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登陆与中医的最初回应

19世纪后半叶，西方医学登陆中国。晚清的知识分子虽然很快就放弃了本土的算学和天文学，但他们普遍认为本土的传统医学一点也不输西方医学。医学史学者张哲家告诉我们，当时不少人喜欢写中医擅长A、西医擅长B，这种看似抬举双方的比较文，但他们会说A比B重要。例如，气化（Qi-hua: 中医理论中，气在体内运行、转化、生成各种物质和能量的过程）就被认为是比人体构造更高维度的现象。人们真正的意思是：中医，你很赞。

另外，当时也流行西医源于中国的说法，比如李金邦的获奖文章就说，西方医学是一个叫汉尼巴的罗马人，在西周时潜入中国，偷走《皇帝内经》后，回到家乡创立的。不管是汉尼巴、唐三藏，还是周魔制，这些热爱跨国取经的古代“新创家”，如果生活在现代，一定很需要一个东西：出国旅行或出差首先要搞定的麻烦事，就是一下飞机就要拿退卡，正在那边换SIM卡。我还曾经回国后发现SIM卡不见了，又跑去重办一张。但无论是实体的SIM卡还是租WiFi机，未来几年都很可能会被eSIM取代，eSIM是直接焊在我们手机PCB板上的SIM卡。以iPhone为例，iPhone 10以后的机型都有搭载eSIM。现在只要出国前安装好Saily的App，完成相关设定，我自己实测大概是3分钟，中间大概只需要三四次点击，不复杂。接下来只要抵达目的地，连上当地的资费，计算流量，完全是划算。Saily和NordVPN是同集团的，它的网络连线品质和资安把控都是业界顶标。我觉得很棒的是，它把VPN的功能也放进来，你可以在Saily上随意选择虚拟位置，出国后一些影音游戏被限制的情况不会再发生。现在使用专属连结优惠，就享有85折优惠，推荐给要出国的大家。

今天的主题是，不正确地创造出经脉的气的世界，却取西方医学原创。相信他们成功守住了中医的权威和真实性。另外，像李金邦、李鸿章和唐宗海都呼吁，通过融合中西医来复兴医道。他们相信融合后的产物会比它的双亲更加强大。这些在1890年代还深受知识分子欣赏的说法，将在20年内成为新一代中国精英眼中危害国家、民族的有毒思想。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东北鼠疫：中西医地位的转折点

雷祥林把第一个转捩点定位在清帝国陨落的前夕。1910年底，中国东北爆发肺鼠疫（Pneumonic Plague: 一种由鼠疫杆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致死率极高），这是一种可以透过飞沫传染，致死率接近百分之百的传染病。在哈尔滨、长春这些重灾区，在三个月内就造成超过一成的居民死亡。东三省总督喜良用“人死如麻，生民未有之浩劫”来形容。比百姓生命更让清政府焦虑的是，日本和俄国疫情若再失控下去，这两个在东北拥有附属地、几天内就能到达的国家，一定会以清国防疫无能为由，接管新政权。

喜良说，一开始当地的官员完全无法理解飞沫传染。当时中国虽然已经有出版品在推广微生物（Microorganism: 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生物，如细菌、病毒）是传染病的媒介与病原体（Pathogen: 能够引起疾病的微生物或其他因子），这个在西方也才被接受十几年的新观念，但在多数中国人的视野中，还是没有细菌。中医也不例外。比如俞波涛在疫情同年出版的《鼠疫绝为》就说，鼠疫是由地下喷出的邪气，或城市预积的晦气造成的。俞波涛说，这些毒气会让人产生热毒的症状，所以鼠疫患者的首要之务不是隔离，而是解高疮疫，远离地气，尽量待在大树上，敞开衣物，吹风降温。

这样的疾病观很快酿成悲剧。比如奉天有两位中医师主持鼠疫医院，他们用针灸和草药治疗病患。12天内，两位医生就因为没戴口罩，和250位隔离者在交叉感染下全数死亡。根据统计，中医在这场疫情中的死亡率高达50%。不过，当清政府派出的西医增援团抵达东北，他们的命运看起来也很暗淡。肺鼠疫患者的真正救星是抗生素（Antibiotics: 一类能杀死或抑制细菌生长的药物），但抗生素要在三四十年后才会问世。当时西医同样拿不出有效的药物。另外，大规模的原发性肺鼠疫超出当时西医对鼠疫的理解，包含法国鼠疫权威梅森尼在内的许多专家都不相信鼠疫杆菌可以透过空气传染。还有当时西方医学界也不认为口罩是防疫的必需品。

突破这些历史条件的是伍连德，这位来自马来亚、日后获得诺奖提名的华人西医。他发现疫情是透过呼吸道传染，他独排众议，要求医疗人员全都戴上口罩，这让西医师的染病率只有2%。伍连德最主要但也最被诟病的风控措施，是把确诊者送到鼠疫医院等死，把死者集中焚烧，也在一个月内让哈尔滨的确诊数归零。西医在没有治愈任何病患的情况下，平息了这场内政与外交的双重危机，这让中医在帝国的统治精英眼中，威信全失。喜良在疫情后，把不会用显微镜、看不到细菌、没办法判断谁是确诊者的中医列为战犯。他同时呼吁朝廷必须把西医看得和其他科学一样重要。但不到一年，皇帝就退位了。

共和政府的医学政策与中医的困境

1912年后，一个由前清遗臣，尤其是袁世凯的亲友部属占据要职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伍连德在共和政府中成为东北防疫机关的首长，他和颜福庆等同事带领的海归西医组成中华医学会。华人西医不打算沿用过去半个世纪西方传教士的策略，也就是通过治愈病人，尤其是通过外科手术来争取中国人对西医的信任。伍连德要他的同侪跟他一样去当医政官员（Medical Administrative Officials: 负责医疗卫生政策制定、执行与管理的政府官员）。他说，这些职位将来会在中国拥有无人可比的影响力。他也提醒大家，拿到行政权力的门票，不会是什么内科外科，而是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 组织社会力量，预防疾病、延长寿命、促进身心健康的科学与艺术）。当西医聚在一起，商讨怎么攻占政治滩头堡。同一时间，中医却在请求新政府不要淘汰他们。

1913年初公布的大学规程里，51项医学专业科目里，没有任何一项跟中医有关，这代表中医不会成为一种和西医一样，可以拿到文凭学位的专业。前面提到的俞波涛，当时是神州医药总会的会长，他和同僚们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到北京抗议。北洋政府虽然允许中医民办学校，但还是拒绝把中医加入学制。教育部的回函还偷酸了一下：“我们不是歧视中医，但教育部只承认科学的，符合世界进化趋势，对检疫、卫生这些国家大政有帮助的知识。”

但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伍连德期待的那幅由西医掌握医政权力、纵情改革国家卫生的景象并没有出现。中华医学会成立的隔年，中国就陷入袁世凯称帝引发的内战。袁世凯在同一年死去，北洋政府也就此沦为军阀的角力场。中国多处地区陷入军阀专政、内战不断的局面。另外，北洋政府沿用前朝的警察卫生制度，就任卫生司长里有7任都不是医界中人，在基层执行卫生行政的也不是医生，而是巡警。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这段期间，以“政治乱象弥漫，政局不断更替，中国政府设立公卫机构遥遥无期”为由，搁置对中国公卫建设的投资。伍连德在1923年也绝望地说：“任何在西方可行的公卫方案都别想中国政府会买单。中国根本是世界上最缺乏治理的国家。”

根据1929年的一项研究，从中华民国成立到国民政府发动北伐的15年间，中国人的死亡率没有任何改善。对受现代教育或海归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局面让他们失望又不解。过去被视为国家积弱不振的元凶——外族统治和帝制，明明已经被革命推翻了，但国家情势却不见反推，这让他们开始思索政治以外的病灶。

五四运动与中医的“伪科学”化

1910年代后半，用白话文（Vernacular Chinese: 区别于文言文，更接近口语的现代汉语书写形式）书写的新文学，开始把炮口对准本土的传统文化。知识分子们主张用科学来“迁徙腐烂的病根”。在五四运动（May Fourth Movement: 1919年发生在中国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以“民主”与“科学”为口号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和科学论战（Science vs. Metaphysics Debate: 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关于科学与玄学、唯物与唯心的争论）中，反传统主义和伪科学主义的思想被推向高峰。历史学者郭世用“深信科学是治愈国族病病的万灵药的时代”来形容五四世代。这个时候，在晚清躲过一波传统知识灭亡潮的中医，就成为最显眼的靶子。

当陈独秀在1915年的《新青年》开枪第一枪，中医最被诟病的缺陷，已经不是错误的人体观，而是看不到当时多数疾病的病因——细菌。在中医的世界中，来自体外的致病因子，主要是外感六气（Six Exogenous Evils: 中医理论中，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自然界气候变化异常，导致人体发病的因素），也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在伤寒（Shanghan: 中医对一类外感热病的统称）、瘟病（Wenbing: 中医对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特点的急性热病的统称）、瘟疫（Wenyu: 中医对大规模流行的传染病的统称）这些学派中，也有一些他们各自认定的时气或戾气（Shiqi/Liqi: 中医理论中，指具有强烈传染性、致病力强的疫病邪气）。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为了处理看不到病因这个缺陷，为了把细菌塞到中医的世界里，中医将会演化出他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除了陈独秀，在鲁迅、巴金、老舍这些新文学作家的笔下，传统医疗经常以愚昧、残忍、吃人的传统形象出现。有治肺结核小孩亡死的人血馒头，有贪财害命的中医和小仙。左宗棠和江少元，甚至把中医和北洋军阀画上等号，说他们都是企图复辟旧势力的反动势力。另外，当时少数中西医兼通的愚言也说，中医是中国洗空泛、不求实证的有毒传统的产物，是国士部长、学术不见的元凶。愚言是日本海归的西医，他也是中医界声望崇隆的章太炎的学生。他在1917年出版的《林素商对》中说，他要摧毁中医的核心理论。

愚言对中医理论的批判与回应

愚言说，中医总是“具气化以为险药”，总是说脏腑经脉（Zangfu Meridians: 中医理论中，脏腑指内脏器官，经脉指气血运行的通道）属于超验的气化世界，没办法透过经验再现。愚言想要打破这个说法，他想要说服读者，脏腑经脉不是超验的，而是古人在科学未明、器械未精的情况下产生的粗劣经验。举个例子，愚言说，古人观察不到复杂的生理过程，所以《内经》才会把肝、心、脾、肺、肾，这些明明都有分泌或输送功能的器官，全都归类为“藏而不泄”的五脏（Five Zang Organs: 中医理论中，指肝、心、脾、肺、肾五个主要内脏，主藏精气）。又或者愚言说经脉络脉，显然是古人在不知道有静脉的情况下，对血管进行的粗糙描述。《林素商对》出版后，几乎没人理愚言。

运铁桥是少数的例外。运铁桥说，五脏并不是真的脏器。他认为，《内经》中的五脏、五行（Five Elements: 中医理论中，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变化，用以解释自然界和人体的相互关系），都是类似数学符号的代名词，它们对应的是支配人类生老病死、影响六气地上的四种时令。也就是说，五脏是一组气化世界的现象。另外，俞健全也反击愚言，他说经脉不是血管，而是一种看不到的专门输送气的管道。愚言本来以为《林素商对》已经成功的把辩论的主题抽换成“脏腑经脉是精准的还是粗糙的经验”，殊不知两位中医还是把他拉回“脏腑经脉是经验的还是超验的”这个看似无解的泥淖里。他批评运铁桥和俞健全是“知道讲不赢，就逃到超验的世界中”。

不过，彻底否定中医理论的愚言，却承认中医有疗效。错误的医学理论怎么还会有疗效呢？愚言的看法是，有的中药确实具有生物活性。古人是靠着大量经验，知道哪种药材可以治哪种病，但这些经验和中医的理论毫无关系。愚言和章太炎都认为，宋代到明代之间，因为科考太过竞争，大量出现的儒医（Confucian Physicians: 指那些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结合医学实践的士大夫医生），是让中医哲学化的凶手。他们认为这些儒医把性理气（Xing-Li-Qi: 儒家理学中，性指本性，理指天理，气指构成万物的基本物质）的理学（Neo-Confucianism: 中国宋明时期发展起来的儒家哲学新形态）概念带进医学，破坏了中医原本的经验主义，导致医家们开始用儒家的哲学理论来解释药方和脉象。

制度冲击与民间韧性

在五四运动后将近10年的时间里，这些口诛笔伐并没有真的压迫到中医的生存空间。北洋政府虽然在1922年试着把中医变成一种叫做医士（Yishi: 区别于西医，医疗权限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传统医生）的职业，医疗权限远不如西医，但国家能力太低了，政令执行全看各地，影响很小。更重要的是，当时阎锡山估算，全中国大概需要80万位医生，但在1929年前后，全中国只有大概2000名西医，其中五分之一集中在上海，许多乡村地区别说西医，连中医都没有。另外，西医也很贵，以军阀时期的物价推算，一个北京近郊的农民进城看一次西医，光是看诊费，就要花掉将近一个月的家户收入。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西医之争针对多数中国百姓来说毫无意义。便宜的中医、狗皮膏药（Goupi Gaoyao: 一种传统中药外用贴剂，常用于跌打损伤、风湿疼痛等）和针灸依然是医疗市场中最受欢迎的选项。对许多中医来说，只要生意不受影响，他们并没有很在乎来自制度或进步派精英的侵蚀。不过，让“杂种医”诞生的历史条件，在1920年代后半逐渐汇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