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背景与人性抉择

五年前，我曾想制作一个故事，当时美国和伊朗这两个长期敌对的国家在中立国瑞士交换囚犯。美籍华裔学者王熙月被释放回家，此前这位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在伊朗被指控犯有间谍罪，获刑十年。这个故事吸引我的不是其中的政治，而是人性。王熙月能够逃离德黑兰，重获自由，是因为他的妻子曲化在三年中从未停止的营救。而他能够在伊朗监狱活下去，是因为有一位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为王熙月读书小组”。今天，我将与他们对话。

许多人最初从伊朗新闻中得知，王熙月是一名伪装成研究员的间谍，进入了德黑兰图书馆的秘密区域，窃取了4500份官方文件。即使到现在，王熙月的母亲在美国的华人朋友中，仍有人认为他要么是真正的美国间谍，要么是被美国利用，帮助美国窃取伊朗信息。

王熙月表示，他从未卷入任何与伊朗政权有关的控制活动，也从未与异见人士有过交往。所谓的“机密区域”和“窃取4500页官方文件”完全是子虚乌有。他反问，如果是机密文件，怎么可能给一个外国人？他获得的文件是100多年前的，与现实政治毫无关系。王熙月在伊朗申请的文件是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伊朗边境土库曼游牧部落的治理，那是伊朗现政权成立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历史。

前往伊朗与被捕始末

2015年夏天，伊朗政权和美国奥巴马政府达成了伊核协议（Iran nuclear deal: 2015年伊朗与P5+1国家，即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德国，达成的限制伊朗核计划的协议）。当时很多人认为，长期敌对的美伊关系正在趋于缓和。王熙月得到了伊朗在美国的领事机构签发的教育签证和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 美国常春藤盟校之一，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的资助。2016年1月份，也就是伊核协议全面生效的当月，他飞往德黑兰学习波斯语，并经过伊朗外交部同意，允许探索历史档案研究。当时普林斯顿伊朗中心的主任约翰·霍尔登说，这次旅行是普林斯顿那次开创性访问。

王熙月去伊朗之前，多少听说过伊朗有绑架美国公民的历史，比如1979年的事件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美国主要报纸之一）记者杰森·礼萨安（Jason Rezaian）的案件。但他当时的想法是，只学语言，不干别的。作为在中国长大的人，他有一个常识性的感受，觉得伊朗比较反美。他认为，如果做的事情与政治无关，政治就不会来找他，这是一种比较简单幼稚的想法。

王熙月和妻子曲化约好半年之后回到普林斯顿。曲化毕业于北大法学院，是位中国公民。在婚礼上，她送给丈夫的话代表着连接他们命运的东西：全身心投入广大世界的好奇心、有趣的灵魂和爱情。王熙月出发去伊朗的时候，曲化和三岁的儿子刚从北京到美国不到一年。她刚在纽约一家公司找到律师的工作。当王熙月告诉她要去伊朗时，曲化当时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没有多想，觉得王熙月会受到学校的保护，对体系和权威有一种习惯性的信任。

在德黑兰，王熙月在外交档案馆申请文件顺利，但国家档案馆的同一类文献迟迟未见回复。一位普林斯顿教授介绍的本地学者提出以自己的名义帮助他提交申请并拷贝文件。拿到第一批文件之后，档案馆拒绝提供更多文件。

7月20号，王熙月即将回到美国的几个小时前接到电话，对方自称伊朗警察，要他带着护照和电脑去警察局接受讯问。他没有选择逃跑，因为他觉得自己无罪。他曾去讲过斯大林传和前苏联历史，觉得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在看了**《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 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的著作，揭露苏联劳改营制度）之后，他发现自己就是书中描述的受害者。

王熙月带着护照和电脑去了警察局，被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中国公民吗？”他如实答复后，美国护照被扣。讯问三小时后警察让他走了。8月7号一大早，伊朗警察声称查明了王熙月的清白，让他收拾好东西开车送他去机场。王熙月打电话告诉了妻子这个好消息。然而，他下车后，行李被装到后备箱，两个彪形大汉将他夹在中间。车一开动，手机就被拿走并关机。在一个立交桥上，车突然急转弯上了一条路，路的尽头是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埃文监狱（Evin House of Detention: 位于伊朗德黑兰，是伊朗主要的政治犯监狱）。他浑身发凉，两个官员告诉他，他们怀疑他犯有间谍罪，要对他进行逮捕。

埃文监狱的煎熬与妻子的无助

曲花等了一个通宵，没有丈夫的消息。她想起7月底在飞机上看的电影**《逃离德黑兰》**（Argo: 一部关于美国人质危机的电影），带着可怕的宿命感，她意识到这部电影向她指出了未来将要面临的严酷时刻和她丈夫的所在地。王熙月被蒙着眼睛带到监狱，打开眼睛看到的是水草、地毯、一盏灯和一个高处有蓝色铁窗的房间。他被告知是单独囚禁，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陷入恐慌和抓狂。他努力深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寻找方式分散注意力。墙上有波斯语和阿拉伯文的祈祷词或人名，还有人用阿拉伯数字写着“364天”。这让他一下垮了下来，瘫坐在地上，意识到有人曾在这里待过364天，在一个完全是水泥浇筑的单间小号里。

8月底，曲花从埃文酒店打通了丈夫的电话，王熙月气得说不出话。普林斯顿大学建议曲花对王熙月被捕一事保密，她甚至没有告诉儿子父亲去了哪里。一个三岁的孩子告诉朋友，爸爸被锁在城堡的地牢里，被恶龙控制了。在第一年，曲花百分之百依赖学校和所谓的权威机构，因为她觉得作为一个对美国社会和政治体系完全无知的移民，不认识任何人，只能保持沉默。她曾向外界寻求帮助，但都以失败告终。律师不愿接手，新泽西州的议员在与普林斯顿大学通话后也放弃了。普林斯顿大学负责人日后对**《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美国主要报纸之一）说，大学用了一切可利用的手段在内部施压，但对外的公共策略是沉默，认为这样伊朗人会意识到抓错了人，悄悄释放王熙月。

此时，在狱中，审讯者一再询问王熙月的基本个人信息，从未问过他挖掘机密信息的问题。有看过录像的人引用王熙月的话说，如果奥巴马政府访问伊朗，两国关系可以不是敌对的而是比较友好的，这些话好像被用来证明他是一个间谍。王熙月认为，对于伊朗人对间谍的定义，任何人进行糖衣炮弹式的这种影响都是危险的。他去伊朗本身想做学术交流和研究，这在他们看来就是危险的。伊朗方面解释说，不希望像王熙月这样的美国人来伊朗研究他们，因为所有的外国影响，无论是商业、文化还是学术，都是糖衣炮弹，目的是腐蚀政府，实现政权终结。

认罪书与漫长等待

日后伊朗媒体宣布王熙月的罪名是与敌对国家合作罪，犯罪证据的表述是，这位打着研究员幌子的渗透者，因为是间谍，所以没有在自己的网站上留下任何信息和细节。但他们提到，王熙月承认了自己是间谍。伊朗媒体拿出一份材料，说王熙月用英文和波斯语签署了“我是美国间谍”的认罪书。

王熙月回忆，当时伊朗方面直接表示，美国关押了伊朗犯人，他们要把伊朗犯人救出来，并要求美国解冻他们的资产。如果王熙月不承认，不合作，就会被送回单独监禁。他们知道单独监禁会带来巨大的压力。王熙月形容，单独监禁是让天要塌下来的感觉，那种安静会有一种震聋发聩的安静感，无法形容。你不知道要被关多久，不知道下一秒意味着什么。睡在冰冷的洋灰地上，24小时灯是亮着的。他们明确告诉他，单独监禁就是给他时间和空间，让他去想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在19天的单独监禁中，王熙月瘦了20磅。他开始渴望审讯，哪怕是敌意的讯问也是一种人类的互动方式。但他只能背对着审讯者，面向墙坐着，连人的面孔都见不到。最终，王熙月签了认罪书，用英文和波斯语写下“我是美国间谍”，仅此一句，不需要任何细节。当他要求对方拿出证据时，对方说他们掌握了所有证据，但事关国家安全，不能提供。

签了认罪书之后，伊朗人等待好消息。王熙月在埃文监狱等到奥巴马卸任，等到特朗普上任。等到2017年4月，伊朗伊斯兰革命法庭审理他的案件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美国总统的高级顾问机构，负责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和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 美国联邦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部门）的关键职位还在空缺。又等到2017年7月，伊朗媒体报道他因为间谍罪被判处十年监禁。当曲花看到这条新闻时，甚至有一种解脱感，因为整整一年折磨人的虚假希望终于结束了。她的丈夫被挂出了价格。

妻子的抗争与“读书小组”

几乎同时，伊朗媒体公布了12名被美国制裁的伊朗人名单。曲花认为，想谈判的信号很清楚。她把材料翻译成英文，发给普林斯顿大学和美国国务院。国务院的答复是：不要理会伊朗新闻说的任何事。而普林斯顿保持沉默。曲花希望校方能够组织发布会讲出她丈夫的故事，但被拒绝了。她感到非常愤怒和失望，觉得已经被强制压下去一年了，对这个体制产生了深深的质疑。她觉得自己被美国政府、奥巴马政府、普林斯顿抛弃了。她认为，当时美国政府可能花了17亿美元换回四五个人质，而王熙月又去了，所以他们觉得无法管了，尤其当时已经是大选时期。从他们的角度看，一个傻乎乎的美国学生去伊朗做研究，遇上这种情况，可能也是自作自受。

王熙月被关在209高房围监区中十个多月，牢房中没有窗户，平常看不到太阳，一周只能放风两次，打一次十分钟电话。小牢房中挤着二十多个人，因为单独囚禁时长时间跪坐在地上，王熙月的右侧膝盖肿得像个西瓜，行动困难。他觉得自己被放弃了。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问：“这会结束吗？这暗无天日的黑暗又见到曙光的可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见到妻儿，妻子还会爱我吗？儿子该长多高了？”他觉得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感到恶心和难以接受，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他曾做过两种梦：一种是给爱人打电话但她听不见，另一种是试图越狱，像玩电子游戏一样，被抓到就会被枪毙，然后又回到血泊中继续逃跑，反复被抓被杀。醒来后发现自己仍在高级监狱中，所有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自己就是无法改变一丝一毫。

曲花是唯一能够求助或施加压力的人。那十分钟的电话，她会一字一句地全部印在脑子里，立刻传递给普林斯顿和国务院，让这些人没有任何借口。她精神上高度紧绷，没有时间忧伤或诉苦，每天不断采取行动。

曲花同时面临两件事：一是把丈夫救出来，二是让丈夫活下去。她在家附近找了一份工作，一个人带着孩子，为丈夫奔走于政府、公司、学校、托儿所和家之间。9月15号，她儿子同学的家长帮助她在校园中举行了第一次声援活动，希望她丈夫上诉之后能够得到自由。但2017年年底，王熙月的上诉被驳回。曲花看到了伊朗电视台播放的她丈夫的电视认罪片，觉得特别陌生，整个采访非常机械化，带有舞台感，配乐奇怪，对普林斯顿的描述也带有抹黑意味，是一个非常有舞台感设计感的政治宣传工具。她没有看到丈夫哭泣，而是非常平静，她从审讯者的角度来看待他。

这一次，曲花决定不再依赖任何官方机构。她请人把波斯语视频翻译成英文，寄给多家新闻媒体。她要直接面对公众，讲出她的故事。她最初接受采访时，声音中还有无助和拘谨，但她一遍一遍地讲述，不只作为受害者，而是一个营救丈夫的行动者。人们在故事中看到，孩子只能亲吻父亲的照片，妻子只能在谷歌地图上找到埃文监狱大楼，尽可能放大丈夫的院子，想象他在那里的生活。王熙月在放风时，看到的是209牢房的房顶，有围墙，而且围墙非常高，看不到外面，只能看到天和白云。他会想象白云是使者，把想说的话带给爱人听，就像**《凡文长诗与史》**（Meghaduta: 古印度诗人迦梨陀娑的著名梵文诗歌，讲述一位夜叉通过云彩向妻子传递思念的故事）一样。

这些话、诗和情感打动了很多人。王熙月的事情在公众视野中变得非常清晰，但特朗普政府此时对伊朗的政策仍不明朗。负责人质事务的总统特使办公室，一直到2018年春天仍然空无一人。

寻求多方帮助与政策转变

曲花飞回北京寻求帮助。伊朗曾让王熙月签署了送回中国的意愿书，但没有下文。曲花认为，中国外交部门对她持有同情的态度，但无能为力。曾有两位官员来看望王熙月，表示什么也干不了，只是应家属要求进行人道主义关怀。王熙月说，既然什么也干不了，那能不能给他弄一瓶老干妈？对方说让他爱人买一瓶寄到使馆，然后使馆再转交给瑞士大使馆（Swiss Embassy: 瑞士在伊朗的代表机构，负责美国在伊朗的领事事务），因为瑞士大使馆负责他的领事协助。但最终这瓶老干妈也没有到他手里。临走前，官员还叮嘱他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们来看过他。王熙月认为，伊朗政府并非完全听中国的，伊朗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区域政治格局中，他们的法院系统、外交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 -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军事力量，独立于常规军队，负责维护伊斯兰革命的原则）和安全部门都是不同的利益方。

王熙月对高层内部施压设置希望，是在被转到普通监狱之后，与他一起关押的有一位美国绿卡居民尼扎尔·扎卡（Nizar Zakka）。扎卡是在2015年受伊朗副总统邀请参加商业会议时被抓捕，同样因间谍罪被判处10年。之后，她不断打电话问，为什么总统不管她。当时媒体分析认为，伊斯兰革命卫队反对核协议，他们扣押囚犯可能是为了破坏鲁哈尼文职政府的外交努力。他们的愿望在2018年5月8日实现了，这一天华盛顿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特朗普宣布要对伊朗重新进行制裁。王熙月在埃文监狱的电视里看到了新闻，当时情况非常糟糕，觉得美国和特朗普不会向伊朗妥协，他们会在这待十年。扎卡告诉他：“你会是最后一个走，你走的时候别忘了关灯。”

曲花当时也面临巨大的焦虑。她认为，特朗普在他的国际政策受到大量严厉抨击之时，救回人质会是他唯一可谈的政绩。所以当天，她写了给特朗普的公开信，在校园集会中念出，促请释放王熙月。5月20日，特朗普政府以史上最严厉制裁为条件，把释放美国公民变成了首要政策。但这种希望和恐惧的交织，让埃文监狱的囚徒永远活在不安当中。王熙月的一位狱友，因为所在国家与伊朗的关系博弈，数次被宣布处决又撤回，出现了精神不稳定的迹象。在巨大压力下，王熙月有时会在电话中问妻子十几次：“你什么时候叫我出去？”而因为时差，他打电话只能在曲花的深夜或凌晨。曲花觉得很对不起爱人，因为总是让他做这做那，但她当时无法向同学或亲戚求助。

从2018年6月25日开始，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了“王熙月读书小组”。他联络历史系的志愿者，每天接王熙月的电话。在伊朗的普通监狱中，每个犯人有15分钟的电话时间，很多人不用，王熙月就用香烟换来他们的时间，每天用外界通话一个小时左右，读学术书和论文。王熙月认为这个身份非常重要，因为他是因为这个身份被抓起来的，所以他不能被打倒，需要持续追求他所追求的东西，否则他会觉得太失败了。在那个环境里保持“我是谁”的自我认同至关重要。

王熙月开始在监狱中自学波斯语、法语、德语、藏语、蒙语。他的波斯语已经能够手写解释书向监狱要求书籍。读书小组的负责人给他买书。埃文监狱把哈布斯堡（Habsburg: 欧洲历史上一个显赫的皇室家族）书中欧洲艺术插图的页当成色情图片撕掉之后，王熙月就让一位同学专门给他读缺页的部分。偶尔在月亮升起时，同学会弹尤克里里（Ukulele: 一种夏威夷的拨弦乐器），和王熙月一起用法语唱**《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 法国著名歌曲，由艾迪特·皮亚芙演唱）。王熙月觉得，这种与同学的对话带来了巨大的解脱感，让他觉得自己像插上电线一样，能够专注于此时此刻。直到王熙月出狱500多天中，这根电话线没有中断过。二三十位志愿者分散在不同的市区，每个周末接听电话的都是同一队华裔学者夫妇。当名单出现空缺的时候，读书小组的联络人就会排上自己的名字。他以前和王熙月也不熟，甚至王熙月还经常说教，但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

很多这种草根发起的帮助，包括为王熙月发起的联名签名，都是伊朗裔的学者，他们遍布全世界，甚至包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些人没有一个认识王熙月，他们做这些事也没有告诉他，这让他特别感动。帮助王熙月的人也包括人质家庭和前人质。扎卡在埃文监狱中曾是唯一一个跟王熙月抢电话的人，因为她每天要打六七个小时的电话发起一场“营救自己”的运动。2019年6月份，在黎巴嫩政府的帮助下，她被释放了。之后，她在媒体上为王熙月鼓呼。

获释与反思

扎卡离开前，王熙月给了她一封信，信中写到身为父亲三年中没有见到儿子的痛苦。小葫芦从来不提爸爸，但他在学校中画的画，画的是父母在他身边，满天大雪，那是他父亲去伊朗之前最后一次跟他堆雪人的回忆。扎卡把这封信放在装衣服的塑料袋中带了出去，日后通过律师转交给了白宫。不过，日后特朗普政府邀请曲花去白宫会见总统的时候，她考虑了很久没有去，她不想任何一方觉得她跟任何一方太接近，但又担心错过重要机会。最终她觉得并没有错过什么，也就心安了。

曲花认为这个案子不能政治化，只能集合多方力量从人道主义角度解决。但是，对人质来说，只有抓捕她的人才能够释放她，而他们听不到家人的恳求。曲花需要一场直接对话。所以2019年9月23号，她推动NPR（National Public Radio: 美国一家非营利性的公共广播机构）的记者直接向伊朗的外交部长转达她的声音。她说：“我丈夫是无辜的，他不是间谍，他只是学生。我们只是想求他们的慈善让他离开。我会很高兴看到他回到家里。”曲花认为，她不是在面对一个无底洞，而是一个有回应的时间，即使回应是肤浅的或只是一种形式，这些形式对她来说都非常珍贵，她会将其发挥到最大效用。她不允许他们只停留在表面，需要让这个消息能够落到一个应该被听到的地方有所回响。这是事情真正的转折点。此后，曲花找到一位美国前政府官员作为中间人，与伊朗外交部长见面，确认此事推进的可行性方案。

巧合的是，一位伊朗学者因携带与美国制裁相关的生物材料，多次往返后被FBI（FBI -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美国联邦调查局，主要负责反恐、反情报和刑事调查）逮捕。这个案件的律师找到了曲花，然后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推动。最终，他们告诉美国国务院，希望他们能促成交换。这很出乎意料，居然是双方人质家属首先接触，然后有了这样的意向，再去向官方提出这个可能性。曲花认为，如果她不推动，就没有人推动。

2019年12月5日，王熙月正在监狱当中和一位讲法语的囚犯上他的法语课，听到大喇叭响了三声，念了几句吉祥的经文之后，说：“今天被释放的人将是王先生。”他不敢相信这句话。他赶紧给瑞士大使馆打电话，瑞士大使馆说他们一直在努力促成这件事情，但不应该在大喇叭里面广播，因为这件事还没有到最后确定。王熙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监狱长说他的核发签证已经过期，不能把他放到大街上去，所以他被押回了最早的情报部（Intelligence Ministry: 伊朗政府的情报机构）监区，重新换上那身蓝色囚服，在噩梦开始的地方等待离开。

扎卡说她离开被释放的时候伊朗人是跟她道了歉的。王熙月想知道伊朗方面在他离开的时候有没有道歉。扎卡是被革命卫队抓的，王熙月是被情报部抓的。而且革命卫队在扎卡离开的时候，专门带她去买地毯，大喇叭说所有的人都面朝墙，然后让扎卡挑地毯，作为伊朗之行的纪念品。这太诡异了。王熙月连个纪念品也没有。扎卡走的时候穿了一套他们给弄的西服，王熙月则是一套自己的衣服，所以他到最后也不敢确定他们要怎样放他。

在交换人质的前一刻，与伊朗驻瑞士大使面对面时，王熙月说了自己想说的话。伊朗大使和他的随从员进来后，用波斯语交换了一下，然后伊朗大使用法语跟瑞士外交官说：“你看，王先生就在伊朗学会了波斯语。”王熙月觉得很尴尬。然后大使开始说美国是多么邪恶，他们的研究人员到了美国被抓起来被判刑，无中生有。王熙月听了以后，用法语回击说：“我去伊朗也是一个学者，我只是去做研究，没有做任何非法的事情，那为什么把我关起来？”伊朗大使顿时没有料到他会用法语这么说，一时没有说出来话。瑞士外交官说：“这个显然王先生不仅学会了波斯语，还学会了法语。”

曲花带着孩子去与丈夫会合的飞机上看到了另一部电影，里面有特别多的阳光、桃花。她在飞机上开始画画，到旅馆后画完这幅画，画的是她躺在草地上，拿着手机照她带着孩子，把孩子幽起来的画面。这代表她想要的生活回来了，因为上一次发生这种事正好是他去伊朗之前那个春天，他们去看花，在花树底下，他拉着小葫芦飞起来转。她觉得好像忽然就又回到了那个链接，都连起来了，就像做了梦一样。

王熙月说回到普林斯顿之后，仍然是奇异的沉默，没有人想听他谈自己的经验，关于伊朗议题的会议没有人邀请他。他感到自己的存在成了尴尬，他的伊朗经历成了某种禁忌。此后，王熙月暂时放弃了学术研究。他认为，这种认为对方会以特定方式反应的思考方式，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感，因为对方不能理解，无论你做什么，对方认为你的存在本身是危险的，会以他们认为的特定方式回应你。他觉得在这种大的环境之下，追求学术已经不是一个可行的方向，没有必要随波逐流。他现在没有这样的疑虑或顾虑，即使没有人倾听他或他影响不了这个世界，他也能做好自己。

埃文监狱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最大的意料之外的收获是让他从根本上变得非常积极。他以前总是觉得自己处于一种安全感累积的挣扎中，即便已经过得很好，但总觉得不安稳，要向上获得安全感。现在他觉得自己希望成为一个更有意义的事情，一个有用的人，可以为他人所用。还有一点是，生活太美好了，生命太美好了。他以前没有那么珍惜接触草地、土壤这些基本的东西，觉得它们不是理所应当的。他可能感动到NPR记者后来把他的问题给伊朗外交部长的一句话是：“王熙月feeling to myself”，他说他在监狱里看见德黑兰的远山，通过监狱的墙和带刺的安全网看到远山，那种他特别想看到开阔地方的感觉。他觉得对于这种非常基本的每天都有的东西，他更有意识地觉得它不是理所应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