽然赚钱容易，但心智尚未成熟，担心“走偏”，因此选择了攻读人工智能专业。去年，美国数据分析巨头Palantir更是面向全球直接招聘顶尖高中生，提供转正后约119万元人民币的年薪。
与此同时，微软、苹果、谷歌等科技巨头近年来都在降低学历要求。IBM在美国有50%的岗位不再要求四年制大学学历，转而强调候选人掌握的具体技能。国内的腾讯、字节跳动也通过训练营等项目发掘有技术潜力的中学生。华为的“天才少年”计划也开始不限学历、不限院校。媒体称，这些少年正成为大厂们争夺的下一代“超级中学生”。这标志着一个重要趋势：知识生产的中心正从大学逐渐转移到企业。人才筛选的入口也随之改变，企业不再被动等待大学培养人才，而是主动去寻找和吸引他们。
教育体系的变革与重塑学习路径
面对这一趋势，教育体系也在进行调整。北京早前宣布，今年将推出六个两年制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学生一年在校学习，一年与合作企业实习，毕业后可获得技工院校毕业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获得推荐就业。此前，浙江、广东、山东、安徽等省份也已出台类似政策，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人社部、财政部近期发布的关于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的通知，也明确提出支持技工院校招收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然而，一些事件也引发了对教育理念和实践的讨论。在福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一名学生因“走路看手机”被劝退，其班级的四名责任教师也被辞退。事后学校称实际未执行，但承认自2025年11月起，强化了师生安全意识，以“走路不看手机”、“常态锻炼观察”、“强化应急反应”为核心，开展“提升观察力”专项行动。该校董事长的一些言论，如“天灾即将发生”、“走路玩手机是触发灾难的开关”等，也被挖掘出来，充斥着阴谋论色彩。
“超级中学生”的涌现、大学生“回炉”的迹象，以及大学教育的“高中化”倾向，都使得“学历教育是否有必要”的老生常谈问题再次被提起。至少，我们应当追问：学习与成才的路径如何重塑，才能更好地适应技术革命的浪潮？
AI冲击下的就业困境与劳动权益保障（一）：岗位替代与法律挑战
眼下，虽然“AI替岗”尚未形成大规模冲击，但其影响已在路上。杭州中院近日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显示，一位35岁的周先生在一家金融科技企业担任AI大模型质检主管，负责审查AI生成答案的质量。去年1月，公司欲将其从主管岗位调至普通运营岗，月薪从2.5万元降至1.5万元。协商不成后，公司直接解除了劳动合同。周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才透露原因：由于技术升级，其质检工作已能由AI完成。
从劳动仲裁到法院一审、二审，法院均支持了周先生的诉求，认定公司解约违法，需支付赔偿金26万余元。法院判定，公司以AI成本优势为由与劳动者解约，不属于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杭州中院法官指出，此案另一个关键点在于，解除合同前双方是否进行了公平协商沟通，公司提供的岗位待遇大幅下降40%显然不是合理的协商方案。
2024年，广州中院审理过类似案件，一位平面设计师的岗位被AI取代，法院同样认定，使用AI是公司基于市场变化在自主经营范围内做出的调整，不属于客观情况。此前（第五百四十六期介绍过），北京人社局发布的2025年度劳动争议仲裁十大典型案例中，也包含一起：刘某在一家科技公司从事传统人工地图数据采集业务15年，2024年被AI替代并被公司解雇，仲裁明确指出“AI替岗不等于合法解雇”。
杭州中院的白皮书显示，2025年杭州新收劳动人事争议案件12359件，同比上升61.68%，其中涉及AI、大数据等领域的争议逐步增多，这与杭州AI产业的集聚密不可分。周先生的案件中，杭州中院给出了正面指引：确实需要岗位调整时，应优先考虑培训员工、提升技能、内部转岗，而非大幅降薪的不合理调岗或直接辞退。对应调岗可能增加的通勤、住宿等成本，也应给予合理补偿。
国际劳工组织（ILO）在2025年的研究认为，全球四分之一的就业岗位可能受到生成式AI的影响。如何应对AI对就业的冲击，已不再是个别企业的问题，而是全社会必须面对的时代命题。人社部今年1月表示，将出台应对AI影响就业的指导文件。AI替岗是大势所趋，相关制度、法律、政策也需要及时调整，至少不能让企业在“AI来了，你该走了”之间直接划等号。当然，正如劳动法一样，法律条文的存在也需要得到切实落实。
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者权益保护（二）：外卖骑手职业伤害保障困境
外卖小哥在送餐结束返回途中摔伤骨折，能否申请职业伤害保障伤残待遇？司法部日前发布了2026年新就业形态监管与民生保障行政复议典型案例。
案例一中，江苏盐城的外卖员缪某于2024年8月9日送餐结束返回商圈途中，因操作不当自行摔倒受伤，导致左中指中节指骨开放性骨折，左环指皮肤挫裂伤。当天，缪某所在公司向经开区人社局提交了职业伤害保障伤残待遇申请。但该局认为不符合《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2021年）的规定，决定不予认定为职业伤害。缪某遂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传统劳动关系中有“工伤”规定，但在新就业形态中，大量劳动者与平台并未建立正式的劳动关系。人社部等十部门参照工伤规定，于2021年出台了《新职伤保障办法》。然而，传统工伤认定难，新职伤的认定同样不易。
行政复议机构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新职伤的认定标准。根据《保障办法》第十条，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在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以及从接受订单起至订单完成后一小时内，因履行平台服务内容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职业伤害。经开区人社局仅以“操作不当自行摔倒”和“送餐结束返回商圈途中”为由不予确认，这未能符合《保障办法》的立法本意。最终，行政复议机构召集市人社局及被申请人召开协调会，进一步理清新职伤认定标准，并责成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处理。
司法部表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快递员、外卖送餐员、网约车司机等为主要群体的新业态劳动者，已成为城市运行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依法保护其正当权益，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中央党校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金晨波解读称，以外卖员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用工灵活、场景分散，职业伤害认定是执法难点，部分行政机关在执法时未能充分考虑行业特性与立法本意。2021年《保障办法》的核心在于打破传统劳动关系局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兜底保障，这与2025年九部门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政策导向高度契合。本案中，复议机构为行政机关规范执法提供了明确指引。
A股“老字号”的财务风暴：五粮液财报“魔改”疑云
4月30日是A股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截止日。白酒行业的“老二”五粮液，在延期后，于收市后公布了2025年年报与2026年一季报，其数据令市场大跌眼镜。2025年全年营收405.29亿元，同比下降54.55%；归母净利润89.54亿元，暴跌近72%。然而，2026年一季度业绩却呈现“逆袭”态势，营收约228.38亿元，归母净利润80.63亿元，单季利润几乎追平2025全年。
更离谱的是，五粮液还将2025年一季度、半年度、三季度的财报报表进行了重述：2025年前三季度营收从609.45亿元下调至306.38亿元，少了303亿元。这种“把财报当儿戏”的操作，被愤怒的股民称为“无良业”。
公司解释称，此次“魔改”业绩是基于“业务模式梳理及谨慎性原则对收入确认核算进行差错更正”。公告显示，五粮液的其他流动负债，包括监管商品款项、代转销项税额等均大幅调增。从会计原理看，收入端大幅调减必然对应负债端大幅增加。有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分析，这表明大量“已收款但未发货”的订单被重新归类为负债。
五粮液调整业绩本质上属于一次“会计差错更正”。但收入是累进指标，不会自然减少。收入出现“倒减”，意味着此前披露的2025年前三季度业绩所采用的会计处理方法不恰当。更前置的问题是，2024年度的收入是否也存在确认过多的情况？
有律师指出，此次调整明显不合理：一是幅度异常，营收利润分别“腰斩”，下调近七成；如此重大的差错连续三个季度未被发现，完全违背正常会计核算逻辑。二是定性错误，公司本次是主动收紧收入确认标准，属于“会计政策变更”，却刻意包装成“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并非客观纠错。三是时机与动机存疑，恰逢董事长被查、董事会换届，仅调整2025年前三季度数据，明显有“做低业绩基数、人为调节利润”之嫌，且公告未说明具体差错依据，解释牵强。
还有律师表示，五粮液有“虚假陈述”的嫌疑，应给出更明确的解释。如果无法合理解释，监管层有必要介入查明，以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目前，投资者最焦虑的莫过于能否索赔。预计节后开市将成为关注焦点，也是一次观察监管力度的绝佳机会。
南方黑芝麻的“糊”局：品牌老化与合规危机
另一家国民老字号——南方黑芝麻，正面临“糊”的窘境。4月27日开盘，公司股价“一字跌停”。原因是4月24日晚间，公司公告称，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公司及及时任董事长韦清文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韦清文现年66岁。1984年，他与另外两人以3万元资金起步，在广西融县创办儿童食品厂，一步步将“黑芝麻糊”打造成国民品牌。1997年公司上市，曾一度占据糊类食品60%的市场份额。韦清文自2004年起担任董事长，直至2024年8月卸任。
近年来，南方黑芝麻已多次被监管处罚。2021年，因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被出具警示函；2025年，广西证监局指出其大股东占资违规担保；深交所也因关联交易披露不及时，对公司及韦清文等人予以公开谴责。
除了监管问题，南方黑芝麻还面临业绩和产品信任危机。其“黑芝麻糊”配料表中，黑芝麻仅排第四位，被调侃为“南方米糊”，此外还面临夸大宣传、糖分过高等质疑。2014年，“黑芝麻糊”一个单品营收就突破10亿元，占公司营收的6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现金牛”。但2022年后，公司营收不断缩水，2021年和2022年遭遇了亿元级别的亏损。最新业绩预告显示，2025年归母净利润预计为-5200万元至-3500万元。
过去十年，南方黑芝麻曾跨界大健康、储能锂电池、电商等多个行业，但多数以失败告终。在不擅长的领域折腾一圈后，目前主营业务包括食品、大米经营和电商。公司主力产品仍是面向中老年群体的冲泡型芝麻糊，产品形态单一，对年轻群体吸引力有限。其核心的冲饮系列产品线，2025年上半年占营收的31.01%，但营收同比下滑2.26%，销量下降，产量增加，库存上升。公司解释称，主要受线下传统渠道持续下滑的影响，导致市场需求预判偏乐观，制定了较高的生产计划。如今，“南方黑芝麻糊”在传统商超中已不显眼。
在电商领域，尽管南方黑芝麻也推出了“黑芝麻丸”，但早期将这一品类带火并吃到红利的，是一些线上营销力度大的新中式品牌，如“老金磨坊”。加上产品技术壁垒不明显，五谷磨坊、北京同仁堂、固本堂、修正、燕之坊等品牌也纷纷涌入赛道。这也说明，年轻人并非抛弃了“黑芝麻”这一品类，而是对品牌的吸引力下降。
2025年8月，南方黑芝麻控股股东黑五类集团将其20%的股份转让给了广旅大健康，创始人退出，广西国资入主接盘。主业老化、跨界乱撞、债务高企，这是不少空有情怀的老品牌共同面临的挑战。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