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发动的两大动因：理想追求与权力危机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毛泽东与文革的发动，将包含两个方面：他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以及文革是如何发动起来的。我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集中体现了他对他所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追求；第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毛泽东认为他在文革前夕已经大权旁落，急于夺回权力。我认为，这两个因素在文革的整个过程，特别是在初期，是紧密缠绕在一起的。
动因一：毛泽东的理想社会主义与斗争目标
我先谈第一个因素：文革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所理想的社会主义。那么，他所理想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通过历史资料，特别是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以来的言论，以及文革初期1966年的“五七指示”，我们可以描绘出他的理想：一个高扬革命精神、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种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摆脱对物质追求、思想不断纯化的新天地。
那么，用什么方法来实现他所理想的社会主义呢？我认为可以用毛泽东的两个概念来概括：第一是“大抓阶级斗争”，第二是“斗私批修（斗私心，批修正主义）”。所谓“大抓阶级斗争”，就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不断提高公有制的含量，在思想和政治领域不断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所有斗争都有具体目标。5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在60年代以后，斗争目标逐渐清晰，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所谓党内的“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个就是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目标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文件，被视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纲领性文件之一）》和1966年8月的《十六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简称，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都明确指出，文革就是要打倒走资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毛泽东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对公有制的强调和对市场的排斥，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没有太大差别。但是，他对“走资派”这个概念的创造，应该说是一个创举。虽然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思路后来发生了重要变化。从1966年文革开始，他认定走资派属于敌我矛盾，称之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即阶级敌人。但演变到两年以后，毛泽东在“走资派”这个概念上开始后退，换了一个说法，叫“犯了走资派的错误”。
然而，他在对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贯且一致的。严格来说，毛泽东将知识分子划为资产阶级的判断不符合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按照马克思主义，判断阶级的依据应是其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而非思想意识。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在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基本上把知识分子全部划入资产阶级，这为文革提供了来源。到了文革前夕，毛泽东把所有知识分子，无论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还是新中国培养的，甚至是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知识分子，一概打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框架，要“一锅端”。
1966年文革初期，红卫兵给北京大学历史系写了一副对联，很有名：“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伟大领袖毛主席改了一个字，叫“池深王八多”。1966年6月，毛主席又给北京大学一个称号，称之为“反动堡垒”。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对人文类知识分子的这种消极否定性的看法，流露出一种比较强烈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一种对知识、知识分子以及智识活动的怀疑、敌视或鄙视的态度）情绪。
动因二：对现实不满与刘少奇的政策分歧
毛泽东发动文革，一定是对当时的中国情况不满意。那么，1960年代到底有哪些事情使毛主席不满意呢？首先，他对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非常不满意，特别不满意刘少奇在60年代初推行的一系列他认为“右”了的政策。
事实上，刘少奇是正确的。从当时的历史资料看，6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困难，过去我们通常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官方对1959年至1961年间大饥荒的称呼，演讲者也称之为“三年严重困难时期”）。毛泽东也亲自参与领导部署了全国的救灾救荒工作，而处在第一线的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更对政策错误导致的百姓生命损失感到很深的愧疚。数千万农民的非正常死亡，在和平时期是一件太大的事情。
在这个非常困难的形势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承担了大量工作，努力恢复常规、恢复秩序、挽救国民经济。他们把毛泽东搞大跃进的那一套，即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束之高阁，或者悄悄地做了转换。
在60年代初，刘少奇等领导同志对内开始调整紧张的阶级关系，对阶级斗争开始降温。新中国建国以后，基本上是每年每月都有运动，但唯一没有运动的就是1961年下半年到1962年上半年的十个月左右。这十个月，他们安抚工商业人士和知识分子，给被打成“小彭德怀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全国几百万干部平反。对外，他们开始希望和苏联缓和过分紧张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底到62年，刘少奇甚至默认了对57年被打成右派的人进行甄别试点工作，这在安徽和山东两地进行，准备在适当时候对反右扩大化进行甄别。
当然，刘少奇等人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信，对当时特大的困难给出了两个经典解释：一是“三年自然灾害”，二是“苏修逼债”（中国在困难时期的一种政治宣传，指苏联修正主义者强迫中国偿还债务，加剧了经济困难）。我记得当时是小学生，老师告诉我们没有肉吃的原因是肉都送给苏联还债去了，这个叙述几乎家家户户都知道。
刘少奇为了照顾毛主席，同时也与他自己有关，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刘少奇在此次会议上承认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上说，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没有错，但彭德怀的错是“里通外国”。这个“里通外国”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他这样说无非是告诉大家彭德怀不能平反。刘少奇本想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为毛主席在大跃进中的错误开脱，也为自己开脱，但他这样做反而使自己不能理直气壮。他以为毛主席会领他这份情，谁知情况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猜忌的加深：窃听器事件与舆论转向
毛泽东对他非常不满，在62年初就已经非常不满。在毛主席看来，中国出现的特大困难就是三条：自然灾害、苏修逼债，最多加一条我们经验不够，交了学费。他认为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绝不能松懈。与刘少奇相比，毛泽东一贯到底，绝不松口。
刘少奇则有所不同。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说搞“责任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保持和毛主席的一致。但对下面搞“包产到户”，他采取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理解刘少奇有难处，因为上面有强势领袖毛主席，而且多年的“左”的思潮使基层干部转弯不能太快。但这种言行不一，使他自己进退失据。
就在这前后，又发生了一些更敏感的事，使毛主席感觉到受到更大的伤害。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就是1961年4月发生的“录音器事件”，也就是文革中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窃听器事件”（指1961年毛泽东发现其专列及住所被安装录音设备，此事加深了他对党内同僚（尤其是中央办公厅）的不信任）。这件事对毛泽东造成极大伤害。但毛主席有一个特点，在情况不利时，他会忍，他的忍功比任何人都高。他当时并没有立即发作，只是处理了几个具体的工作人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基本不动。他故意把这件事忘掉，但实际上一点都没忘。这件事使他产生警惕，认为党内也有人想模仿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
同时，在1962年上半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国内一些省市的党代会上，居然有党员公开要求为彭德怀平反。此外，还出现了邓拓等人写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中那些针砭时弊的文章。例如，邓拓写道，对那些吹牛皮放大炮的人，应该准备一盆狗血和一根橡皮大棍，当他吹牛时，就把狗血往他头上一倒，再用大棍猛击三下。这些东西都被毛主席所发现。这里要提到江青，她自称是毛主席的“流动哨兵”，每天看报刊，向毛主席汇报主要信息。
再加上1962年8月，在毛主席的劝说下，刘少奇出版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全党开始学习。毛主席遭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压力，而刘少奇的威望急剧上升。
毛泽东的反击：重提阶级斗争
几天以后，8月5号到6号，毛主席就开始反击了。在党内外的巨大压力下，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做了几句自我批评，他说：“谁要我是中央主席呢？中央犯的错误第一位就是我。”但当时就有与会同志私下里说，毛主席的自我批评一点不深刻。尽管如此，老人家毕竟是下了“罪己诏”。他对“罪己诏”这个问题看得很重，皇帝是不能做自我批评的。1956年胡志明主席曾向他请教，说越南土改搞“左”了，准备向全国人民做自我批评。毛主席告诫他：“皇帝是不能下罪己诏的，下罪己诏是要亡国的。”于是胡主席接受建议，让越共总书记长征出来承担错误。
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这对他来说非常难得，但他内心很不高兴。江青后来也说：“从七千人大会开始，我们就忍。”这反映了毛主席的感受。忍了半年，形势真的好转了。看到形势好转已成定局，1962年下半年，毛主席决定反击，也就是重谈阶级斗争。1962年8月，他发出伟大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紧接着又提出党的基本路线，即在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遥远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刘少奇对毛主席重谈阶级斗争是什么态度呢？他没有办法不接受。因为在共产党内，从1957年开始，谈阶级斗争是正统，不谈是修正主义。刘少奇只是在61年下半年到62年上半年那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淡化了阶级斗争的宣传。所以，经济形势好了，毛主席要搞阶级斗争，刘少奇只能接受。但他向毛泽东进言，希望重搞阶级斗争不要影响到经济调整。
毛主席这次出来不完全是空讲，而是具体重点地打击了几个领导同志。比如，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因执行了对工商界和知识分子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被罢免；邓子辉同志因公开鼓吹“三自一包”（指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是60年代初为恢复经济而采取的较灵活的农村政策）被罢免；王稼祥同志因提出对外援助应适当、对苏关系不要搞太紧张，也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罢官。
毛主席搞阶级斗争不是空的，马上就处理几个同志，这也是给刘少奇的一个警示。刘少奇对毛主席处理这几位干部没有说一句话，而是跟着一阵批判。毛主席看到刘少奇迅速跟上，也就暂时放过了他。主要原因是1962年经济才刚恢复，党内不宜有大波动，而且刘少奇的威望非常高。毛主席认可刘少奇继续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
对官僚体制的矛盾批判
从62年9、10月开始，毛主席对国内形势做了越来越严重的估计。他认为全国城乡出现了严重的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甚至提出“全国三分之一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的严重判断。1964年2月，他对来访的朝鲜金日成主席说，中国搞破坏活动的坏人有一千万人，占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六十五分之一。
继而，毛主席表现出对官僚体制的极大反感，提出了“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重要概念。他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死人洋人古人部”，并威胁说再不改就要换牌子。
毛主席的这些批评是激愤之词，是对当时形势的一种过分反应，更多的是表现出对刘少奇的强烈不满。严格来说，这些批评站不住脚。但在60年代，他对官僚体制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触及到我们体制的某些弊端。1949年以后，我们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自上而下的体制，干部队伍空前庞大，干群矛盾历来如此。中央虽然三令五申，用学习、整党、搞运动等方法解决，但搞过一两年情况又差不多。
毛泽东看到了官僚体制的弊端，他在1964年还提到中国出现了“高薪阶层”和“工人贵族”阶层。我认为他对“工人贵族”的批评可能是意识流。根据上海总工会的数据，1961到1965年，月工资在40到60块钱的工人占上海工人总数的89.69%，这肯定不是工人贵族。
“高薪阶层”的主体是党的高级干部，特别是军队高级干部，以及地方高级领导、原资本家、著名演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在50年代推动国家工业化时，老人家是绝不允许谈论这些问题的。梁漱溟先生在53年为农民“叫苦”就被狠狠批评。广大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是建国以来一直如此，与此对照的是我们严格等级森严的干部保健制度，也就是被老人家批评的“城市老爷卫生部”，其服务重点主要是领导同志。
但毛主席用阶级斗争来解释这些现象可能不准确。那些高薪者，特别是领导同志，他并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无非是想多舒服一些，这是一种特权行为，不一定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批评官僚主义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这些特权行为和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不一致。可是，二十多年前王实味在延安批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被认为是反党。1957年，提出这类问题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全部被打成右派。
在中国和苏联，批评干部特权一直是一个禁忌话题。毛主席希望中国不要出现苏联和东欧那样的特权阶层，主观愿望是好的。他分析干部变坏有几个原因：一是“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党内；二是好人变成了“退化变质分子”，被糖衣炮弹拉下水；三是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干部参加劳动、加强思想学习、搞运动。
发动文革的准备：意识形态、组织与“剥笋子”策略
文革的真正准备是从1965年开始的。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讲，就是“叫刘少奇下台”。但这样一个巨大的事变，名称不能太庸俗，所以需要一个充满震撼性的名词。最初叫“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到1966年4、5月才正式转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65年以后，毛主席做了几方面准备。首先是意识形态准备。他一辈子做事都要“师出有名”，在理论上说明自己的正当性。60年代以后，他自己写大文章不多，主要靠助手。初期他和刘少奇共用陈伯达等人力资源，后来发现张春桥和姚文元最好用。他依靠江青在上海组织的以张、姚为中心的班子，建构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革的核心指导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建立后，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必须通过群众运动持续进行革命，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从63、64年开始，一系列概念通过军队报刊到党的报刊实现了全面的社会化，如“阶级斗争要天天讲”、“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毛主席是红太阳”等等。这些概念经过长期宣传，为文革发动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条件。
其次是组织方面准备。从60年代初期开始，毛主席特别信任军队干部，认为他们受修正主义思想影响少。从63年开始，全国所有工交企业、文教单位普遍设立政治部，其主体是复员转业军人，主要搞阶级斗争和人员观察。这使得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毛主席事无巨细，在1965年下令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改组，实行准军事化管理。1966年春天，又任命叶剑英同志负责“首都安全小组”，这些都是在为发动文革布局。
第三个是“剥笋子”（毛泽东用以形容其政治斗争策略的比喻，意为像剥竹笋一样，一层一层地清除政治对手）策略。建国以后就开始剥，第一层是高岗、饶漱石，第二层是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现在剥的是罗瑞卿，最近又剥了彭真。一层层地向刘少奇逼近。在“剥笋子”的过程中，毛主席还释放烟幕弹麻痹刘少奇。他在批评彭真时，还带着刘少奇，说彭真不听他的话，也不听刘少奇的话，好像他们还是革命战友。
刘少奇在这方面的敏感性比毛泽东差好几个层次。他甚至在向民主党派通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时，还把自己和毛主席并列，说彭真一贯反对毛主席，也一贯反对我。
1965年10月，毛主席离开北京到南方，直到66年7月18号才回来，这是他49年以后离开北京时间最长的一次，所思所虑都是为了发动文革。
刘少奇为何坐以待毙？
从刘少奇60年代的行为来看，他在主观上从来不想反毛，而是力图紧跟。毛主席63年提出要“洗刷几百万”，刘少奇马上开始搞四清运动（文革前在城乡开展的“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期演变为激烈的党内斗争）来落实。毛主席提出“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刘主席就发挥理论特长，将其定义为“反革命两面政权”，并说“不止三分之一”。毛主席说了“工人贵族”，刘主席就发明了“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把工人分成固定工和临时工，并推行半工半读。他并不是要跟毛泽东对着干。
那么，为什么毛主席对刘少奇的不满与日俱增呢？我认为有几个原因：
第一，不听话，另搞一套。在中国，只有一个伟大的理论家，就是毛泽东主席。刘主席总想搞出自己的新花样，有新发明。在特定阶段，他任何一点与毛主席相异的观点都会被放大，解读为离经叛道。
第二，无意中触犯了党内高层生活的潜规则。1964年，刘少奇带着夫人王光美同志在全国14个省市进行巡回演讲。这种夫妻双双巡回演讲，在共产党内从来没有过。毛主席支持江青，但从未带着江青去各地做报告。周总理也从未带邓颖超同志去周游各省。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第三，祸从口出。1964年8月1日，刘少奇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兴奋地离开座位，像斯大林一样来回踱步讲话。他讲了一些出格的话，比如“调查会过时了”（调查会是毛泽东发明的），还说“不蹲点不能做中央委员，谁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一声号令，全国150万干部到农村去蹲点，这让毛主席产生高度警觉。江青在会后跑到毛泽东面前哭诉，说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死后才鞭尸的，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要鞭尸了。这些话对毛主席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历史的合法性：毛泽东为何能轻易发动文革
1966年7月16号，73岁的毛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震惊世界，传递出他身体非常好的政治信号。两天后，《人民日报》通栏标题：“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政治含义巨大。毛主席终于找到了领导文革的具体形式：撇开党的各级机关，重新组织由他亲自控制的意识形态传媒机构，建立一个领袖和人民直接对话的管道。
几天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在8月5号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刘少奇赶下台。
为什么老人家做了大量防范，担心修正主义搞政变，结果没有一件发生，刘少奇完全是坐等自己的倒台？我认为有几个原因：
第一，毛主席就是党，这个概念深入人心。任何人出问题，都不会损伤党的威信。在文革初期，全国所有党委都被打烂了，但在毛主席看来无所谓，因为有他在，就是党在。
第二，几十年的宣传教育工作，成效极大。广大群众都相信毛主席英明伟大，最多是底下的坏干部欺骗他。毛主席亲自掌控意识形态，建立领袖和人民直接交流的管道，拥有独一无二的社会动员力量。
第三，毛主席修补体制弊端的姿态，赢得了群众支持。文革初期，刘少奇派出的工作队把许多学生打成反革命，而毛主席则为他们平反，解救了他们。他批评“城市老爷卫生部”，要求把医疗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多年来对官僚主义和干部特权积累的不满，通过文革这个管道一下子宣泄出来。当时有首歌叫“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主席亲”，这并不夸张。
第四，毛主席掌握了最实际的权力——军队权力。林彪支持他，全国的公安系统也听命于他和江青。而刘少奇和周总理在60年代都没有参加中央军委，对军队没有任何影响力。
第五，刘少奇自身的原因。他长期做一线工作，身处矛盾中心，得罪了很多人。他做事喜欢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在四清运动中打击面过宽。他被认为偏心“北方局”的干部。性格上，他非常严肃，缺乏毛、周那样的亲和力。广大人民对他了解不深，除了电影《燎原》里的“雷焕觉”和“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口号，对他为挽救经济做出的贡献一无所知。所有的功劳都归功于毛主席。所以，刘少奇倒台时，很多人吃惊，但没有人难过。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许多步骤，比如“剥笋子”，大部分都是通过中央会议，假手刘少奇，用合法的形式实现的，符合组织程序。从1965年开始，官方表述从“党中央、毛主席”改为了“毛主席、党中央”。毛主席就是党，就是人民，就是革命，就是真理。中央领导机器为了团结而顺从他，人民崇拜他，使得他真正拥有了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没有这种无限权力，文革是发动不起来的。
问答环节
提问：您本人是喜欢毛泽东还是厌恶毛泽东？
回答：作为一个历史学研究者，我们对研究的对象要保持一个距离，尽量限制我们的主观性。当然，我们生活在自己的环境下，都会有价值倾向，但我要求自己约束自己的主观性。所以喜欢还是不喜欢，我自己现在很难说。
提问：当代人修当代史会遇到哪些问题？
回答：当代人不修当代史有一定道理。困难很多：第一是资料问题，大批的材料还在“大内秘阁”里藏着。第二是受制于我们人的主观性，我们自己有强烈的情感好恶。第三，谈论的事和人离今天太近，牵涉到利害关系。比如我今天提到的某些人，他们的后代还在，听了肯定不高兴。但毕竟现在是21世纪了，我们应该争取有这样一个空间，还是可以做的。
提问：为什么毛泽东在建国初期这么仇视知识分子？
回答：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他年轻时受到中国传统中反智主义思想的影响。第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这个传统，革命强调意识形态，而敌对意识形态的载体就是知识分子。革命的目标是建设新文化、新人类，这个过程就伴随着对旧知识分子的否定和批判。第三，中国革命的特殊模式，即革命在农村进行，主体是农民。当这些胜利者进入城市时，他们充满了自豪感，对知识分子则充满了鄙视。毛主席虽然也讲过团结知识分子，但更强调“忠诚更重要”。这几个原因汇集起来，最终导致了在文革中把知识分子“一锅煮”的局面。
吴嘉伟：我们作为所谓知识分子，有时候想想我们自己有些地方是有问题的。我们的自豪、自傲，或者对非知识分子的轻视或不关心。当年我看毛主席写到知识分子的分析，我自己看完以后觉得他说的弱点、缺点我都有。所以我想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要自我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