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偏与免责的改革叙事
大家好，欢迎收看《夸克说》，我是夸克。前两天朱镕基死了，享年九十八岁。此后几天，墙内外很多自媒体都做了各种相关的记录纪念节目，包括他的各种生平政绩，褒贬不一。有人称赞他是改革开放（Reform and Opening-up: 1978年后中国实行的经济体制转轨政策）总工程师，是最有能力的中共官员；有人因为他敢于对习表达不满而赞颂他的勇气。但在这些声音中出现一种奇谈怪论，也就是认为朱镕基代表了改开，而改开让每个中国人都受益了。所以如果你连朱镕基都反对、都否定，那你就不是反共，是压根儿不希望中国好。这里面代表人物就是王志安。是他前两天发推文，我念一下：对朱镕基的态度可以区分一个人是反共还是反华。如果连朱镕基都否定，那就是妥妥的反华。
你看，只是评价一个人的功过，竟然可以直接跟反华画等号了，你说厉不厉害？那这位在公众视野已经消失几十年的“朱丞相”为什么如此重要？他到底做过些什么？对于中国产生哪些重要影响？我们今天又该如何评价他呢？这期节目咱们就要聊聊这个。节目最后我回应一下开始问题：为什么会有人认为否定朱镕基就等于反华？
很多人在谈到朱镕基时都会给他冠一个改革家（Reformer: 推动制度变革或政策调整的政治决策者）的抬头。我们知道在简中语境里，无论古今中外，一个人只要被定义成了改革家，几乎就拥有了不死金身，成了天然的政治正确。你像中学课本里的商鞅、王安石、张居正、雍正，甭管成不成功，是不是都被描绘成了锐意进取的正面角色。
但你如果仔细想一下，就会发现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改革（Reform: 对政策、体制进行的调整与重塑过程）这个词原本指的只是政策调整。你像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今天民主党上台改共和党政策，明天共和党执政又把民主党政策改回去，双方都可以说自己是改革者，也都可能把国家搞得一团糟。所以改革其实是个中性词，根本不代表改了以后就一定正确。
那为什么到中共这儿就成为伪光正了呢？因为中共没有政党轮替机制，你要改就说明前面的政策错了。那前面的政策谁定的呢？不还是你共产党定的吗？既然你把事办砸了，饿死几千万人，凭什么不用下台，还要让你执政，由你来扮演这个纠偏的角色呢？换其他党上来不行吗？
所以中共必须完成一个逻辑上的魔术：政策可以掉头，党却永远不能错。毛时代搞人民公社是正确的，邓时代解散人民公社也是正确的。过去消灭私人资本正确的，后来招商引资也是正确的。向地方放权叫改革，把地方权力重新收回中央也叫改革。包括习修宪废除了邓时代的任期制，登基称帝也可以打着改革的旗号。他说的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就是在给这个神逻辑打补丁。一言以蔽之，错了不需要有人负责，但功劳却永远有人认领。
在建立这种心理防线后，具体的语言与政策点评空间得以展开。当我们谈朱镕基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他只是一个修改中国政策的人。他只要是政策，就必然有得失优劣，必然可以点评，不存在什么否定谁就是反华，就天然与中国人为敌。
威权调度破局债务链条
关于朱镕基的生平，网上都能查到，很多其他大V也都讲过不少，包括他自幼父母双亡，后来上清华，五八年被划成过右派，后来先后制造过哪些改革措施等等，这里我就不一一重复了。今天我想换个角度重新讲一下他的故事。
假设你是一本爽文小说的男主，名叫朱镕基，你原本学富五车，是党的青年骨干，有着大好的前途。后来因为被扣了个右派的帽子，开除党籍，被下放到农场劳改。后来又被贬到乡下修电路、爬电线杆子，然后一待就是二十多年，本以为就要在这山沟里老死残生了。然后突然有一天，上头一纸调令，不仅恢复了你的党籍，还官复原职，调你回中央参与国家经济政策制定工作。此后几年，你火速飞升，居然一路爬到上海市市长的高位。而你的搭档就是那个未来天选之子，后来成第三代核心的江泽民。不仅如此，此时太上皇老佛爷掌握着实权的矮族邓小平同志也极其欣赏和信任你。他虽然知道这个国家问题多多，不改不行，却碍于肚子里没墨水，不知道该怎么改。而你这一肚子学问，正是他非常看重的。这就是摆在你眼前的开局。请问接下来你会做什么？
一九九一年四月，你被从上海调往北京，出任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还在上海时候，你其实就已经留意到了。改开这十几年，这个国家虽然已经初步有些经济活力，不再像毛时代那么穷了，但另外一些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其中第一条叫三角债（Inter-corporate Debt: 企业之间由于资金链断裂而形成的链条式连环拖欠债务）。
这个词今天很多年轻人可能没听过，但其实特别好理解。比如一家电厂向一家设备厂订了一亿元的机器，东西先拿着，钱欠着。设备厂拿不到钱，就没法支付钢厂的原料货款。钢厂又欠着煤矿的钱，煤矿没钱继续拖欠铁路的运费。这样转了一圈，每家企业账面上都有业绩，保险柜里却没有现金。厂长拿着一大堆欠条，说我们的企业效益很好，外面有人欠我两个亿。可月底工人来领工资，你总不能一人发一张欠条，让他拿回去给孩子交学费吧？
到了一九九一年前后，全国企业之间的拖欠款已经接近三千亿元，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七分之一左右。在国企最密集的东北地区，这种情况尤其严重。现在轮到你这个爽文男主闪亮登场了。你一看这个问题好像也没那么难，既然大家只是互相欠钱，那么国家只要往债务链的最前面打进去一笔钱，后面的债务就能一一解开。比如先给电厂拨两千万，还钱给设备厂，设备厂收到钱再还给钢厂，钢厂还给煤矿，煤矿又把运费交给铁路。你看，只需要两千万，沿着这条链转一圈，就可能能清掉八千万甚至一个亿的债。
朱镕基后来也确实是这么做的。说到这儿，你可能会想，这么简单的事还用他来搞吗？小学生都能想明白，难道老朱这些领导都是蠢猪吗？还真不是。因为早在一九八九年，央行就已经试过给企业增加贷款的方式清债。到了九零年，国务院还专门成立了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由时任副总理邹家华牵头，用的就是这套办法。但结果呢？今天刚清掉一百亿，过几个月又冒出两百亿，怎么都清不完。
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整个改开的大方向依然是向下放权。邓小平刚开始搞改革的时候，主要解决的就是中央管太多、太死的问题。像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把种什么、怎么种的权利还给农民；国企扩大经营自主权，是让厂长别什么事儿都等北京批；财政包干则是让地方多挣多留，自己想办法发展经济。背后道理很简单，你中央不可能知道每个村应该种多少玉米，也不可能知道每家工厂应该生产多少双皮鞋。既然上面不懂，那就少管一点，让下面自己试、自己闯。这就叫计划向市场转型。
九零年清理三角债的时候，沿袭的也是这套思路。官方说法叫条块结合（Vertical-Horizontal Integration: 中国行政体制中业务部委垂直管理与地方政府属地管理相结合的控制模式）、自下而上。说白了，就是中央不直接下场，让各省、各地方先自己清债，省内解决不了的，在跨地区协调。但问题是，跨地区协调涉及到一个管辖权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体制内单位实行的是条块结合的管理方式，也就是每个地方单位有两个婆婆。比如说国营煤矿，既要听地方政府，比如市长、市委书记的，也要听上级部委，比如煤炭部的。但区域和区域之间是互不统属的。比如辽宁的钢厂可能欠黑龙江煤矿的钱，黑龙江的煤矿就欠铁道部的钱。这种情况下，辽宁省长不可能给黑龙江的煤矿下令让他还钱。然后黑龙江的煤矿即便拿到贷款，也可能会优先干别的，比如给员工发奖金，因为你看辽宁省长不顺眼嘛。
更麻烦的是，很多企业压根不是暂时拿不出钱，而是真的没钱。比如一九九零年，全国完成了三千四百七十七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到位的却只有两千九百六十五亿元，中间差了五百多亿。钱没到，工程却已经开建了，设备运来了，钢材也用了，这五百多亿缺口靠什么补呢？靠欠。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这些企业都是国企，是按计划生产的，产出来东西脱离市场，仓库都堆满了，却依然不能停产。并且，即便你这么瞎搞也没事，因为有当地政府和银行兜底，谁让你是政府的亲儿子呢？说白了，没有市场淘汰和退出机制，有恃无恐。所以结果就是前面刚清完债，这边就又欠上了。
而朱镕基想到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双管齐下，一方面给贷款，一方面从上往下压。一九九一年六月，他接手三角债问题以后，去的第一站就是辽宁的鞍钢。当时鞍钢卖给沈阳电能厂三千万元的钢材，货款一直收不回来。鞍钢没钱买煤，煤矿就不给他发货，煤矿卖不出煤，又发不出矿工的工资。最危险的时候，鞍钢库存里的煤只够锅炉再烧一个星期的。
那时候，全国的火车和汽车上还出现了一支非常特殊的队伍，叫讨债大军。有些中小企业把将近一半职工都派出去，背着包拿着欠条，满中国堵厂长、找领导，因为钱要不回来，待在工厂里也没有工资可发。
朱镕基看完以后说，既然让地方自己协调，永远都在扯皮，那就不让你们自己协调了，中央直接下场。他先找到债务链最前端的基建和技改项目，再从东北挑出三百家重点企业，派出十几个工作组，把谁欠谁、欠了多少，一笔笔都列出来。封装之后，信步跟进，甭管这笔债跨了几个省、几个部门，都得一路追到底。并且还债的钱要进银行专户，企业不能随便挪用。比如电厂拿到这笔钱是还给设备厂的，你就不能还给煤矿，更不能拿去给工人发工资奖金。总之，彻底清债以前，谁都不让下桌。
到九一年底，全国一共注入三百三十亿元清债资金，清掉一千一百五十亿元三角债，九千多个项目的欠款被解开。这一仗确实打得非常漂亮。朱镕基从此获得了懂经济、敢拍板、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他能解决的好名声。
实用主义集权后的隐患
在建立这种集权调度的模式后，我们不得不关注其背后更深远的体制转向。其实，清理三角债这件事最值得注意的还不是清掉多少债，而是它代表了改革方向的一次变化。前面说了，改开最初十几年的办法是嫌中央管太多，不断往下放权。而朱镕基的办法反映了相反的逻辑，是往回收权。地方解决不了，那就中央接管；下面协调不动，那就北京直接派人压下去。这就是朱镕基式改革最有意思的地方。他想解决的确实是计划经济留下来的问题，可他用最顺手、也最相信的工具，依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央调度和行政命令。
这一思路成了后来诸式改革总的指导思想。从让国企下岗到取缔民间金融系统，再到分税制改革，总之，只要他觉得下面搞不定或者推进速度太慢的时候，就中央出手，亲自下场压。这几乎已经成了他的路径依赖。
说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认为朱是个中央集权的支持者，这是他一直以来信奉的经济理论。但其实还真不是。一九八八年，朱升任上海市长，当时上海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一百五十三亿的财政收入，其中一百一十九亿元要交给中央，占将近八成。为了给上海多争取点结余，朱镕基亲自给李鹏写了澄清表，要求把上海桑塔纳年产指标从一万辆增加到一万五千辆，理由是多生产五千辆，上海财政能多收几个亿。同年二月，国务院批准上海实行基数包干，一定五年。朱镕基高兴的合不拢嘴，因为这意味着今后的五年内，每年只需要固定向中央上缴一百零五亿，前三年超过基数的部分全部留在上海。参考八八年的金额，每年至少能多留存十四亿。老朱认为这是振兴上海的基础。
与此同时，得到中央放权的朱镕基在上海也采取同样治理手段。一九八八年，上海把财政、项目审批、外贸、土地、住房、劳动工资等一大批权力下放给十二个区。五百万美元以下的外资项目，区里自己就能批。区属的旧公房是出售、拍卖还是改建，也由区里决定。朱镕基当时的说法是一个大城市光由市级少数人来管是管不好的，区长离基层更近，比市政府更清楚当地需要什么。
可等几年后，他坐进中南海，态度就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弯，说你地方把钱都留下了，中央荷包瘪了，国家会乱。所以你发现了，关于放权还是集权，他其实并没有什么理论信仰，完全实用主义的。我在地方上就支持放权，我在中央就支持集权，总之权力得在我手上。
说到这儿，肯定会有人不服，说甭管朱镕基放权还是集权，至少清理三角债这一仗人家打得确实漂亮。没错，但打赢一场清欠战和解决三角债是两回事。朱镕基解决的只是一九九一年已经堆在桌面上那批欠条，他没有解决是这批欠条会不会被源源不断造出来。
前面说了，三角债最大根源是国企天然的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 组织在发生亏损时能得到上级或外部机构支持而不用承担破产责任的财务状态）。说大白话就是，国企厂长拿的不是自己的钱，赚是国家的，亏了也是国家的。企业只要规模足够大，地方政府就不敢让它倒闭，银行也不敢断贷。所以你就有恃无恐，无限制产生新债务。朱镕基可以解决眼下三角债，但他能让一家亏损的国企突然变得有效率吗？能让厂长摸准市场需要什么吗？能阻止银行继续无底线给国企兜底擦屁股吗？都不能。这种行政干预金融、强行给低价国企续命的顽疾，并不会因为这回仲裁者从市委、省委变成中央就自动痊愈。
可能会有人说，不对，我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报纸上天天说三角债，感觉特别严重。但这些年就没人再提了，这不就说明三角债问题已经解决了吗？不对，其实三角债问题一直存在，今天也有，而且比三十年前更严重。只是官方使了个障眼法，换了个马甲，让你以为存在了。
今天的三角债，上要叫地方债、城投债，中间叫工程款、商业承兑汇票和供应商账期，到了最下面就要拖欠民营企业货款和农民工工资。包括大名鼎鼎的比亚迪玩的供应链金融、敌链，也是三角债的一种。既然如此，为什么今天你不会觉得这事很严重呢？因为当年三角债欠债讨债都是国企，说白了是亲儿子。亲儿子要是被债务给压垮、倒闭了，属于政治问题，官员是要丢乌纱帽的。可今天呢，欠钱的依然是国企，但拿不到货款、面临倒闭风险的都是谁？民营工程队、包工头、农民工、私营小老板，欠这些人的钱还算是个事儿吗？也就是说，今天你不觉得严重，仅仅是因为损失都落在最没有议价能力、不敢掀桌子的人身上。
抓大放小下的民生阵痛
在这一治理逻辑的自然延伸下，朱镕基随即将目光投向了国有企业本身的重组。聪明如朱镕基也想到这一点，所以接下来他第二刀就对准了国企。他想法很简单，既然国家已经养不起这么多亲儿子了，那就别再一碗水端平，挑出一批最重要的，集中资源养大。剩下那些规模小、亏损严重、没什么油水的，该卖卖，该关关，集中破产。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抓大放小（Retaining the Large and Releasing the Small: 集中资源扶持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大型企业，放开和改组一般中小国企的政策）。
一九九八年，朱镕基出任总理以后，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目标，叫国企三年脱困（Three-Year SOE Bailout: 20世纪 90 年代末中央政府旨在让大多数亏损大中型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攻坚战略），也就是用三年时间让大多数国有大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那具体怎么搞呢？
先说“抓大”，中央挑出大于一千家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型垄断国企，石油、电力、电信、钢铁、军工、铁路，基本上都在这个范围里。这些企业不仅不能倒，还得做大做强。规模不够就把同行合并进来，债务太重就让银行减息、展期，缺钱银行继续给贷款，缺市场、效率低就国家给牌照、给项目，并且帮你搞垄断，限制民营企业进入。说白了，就是把原来分散在几万家国企身上的奶水集中起来，喂这一千个重点培养的孩子。
接下来是“放小”，也就是大量地方中小国企，中央以后就不再兜底了。有的卖给私人，有的让原来的管理层收购，有的被其他企业兼并，实在没人要的就宣布破产，直接关门。之前很多人诟病围攻柳传志等人时拿出来说事的罪名，被认为是民营企业家原罪的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 Buyout: 企业的管理者利用外部融资或自有资金购买本企业股份以获得所有权的并购行为），指的就是这个。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比如王健林、宗庆后、鲁冠球，美的的何享健，都这么发家的。
这道政策听起来特别像市场化，对吧？但仔细看就会发现，国家并没有退出经济，只是开始挑食了。以前是所有国企都养，现在只养那些有资源、有垄断价值、关系到政权控制力的。那些利润低、包袱重、政治价值不大的，尤其制造业，就连企业带工人一起扔出去。说再直白点，叫好资产继续归中央，坏资产和历史欠账留给地方和工人。从此以后，你们就是社会人了，跟被欠薪的农民工坐一桌。
从中央的视角看，这道办法毫无疑问是成功的。大量亏损国企关门以后，银行不用再给他们输血，财政甩掉包袱，幸存下来那些央企，利润规模也都上来了。这也是很多老朱的支持者们最有底气的地方。中国确实越来越强了嘛。今天中国人引以为傲的高铁、大基建、国家电网、电信，不都得感谢他当初的决策吗？没有老朱，你能过上现在好日子吗？
但说这话的人，他眼中越来越好的中国，只是浮在表面上光鲜亮丽作为面子那一半的中国，而隐藏在水面的另一半的声音很难出现在舆论场上，也大概率入不了这些人的法眼。
如果你搜索九八年国企下岗或者国企改制，大概率会得到一堆数字。比如按官方公布的数据，从九八年到两千零一年，短短三年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两千五百五十万。注意，这还只是官方自己承认，并且只包括国企下岗的数字，还没有算集体企业，也没有算那些名义上还挂在单位，实际上早就停发工资的人。算上这些人，那三年因为朱镕基大笔一挥，就失去收入和生计的国企员工，至少在四五千万这个量级。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从一九九三年算起，前后九年的下岗潮，全国各地共有差不多七千万人失业。按一家三口计算，直接受影响的人可能超过两亿。
这么说你可能还是没感觉。咱们换个说法。时任辽宁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过一组数字。以抚顺为例，到二零零二年，当地的十九点五万名集体职工中有十四点三万人离岗，也就是每十个人就有七个没工作，基本失去生计来源。
与此同时，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吴清军在他调查报告《走向集体贫困：一个单位型社区二十年变迁》一文中，记录了东北某市的一个拖拉机厂社区。该厂的一位退休员工在二零零四年向市领导反映情况时写道：我厂原有职工一万多人，九八年以后下岗职工四千多人，退休职工三千多人，零三到零四年解除劳动合同一千多人，退养的五百多人，实际在岗的仅三百多人。也就是一万多人的厂，还在上班的只有百分之三。而下岗那些职工能就业解决基本生计问题的不到百分之二十，而且大多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相比于那些下岗的，五六十岁刚退休那些要稍微好一点，起码有退休金拿嘛。但一方面他们要赡养还在世父母，同时还要养同样下岗的儿孙们。与此同时，因为厂子不景气，医疗保障无法落实，还得自费看病，很多时候有病也只能自己先扛着。
劫贫济富与财富的分化
在这个充满转折与代价的社会转轨期，底层家庭的生活轨迹经历了剧烈的振荡。更为严重的是，从九八年以来，因生计困难而服毒、跳楼、卧轨自杀、无钱就医导致不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因病致贫更是家常便饭。社区最困难六十余户低保户中，除一户是残疾人以外，其余的几乎家家都有重病病人。以下是其中一名下岗职工自述：
“我和爱人均系拖拉机厂职工，我今年四十二岁，妻子今年三十七岁，家中有一对双胞胎儿子，两岁多。我患有乙肝多年，我妻子双耳鼓膜穿孔，且时常伴有眩晕，需要做手术。仅手术费一项就需要一万六千元，这还没包括床位费、检查费、治疗费、药费等其他一切费用。由于单位效益不好，拒绝报销，本人拿不出手术费，只能一直硬挺着不去治。加上家中双胞胎两个小儿子无人看管，造成病痛时无法医治。希望社区能帮我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以上这段自述提到孩子无人看管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厂子里原本托儿所也关停了，上不上托儿所、幼儿园又上不起，所以只能搁家里自己带。
在调查中，吴教授还发现，很多职工失业在家无所事事，为了消磨时间，只能打麻将、酗酒。迫于生活压力，不少下岗失业女工选择下海坐台陪人跳舞，乃至卖淫。并且，由于失业率攀升，治安极差，就出现了一种奇景，也就是下岗丈夫会蹬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傍晚送妻子去夜总会接客，到深夜再骑车过去，守在夜总会外面等着妻子下班。
后来二十年间，全国很多地方色情产业飞速发展，其中东北籍人员占比尤其高，很多外地人因此嘲笑东北，说丢人现眼。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所谓丢人的“传统”，很大程度上就是那次下岗潮引发的后遗症。
需要说明的是，类似这样的情形，并不只是发生在东北，其他一些原本工业基础雄厚地区，比如上海、武汉，也各自有上百万人下岗，包括我老家。以上那些悲惨情形也都曾经发生过。而东北的下岗问题之所以格外严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冬天太冷。
在南方，你家里没钱，日子再难，至少还可以熬。可沈阳、辽阳、抚顺零下二三十度，取暖费不是一个生活品质问题，而是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只要厂子黄了，暖气一断，你们一家老小就可能活不到第二年春天了。这种绝望是非常具体的，残酷大自然甚至都不会给你一次跌倒重来、出去学门手艺、再就业的机会。
从《钢的琴》到《漫长的季节》，再到王兵导演的纪录片《铁西区三部曲》，为什么这些影视作品能戳中那么多人的泪点？不是因为东北人爱伤春悲秋，而是因为这就是那一代人最真实的集体记忆。
我知道，即便我这么说，依然会有人替朱辩护，说这一切都是改革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朱镕基只有勇气做了其他人不敢做的事儿，这叫壮士断腕。并且，在我谈起这个话题时，评论区里还出现了一些极为奇葩的观点。什么观点呢？
- 第一种是认为国企本身效率就很低，那些工人就是混吃等死废物，所以就该市场化改革淘汰这些人，没毛病。
- 第二种就比较魔幻了，认为国企工人下岗客观来说就是劫富济贫，是有利于中国底层百姓的，因为以前工人是骑在农民头上的“工人贵族”。
- 第三种则学说认为，如果不让工人下岗，难道国家要继续走社会主义老路，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国企计划经济？
咱们一条条分析。先说第一条，第一条听起来似乎很市场经济，很理性，但它最大的问题在于追错责。国企低效这是客观事实，但这些问题是一线工人们造成的吗？是原本的系统没问题，厂子管的很好，只是因为工人们天生喜欢偷懒才亏损的吗？这个厂造什么？造多少？往哪销？销售价多少？这厂长是谁？哪一样是工人们决定的？不都是党决定的吗？这个道理就像某个小区出门只有一趟公交，然后这天公交车因为强行逆行而坠崖了，你不去责怪那个司机，反过来指责车上乘客都是废物，死了活该，这个逻辑说得通吗？
并且退一万步，即便我们承认那一代工人们确实相对僵化，缺少在市场上打拼谋生的能力，但这一切依然不是他们的过错。今天的很多人提起那代工人很容易嗤之以鼻，认为不就是丢个工作吗？至于寻死觅活的吗？但这其实属于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换位思考一下，你刚出生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已经进入毛时代，你的父母、家人全都被强迫进入某家工厂上班。等你长到十几岁，也被分配进这个工厂，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你的一生从产房出来到进坟墓，生老病死、结婚生娃，全都是围绕这个厂展开的。这个厂就是你的一切，你没有机会见识外面的世界，没有机会学习怎么做生意、怎么跟人讨价还价、怎么面试、怎么写简历、怎么对客户笑脸相迎。除了日复一日二三十年锻炼下来的一手钳工手艺，你什么都不会。你从来就没有想过有一天如果这个厂不在了该怎么办。
然而，等到你四五十岁，一身伤病，即将要退休了，突然有人告诉你厂子没了，以后你得自谋生路，这就相当于把一只原本在野外生活的小动物抓回来关进笼子养了几十年，养到它已经不会捕猎了，再一脚踹回山里，然后站在旁边说饿死活该，谁让你这么废物的？可您得知道，如果没有党的笼子，这些工人原本是知道怎么觅食、讨生活的。四九年以前的工人也没有都生活不能自理吧？你造孽，你不应该负责到底吗？
其次，是所谓的工人贵族、工人压榨农民，现在不过是报应的提法，就更无耻了。还是同样的原因，你口中的城乡剪刀差谁制定的？粮食收购价格是谁决定的？三年饥荒的时候，是普通工人投票决定不让农民进城逃荒的吗？都不是，工人只是恰好出生在城里，被分配进了一家国企。农民只是恰好出生在村里，被户籍制度关在农村。两拨人都没有选择，都是同一套制度下被安排的人。因为农民更苦，就认为工人后来也应该跟着倒霉，这不叫公平，叫底层互害。多说一句，中共以前污名化地主，后来污名化富农、中农，都是这个逻辑。虽然你也社会底层，但你还不是最底层，家里还有几亩地，所以不能光评价中农挨饿，你也该吃点苦头。按照这个逻辑，我也可以继续发明出一个“农民贵族”阶层出来，因为农民也比乞丐过得好嘛，凭什么你还有地方住，人家就只能睡马路呢？
至于所谓的劫富济贫，就更扯淡了。请问几千万人下岗，省下来的钱都用来提高农民福利了吗？农村的教育、医疗、养老因此就突然变好，农民就能在家门口找到高薪工作，从此改善生活质量了吗？都没有。
关于国企改革中真正的受益者是谁，首先是前面提到的抓大放小中的“大”，也就是少部分央企，尤其是垄断央企。这里可以举我身边两个例子。
先说第一个，我有个同学中学没毕业就混社会了，后来妻离子散，大半辈子都过得很不如意。去年选择出家，成了和尚。这哥们人生经历极为丰富，为什么中学就辍学呢？因为他爸妈原本是机床厂的工人，赶上国企改革双双下岗。他爸也查出了肺癌，他得赶紧上班赚钱养家。为什么后来混了社会呢？因为他妈在天桥上摆摊，一开始卖菜，后来卖袜子和童装，隔三差五被城管欺负。我们那波人后来当了混混的，基本上就两类人，一类是干部子弟，一类就上面这种，家境很差，父母早早下岗，本人早早辍学的。
然后是第二个例子，去年我表妹因为要继承她大伯的遗产，特意回了趟国。这笔遗产价值七百四十万的现金加股票，外加省会的核心区域两套房产，并且都是合法财产，没有什么灰色收入。而他也不是什么领导干部，只是某头部央企的一个司机。
以上这两个例子的主角，家庭环境无疑已经是天壤之别了。但在四十年前，他俩拿的工资，包括社会地位，原本差不多的。但你能说后面这位在央企开车的大伯就比前面那两个机床厂的工人更勤奋努力吗？他俩唯一的差别就是朱镕基当年选择“抓大放小”，保了后者，舍弃了前者。
如果你有机会去采访我那个同学和他的父母，我相信他们大概率会问候朱镕基祖宗。但与此同时，我们家的粉红长辈无论是在银行还是电网的，对朱镕基都推崇有加，觉得他特别有魄力，咱们的好日子都是他给的。你能不能说，因为前者对朱镕基不满，否定他，就说明他们一家都反华？你当然可以崇拜朱镕基，因为也许你是既得利益者，又或者你觉得那些人遭遇离你太远，无法共情，又或者你热衷于宏大叙事，相信大局为重。但没被车轮碾过的你，是否也能允许那些被碾过的人喊一声疼呢？
然后除了央国企职工，朱氏改革第二波直接受益者，就是在改制过程中抢先通过MBO挖到自己第一桶金的那批人，比如前面提到的王健林、柳传志、鲁冠球等人。反对的人认为这是侵吞国有资产、损公肥私，而支持的人则认为有能者居之。这大批的机器设备、土地资产，与其在低效的国企体系里闲置，还不如交给有能力的企业家，还能创造更多价值和就业机会。这两种观点应该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能武断说谁对谁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一定制造出了大量的不公。
原因很简单，假定有两个年轻人，能力、学识、眼界都差不多，但其中一个人从国企下岗以后白手起家，在天桥上卖菜，一点攒钱，从小本生意做起。而第二个人，他所在厂刚好管理层收购（MBO），他一番运作就瞬间拥有一套现成厂房、土地、供应商和客户资源。请问这是慢是不是另一种形式上的不公？因为两者一开始的起跑线就不同。我从不否认靠MBO起家的第一代企业家们能力很强，但有能力是一回事，公平竞争是另一回事。所以回顾一下，你会发现，所谓的国企改革劫富济贫，纯属某些人的自嗨与臆淫。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劫贫济富，让普通工人变穷，让央企员工和国企厂长变富。
斯洛文尼亚的民本转轨
在反思了中国转轨的深刻代价之后，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历史并非只有这一种粗暴的选择。面对当前的情况，支持者们往往预设了一个虚假的二选一：要么几千万人失业、养老、医疗、取暖全部取消，从此自生自灭；要么国企一个都不能关，继续全面吃大锅饭，抱着一起死。你不选A就是反对改革，就是毛左。但现实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南斯拉夫解体以后，当时独立出来的斯洛文尼亚也面临着该如何处理大批低效国有企业的问题。新政府手里一大堆国企，面临的前景比中国更惨，因为解体直接导致他们损失了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国内市场。那斯洛文尼亚政府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没有搞什么“抓大放小”立刻大批量裁人，也没有开倒车搞计划经济。他们的做法是首先由政府接手其中最困难的九十八家企业，分门别类：能活下来的重组经营，有优势但债务重的政府接手一部分旧债，实在没救的才清算关门。
在这个过程中，斯洛文尼亚也裁员，但产权改革和兜底方式与中国大不相同。一九九二年，他们通过的产权改革是这样分配国企资产的：
- 百分之十划给国家养老基金，用以充实全国的养老金体系；
- 百分之十划给补偿基金，用于对历史产权受损者进行适当补偿；
- 百分之二十交给一个政府管理发展基金，分配给全体国民。具体做法是向每个公民发放产权券，公民可以拿去兑换国企股份，或委托专业的投资基金代为管理，从而实现全民财富增值；
- 百分之二十直接发给该国企的在职员工、退休职工和被裁掉的前员工；
- 剩下百分之四十公开出售，引进外部投资者或由管理层、职工出资购买。
对于被裁掉的工人，斯洛文尼亚提供了系统性的兜底保障：
- 失业保障：失业者可领取最高两年的失业救济金，额度在原工资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之间。期满若仍未就业，可申请社会救助金。
- 全民医保：一九九二年，斯洛文尼亚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医保。失业员工的看病问题由国家医保直接接手，绝不会因为企业倒闭而面临因病致贫或看不起病的绝境。
- 养老与公共教育：养老金国家化，之前的工龄和养老资格不会因厂子倒闭而清零，可继续累积。托儿所、中小学教育完全由国家化、社会化解决，不与工厂绑定。冬季取暖费根据家庭收入由政府提供相应的减免或暖气券补贴。
总之，斯洛文尼亚的原则是：企业可以倒闭，但绝不允许工人被制度性抛弃。企业若生存，前员工也能通过股份和分红共享发展红利。同时，工人在企业决策中拥有参与讨论和投票的权利，有效杜绝了私有化中的黑箱操作。正因如此，斯洛文尼亚在没有经历大范围社会阵痛的情况下顺利完成了市场化转轨。到了一九九四年，全国实际平均工资已恢复到转轨前水平，后来更成为了中东欧最富裕、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
由此可见，改革并不是必须牺牲整整一代底层工人的生存福祉来换取宏观数据的好看。将政策层面的反思与批判性讨论等同于“反华”，不仅是逻辑上的偷懒，更是对历史事实中千千万万具体个人生存代价的无视。朱镕基的改革确实建立了强大的中央财政汲取能力，但其对社会保障体系的甩包袱和对工人生存权益的剥夺，也构成了今天“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这三座大山的制度性根源。评价一个政治家的历史功过，必须同时翻阅国家的宏观账本和底层人民的具体生活，这才是客观理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