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二零二六年四月十七日星期五，欢迎收看一千零四十三期世界消息。
猪肉价格现状与周期困境
最近一个月，国内生猪价格快速下跌，对比春节前降幅超过百分之三十。许多地方的收购价仅为每斤四块三，接近二零一八年水平，偏远省份更是跌至每斤三块六，成为过去二十五年来最低价。农业和经济领域存在“猪周期”现象，即生猪市场大约每四年经历一次从盈利到亏损的循环。本轮猪周期始于二零二二年，猪肉价格自二零二四年九月开始下跌，至今已持续一年半。不同于以往每轮猪周期至少有两年盈利期，此次快速转入深度亏损，其根本原因在于猪肉过剩程度远超以往。
产能核心指标：能繁母猪存栏与效率提升
生猪养殖产能的关键指标是能繁母猪存栏数量。能繁母猪是指已产一胎并能持续保持繁殖能力的母猪，其数量直接预示着未来半年的生猪出栏量。通常，当大量猪场和农户因亏损被迫处理能繁母猪时，标志着猪周期触底。根据农业农村部二零二四年的要求，全国能繁母猪存栏上限为三千九百万头，但农业农村部发布数据时，全国仍有近四千一百万头能繁母猪，显示出显著过剩。
不仅能繁母猪数量过剩，其繁殖能力也在显著提升。二零二零年，一头母猪年均产崽约十六点一头，而今年已增至二十六点三四头，增幅超百分之六十。这意味着，即使按照过去的指标控制母猪数量，中国实际的产崽能力依然庞大。
疫情下的跨界资本与产能激增
此次猪肉及母猪过剩的直接原因，可追溯至疫情期间。二零一九年起，新冠病毒冲击了正常经济活动，非洲猪瘟也重创养殖市场，导致猪肉价格飙升。这吸引了大量企业和资金涌入养猪业，其中包括一些知名企业。
例如，在二零一八年九月，万科（Vanke）提出了“活下去”的口号，并积极布局农业。为应对猪价上涨和疫情带来的食品购置难题，万科于二零一九年成立了秦山嘉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收购农牧食品企业。其规划的猪场建成后预计年出栏生猪五十万头。
同一时期，刘友豪的数据显示，超过一千家房地产企业转型养猪，万达、万科、碧桂园、恒大等纷纷成立养猪事业部。万达宣布投资十亿养三十万头猪，恒大也计划投资三亿建设一百个养猪农牧基地。二零二零年三月，万科成立食品事业部，并招聘“聚落化猪场经理”，要求参与制定二十五万栏生猪规划。
二零二零年，中国新增猪养殖企业近十五点七万家，同比增长百分之八十八。房地产行业的巨额资金涌入养猪业，引起了专业养猪户的担忧。当年八月，唐人神集团董事长公开警告，若各家企业发布的养猪规模落实，总量将达二十亿头，远超全国六点五亿头的消费能力，预示着行业可能面临灾难，并预测猪肉价格将从每斤二十五元跌至四元。
饲料成本上涨与供需失衡
除了跨界养猪导致产能过剩，猪饲料原材料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了供需问题。饲料成本占养猪总成本的一半以上。在猪完成育肥后，饲料转化率变差，继续饲养难有收益。通常，猪养大后应尽快出栏，否则越养越亏。然而，去年一年，豆粕价格上涨百分之十一，玉米上涨百分之八，与此同时猪价快速下跌，年底已跌破每斤六元。养猪企业为避免亏损，选择“再等一等”，导致春节消费旺季出货量减少。节后猪价持续下跌，引发了企业的恐慌性抛售。春节前少出栏，三月又有新猪出栏，两批生猪集中涌入市场，价格因此超额下跌。当前猪肉市场已形成财务恶性循环：价格越低，养殖户亏损越多，为止损必须尽快卖猪，这又进一步压低了肉价。
国际视角：猪周期与规模化应对
猪周期并非中国独有，美国和德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发现了猪肉供需循环。一般来说，大规模养猪的国家普遍存在猪周期，原因在于猪的生长时间固定，从出生到出栏需半年，且考虑母猪繁育，投资周期超过一年。企业判断是否扩大养殖通常基于当时价格，一旦发现养殖过量，往往已来不及补救，只能低价抛售。
各国针对猪周期采取了不同应对策略。作为全球第二大猪肉出口国，美国在二零零二年以前，每四年经历一次猪周期。但从二零零二年起，周期开始拉长。例如，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九年的一轮持续了七年，结束于亚洲猪流感导致出口受阻。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二零年的另一轮则持续了十一年，直到新冠疫情影响出口。美国将猪周期拉长至十年左右，主要得益于规模化养殖。
一九八七年，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等食品巨头开始通过代养合同整合散户。到二零零零年，美国养猪场数量锐减至不到十万家，超七成存栏量集中在五千头以上的大型养殖场，头部企业占据七成市场，形成了垄断地位。中国证监会下属期货协会的分析指出，美国生猪产业规模化进程推进，大规模生产和资本参与，使得生产者在猪价下跌时难以限制生产，供应波动幅度减小。尽管猪价仍有震荡，但猪周期整体被拉长，外部因素成为限制其波动的主要原因。
中国养猪业的转型挑战与技术短板
中国形容企业转型困难常说“船大难掉头”，但在养猪领域，企业掉头过快、追涨杀跌反而加剧了市场波动。相反，如果企业规模巨大到无法快速转向，只能匀速前进，市场预期会趋于平稳，投机预期消退。中国正推进规模化养猪，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有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农村的普通散户已基本退出养猪市场。散户退出市场的关键节点是二零一八年的非洲猪瘟。二零一八年前，中国超过百分之六十的生猪来自散户（存栏量不足五十头）。到二零二四年，散户占比已降至不到百分之三十，预计年底可能跌破百分之二十。许多养殖大县，如河南、山东，过去家家有猪圈，如今多为大型养殖场或大企业的代养点。散户转为代养模式，饲料和疫苗由企业提供，猪长大后按合同价回收。
中国养猪业要实现进一步规模化，面临两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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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不足导致成本高昂：中国平均养殖成本约六块五每斤，远高于巴西（低百分之五十）、美国（低百分之二十）和欧盟（低百分之十）。高成本部分源于高价引进国外种猪。目前中国大型养猪场主力品种是三元杂交猪（如美国的杜洛克猪、瑞典的长白猪、英国的大约克），它们生长速度快、饲料转化率高、抗病性强。然而，中国对外国种猪高度依赖，如二零一八年法国猪种供应占中国进口的百分之三十五。中国引进的猪种存在退化问题，需要定期大规模进口更新。例如，二零零四年至二零一二年间，中国每头种猪年均提供的商品猪数量从十三点二一头降至九点七六头，而同期美国效率从十七点一升至二十点一，中美效率差距从百分之三十扩大至百分之一百零六。非洲猪瘟后，为恢复养殖规模，中国需大量进口种猪，但种猪产业陷入“引进、维持、退化、再引进”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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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消耗效率低与进口依赖：中国主要饲料豆粕百分之八十依赖进口，而每头猪的豆粕消耗量却是欧美两到三倍。牧原（Muyuan）董事长秦英林指出，这种浪费毫无价值。
规模化养殖的挑战：资金、管理与员工困境
除了技术与饲料成本，中国养猪企业规模不够大，难以摊薄成本和拉平周期。按人均饲养量计算，中国仅五百头，远低于巴西、美国、丹麦等国人均一千五百头以上。许多中国“规模化”养殖企业在国际主流水平下仍属小型。
正邦集团（Zhengbang Group）是典型案例。该公司从饲料加工起家，二零零三年开始养猪，二零零七年上市。二零一八年非洲猪瘟后，正邦集团快速扩张，计划每年出栏一亿头生猪，并大量借贷建场。二零二一年底猪价波动时，其每月利息高达十亿，不堪重负。为回笼资金，正邦贱卖生猪，两年亏损三百亿，最终被收购。其部分养猪场甚至出现饲料短缺，代养户的猪因饥饿互啃，甚至饿死。正邦禁止代养户自购饲料，却又无法按时足量供应，导致严重的动物福利问题。
从长远看，这轮猪周期淘汰落后企业是好事，因为规模化不足导致固定成本无法摊薄，在采购和销售环节缺乏议价能力，使得小企业养殖成本高于大企业，大企业成本又高于国际同行，一旦猪价波动，亏损尤为惨重。
政府政策调控与收储力度减弱
中央政府对此思路清晰。三月十九日，农业农村部与国家发改委召集生猪企业开会。此次会议有几点变化：
- 产能调控更严格：将能繁母猪红线从三千九百万头下调至三千六百五十万头。
- 出栏数量同比减少百分之十。
- 违规企业将面临贷款收紧和补贴取消。
- 收储力度减弱：以往猪价暴跌时，国家会启动收储。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中央累计收储近十五万吨；而此次仅收储一万吨，不到上次的四分之一。
- 财政补贴转向刚性支出：现有补贴（如专项贷、财政贴息）仅限于传染病防控、粪便处理等，取消了对每头能繁母猪的直接补贴（曾每年约六十元）。 这些措施意在促使小企业和散户尽快退出竞争。
大规模养殖对员工的影响与心理挑战
企业适应大规模养殖模式，尤其需要关注员工。大型猪场采用高密度、大容量养猪，需严格的卫生防疫程序，这让经历过新冠疫情的员工难以适应。为减少疾病风险，猪场要求工人与外部环境隔离，工人需每日多次洗消，食堂饭菜、衣物、宿舍亦需严格消毒。企业常通过高薪吸引员工，要求其几个月才与外界接触一次。
在美国大型农场，抑郁员工占比超百分之三十六，一半以上女员工有焦虑症。大规模养猪破坏了员工的社会化生活。尽管如此，大企业仍能通过压低物质成本并发放相对较高的工资吸引员工。牧原在南阳的现代化养猪场，保育员月薪可达上万，工作门槛低，易于储蓄。然而，企业在招聘时应如实告知工作难处，而非仅强调高工资，以建立员工的心理预期。
牛肉市场周期与产业政策建议
猪肉市场有猪周期，牛肉市场同样存在周期，但时间更长，价格波动更平缓。母猪一年可产三次，每胎八到十五头；牛一年仅怀孕一次，每胎一头，一头健康母牛一生最多产八到十二头牛，不到母猪的十分之一。牛的生产周期长，从引进母牛到上市需两到三年，牛周期约八到十年，不易受短期供需变化剧烈影响。
此外，主要产牛国往往也是牛肉消费大国，出口影响相对较小。例如，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国牛肉出口量占总产量比例不高。中国即使买下全球所有出口牛肉，人均消费量也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
养牛场扩大规模的成本远高于养猪。猪场可通过高层建筑实现全流程养殖（如澳大利亚的二十六层猪楼），而牛体型大、性格敏感，需要大片活动空间。楼房只能用于养小牛，且牛饲料需大量纤维素，排泄物是猪的四倍，封闭养牛的排污成本极高。目前最合理的养牛方式是在草原过剩国家，利用露天牧场配合先进技术。中国难以在技术上超越南半球的养牛大国。
因此，在牛肉方面，中国应采取“躺平”政策，允许廉价牛肉进口，以换取对方开放工业品市场。若部门妄想通过补贴推动牛肉产业升级或支持散户养牛以刷脱贫指标，可能将农民困于无希望的产业，阻碍其退出，也看不到盈利前景。相比之下，送他们去养猪大楼当工人或许是更现实的出路。
感谢大家收看一千零四十三期世界消息，节目到此结束，我们周日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