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岩区人大的全国罕见否决

[Speaker 1]: 大家好，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二，欢迎收看一千零六十九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Speaker 2]: 二月四日，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十七届人大对政府重大投资项目进行票决，其中永宁奥体项目、永宁江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两个项目因反对票过半，被当场否决。杜工，你怎么评价？

[Speaker 1]: 过去几十年，中国人大系统否决本地政府决策的案例不算少。比如说，二零零三年，四川宣汉县人大常委会否定了江口电站的财政收尾方案，认为损害群众利益。二零零四年，深圳人大常委会否定了政府投资项目的审计条例，要求增加更多的约束条款。二零零九年，已经担任了河南建设厅党组书记的查敏，被省人大常委会否决了任命，事后查敏也没有得到其他的实权岗位，去政协等着退休。然后就是浙江的另外一个县级市东阳，从二零一四年到二零一七年，人大常委会几乎每年都要否决政府投资项目，主要的原因是东阳建立了独特的项目审查机制——每年的政府投资项目不是打包通过，而是拆成几十个项目独立审查，其中特别不靠谱的项目，或者明显没有多少受益人的项目，就会被人大常委会否决。

但是这次黄岩区的否决和前面提到的所有否决都不一样。它不是人大常委会讨论之后否决，而是人大会议直接投票，能够看到具体的反对票数，对于本级政府来说，也没有任何扭转局势的可能性。二十一世纪以来，或者说新中国建立以来，明确由人大会议投票又拥有明确的反对票数来否定的项目或决定，一只手就可以数过来。比如说，一九八九年，湖南人大代表质疑副省长杨会璇，认为他负责整顿官商问题，而自己的亲戚还涉嫌违法经商、违法送调查目标去香港，最后八百多个人大代表以五百零六票罢免了他的职务。当时杨会璇五十六岁，不是必须退二线的年龄，但一直到一九九八年退休，他只能在政协工作。又比如说二零零一年，沈阳人大讨论法院工作报告，因为院长和副院长集体腐败，和刘涌案件的关联也说不清楚，赞同票不到一半，工作报告没能通过。二零零七年，衡阳市人大也否决了前一年的法院工作报告。再往后要找县以上的人大投票否决案例，就是二零二六年黄岩区人大这次表决了。

提到黄岩区的人大决议，必然要回顾一九九五年的一次半正式人大表决。当时行政区划调整没有充分征询本地代表的意见，台州市就把原来的黄岩市切成两半，其中相当一部分富裕的工业区被切出来成立了新的路桥区。黄岩本地人大代表因此集体罢会一天，第二天重新开会，第一项议案就是撤掉人大常委会主任郭海龙，理由是他的行动违反了人大代表的集体意志，最终罢免议案以绝对多数通过。我国有两千八百四十七个县区，绝大数县区从来没有人大否决政府决策的案例。时隔三十多年，黄岩人大代表两次进行全国罕见的否决投票，这很难用偶然性来解释，还是要看本地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有什么特色。

黄岩区历史上曾经是黄岩县、县级黄岩市，最著名的全国品牌是黄岩蜜桔。但是从产值来说，黄岩是中国新一轮工业化最早起步的地区之一。一九六六年，当地的集体企业已经开始做简单模具；七十年代，各乡镇或者公社的模具企业有几十家；到一九九五年罢免人大主任的时候，黄岩已经是完全的工业化地区，有几千家塑料模具小工厂，在全国都有名气。二零二六年的今天，塑料模具产业持续升级，还是黄岩的主导产业。在挤出吹塑和汽车车灯模具方面，黄岩的供货量占了全国一半；在新兴的电动车塑料模具产业，黄岩的厂商差不多占了全世界的一半。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历了快速的产业升级，同时也有激烈的内部竞争，往往是一个地区的一个产业领先十几年就要被新技术淘汰，或者是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像黄岩这种单一产业集群保持了半个多世纪优势地位的区县，在中国非常罕见。所以黄岩的纳税大户以及关注基础设施建设的群体，也要比其他地区更稳定。请静静帮我读一下黄岩区本地的官方报道。

[Speaker 2]: “浙江光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娄云光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代表。自一九九八年至今，他连续当选六届黄岩区人大代表，连续十三年被评为优秀区人大代表。一九九四年，娄云光创办了浙江光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吃水不忘挖井人，在企业得到长足发展之时，娄云光始终牢记自己人大代表的身份，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彰显人大担当。”

在黄岩，还有一位连任六届的老代表，是浙江汇丰塑业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区文联副主席金海波。三十年前，二十七岁的金海波当选黄岩区第十二届人大代表，三十年来见证了黄岩的发展，也见证了黄岩区人大工作的进步。“我要一如既往地把百姓的急难愁盼、企业的呼声带到人代会，为黄岩的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金海波说。

地方人大与债务监督机制

[Speaker 1]: 从公开信息来看，娄云光一九五五年出生，经历了黄岩模具产业完整的发展过程；金海波在一九九五年也已经成年。这些模具产业出身的企业主，其利益和本地主要产业是一致的。在人事关系方面，他们往往也是本地纳税大户的共同朋友。黄岩区的人大会议能够两次做出全国罕见的投票，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这些资深的人大代表背后有着主导产业群体的共同立场。

老观众应该记得，二零一九年节目开播到现在，地方融资平台乱借债问题一直是睡前消息关注的重点。在制度方面，我一直说让地方人大来审查地方债务，理论上可以控制债务膨胀。因为中国现在的公务员实行了明确的地域回避制度，请静静帮我读一下公务员的回避规定。

[Speaker 2]: “第十一条：公务员担任乡镇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职务的，应当实行地域回避。公务员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职务，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市地盟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职务。”

[Speaker 1]: 市、县、乡三级主要领导都尽量不用本地人。所以最近长沙本地人陈静当了长沙市委书记，是特例才会引发关注。这种人事要求继承了几千年来的管理传统，有一定的道理，但反过来也容易鼓励地方上项目时只考虑短期效果，不考虑长期的经济代价。睡前消息重点关注的贵州独山县、云南昆明在地方债务爆炸的时候，决策者都是跨省交流过来的干部。

相对来说，地方人大代表无论出身于哪个行业，大体上都会在本地长期工作和发展，哪怕只有一部分债务让本地财政来承担，他们的生活和企业经营也会受到影响。就算上级政府承担了大多数化债压力，就算地方政府不能破产，信用损失也会流向本地。今后几十年，独山、柳州或者昆明想要凭借本地政府的信用去借钱，或者说服企业垫资做项目，都不太可能了。所以在现行的体制下，让本地的人大代表来讨论债务问题，理论上可以对外地来的领导产生有效制约。

这次黄岩区人大否决的两个项目，严格来说也不是纯粹的政府项目，而是政府投资平台的企业项目。比如说，奥体中心项目包含的黄岩全民健身项目，项目单位是黄岩焦铝产业公司；另外一个永宁江灌区项目，网上可以找到勘察设计的招投标文件，项目单位是交通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这就是我们之前节目中提到的城投或者产投项目，只是黄岩区这边财政比较宽裕，并没有因此借钱，而是政府全额拨款来做项目，所以不涉及债务问题。但从制度创新来说，这就是人大代表对于政府融资平台的全面监督。

当前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在房地产上升期就已经开始暴露了。二零一一年，审计署对三级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做全面审计，提出了土地财政和债务财政问题。但是，对于必然会长期影响地方财政发展的债务问题，几乎没有地方人大做有效监督的先例。参考前面黄岩区的例子，我认为这和人大代表的连任率有很大关系。请静静读一下上次地方人大换届选举的官方消息。

[Speaker 2]: “至二零二二年三月十日，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圆满完成。省人大常委会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切实履行法定职责，修改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实施细则，依法作出换届选举时间、县级人大代表名额和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等决定。新一届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来自各个方面和各行各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且结构比例也更为合理，连任代表比例在省三分之一左右。”

[Speaker 1]: 三分之一的连任率，这并不是浙江一个省的特色，而是全国的统一安排。从全国来看，最早在二零一一年，县乡两级的地方选举普遍出现了“连任代表应占三分之一”或者“连任率保持在百分之三十左右”的说法。从执行来看，二零一一年以来，大多数县区的代表连任率都控制在百分之三十三左右，波动不超过两个百分点。少数县区有特殊情况，但也控制在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的区间。

但是，从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基层议会案例来看，三分之一的连任率明显偏低了。因为基层代表直选和普通人的利益直接相关，而普通人的诉求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剧烈变化。请静静帮我读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二条。

[Speaker 2]: “第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Speaker 1]: 乡镇和县区的选举都是直选，直接对应普通人的立场和诉求。理论上来说，如果本地的人口结构没有明显变化，产业结构也没有明显变化，几年一次的选举中，连任率就应该保持在很高的水平，基本只和代表的寿命与任职意愿相关。在大多数国家，如果是农业社区或者是产业单一的城镇，议员连任率一般都在百分之九十左右；大中型城市的选民思想较活跃，同时产业结构变化快，城区代表的连任率一般也有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

这些连任代表需要考虑本地人群的长期利益，同时他们也熟悉了基层政府的运行模式，因此能够发挥监督、甚至是财政决策的作用。至少在债务这种长期问题上，持续任职的代表所起到的监督效果确实更好。当然，中国情况比较特殊，人口结构变化快，产业结构变化更快。在新一轮落户政策出台之前，很多工商业城市的外来人口比户籍人口还要多。所以，中国基层人大代表的更替率不应该完全对标其他国家的静态农业社区，而是应该接近大中型城市的城区。

但无论如何，三分之一的连任率还是偏低了，大多数代表干一届就走，连熟悉行政程序都做不到。只有黄岩区这种单一产业集群长期主导经济的地方，地方代表才有可能通过行业纽带形成有效讨论，把零散的诉求汇集起来，变成完整的财政立场去监督政府花钱。中国大多数地区不可能复制黄岩区的经济结构，就连黄岩区自己也不能保证未来十年依然靠塑料模具产业支持地方经济，未来也很有可能会形成更复杂的居民诉求。因此，在居民结构和产业结构都在快速变化的时候，怎样让人大发挥有效作用，通过合法程序保证代表的一定连任率，是绕不过去的一个技术问题。

学术打假与科研资源竞争

[Speaker 2]: 视频博主耿同学的打假事业最近效果明显，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都承认了论文存在问题，同济大学和南开大学撤掉了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职务，南开大学还撤掉了副院长。但耿同学也因此遇到了很大的社会压力，一度宣布要暂停打假事业。杜工，您怎么评价？

[Speaker 1]: 关于这个问题，推荐观众去看五月二十七日张北海的视频《如何才能根治学术造假》，我简单总结一下他的观点。

首先，张北海认为学术行业的基本秩序类似封建社会，大多数能拿项目的教授都属于“学阀”。学阀之间有人情关系，所以学阀的论文不会被严格审查；学阀和学生之间有人身依附关系，所以学阀可以让学生处理数据，自己只用很少的精力做复核。 其次，张北海认为封建社会的问题应该用资本主义社会规律去对付，也就是学习金融领域鼓励内部举报，让耿同学这样的举报人能拿到奖金。比如说，如果能证明某个科研团队造假，浪费了一千万的国家科研经费，耿同学这样的举报人应该可以分到一百万，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主动监督。 第三，张北海提出，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有很成熟的纪委制度了，可以组织专门的学术纪委机构。对学术纪委的绩效考核就看这个单位抓到了多少论文造假。

然后我补充一下个人观点。首先，我赞同学术圈是一个封建结构。早在二零二零年第六十五期节目评价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自焚问题的时候，我就说学术圈的秩序是“军事封建制”，学生依附于老师，所以老师可以对学生提出各种苛刻的要求。但当时我也说，学术圈搞封建制并不是因为落后，而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表现。因为在科研领域，优秀的人才就是可以以一当百，类似于封建骑士可以轻易碾压同时代的轻步兵。同时，在新的科研领域做出成果之前，很难预判一个团队的成功率，只能根据带头人之前的成绩去分配资源，这又类似于封建国家根据爵位分配权力。只要这种科研模式不变，封建制的大框架就不会变，最多是做一点局部调整。

到了学术打假领域，张北海提出引入资本主义的举报奖金制度。但是这种方法成立的前提是，人已经完全适应了资本主义规律，把钱当做唯一的人生目标。而学术圈的人，如果已经加入某个团队，目标就不一定是单纯的赚钱，至少短期目标不是。他们更需要的回报是学术地位和科研声誉，这似乎无法直接用金钱来奖励。因此，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规律，我对张北海的方案做一点调整：既要让打假的人得到实际好处，同时也要保证打假的人能通过这一行为合理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

我依然坚持六十五期的观点，学术圈的封建制结构应当保留，但也要看到，历史上的封建国家并不是完全静态的结构，它们也有自己的筛选和淘汰机制。国王和皇帝很清楚，封建领主会自发地堕落，必须给他们施加压力，才能保证其基本的战斗力。现在的科研圈可以先学习这些古代国家的经验。

古代封建国家的第一个经验就是要有“外部压力”。比如说，北宋的封建秩序虽然主要体现为儒家的文官等级，军事封建成分相对较少。但在宋、辽和西夏的三国边界上，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府谷县附近，北宋保留了一个独立的军事藩镇——抚州折家（折家将）。宋廷允许折家世袭知府职务，自己收税自己养兵。在强烈的外部压力下，折家一直保持了很强的战斗力，一直生存到北宋灭亡之后。至于其他朝代，无论用什么模式管理军队和土地，也都会默认边疆的行政单位拥有一定的独立性，通过外部压力去保证封建领地的效率。现在的科研团队不太可能因为外部压力而直接独立或叛逃，但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这种古代经验，主动欢迎外国的科研团队来中国打假，花钱去购买第三方的监督。

古代封建国家的另一个经验就是“领地竞争”。如果某个领主不好好治理自己的领地，导致治安混乱、交不上税，就有可能会被其他封建主吞并。国王虽然不会主动允许相互吞并，但只要事后新领主能继续向国王交税并履行封建义务，一般也能得到默认。因此，第二条古代经验就是要让科研团队之间形成直接的竞争压力，具体来说，就是可以通过争夺科研经费来“饿死”造假的团队。

中国现在有这么多大学，没有必要全都去搞前沿科研。某些科研资源薄弱的大学，完全可以把主要精力用来进行科研监督和实验验证。如果他们能够拿出学术圈公认的证据，证明其他团队造假或在搞无效科研，就可以直接分走该团队一部分的科研经费，去做自己想做的项目。

当年欧洲的封建时代，国王经常会组织骑士比武大会，现场验证封建军队的战斗力。现在中国科技部也可以为科研团队的“决斗”制定规则。比如说，双一流大学对某个地级市的师范学校打假，成功了可以拿到其三分之一的科研经费；但如果反过来，某个高职学校的团队可以证明前排的“985”大学团队科研造假，那就可以直接拿到该项目百分之八十的科研经费。

科研是一个有门槛的圈子，学术打假更需要高水平的科研素养。同时，我相信科研造假的规模不小，远远不止现在被发现的这些低水平的假数据和假图片。如果能够动用专业设备和专业团队，肯定能发现几十倍于现在的假论文和假项目。学术圈造假的根源，在于经费紧张、急于出成果以争取学术地位。因此，对付造假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一部分团队进行有组织的专业打假，通过挤出造假团队来夺取其科研经费，把本来可能用于造假的精力引导到打假和验证上。

在打假方面，耿同学自己就是一个被劣质科研团队踢出来的博士生，我们应该让他这样的人拥有团队作战和合理获取学术资源的通道。

总结

今天提到两个话题：黄岩人大否决项目，以及耿同学揭开的学术圈造假问题。前一个问题，我建议关注人大代表的连任率；后一个问题，我建议优先发动学术圈内部的资源竞争，把收回的科研经费奖励给打假的专业团队。

这两个结论背后有着相同的逻辑：监督工作是有门槛的，要尽量想办法去提高监督者的专业性，让监督者在现有的体系之内获取合理的资源和地位。如果只有热情，或者只有普通大众的口头支持，无论是人大代表还是像耿同学这样的博士生，都无法保证长时间、高质量的有效监督。

感谢大家收看一千零六十九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我们周五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