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仇鹿鸣，来自复旦大学，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最近十来年，我比较关心的一个研究方向是出土的时刻和墓志。墓志（Epitaph: 刻于石上，随死者埋入墓中，记载其生平事迹的文书）在中古时期，是社会阶层人士死后，将其生平经历，主要是做官和婚姻情况，刻在方石上埋入墓中的记录。近二三十年来，我们发现了五千多方唐代墓志，使得现存总量已达一万多方，其包含的信息量已大大超过《两唐书》传记的总和，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历史上重要“无名行者”的故事。今天我将分享的，便是一位历史上的重要无名者——王胄。

安史之乱：唐王朝的转折与无名者的浮沉

首先，我们需要交代王胄所处时代的背景。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是整个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叛乱发动者安禄山，是唐玄宗晚年最信任的将领。天宝十四载年末，他突然从范阳起兵，当时天下承平已久，内地武备废弛。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东山三镇节度使，军事实力强大，一路南下，仅一个多月便攻陷洛阳，次年攻陷长安。唐玄宗仓促出逃，最终抵达成都。在逃出长安时，保卫他的禁军发生哗变，逼迫他处死了最宠爱的妃子杨贵妃。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不过是这个巨变时代中的小小注脚。

安史之乱持续了七八年，后期唐燕双方都已精疲力尽。直到公元762年，唐代宗宝应元年十月，仆固怀恩率领的唐与回纥联军在洛阳城外击败史朝义军队，取得决定性胜利。史朝义仓促逃到河北，并于次年春天被部将田承嗣所杀，长达七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平定。而我们的主人公王胄，正是在此时留下了他在历史上唯一的一条记载。史书记载，仆固怀恩收复洛阳时，“伪中书令王胄等大臣向唐军投降”。王胄某种意义上生活在历史的缝隙中。如果安史之乱成功建立新王朝，他作为“中书令”（相当于宰相）定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安史叛乱最终失败，王胄在这七八年间的所作所为也湮没于历史长河，成为一个重要的“无名者”。

叛乱后的严惩：王维与陈希烈的命运

对于王胄这样投降唐王朝的人，其命运会如何？按照一般逻辑推测，即使不被国法严惩，也应惶惶不可终日。这一推测有史料依据，因为唐王朝曾严厉处分那些参与叛乱或投降安史叛军的官员。以大家熟悉的王维为例，他是唐代著名诗人。安史叛军攻陷长安时，王维未能逃脱，被叛军控制。他虽装疯卖傻、谎称失声，但因其名望，仍被安禄山强迫到洛阳担任“伪给事中”。王维心向唐廷，被挟持期间曾作诗表达思念之情。然而，即使他只是一个被叛军用来“点缀门面”的文人，在公元757年唐军第一次收复长安和洛阳后，王维仍与郑虔、张通一同被囚禁，每日担惊受怕，唯恐被处决。尽管宰相崔圆曾让他们在家中作画以求脱罪，但最终三人仍未逃脱惩罚，或被流放，或被贬官。

更严厉的例子是投降安禄山最重要的唐朝官员陈希烈。他曾长期担任玄宗时期的左相。唐军收复两京时，俘获了以陈希烈为首的三百多名伪官。当时朝廷对如何处分这些人有争议，如功臣郭子仪主张宽大，但最终处分结果却非常严厉。这些叛臣被定为六等罪，前三等实质上都是处决，如“重者行之于市”（处死于市），“次重杖一百”（在京兆府衙门前杖责一百，通常致死）。后三等才是流放、贬官。由此可见，即使像王维这样“过恶”不大的人，也曾性命堪忧。在处决前，这些高官还要遭受“免官，徒显辅音”的羞辱，被聚集的官员百姓围观。即使未做伪官，但与叛军有密切联系者，也须“自首处罪”说明缘由方可免罪。甚至那些坚决抵抗叛军、兵败被俘的将领，如陈千里，也因“生致贼擒不沾”（活着被贼人擒获，不光彩）而未获善待。这种观念，即“战俘要另眼相看”，在传统儒家文化中根深蒂固，与西方文化中将战俘视为英雄的观念形成鲜明对比。

王胄的传奇经历与幸运结局

然而，王胄的故事却颇具传奇色彩。根据五六年前发现的王胄墓志及其他文献记载，我们得以勾勒出他的一生。王胄大约在天宝初年考中进士，在唐王朝做了十来年官，但官运不佳，安禄山叛乱时仅任河南道采访使这样的小官。墓志自称，安禄山攻陷洛阳后，王胄逃至鹿魂南山，后被安禄山胁迫才做了伪官。但这一记载存疑，因为他进入安史政权后表现活跃，主要任务是安抚河北地区。

公元757年唐军第一次收复两京时，安庆绪仓皇北逃至象州（今河北临漳）。不知何故，王胄当时也在象州，再次卷入安庆绪政权。此时，安史政权的重要将领史思明控制着范阳，拥有河北十三个郡和八万军队。他见形势不对，宣布起义归顺唐王朝。夹在象州的安庆绪危在旦夕，王胄急于寻找出路。于是，他伙同朋友邵悦、张献臣等人，选择北上投奔史思明，墓志中则修饰为“北上投奔史思明，再从史思明控制的地方辗转回到长安，实为效忠大唐，后被史思明羁押”。他们北上赵州（今河北赵县，赵州桥所在地），进入史思明控制区。在唐王朝严惩投降官员的背景下，他们绝不敢轻易返回唐朝控制区，而史思明虽名义归附唐朝，实则半独立，成为他们唯一的庇护者。王胄此举可谓巧妙。

进入史思明政权后，史思明很快再次反叛，南下象州，击败唐军联军，吞并安庆绪，再次攻陷洛阳，彻底改变了战场形势。王胄又随史思明从范阳一路南下，直至公元762年，他以燕（安史叛军建立的政权）的中书令身份投降唐朝。安史之乱七八年间，王胄辗转于四五个组织，从默默无闻的低级官员一路升至燕的中书令高位。那么，回归唐王朝后，他的好运是否用尽，会否像王维、陈希烈那样受到处分呢？历史有时会开个玩笑。王胄的墓志记载令人吃惊：他虽在燕政权身居高位，回唐后却未受任何处分，先后担任驾部考功、吏部三郎中，又活了十来年，直至公元779年大历十四年去世。为他撰写墓志的，竟是著名诗人刘蕡（刘富）。刘蕡在中唐时期被认为是诗文俱佳的大家，能由他撰写墓志，说明唐人对王胄在安史政权的经历似乎并不那么在意。

现实主义的赦免：唐廷政策的转变

那么，为何第一批被俘或投降的大臣遭遇不幸，而王胄却如此幸运？这种变化源于一个现实主义的背景。安史叛乱七八年间，投降安史的唐朝官员数量庞大，当时有“为贼所污者半天下”之说，若要清查，则“查不胜查”。更重要的是，当史思明第二次反叛、重新控制洛阳，战场形势再次逆转时，唐廷内部达成共识：应尽量赦免这些政治上有污点的人，以减轻平定叛乱的阻力。这很容易理解：若不赦免，这些人便会拼死抵抗。因此，在宝应元年十月第二次收复东都后，十一月代宗便下诏：“东京及河南、河北受伪官的官员，一概不问。”王胄正是抓住了这个机会，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唐廷。这种现实主义的考量，是当时情势下的必然选择。

“忠”的观念：唐代与后世的差异

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这些“贰臣”是否应该被鄙视？在现代人普遍认可的中国传统观念中，他们无疑应受指责与耻笑。然而，唐代人的观点与我们想象的似乎有相当大的差距。

唐代流传着一个关于崔琦的故事。崔琦曾主张严惩投降大臣，他病危弥留之际，痛苦地呼喊“某某某某人的鬼魂，不要来找我！”来找他的是达奚珣，原唐朝河南尹（洛阳市长），与陈希烈一同投降安禄山并被处死。若将此视为当时舆论的反映，我们会发现，主张严惩叛臣、贰臣的官员反而被认为是酷吏，而舆论却同情那些被处决的官员。这种观念差异，甚至影响到宋代人修撰的《新唐书》，将崔琦列入《酷吏传》，与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来俊臣等人并列。

另一方面，唐廷是否特别看重那些以死殉国的忠臣？在文天祥《正气歌》中，颜杲卿和张巡是安史之乱中坚决抵抗叛军、以身殉国的大臣，后世备受推崇。但唐代当事人似乎并未将其看得特别重。安禄山攻陷洛阳时殉国的官员卢奕，在安史之乱平定后，朝廷曾讨论是否给予他一个较好的谥号。这在我们看来不成问题，他无疑是忠臣。然而，当时朝廷却引发了争论。独孤及（中唐著名文人）保存的诗文中，记录了反对意见：“洛阳之存亡，操兵者是任，其咎非执法吏所能抗。”意思是洛阳的存亡是军事将领的责任，卢奕作为御史中丞（执法官），与他无关。接着又说：“失败将崩去之，可以仗；委身寇仇，以死谁怼？”意思是仗打败了，你赶快跑是合理的；自己不跑，被敌人杀掉，又能怨谁呢？这种观念与我们现在想象的大相径庭。独孤及虽为卢奕辩护，但也承认当时舆论主流认为“跑是合理的”。他称“微而去之，视为智免”（看到城守不住就跑，是明智之举），但不能称之为“忠”。当时舆论为投降安史的大臣辩护的理由是：“万圣难寻，各顾其身”（皇帝自己都逃跑了，我们这些大臣为自己找条活路，有什么不可以？）。

第二个故事与张巡有关。张巡在安史之乱中坚守睢阳，对平定叛乱有巨大作用，阻止了叛军南下江南和淮南，保住了唐王朝重要的物资供应地。睢阳之战极其残酷，后期甚至出现“食人”的悲惨情况。然而，当时的批评者并不认为张巡是完美的忠臣，反而批评他“与其时人，何若全人”（与其让这些人被吃掉，何不保全他们？）。这些批评者并未说明如何保全，是投降还是逃跑？这表明，唐代人对“忠”的理解与我们现在有相当大的距离。

“忠”的演变：从有限义务到无限责任

尽管“忠”的观念在中国起源甚早，可追溯至战国时代，但早期它实际上是一种有限的义务，甚至带有一定的契约性。孔子有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背后隐含着君父虽居上位，仍需受礼法规范。君主要有君主的样子，臣子要有臣子的样子。正如《论语》所说：“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间是互相有责任的。孟子对此有重要发挥：“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便是带有互相责任甚至契约式的君臣关系。后世的专制君主对此深恶痛绝，朱元璋读到此话甚至想将孟子牌位从孔庙中移走，认为其“大逆不道”，因为它为大臣在特定条件下反抗君主提供了理由。

唐代的“忠”观念，某种意义上仍是一种有限义务。即我尽到职分，但仗打败了，我可以逃跑，甚至投降，也无太大责任。安史之乱大概是最后一个所谓“有限忠诚”的时代。安史之乱半个多世纪后，到中唐时期，“忠”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中唐大臣李德裕开始批评安史之乱时“弃城郭而辅皆者其身，不以为情”（放弃守城职责而逃跑保全自身，不以为耻）的现象，认为这是“世风日坏，人心不古”的标志。可以说，从中唐以后到宋代，“忠”的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其核心是大臣的责任越来越多，皇帝的责任越来越少，忠成为一项无限的义务，甚至是一个大臣好坏的最高道德品质。例如，清军入关时，明代抵抗者殉国是最基本条件，若不殉国，则无从谈起；许多人甚至举家自杀，以示对皇帝的忠诚。这显示了唐宋以来，“忠”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发生的巨大变化。

“贰臣”概念的起源与现代反思

我们今天标题中的“贰臣”一词，在唐代其实是没有的。这个词真正的定型是在清代，清人修国史时，将明清之际投降清朝的官员（如洪承畴），尽管他们为满清入关立下大功，但清王朝认为他们“大节有亏”，专门列传，称之为《贰臣传》。《贰臣传》的起源，可追溯到欧阳修在修《新五代史》时所写的《唐六臣传》，他将后梁篡唐时劝进、将唐末帝玉玺献给朱温的六人，认为其“大节有亏”，专门列传以示贬低。这大概是“贰臣”概念的起源，最终在清代发展定型。

最后，我们来讨论“忠”这一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以及我们如何理解它。若按照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标尺，“忠”无疑属于旧道德和旧时代的范畴。作为现代人，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平等和契约为重要基础的社会，而“忠”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针对上下级关系，且对居于上位者有利。因此，按照五四以来反传统、追求现代化的观点，“忠”当然是一种旧道德。

然而，我们也清楚认识到，我们不可能与传统完全割裂。“忠”类似的语言和行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仍有很强的渗透性。现在也有很多人主张复兴传统，传统中确实有很多值得延续和继承的东西。但我想在此提出两点思考：第一，传统并非固定不变，就像对“忠”的理解，孔子、孟子和朱元璋就有非常大的不同。第二，复兴传统时，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某项传统只对居于上位者有利，只对统治者有利，那么我们便要保持警惕。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