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合的祭日

主持人: 大家好。今年七月七号，经济学家高善文去世，享年五十五岁。七月七号这个日子有点特别，二十二年前的同一天，二零零四年的七月七号，另一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去世，也是五十五岁。两位声誉显赫的中文经济学家在同一个日子、同样的年纪，同样死于癌症，大千世界竟会有这种巧合。

一位朋友写了篇纪念高善文的文章，又贴出来多年前写的纪念杨小凯的文章，题目是《世间已无杨小凯》。那位朋友博览群书，这篇文章的题目看着很平常，其实是有来历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有一句台词是哈姆雷特怀念他父亲的话：“I shall not look upon his like again。”直译过来就是“我再也见不到像他那样的人了”，更简短的翻译就是“世间再无此人”或者“世间已无此人”。马克思·韦伯去世以后，他太太给他做了一块墓碑，墓碑左右两侧各自刻了一句话，右侧刻的就是哈姆雷特这句“世间已无此人”。后来，黄仁宇先生写《万历十五年》，其中第三章写到张居正，标题就是“世间已无张居正”。一个作者有没有学识、有没有眼光，对自己写的东西有没有感觉，往往从他的一句话就能读出来。

权威与自嘲

主持人: 高善文是一九七一年出生在山西临汾，十七岁考上北京大学无线电系。他一开始也不是学经济的，毕业以后才转学经济，考进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后来，他又去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读博士，导师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他博士毕业以后的职业生涯，是从人民银行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再到光大证券，最后到安信证券。从二零零七年开始，他做安信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安信证券后来改名叫国投证券，他一直在那里做到二零二五年。

在将近三十年的职业生涯当中，高善文的宏观分析报告可以说是市场上的硬通货，他的分析报告一出来，资产价格经常会跟着波动。中国有很多券商，首席经济学家更多，可以说多如牛毛，但专业分析有高善文这种权威性的没有几个。

高善文读光华管理学院的时候，我也在北大读研究生，但是我们不是一个系，我不认识他。后来，我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讲座，仰慕他的洞察力，仰慕他的良知、勇气和职业操守。写文章纪念他的那位朋友跟他有过交往，更了解他的为人和专业水平。朋友很尊重高善文，去世以后尊称他为“高博”，并提起一件事：说高博给自己的行当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解释过去头头是道，似乎有理”，下联是“预测未来躲躲闪闪，误差惊人”，横批是“经济分析”。这显然是一种职业自嘲。

自嘲是一种自信。一个水平这么高的人能如此自嘲，表明他清楚经济分析这门手艺的精良，知道他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这是从事任何职业都很重要的一条——知道边界在什么地方。那位朋友也特别欣赏高善文这一点，说一直记得这副对联。一个人能写出这个来，对自己的职业局限性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对那种自我神化的姿态充满了警惕。清醒本身就是一种稀缺，写出来还能让人会心一笑，就更不容易了。

那位朋友对高博有一个很中肯的评价，说高博有自己的腔调，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愿意承担的部分，没有被那个位置磨成一个标准件。这个评价看似铺素，但仔细想一想，我们这些所谓的职业人士，又有几个没有被自己的位置磨成一个标准件呢？

揭开官方假账

主持人: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初，高善文在深圳的一个年度策略会上讲中国经济，说了一句后来传遍全网的话：“老年人朝气蓬勃，年轻人死气沉沉，中年人生无可恋。”短短十八个字，说尽了当下中国三代人的处境，说尽了年轻人和中年人的无奈与心酸。这话听着不好听，但是很准确。高善文说话很少用形容词去堆砌，他喜欢白描，就是用简单的语言白描出很多人视而不见的事实。

那个讲话不久后，他去了一趟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一家中国智库合办了一场论坛。他在会上谈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官方的数字是每年增长百分之五，但高善文根据各种经济指标推算，实际增长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左右。中国政府虚报GDP数据，这在经济学界是公开的秘密，但大部分从业人员只敢窃窃私语，不敢依据自己的研究公开说出来。

高善文在论坛上公开说出来，这令当局震怒。《华尔街日报》长期报道中国经济的记者魏玲玲报道了这一事件，高善文从此被禁止公开发言，原定的一场大学讲座也被取消，对外公布的理由是行程冲突。此后，高善文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去年十一月他从国投证券辞职，十二月确诊患了淋巴癌四期，今年七月七号就去世了。

高善文去世以后，魏玲玲撰文回忆，说在二零一九年给高善文打过一个电话。当时外界对迟迟没有推进国企改革大为失望，魏玲玲想搞清楚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迟迟没有到来。高善文给出的答案让她至今难忘：“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双腿，人不可能砍掉自己的双腿。”这只是他们在长谈中不经意间的一句闲话，却尽显他一贯的处事风格，气定神闲，且有着不动声色的自信。但事实证明，在当时针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各种研判当中，很少有人能有他这样的远见。

制度与替罪羊

主持人: 高善文因为忠于自己的职业操守，给中国经济算账算得清楚、算得准确，受到了当局惩罚，被剥夺了公开说话的权利，在沉默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段里程。虽然生老病死不是人力可以左右的，但在生命最后一年半保持沉默，却是被人强迫的。

高善文去世以后，小红书上一条悼念他的评论传得很广，称赞他是一位罕见的敢说真话的经济学家，并感叹了一句：“如今只剩下乐观的经济学家了。”高善文生前被迫沉默，其他的经济学家被迫乐观。我很欣赏歌手崔健的一句话：“该变的都没变，不该变的都变了。”中国人能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不该为言论付出代价，这在中国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理想。连续几代有勇气的有识之士，不得不为自己的勇气付出代价。这早就该改变了，但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八年，从一九六八年到今天，一点都没变。

高善文的遭遇让我想到另一个人，就是李文亮。李文亮本来是武汉的一位眼科医生。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号，他在同学群中提醒大家发现了不明肺炎。几天以后，他被派出所训诫，在训诫书上写下“能，明白”。一个月后，他就死于新冠病毒，终年三十四岁。李文亮去世的消息传开后，全网都在为他哭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李文亮的遭遇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摊上。任何一个派出所都可以发训诫书，谁在群里说一句让当局不高兴的话，都可能被叫去签这种充满人格侮辱的训诫书。大多数哭李文亮的人，其实是在哭一个可能的自己。

高善文不一样。普通人不会有机会在国际论坛上发言，也不会有机会撰写宏观分析报告。他的遭遇不可能落到普通人头上，他的认知普通人达不到，他的地位普通人也够不着。普通人与高善文之间有着巨大的认知和地位落差，普通人甚至没有能力和意愿去关注他，他只能是高处不胜寒。

李文亮死后，官方追授他烈士称号。训诫李文亮引发全国性怨愤，政府可以把账算到基层芝麻官头上，修理一下几个基层办事人员就有了交代，这不会牵扯到制度问题。官方轻易就能控制局面，把民众的眼泪收编到体制的渠道中。

但高善文不行，他牵动的不是哪个执行环节，而是整个统计口径，是党国全部优越性叙事的经济基础。增长百分之五这个数字背后是执政的合法性，悼念高善文的账没法往下算，怎么算都算不到基层替罪羊身上，账只能往上算。而往上算账是这个制度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李文亮可以被官方追认为烈士，高善文连讣告都必须低调。

后发劣势的预言

主持人: 这几十年，党国的御用经济学家——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林毅夫——一直在忽悠中国有后发优势。但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所谓的后发优势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而后发劣势却是长期的。在没有根本制度变革的情况下，后发劣势难以避免。

二十多年前，杨小凯就做出了这种预言。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杨小凯在北京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做了一场讲座，题目就叫《后发劣势》。他的论证并不复杂：落后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有两样东西可以模仿，一是技术，二是制度。模仿技术容易见效快，立竿见影；模仿制度难，要动既得利益会伤筋动骨。因为这个原因，落后国家天然会倾向于只学技术不改制度。短期来看，这是发展优势，增长很快；但长期来看，这是后发国家的诅咒。技术模仿造成的经济繁荣会替坏制度赎买时间，一步一步错过改革的窗口。国家能力越强，越有本事把坏制度维持得有声有色。

杨小凯把这个现象叫做国家机会主义，把这种由国家机会主义支撑的经济增长叫后发劣势。之所以叫后发劣势，是因为长期看这种增长没有可持续性。当时林毅夫跟他公开论战，大讲后发优势，称赞政府的比较优势战略，说制度可以等发展好了再慢慢讲。在那以后有将近二十年时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看起来是林毅夫对了，杨小凯错了。

但二十年后，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增长乏力，怎么刺激都刺激不起来了。全中国的经济学家只剩下林毅夫还在喊增长百分之八，连政府都把目标下调到了百分之五，而实际增长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二甚至更低。当年杨小凯分析的后发劣势已经成了现实。只要不从根本上改变制度，这种后发劣势是难以避免的，国家被后发劣势拖垮只是个时间问题。

而更沉重的问题是，政府是不可能主动去改变制度的。高善文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双腿，人不可能砍掉自己的双腿。杨小凯在二零零零年说的是不改制度，经济账早晚会算不下去；高善文在二零一九年说的是制度改不了，因为那是党国的双腿。到了二零二四年，中国经济的账本已经算不下去，统计局只能拿出一本假账来糊弄。高善文说真账在这里，我算给你们看，然后就被禁言了。

两代人，两位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两个五十五岁，两个七月七日。说起来，七月真是让人最伤心的一个月份。

逝去的时代

主持人: 一九六八年，湖南长沙一中有一个十九岁的高中学生，名叫杨希光。他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中国向何处去》。里面主张限制特权阶层，建立民众可以监督的制度。这给他惹来了大祸，被判处十年徒刑。杨希光在监狱里跟着工程师和教授犯人学高等数学、学英语，把牢房念成了大学。一九七八年刑满释放，他改回了族谱上的名字杨小凯。一九八三年，他去普林斯顿大学读经济学博士，三十五岁从头念数学，跟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天才同班。一九八八年他拿到博士学位，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书，一直做到讲座教授。

杨小凯开创了超边际分析方法，在经济学界备受推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多次公开赞赏他的成就，认为他的贡献已经够得上诺贝尔奖。在华人经济学家中，他是公认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一位。不幸的是，他在事业巅峰像彗星一样陨落了。

一九六八年，杨小凯因为说话坐了十年牢；二零二四年，高善文因为说话从公共视野消失。相隔五十六年，整整两代人为说话付出代价，该变的一点都没变。

杨小凯十九岁的时候问了一句“中国向何处去”，被判了十年。五十多年以后，这个问题还在悬着，还不准人讨论。高善文说了一句“人不可能砍自己的双腿”，算是对杨小凯质问的一个婉转的回答。一问一答，隔着大半个世纪，死在同一个七月七日，问的人和答的人都走了，剩下的是我们这些不愿看假账、但已经习惯了看假账的人。

看到朋友的三篇悼文，有很多感慨。刘晓敢老师是六月三十号去世的，比高博早一个星期。我与他们都未曾谋面，但读到他们的文字，能够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波澜。他们能见人所不能见，言人所不敢言。

我去北大哲学系念书的那年，刘晓敢老师已经离开了，去了美国。但我经常听到系里的老师说起他，图书管理员夸他，说北大留不下他太可惜了。

这两年害怕生离死别，甚至因此不敢与人深交。得知他永远离开，觉得自己很自私，不可奈何的自责，可能正是人心能够相连的接口。刘晓敢老师一位谦谦君子，身后有朋友念想他的善意和温情，人活一世，身后有这么诚挚的情谊，夫复何求？

大千世界，人群熙熙攘攘，都是擦肩而过。每个人各自随着时代起伏，传说中的一期一会，终归是可遇不可求。今天的话说完了，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