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请你先闭上眼，让我们一起玩一个游戏。提到委内瑞拉这四个字，你脑海里蹦出来的第一个画面是什么？大概率应该是图面上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 委内瑞拉前总统，玻利瓦尔革命领导人）标志性的红色贝雷帽吧，那看起来实在太性感了；还是那一串天文数字般的通货膨胀率；抑或是那个富得流油却又穷得叮当响的石油诅咒（Resource Curse: 指自然资源丰富反而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现象）。没错，这就是大家脑海里公认的剧本。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委内瑞拉的故事似乎只有两个主角：一个是查韦斯，另一个就是石油。好像在这个国家，一切的爱恨情仇都是从石油喷出来那一刻开始的。

但如果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呢？如果你真的想看懂今天的委内瑞拉新闻，想明白为什么这个国家会变成这样，你就得把目光从石油上移开。我们得把时间往回播，播到非常非常远。因为今天发生的一切，这种极端的两极分化、这种对于强人领袖的狂热崇拜，还有社会里那种撕裂的痛感，其实早在第一滴石油被发现之前，就已经写在这个国家的基因里了。石油不是病因，石油是放大镜，它把这片土地上存在了500年的伤痕，放大到了全世界的面前。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被遗忘的故事——一个关于前石油时代的委内瑞拉。

地理与殖民的烙印：破碎的国度

在1998年之前，也就是查韦斯上台之前，委内瑞拉在国际舞台上其实是一个挺透明的存在。这很奇怪，你想一下，隔壁热情的巴西，还是北边古老文明的墨西哥，在我们的印象里都是存在感极强的国家，对吧？游客去拉美，要么就是去看玛雅金塔，要么就去跳桑巴舞。但是委内瑞拉呢，它就像班里长得最漂亮，但是最不爱说话的那个文静的女孩。其实它底子好得吓人，它有世界上最高的瀑布——安赫尔瀑布（Angel Falls: 世界上落差最大的瀑布），有安第斯山的雪峰，还有加勒比海最顶级的白沙滩，甚至它还有那种让你吃了一口就忘不掉的玉米饼。但是你敢信吗？这么好的资源，居然没有什么人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委内瑞拉精英根本不在乎旅游收入。他们不需要推销自己的国家，不需要搞旅游业，也不需要向全世界展现什么民族文化，因为他们手里有一样东西，让他们觉得哪怕什么也不做，钱也会从天上掉下来。这种心态让委内瑞拉变成了一颗未被发现的宝石。外面的人偶尔会在《国家地理》杂志上看到，会感叹一句“哇，风景真好”，然后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其实特别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当后来的巨大变革发生时，世界根本没有准备好去理解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

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个冷知识：你们知道委内瑞拉这个名字到底怎么来的吗？它的名字由来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时间回到1499年，有一位叫阿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 意大利探险家，美洲大陆以他命名）的探险家，他跟着船队来到现在的马拉开波湖（Lake Maracaibo: 委内瑞拉最大的湖泊）。当时他看到当地的土著人为了躲避蛇虫鼠蚁，把房子建在水面上，用一根根木桩支起来。韦斯普奇一看乐了，他说：“嘿，这看起来多像威尼斯啊！”于是他的地图上写上了“委内瑞拉”，意思就是“小威尼斯”。这听起来挺浪漫，对吧？但其背后暗示了这个国家一个致命的弱点，也就是破碎。这个水上村落是孤立的，而整个委内瑞拉的地理结构也是孤立的。如果你看过委内瑞拉的地图，它西边是高得翻不过去的安第斯山，南边是进不去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中间是漫无边际的大平原。在没有飞机和高速公路的年代，住在山里的人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住在海边的人。这种地理上的四分五裂，直接导致了一个后果：这片土地上很难诞生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央政府。谁能够控制这片土地呢？往往不是坐在首都办公室的文官，而是那些能够带着士兵翻山越岭的地方军阀。这里就给我们的故事埋下了第一个伏笔：地理的诅咒注定了权力的分散。

可可庄园的阶级固化与仇恨种子

在石油变成黑色黄金之前，委内瑞拉其实早就有了另一种黄金，那就是可可。如果你穿越回18世纪的委内瑞拉，判断一个人有没有钱，不需要看他的银行账户，甚至不需要看他的房子，只需要问他一句：“他是大可可（Gran Cacao: 18世纪委内瑞拉顶级富豪的代名词）吗？”大可可这个词在当时的委内瑞拉就是顶级富豪的代名词。但是这一颗小小的豆子背后，藏着非常残酷的真相。为了种可可，西班牙的殖民者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原本的土著人要么病死，要么反抗太激烈被杀光了。于是他们开始大量贩运非洲的奴隶。可可庄园建立了一种极度森严的社会结构：金字塔最顶端那些统治者就是一小撮拥有土地的白人精英；最底端是成千上万的黑人奴隶和混血劳工。这种依靠剥削建立起来的贫富差距，不是几年几十年就能消除的。它像毒素一样，渗透了整个社会的骨髓里。所以当今天你看到委内瑞拉那种极端的阶级对立时，别只怪石油，那一颗仇恨的种子早在300年前的可可种植园里就已经种下了。

在当时的委内瑞拉，这种阶级和种族的对立到底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呢？我给大家讲个真事，特别魔幻。那是1797年在加拉加斯（Caracas: 委内瑞拉首都），有个叫伊内斯的女人，她嫁给了一个白人，但她自己是一个帕尔多（Pardo: 西班牙殖民时期对混血儿的称呼），也就是混血儿的意思。有一天她去教堂里做礼拜，因为不想弄脏裙子，她就带了一块小地毯，准备跪在上面。就因为这块地毯，整个上流社会炸锅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年代的委内瑞拉，在教堂里跪地毯是白人贵族女性的特权。你一个混血儿，哪怕你老公是白人，你也不配用这个毯子。教会甚至开始质疑她这个婚姻的合法性。这件事情后来闹特别大，最后是一位著名的混血律师罗西奥（Roscio: 委内瑞拉独立运动重要人物）站出来打了一场轰动全城的官司，才帮她保住了这块毯子的权利。你听一听，仅仅是为了在上帝面前跪得舒服一点，都要经过这么激烈的斗争，这就是当时委内瑞拉的现实。哪怕是最优秀的混血精英，在白人权贵眼里依然是二等公民。这种深深的羞辱感和积压的愤怒，就像地下的岩浆一样越积越多，只需要一个火星，整个社会就会爆炸。而这个火星马上就要来了，即将登场的就是被誉为是整个南美国父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 南美洲独立运动领袖，被誉为“解放者”）和那场血流成河的独立战争。

独立战争的血腥遗产：强人政治的雏形

如果说孙中山是中国的国父，那么玻利瓦尔就是委内瑞拉的国父。在今天的委内瑞拉，他不是人，他是一个神。每个城市都有他的广场，每种货币都印着他的脸，甚至国民里都有带着他的名字。查韦斯把自己的革命称为玻利瓦尔革命（Bolivarian Revolution: 查韦斯领导的政治社会运动），反对派也举着他的旗帜游行，大家都争着说自己才是玻利瓦尔的亲儿子。但问题是，真正的玻利瓦尔可能跟他们想的不太一样。实际上，这位伟大的解放者出身其实是相当反革命的。他出生在一个拥有无数奴隶和可可种植园的超级富豪家庭，他是典型的白人精英。他想搞独立，最初动力其实很复杂。一方面他确实读了启蒙运动的书，想要获得自由；另一方面，他和他阶级同伴们想要摆脱西班牙的统治，好让自己能够更自由地做生意，掌握大权。这其实就有一个巨大的悖论：他想要建立一个自由的共和国，但他骨子里又深深地恐惧底层的黑人和混血儿会造反，把委内瑞拉变成第二个海地。这种既想要变革又害怕失控的纠结，贯穿了他的一生，后来成为委内瑞拉政治永远解不开的一个死结。

1811年委内瑞拉第一次宣布独立，大家可能会以为那肯定一呼百应，全国人民喜大普奔吧。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历史学家给这段时期起了一个特别损的名字，叫做愚蠢的共和国（Foolish Republic: 形容委内瑞拉第一次独立后的混乱局面）。为什么说它蠢呢？因为这帮搞独立的白人精英，也就是当时的克里奥尔人（Criollos: 在拉丁美洲出生，但祖先是西班牙人的白人精英阶层），他们的宪法里写满了自由平等。但是你仔细一看，奴隶制保留，印第安人的贡赋继续收。这像不像一个笑话？你让底层的混血儿和奴隶怎么想？“哦，你们费这么大劲赶走了西班牙人，就是为了换一波人继续骑在我们头上啊？”所以那一场独立战争本质上不是委内瑞拉打西班牙，而是一场残酷的内战。很多底层人民甚至站在西班牙那边来打独立军了。这就是委内瑞拉的第一课：一个排斥了大多数国民利益的精英民主，注定是脆弱的，一推就倒。结果也确实如此，不到一年，这第一共和国就垮了。

接下来这段历史可能有点血腥，但你必须得听，因为它理解委内瑞拉暴力基因的关键。在独立战争最绝望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魔鬼般的人物——博维斯（José Tomás Boves: 委内瑞拉独立战争期间的保皇党领袖）。这哥们以前是一个西班牙人，他干了一件让所有白人精英都吓破胆的事情。他跑到大平原上，对那些备受压迫的混血儿和黑人、对那些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说：“跟我们一起去杀掉那些白人地主，他们的财产就是你们的！”这招就是标准的“打土豪分田地”，实在是非常有煽动力。他很快就组建了一支地狱军团，一路烧杀抢掠，把独立军打得落花流水。这实际上就是一场种族复仇。为了赢回战争，玻利瓦尔不得不做出改变了，他开始许诺废除奴隶制，因为对方已经带着奴隶打过来了。甚至他还提拔了一位混血儿将军皮亚尔（Manuel Piar: 玻利瓦尔手下的混血将军）。皮亚尔战功赫赫，本身是一个军事天才，但是他犯了一个大忌。当他获得了一定战功之后，他开始试图为有色人种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这一点可触碰了玻利瓦尔的底线：“正没给你的，你不能来抢。”玻利瓦尔害怕皮亚尔会变成另一个发动种族战争的领袖。结果1817年，玻利瓦尔下令逮捕皮亚尔，给他套了一个叛乱罪的帽子，把他枪决了。要知道皮亚尔可是他麾下的一员猛将，是跟他一起扛过枪的战友啊。这声枪响震碎了无数混血儿的心。它传递了一个非常冰冷的信号：在这个新国家权力的核心位置，依然不欢迎有色人种。这个死结直到200年后的查韦斯时代才被重新翻了出来。

仗终于打完了，但是代价是非常惨痛的。委内瑞拉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整个国家被打成了一片废墟。这个时候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谁来管这个烂摊子呢？法律、宪法，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这些纸面上的东西根本没人听，也没人懂。这时候，考迪罗（Caudillo: 拉丁美洲特有的军事强人或地方军阀）就登场了。考迪罗其实就是那种拥有私人军队的军事强人。其中的头号人物就是派斯（José Antonio Páez: 委内瑞拉独立战争英雄，后成为考迪罗）。派斯原本就是一个放牛娃，大字不识几个，但是此人非常具有战争天赋，打仗非常勇猛，在那群平原骑兵中威信极高。你看，这就是委内瑞拉政治的一个雏形：个人魅力凌驾于制度之上。派斯成为这个国家的新的保护神，他不需要遵守宪法，他自己就是行走的宪法。他在庄园里处理国家大事，就像处理家务事一样。这种模式带来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在委内瑞拉，政治不再是关于规则的博弈，而是关于谁拳头硬的赌博。只要有一个强人能够镇得住场子，国家就和平；强人一死，或者一老，国家立马大乱。这就是所谓的治乱循环。这种强人政治在委内瑞拉维持了30年，最终绷不住了。

愤怒的积压与虚假的现代化

1859年，委内瑞拉爆发了一场比独立战争还要惨烈的内战——联邦战争（Federal War: 19世纪中期委内瑞拉爆发的内战）。为什么打这场仗呢？因为底层的农民，还有那些刚刚被解放但依然贫困的奴隶，发现日子根本没法过，土地还是在少数地主手里，债务像大山一样压死人。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叫做萨莫拉（Ezequiel Zamora: 联邦战争中的农民领袖）的领袖，他喊出了一句让所有富人都做噩梦的口号：“寡头们颤抖吧！”萨莫拉主张把富人的土地分给穷人，主张彻底的社会平等。他在圣伊内斯战役（Battle of Santa Inés: 联邦战争中的关键战役）中一把火烧掉了政府军。这不仅仅是一场战役，这是一次社会愤怒的总爆发。虽然后来萨莫拉离奇地中弹身亡，那一颗著名的“幸运子弹”，但是这股愤怒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暂时被压了下去。所以你发现没有？从博维斯到萨莫拉，再到100多年后的查韦斯，这片土地上始终回荡着同一个声音：就是底层民众对于精英阶层那种刻骨铭心的仇恨，和对于一个救世主式的强人极度渴望。这就是委内瑞拉在石油喷发之前的底色：分裂、爆裂，而且充满渴望。

时间来到19世纪下半叶，这时候出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总统——古斯曼·布兰科（Antonio Guzmán Blanco: 19世纪委内瑞拉总统，推行现代化改革）。这哥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精神法国人，他特别讨厌委内瑞拉那种土里土气的感觉。所以他发誓要把首都加拉加斯变成“热带的小巴黎”。他开始大兴土木搞建设，建歌剧院，建林荫大道，甚至强迫大家在公共场合要穿得像欧洲人一样。表面上看，委内瑞拉好像正如他所说的，从此就进入了文明时代，毕竟都叫“小巴黎”了，对吧？但是你只要走出加拉加斯几公里，你就会发现这完全是一个幻觉。在这个虚假的巴黎之外，90%的委内瑞拉人依然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中，被疟疾和文盲所困扰。古斯曼·布兰科不仅是面子工程的鼻祖，他也确立了另一种委内瑞拉的传统：用国家的钱打造一个光鲜亮丽的首都，用此来掩盖整个国家的溃烂。

后来，这种传统被发挥到了极致。1899年，委内瑞拉政坛发生了一次大地震。一群被加拉加斯精英看不起的乡巴佬，从西部的安第斯山脉一路杀进了首都。首领叫做卡斯特罗（Cipriano Castro: 19世纪末委内瑞拉总统）。当这群被称为“安第斯人”（Andinos: 指来自安第斯山区的军阀，通常被视为粗野的乡下人）进城时，城里的绅士们都惊呆了，他们说的难懂的方言好像就在说外语一样，行事风格极其粗野。但这群人干成了一件大事：他们彻底终结了之前的军阀混战。怎么做到的呢？很简单，建立一支绝对服从中央的国家军队。从这时候开始，委内瑞拉的权力逻辑就变了：谁控制了安第斯邦，谁就控制了军队；谁控制了军队，谁就拥有了国家。这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安第斯霸权统治了委内瑞拉近半个世纪。而站在卡斯特罗身边那个副手戈麦斯（Juan Vicente Gómez: 20世纪初委内瑞拉独裁者）马上就会成为委内瑞拉历史上最独裁，也是最重要的统治者。

石油登场前夜：民族主义与资源依赖

就在安第斯人掌权不久，1902年，委内瑞拉遭受了一次奇耻大辱。因为欠了欧洲银行家的钱还不上，英国、德国、意大利竟然直接派军舰封锁了委内瑞拉的港口，甚至炮轰了沿海城市。这时候总统卡斯特罗发表了一篇极具煽动性的演讲，他说：“傲慢的外国人用靴子玷污了我们神圣的土地！”这句话瞬间点燃了委内瑞拉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虽然最后是美国人出面，由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 美国的外交政策，反对欧洲国家干涉美洲事务）把欧洲人赶走了，但这件事情给委内瑞拉国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心理阴影：“我们实在太弱了，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甚至是一个强权的领袖，来对抗这些贪婪的帝国主义列强。”这种受害者心态和反帝情绪，后来成为查韦斯最核心的政治燃料。

在石油登场的前夜，委内瑞拉其实是一个靠咖啡续命的国家，但是这非常危险。只要国际市场一打喷嚏，咖啡价格一跌，委内瑞拉的经济就会感冒，甚至是休克。就在这种绝望的循环中，卡斯特罗政府做了一个当时看起来并不起眼，但事后惊天动地的决定：他签署了第一批石油勘探合同。当时没有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以为这只是一点点沥青或者是治病的偏方。殊不知，这几张薄薄的纸签下的不仅仅是商业合同，而是这个国家未来100年的灵魂契约。在那个命运转折点到来之前，普通委内瑞拉人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可以说非常艰难。那时候85%以上的人根本不识字，全是文盲。大部分人都住在一些土房子里，屋顶是茅草铺的，地是泥巴做的，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穿过皮鞋，穿的是一种简易的凉鞋。这是一个极其贫穷、极其落后，被精英阶层彻底遗忘的社会。请记住这些面孔，因为几十年后石油财富滚滚而来时，正是这些人的后代，发现自己依然被关在财富大门之外。这种巨大的落差感将点燃足以烧毁一切的民粹主义怒火。

石油时代的黄金幻梦与社会撕裂

1922年12月22日，在马拉开波湖畔，一口叫做拉罗萨一号（Barroso No. 2: 马拉开波湖畔的著名油井，1922年大喷发）的油井突然发出了一声巨响，紧接着黑色的油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冲上了天空。那一天，它喷出了10万桶油。这一刻，委内瑞拉的历史被硬生生地切成两半。所有的贫穷，所有的债务似乎都在一夜之间解决了。但是我们前面讲过的那种种族的裂痕、阶级的仇恨、对强人领袖的迷信，还有那种极其脆弱的制度，它消失了吗？没有，它们只是被厚厚的石油美元给掩盖起来了。石油就像一针强力兴奋剂，它注入了一个本来就带着基础病的躯体里，它让这个国家在疯狂的世界里狂奔，也让他彻底迷失了方向。

如果时光倒流回40年前，你在美国迈阿密走进一家商场，只要听到这句西班牙语“¡Esto es muy barato! ¡Dame dos!”（这太便宜了，给我来俩！），你就知道委内瑞拉人来了。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的委内瑞拉人被称为是“拉美的沙特土豪”。他们的货币坚挺到什么程度？4.3玻利瓦尔就能换一美金，这汇率雷打不动地维持了20年。哪怕是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周末飞去迈阿密，不仅去度假，还是去进货的，买衣服、买家电，甚至有人去买房子。你敢信吗？仅仅1981年这一年，就有25万人次委内瑞拉人飞往迈阿密扫货。佛罗里达对于委内瑞拉的出口额，短短几年内翻了4倍。甚至有杂志封面上直接写着：“迈阿密是被委内瑞拉的石油喂肥的。”那时候的委内瑞拉拥有拉美最高的人均收入，他们喝着进口的苏格兰威士忌，开着最新的福特和雪佛兰，协和式客机甚至开通了从巴黎直飞加拉加斯的航线。看这些画面你可能会问，这个曾经富得流油，甚至让美国人都眼红的国家，到底是怎么把一手天牌打得稀烂，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故事答案并不在那几张飞往迈阿密的机票里，而是要埋得更深，埋在地下几千英尺那黑色的粘稠液体里。

1922年12月14日，地点是马拉开波湖东岸一个叫做拉古尼利亚斯（Lagunillas: 马拉开波湖畔的石油产区）的地方。那天清晨，一群属于委内瑞拉石油特许公司（Venezuelan Oil Concessions: VOC，早期在委内瑞拉运营的外国石油公司）的工人们突然感觉到脚下的大地正在颤抖。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一声巨响，地下1500英尺深处的压力被释放了。石油并不是像水龙头那样流出来的，它是喷出来的。那口井每天喷出超过10万桶石油，那个凶猛程度直接把钻井架给毁了。这不仅仅是一次井喷，这是黄金国传说的现实版。在此之前，委内瑞拉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它是一个靠种咖啡豆勉强维持生计的农业国，大多数人还睡在吊床里，穿的是布做的凉鞋。西班牙殖民者来了又走，甚至觉得这块地没什么用，因为他们只看到沥青，却不知道那下面藏着现代工业的血液。但从这一天开始，一切都变了。消息通过电报线传到了纽约和伦敦。英国人来了，美国人来了，荷兰壳牌也来了。为了抢地盘，他们甚至在湖面上搭建了简陋的木头架子，直接开始钻井。对于这片土地来说，这甚至不像是一次开发，更像是一次入侵。短短几年，马拉开波湖上就布满了生锈的管道和钻井平台，就像一个插满了吸管的巨型饮料杯。委内瑞拉正式中奖了。

石油带来了钱，但它也带来另一样东西，深深地刺痛了委内瑞拉人的自尊心，那就是围墙。为了开采石油，外国公司建立起所谓的石油营地（Oil Camps: 外国石油公司为员工建立的独立社区）。这不仅仅是宿舍，这是一个个完全独立的小美国。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当时的委内瑞拉工人，每天在高温下干最脏最累的活，晚上睡在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的茅草棚里，只有露天的下水道，还要忍受疟疾的折磨。但就在几百米外，隔着一道铁丝网，是外国高管住的高级员工营地。那里有美国进口的罐头食品，有私立学校，有干净的自来水，甚至还有电影院、网球场以及游泳池。这种隔离感强烈到什么程度呢？它甚至改变了委内瑞拉的语言。那些在围墙门口的警卫英语叫“man”，委内瑞拉人听多了，就根据这个发音造了一个新词，叫做“曼”（Man: 委内瑞拉俚语，指守卫或看门人），这个词到现在还在用。在这种巨大的落差下，恨的种子悄悄发芽了。虽然石油工人的工资已经是全国最高的，但这种明显的种族歧视和待遇差距，让委内瑞拉人第一次意识到：这地下的油明明是我们的，为什么享受生活的却是这群说英语的人？这种情绪后来成为所有政治家手里最好用的一张牌。

独裁者的石油宝座与虚假繁荣的代价

在政治学里有一个残酷的逻辑：如果一个政府不需要向老百姓收税就能够有钱，那它通常就不需要听老百姓的话。委内瑞拉就是这个逻辑的标准样本。第一个尝到甜头的人叫做胡安·比森特·戈麦斯。他是个没什么文化的农场主，但他很懂得怎么利用石油。有了石油公司的特许权费，戈麦斯做了一件当时让很多拉美国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还清了所有的外债。钱竟然够花了，他需要民主吗？完全不需要。他建立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哪怕美国海军都成了他的盟友。他统治哲学很简单：以“联合、和平和工作”为名，实行独裁统治。那时候的委内瑞拉就像一个奇怪的三脚架：一条腿是政府，另一条腿是外国石油公司，还有一条腿是天主教会，连教皇都给戈麦斯发勋章，感谢他对于宗教的贡献。至于普通人，只要你不惹事，戈麦斯就像一个严厉的父亲，他甚至会亲自处理老百姓的信件，有人想要块地，有人想要袋水泥，全看他的心情。但这表面的一团和气之下，是整整一代年轻精英被关进监狱，甚至被流亡的代价。石油让独裁者的宝座变得坚不可摧。

当然，这里要说一个题外话，这位戈麦斯是之前那位卡斯特罗的副官。那么后来卡斯特罗在年纪大了之后不听美国的话，美国就默认允许了戈麦斯行使了一次政变。而且卡斯特罗得了梅毒，而在委内瑞拉没有像中国那么多的老军医把自己的治疗方案和广告贴在电线杆上。所以卡斯特罗在晚年的时候就选择去治病了，这也放权了，这个权力就转交给了戈麦斯，这也是他会上位的原因。

时间来到了1950年代，另一位军事强人佩雷斯·西门尼斯（Marcos Pérez Jiménez: 1950年代委内瑞拉独裁总统）上台了。他提出了一个宏大的口号：“新国家理想”（New National Ideal: 西门尼斯政府的现代化发展计划）。这一次，石油美元变成了钢筋混凝土。你看看这些画面：那是连接首都和港口的超级高速公路，那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缆车，那是为了解决住房问题而修建的巨型公寓楼——超级街区（Superblocks: 西门尼斯时期修建的大型公共住宅项目）。加拉加斯的天际线看起来已经和美国大城市没什么两样了。但就在这些摩天大楼阴影里，有另一种东西也在疯狂生长，那就是贫民窟（Barrios: 委内瑞拉对贫民窟的称呼）。成千上万的农民扔下锄头，涌进城市，寻找石油梦。他们买不起房，就在山顶上用纸板、用铁皮随意搭个窝。这种景象构成了委内瑞拉讽刺的画面：山脚下是极度的现代繁荣，山顶上是极度的原始贫困。

这个看似现代化的社会骨子里有多脆弱呢？1957年，著名的美国爵士乐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 美国著名爵士乐手）受邀来演出。他本来还在夸委内瑞拉的种族关系有多进步呢，结果转头想住进加拉加斯的豪华酒店，这还是家美国泛美航空旗下的酒店，直接被拒之门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黑人。哪怕是在石油堆出来的金山上，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 美国南部曾实行的种族隔离法律）式的种族歧视依然大行其道。表面上委内瑞拉正在起飞，但是在这些纸板房里，在这些被羞辱的瞬间里，愤怒的压力阀在一点点拧紧。这个国家以为自己买到了通往未来的头等舱船票，但其实他们可能只是登上了一艘镀金的泰坦尼克号。

民主的幻象与石油危机的冲击

接下来，当第一波石油红利过去，真正的政治游戏才刚刚开始。1958年，独裁者佩雷斯·西门尼斯跑路了，委内瑞拉终于迎来了民主。为了防止军人再次搞政变，当时的三位大佬：贝坦克尔特（Rómulo Betancourt: 委内瑞拉前总统，民主行动党创始人）他来自于民主行动党（AD: Accion Democrática, 委内瑞拉主要政党之一），卡尔德拉（Rafael Caldera: 委内瑞拉前总统，基督教社会党创始人）他来自于基督教社会党（COPEI: 委内瑞拉主要政党之一），和比利亚瓦尔（Jóvito Villalba: 民主共和联盟领导人）他属于民主共和联盟（URD: Unión Republicana Democrática, 委内瑞拉政党），三人齐聚在卡尔德拉的家里，签署了一份著名的协议——蓬托飞霍协定（Punto Fijo Pact: 1958年委内瑞拉主要政党签署的权力分享协议）。这个协定表面上是为了维持团结，但实际上是一个巧妙的分赃机制：大家都同意，不管谁赢得大选，都要给对方留些位子，我们要尊重选举结果，最重要的是绝对不能让共产党和左派上桌吃饭。委内瑞拉老百姓给这个体制起了一个非常讽刺的外号，叫做“神圣三位一体”。

在接下来几十年里，你还真别说，这样的体制真的给委内瑞拉带来了难得的稳定，这甚至成为了拉美的民主模范生。总统权力在两大党之间和平交接，看起来又文明又体面。但代价是什么呢？这个系统变得极度封闭。你要么是AD党的人，要么是COPEI党的人。如果你都不是，那你就是个局外人。这种排他性逼得左派和激进的年轻人只能拿起枪走进丛林里，开始搞游击战了。虽然他们当时还没有成气候，但这种愤怒的潜流一直在地底下涌动，等待着爆发的那一天。

1973年，就在委内瑞拉新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Carlos Andrés Pérez: CAP，委内瑞拉前总统，任内推行石油国有化）刚刚上台的时候，地球另一端打了一场仗——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为了报复西方，宣布石油禁运。这对于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是灾难，但是对于委内瑞拉来说，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超级大馅饼。油价在一夜之间从3美元一桶暴涨到12美元以上。你想想，CAP政府连一个手指头都不用动，甚至不用多生产一滴油，国库的钱直接翻了好几倍。这已经不是有钱，这钱多到不知道该怎么花。据说当时港口进口的货物堆积如山，因为实在买得太多太快，港口根本来不及卸货，很多东西直接在集装箱里烂掉了。CAP这个人精力旺盛，喜欢作秀，他觉得自己就是天之骄子。既然老天爷赏饭吃，那就干大的。他不仅治理国家，他要当第三世界的领袖。他在就职典礼上宣布：“我们要拿回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要把石油工业国有化！”

1976年元旦，CAP在委内瑞拉第一口油井前升起了国旗。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之前的外国公司壳牌、埃克森都被扫地出门了，当然他们拿了巨额的赔偿。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巨无霸——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 Petróleos de Venezuela S.A.，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PDVSA推出了“大委内瑞拉计划”（Gran Venezuela Project: CAP政府时期的大规模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我们要建钢铁厂、建铝厂、建水电站，我们要送成千上万的学生去美国留学。既然油价看起来永远会涨下去，那就借钱来搞基建，反正以后还债会很容易。于是外债规模就像气球一样被吹了起来。在一片狂欢中，有一个人却在那里泼冷水。他就是欧佩克（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胡安·巴勃罗·佩雷斯·阿尔封索（Juan Pablo Pérez Alfonzo: 委内瑞拉政治家，OPEC创始人之一）。他看着这个疯狂的国家，写下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预言：“十年后，也许是20年后，你会看到石油会毁了我们，这是魔鬼的粪便。”他讽刺这次国有化是不彻底的，并且留下了那句著名的断言：“石油是我们的了，但是其他所有东西我们都得靠进口。”不幸的是，当时没有人听他的，大家都忙着去迈阿密购物呢。

经济崩溃与民粹主义的温床

到80年代初，油价开始跌了，但是委内瑞拉人还活在梦里，大家还相信那个神话：一美元等于4.3玻利瓦尔，这上帝定的汇率永远不会变。有些人早就闻到了味道，开始疯狂把钱转到国外。仅仅在1983年2月中旬的几天里，每天就有2亿美元逃离这个国家。然后，那个日子就来了。1983年2月18日，星期五，路易斯·艾雷拉·坎平斯（Luis Herrera Campins: 委内瑞拉前总统）总统，就是那个曾经想要禁播威士忌广告的总统撑不住了。政府突然宣布玻利瓦尔贬值。对于委内瑞拉中产阶级来说，这就好比天塌了。昨天你还是那个随便在迈阿密可以买房的沙特土豪，今天你的积蓄瞬间缩水。黑市汇率直接飙到了13，后来甚至是230。那个被称为“委内瑞拉例外论”（Venezuelan Exceptionalism: 认为委内瑞拉因石油财富而免于拉美其他国家的经济困境）的泡沫，也就是“因为有石油，所以我们不会像其他拉美国家那么惨”的幻觉被彻底戳破了。派对结束了，灯亮了，大家才发现满地狼藉，而且账单还没有付。

在危机时刻最考验人性，而委内瑞拉权贵们交出了一份丑陋的答卷。政府搞了一个叫做CADIVI（Comisión de Administración de Divisas: 委内瑞拉外汇管理委员会）的机构，专门负责审批外汇。名义上是为了控制资本外流，但实际上它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腐败温床之一。玩法很简单：假如你有关系，你就能够以老汇率，比如说以4.3或者是7.5，在政府那里拿到便宜的美元，名义上说是为了进口药品和机器，然后你转手在黑市上就把这些美元卖掉，瞬间就能翻几倍的差价，甚至都不需要进口真的东西。无数幽灵公司就这样成立了，目的就是为了骗美元。在这个过程中，几十亿的美元国家财富就这样蒸发了。这是当时委内瑞拉的现实：普通人为了一罐奶粉在排队，而那些和总统部长有关系的人，比如说卢辛奇（Jaime Lusinchi: 委内瑞拉前总统）总统的情妇布兰卡·伊巴涅斯（Blanca Ibáñez: 卢辛奇总统的私人秘书和情妇），却在享受着权力的盛宴。这种赤裸的不公平，比贫穷本身更让人绝望。它告诉所有人，在这个国家努力工作没有用，只有搞关系、走后门才是生存之道。这为后来那个更大的爆炸装好了最后一公斤的炸药。

1989年，那位曾经在石油繁荣时期撒钱的总统CAP又回来了。委内瑞拉人以压倒性的票数选了他，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在怀旧，大家觉得只要那个穿格子西装的男人回来了，那个“大委内瑞拉”的好日子也会回来。他在竞选时痛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那是“中子弹，会杀死很多穷人”。但是就在他那场堪比狂欢加冕的就职典礼结束后没几天，突然就变脸了。他在电视上宣布了一套极其严苛的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 经济改革方案，通常涉及快速自由化、私有化和紧缩政策）：取消商品补贴，放开汇率，最重要的是把汽油价格提升百分之百。这种落差：昨天他才向你承诺天堂，今天就直接把你推下悬崖。政府甚至天真地认为，只要忍一忍，经济就会好起来。但他们忘了，那些住在山上纸板房里的人已经忍到了极限了，他们兜里甚至掏不出第二天坐公交车去上班的钱。

卡拉卡索：民主神话的终结

爆发，只用了一瞬间。1989年2月27号早晨，因为汽油涨价，公交司机决定涨票价。对于那些已经没钱吃饭的通勤者来说，这几分钱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首先有学生抗议，然后是摩托车手加入，最后整个贫民窟的人都下来了。这不是游行，这是暴动。人们冲进了超市、商场，开始了“零元购”，拿走一切能够拿走的东西。警察根本拦不住，甚至有些警察自己也加入了抢劫。CAP慌了，他做了一个决定，彻底终结了委内瑞拉民主的神话：他把军队派上了街。那可不是维持秩序的防暴警察，那是拿着真枪实弹的野战军，甚至还有未成年的新兵蛋子。他们对着贫民窟开火了。那几天的加拉加斯就是地狱。官方说死了几百人，但是民间估计有几千人。最恐怖的场景还是发生在贝里蒙特（Bello Monte: 加拉加斯的一个区域）的停尸房，因为尸体太多，冷柜里根本放不下，只能堆在地上。绝望的母亲们在墙上贴的一张张手写名单里寻找自己孩子的名字。那就是著名的卡拉卡索（Caracazo: 1989年委内瑞拉爆发的大规模骚乱和镇压）。从这一刻开始，那个所谓的民主模范生实际上已经死了。

大暴动之后，委内瑞拉进入了长达十年的混乱期。大家对于这个体制彻底绝望了。不管是AD党还是COPEI党，在老百姓眼中都是一丘之貉。1992年甚至发生了两次军事政变，紧接着就是1994年的银行危机。这一波比美国大萧条还惨，全国一半的银行倒闭，60%的存款被锁死。那些把毕生积蓄存在银行里的退休老人，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而导致银行倒闭的银行家们呢？他们带着钱逃到了迈阿密，没人被抓。这时候政府在干什么？年迈的总统卡尔德拉甚至不得不上电视去辟谣，那些说他快死了、占星式的预言。你看这国家已经荒诞到什么地步了。在这样一片废墟上，一个人物登场了。他叫做乌戈·查韦斯。一个来自于巴里纳斯农村的穷小子，一个想要推翻政府的军官。1992年他发动的政变实际上失败了。但是在投降后，他在电视上讲了72秒的话，彻底改变了历史。在那个所有政客都在推卸责任、都在撒谎的国家，这个军人站出来说：“我承担所有责任。”然后他道出了那句著名的台词：“我们的目标暂时没有实现。”对于已经受够了谎言和腐败的委内瑞拉人来说，这简直是一道闪电。他们不在乎他是搞政变，他们只看到终于有人敢为了我们去踹那个腐败体制一脚了。查韦斯不是委内瑞拉崩溃的原因，他是委内瑞拉崩溃的结果。当他在1998年最终通过选举上台时，与其说是他赢了，不如说是旧体制自己把自己给埋葬了。

查韦斯革命的崛起与遗产：隐形人的觉醒

故事讲到这里，我想大家退后一步，看一看这副全景图。从1914年第一口油井喷发，到查韦斯上台，这近100年的时间里，委内瑞拉其实一直在同一个剧本里打转。当油价涨的时候，不管是独裁者还是民选总统都会变成神，他们搞基建、发福利，大家都觉得国家要崛起了。油价跌的时候，幻觉破灭，债务压顶，货币贬值，然后就是政变或者是暴动。这就是资源诅咒最残酷的地方：政府不需要依赖人民的税收，所以政府也不需要对人民负责。它让所有的努力工作看起来都像是一个笑话，因为在这个国家离油井近一点，离权力近一点，比什么都强。哪怕是换了总统、改了宪法，只要这个依靠黑金输血的逻辑不变，这个轮回就永远不会停止。早在1936年，委内瑞拉著名的知识分子乌斯拉尔·彼得里（Arturo Uslar Pietri: 委内瑞拉作家、政治家，提出“播种石油”概念）就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要播种石油（Sembrar el petróleo: 用石油收入发展多元化经济）。”意思是要用石油赚来的快钱去浇灌农业、工业、教育，让国家长出真正的根基。但是100年过去了，委内瑞拉似乎只学会了收割石油，却从未学会播种。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量，却不得不进口汽油；他们拥有肥沃的土地，却连粮食都要买。委内瑞拉的历史，就像一个关于人类贪婪与短视的寓言：一个国家的财富从来都不在地下，而在地上，在它制度里，在它教育里，在它人民的心里。如果没有这些，那些黑色的金子最终只会变成魔鬼的粪便。

通过之前两期节目，大家应该知道，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它地底下埋的东西不仅是石油，那是全世界最大的能源储备之一。照理说，住在这上面的人，哪怕不是说人人都是富豪，至少应该过得很滋润，对吧？但你猜怎么着？如果你穿越回1998年，在加拉加斯的街头随便抓一个路人问：“你觉得这些石油财富跟你有关吗？”绝大多数人都会给你一个苦笑。事实上，当时《纽约时报》引用了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竟然有超过85%的委内瑞拉人觉得自己完全被这一大笔国家财富给骗了。这太离谱了，对吧？85%的人认为自己被排除在这个国家财富盛宴之外。那时候委内瑞拉虽然是一个石油大国，但是国际油价跌到了谷底，每桶还不到8美金。更糟糕的是，当时的社会已经完全对政府失去了信心。老百姓看着那些传统的政党，今天你上台，明天我上台，全是贪腐无能，还有那种让普通人勒紧裤腰带的紧缩政策。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帮人救不了我们。在这种绝望的情绪里，一场彻底改变委内瑞拉命运的大戏拉开了帷幕。

1998年大选那个场面真的非常有意思，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了戏剧性。有人把这场对决称为是“美女VS野兽”。你看这边，她可不是什么普通政客，她是前环球小姐（Miss Universe: 国际选美比赛），委内瑞拉的骄傲。她当过查考区（Chacao: 加拉加斯最富裕的行政区）的市长，那可是加拉加斯最有钱的地方，有高尔夫球场，有欧洲移民社区。她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完美的符号，甚至商店里还卖着以她为原型的芭比娃娃。她代表的就是那个体面的、白人化的精英视角的委内瑞拉，也就是建制派（Establishment: 指现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中的权力精英）。但你再看另一边，乌戈·查韦斯，那一个曾经发动过政变的退伍军人。甚至大选前一年，他在民调里还只是一个小透明，就跟今年纽约市开始的民调也是小透明，但是风向变得太快了。这位前环球小姐虽然把富人区治安搞得不错，后来接受了那些老派政党的支持。这一步棋走错了，老百姓觉得他还是旧体系的一部分。而查韦斯他不一样，他直接指着这些精英的鼻子，说是“你们把这个国家给搞砸了”。他那种充满攻击性、反体制的形象，一下就击中了那85%觉得自己被这个时代抛弃了的国民。

这是一场注定要撕裂社会的选举。富人们开始恐慌，甚至有人开始在迈阿密买房，准备跑路。但对于另一群人来说，那个穿着军装的男人是他们唯一的希望。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查韦斯以压倒性的优势胜利了。但他上台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不是搞经济，而是修宪。在1999年的就职典礼上，他直接指着那本旧宪法，说：“这些东西已经奄奄一息了。”他要的不是修修补补，他要重立国本。这本1999年的新宪法（1999 Venezuelan Constitution: 查韦斯推动制定的新宪法）真的不仅仅是一堆法律条文，它是一份“看见隐形人”的宣言。你想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委内瑞拉一直自诩是种族民主，好像大家都是混合肤色，没有种族歧视。但这只是表象。实际上，大量的原住民、黑人，他们在政治上是隐形的。新宪法第一次明确地承认委内瑞拉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它承认了原住民的土地权和语言权，甚至于女性，它做出了在当时都非常超前的规定：承认家务劳动也是生产劳动。他把自己的国家名字都改了，变成了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委内瑞拉在查韦斯时期更改的国名）。这不仅是改名，这在告诉所有人：“我们不再是以前那个围着美国转的国家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政府还印了无数本蓝色封面的小宪法发给老百姓。在当时，这就是发给底层人民的一张护身符，也就是委内瑞拉人民的“蓝宝书”。

命运有的时候真的非常残酷。就在新宪法公投的那几天，也就是1999年12月，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降临了。连续几天的暴雨，把加拉加斯周边的山坡都泡透了。瞬间泥石流就像怪兽一样冲了下来，席卷了整个瓦尔加斯州（Vargas State: 委内瑞拉沿海州份）和沿海地区。你知道当时死了多少人吗？估计有15000到30000人，这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这场灾难像一把手术刀无情地剖开了委内瑞拉的社会肌理。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就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历届政府根本不管穷人住在哪。为了在城市里讨生活，成千上万的人被迫住在了不稳定的山坡上，在干涸的河床上，用铁皮和砖块搭起了简易房。当洪水来袭时，这些房子就像纸糊的一样脆弱。当然了，大自然是公平的，它没有放过谁。那些为了给中产阶级盖的海景房而乱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同样遭受了重创。这场泥石流永久地改变了委内瑞拉的海岸线，似乎也在预示着这个国家即将经历的政治风暴，会像这场泥石流一样，不管你是穷是富，无人能够幸免。

政治风暴与底层民众的力量

如果说1999年是希望与灾难并存，那么到了2001年，蜜月期彻底结束了。真正的热搏战开始了。查韦斯他不想只做样板文章，他要动真格的。2001年11月，他一口气通过了49项法律。其中让精英阶层炸毛的，就是土地法和石油法。你想一下，如果你当时是委内瑞拉的大地主，政府突然说要征用你没有开发的土地分给农民，你会怎么想？如果你是私营媒体老板，或者是传统工会大佬，你看到这个总统越来越集权，你会怎么想？于是一个非常魔幻的联盟形成了：商界领袖、工会头目，甚至是电视台的主播，他们变成了反对派的主力。他们当时发明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抗议方式，就是敲锅打碗（Cacerolazo: 拉丁美洲常见的民间抗议方式，通过敲打锅碗发出噪音）。每当查韦斯在电视上发表长篇大论，这个查韦斯非常擅长演讲，很喜欢在电视上一讲就停不下来，而且所有频道必须联播。富人区和中等社区的窗户里就会传来震耳欲聋的敲锅声，甚至有人把这声音录成CD直接放在窗边放，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愤怒。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政见不合了。一边是总统骂精英：“你们都是肮脏的寡头，是你们垄断了国家的资源！”另一边精英骂总统是独裁者。空气里充满了火药味，每个人都感到这锅快要炸了。

时间快进到2002年4月11日。那一天，加拉加斯发生了一件教科书级别的媒体争辩。反对派号召了一场大游行，本来路线定得好好的，结果突然有人拿一个大喇叭喊：“跟我一起去总统府，把这个疯子赶下来！”人群一下子失控了，涌向了总统府，那里正聚集着支持查韦斯的穷人们。就在两拨人快撞上的时候，枪突然响了，狙击手到现在都不知道谁派的，开始射击，19人倒在血泊中。这时候最魔幻的一幕发生了：私营电视台竟然搞了一个分屏直播。一边放着查韦斯正在讲话的画面，另一边放着街头杀人的惨状。这暗示实在太明显了：“你看这个暴君一边杀人，一边若无其事地进行演讲。”舆论瞬间引爆，军方高层以此为借口逼宫，凌晨查韦斯被“辞职”了。那个商会主席在欢呼中自封为总统。他上台第一件事干了什么呢？不是安抚民心，而是大笔一挥，解散了国会，废除了宪法，把所有民选机构全给撤了。

就在大家以为查韦斯的时代结束的时候，电视信号突然断了，变成了卡通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想让你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那些搞政变的精英算计了一切，搞定了媒体（本来就是他们拥有的私营媒体），搞定了美国白宫（当时还暗示这一切都是查韦斯自己自找的），搞定了部分将军。但是他们唯独算漏了一个变量：那些被他们当成空气的穷人。消息通过最原始的方式，摩托车手口口相传，甚至是通过查韦斯女儿的一通电话传开了：“总统没有辞职，他只是被绑架了！”这就是我开头说的“隐形人现身”时刻。成千上万的人像潮水一样，从山头的贫民窟涌了下来，包围了总统府。你想想那个场面，那些刚刚还在开香槟庆祝的富商和将军们往出来一看，全是愤怒的老百姓，腿都软了。与此同时，总统府里的一支队士兵，这些小伙子也都是穷苦人家出身的，突然倒戈逮捕了政变者。短短48小时，那个被精英像丢垃圾一样扔掉的宪法和总统，被一群所谓的暴民给救回来了。这不仅是救了一个人，这是底层民众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们可以改写历史。

石油公司的权力博弈与社会任务

既然枪杆子搞不定，反对派决定动用他们的终极武器——钱。2002年12月，一场所谓的大罢工开始了。那可不是普通工人为了涨工资而罢工，那是拥有游艇和豪宅的石油公司高管们发起的停摆。他们目标很明确：掐断委内瑞拉的经济大动脉——石油，把国家逼到破产，看你查韦斯还下不下得了台。这是一场疯狂的豪赌。油轮船长们把船停在航道中间，甚至把钥匙都拿走了，就是不让船靠岸。加油站没油了，超市没货了，圣诞节都没法过了，整个国家几乎瘫痪。你知道这样国家损失了多少钱吗？140亿美元。为了搞垮一个总统，他们不惜让整个国家陪葬。最经典的场景是李昂号游轮事件（León Ship Incident: 2002年石油罢工期间，查韦斯政府强行夺回一艘被停运的油轮）。查韦斯最后不得不派突击队上去，换上了新的船员，强行把船给开动。这不仅是抢回了一艘船，这是在抢回国家的氧气罐。

你这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国家石油公司PDVSA的员工要跟着总统对着干呢？这其实背后是两种文化火星撞地球。这帮石油高管，他们觉得自己是“国中之国”，他们大多都是在美国接受过的教育，满嘴英语，觉得石油公司是凭他们自己的本事精英领导制（Meritocracy: 基于能力和努力而非出身的社会制度）建立的独立王国。在他们眼里，政府就是一群乱花钱的土包子，根本不懂怎么管理这台精密的赚钱机器。他们甚至在公司门口搞了一个叫做“唯财是问广场”来抗议，潜台词就是说：“这油是我们挖出来的，凭什么拿这些钱去给穷人发福利？”但是，对于查韦斯来说，这不仅仅是管理权的问题，这是主权问题。如果说石油公司的利润都被高管拿去再投资，或者是装进自己的腰包，那这个国家拥有石油有什么意义呢？于是在大罢工失败之后，查韦斯做了一件极狠的事情：他不是妥协，而是大清洗。成千上万拒绝复工的技术精英被开除了。这虽然让石油产量短期内受损，但他彻底夺回了对于国家金库的控制权。

政变失败了，经济封锁也失败了。反对派没招了，只能回到他们最看不起的战场——投票箱。根据1999年的新宪法，人民有权在总统任期过半的时候发起罢免公投（Recall Referendum: 允许选民在任期内罢免民选官员的投票）。这是世界政坛上都少见的大胆设计。反对派发起了著名的大签名，收集了数百万个签名。那段时间，整个国家都在数人头。但这时候有一个非常黑暗的插曲，一个叫做查韦斯名单（Tascón List: 委内瑞拉议员路易斯·塔斯孔公布的罢免公投签名者名单）的议员，把这些签名的人民都公布到了网上。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名单，甚至后来成为某种黑名单，很多签了名的人都发现自己后来找工作困难了。时间到了2004年8月15日，决战时刻。反对派信心满满，以为大家都恨透了查韦斯，结果呢？结果59%对41%，查韦斯完胜。这是一个决定性的瞬间，它证明了尽管经历了经济动乱和政治动荡，大多数委内瑞拉人，尤其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依然选择站在那一个也许不完美，但是给他们尊严的总统这一边。反对派彻底傻眼了，他们不仅输了现在，甚至连未来可能也输了。

拿回了石油公司的控制权，查韦斯终于可以干他真正想干的事情了：把地底下的石油变成穷人餐桌上的面包和诊所里的药。这就是著名的社会任务（Misiones Bolivarianas: 查韦斯政府推行的社会福利计划）。你可能无法想象，在2003年之前，很多贫民窟的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医生，生病了怎么办？要么硬扛，要么找巫医。查韦斯做了一件当时极具争议的决定：他用石油换来了几万名古巴医生。一夜之间，几千个红砖小诊所像雨后春笋一样，开在了贫民窟的最深处。反对派骂他这是非法行医，骂这是古巴渗透的间谍。但对于老百姓来说，这是第一次有人把他们当人看。还有就是扫盲任务（Mission Robinson: 查韦斯政府的扫盲计划）。短短几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委内瑞拉消除了文盲。关键数字来了：在查韦斯执政的时间里，政府的社会性支出增长了60%以上。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哪怕经济变得一团糟，依然有很多人死心塌地地支持他。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福利，这是一种迟到的补偿。

查韦斯的国际战略与委内瑞拉的矛盾体

在国内搞了一切，查韦斯把目光投向了世界。他逻辑很简单：委内瑞拉不能再做美国的后院油库了。宪法里直接写明：“我们要建立一个多极世界（Multipolar World: 国际政治格局中存在多个权力中心的理论）。”这个想法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因为现在才进入一个多极世界。那时候怎么搞呢？还是得靠石油。他搞了一个加勒比海石油计划（Petrocaribe: 委内瑞拉向加勒比海国家提供优惠石油的计划），把石油以极低的利息赊账卖给加勒比海的小国，甚至连美国的穷人，比如说波士顿的低收入社区，都收到了委内瑞拉捐赠的取暖油。这招实在太狠了，直接在外交上挖了墙角。他当时还带着巴西、阿根廷搞起了南美国家联盟（UNASUR: 南美洲国家联盟）。以前拉美出了事，都是由美国主导的美洲国家组织（OAS: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美洲国家组织）说了算。但是到了2008年，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闹冲突，这一次南美国家自己坐下来，没带美国玩，直接把事情给摆平了。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委内瑞拉用石油做杠杆，撬动了地缘政治的版图。

聊到现在你可能会觉得委内瑞拉就是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嘛。错了，这个国家充满了疯狂的矛盾。这里有两个世界级的特产：一是美女，二是音乐。我看到昨天有一期视频底下评论，还有人说就是闭上眼睛，想到委内瑞拉，就想到美女。首先先看选美，这是委内瑞拉的全民狂热，甚至有种说法，这里盛产石油和选美皇后。但是背后是什么呢？是一个叫做斯莫亚（Osmel Sousa: 委内瑞拉选美教父）的人建立的“玩偶之家”。他们推崇的是一种极其白人化、欧洲的审美，就跟前面那个精神法国人一样，哪怕大多数委内瑞拉人都是混血，但是在舞台上永远是高挑白皙的完美人偶。这也是一种隐形的暴力，对吧？但你再看另一边，国立青少年管弦乐团系统（El Sistema: 委内瑞拉著名的青少年音乐教育项目），这是一个把贫民窟的孩子从毒品和枪支手里抢回来的奇迹项目。指挥家杜达梅尔（Gustavo Dudamel: 委内瑞拉著名指挥家，El Sistema毕业生）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在这里，无论你多穷，只要拿起乐器，你就有尊严。一边是靠手术刀雕刻的虚假完美，一边是靠音乐滋养的灵魂救赎。这两个极端同时存在于这个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这就是委内瑞拉。

任何依靠单一政治领袖魅力的体制，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领袖也是凡人，领袖也终将有离去的那一刻。2011年，查韦斯承认患癌。2012年，他带着病体进行了最后一次选举。他在雨中演讲，那是他生命最后的燃烧。他赢了，但是他也耗尽了自己。2013年3月5日，巨人倒下。那几天，委内瑞拉被悲伤淹没了，数百万人排队去瞻仰遗体，队伍长到要等好几天。对于支持者来说，这不只是死了一个总统，而是失去了保护神。查韦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超级总统，他无处不在，解决所有问题。但他走下之后，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真空。他指认的接班人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 委内瑞拉现任总统，查韦斯继任者）能够填补这个空缺吗？答案很快就揭晓了，而且很残酷。

后查韦斯时代：撕裂与觉醒的遗产

查韦斯死后仅仅五周，大选开始了。这一次没有查韦斯个人光环，形势急转之下，马杜罗惨胜，只赢了1.49%。这在这个国家引发了地震。反对派觉得选举有诈，拒绝承认结果。紧接着就是2014年大动荡，通货膨胀飙升，超市里开始缺货，甚至连厕纸都买不到。政府说商人是在搞经济战（Economic War: 指通过经济手段对国家进行攻击，查韦斯政府常用此说法），囤货居奇。反对派则说你政府无能甩锅。反对派领袖洛佩茨（Leopoldo López: 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喊出“出口下台”的口号，号召大家上街游行。街头变成了战场，几十人死亡。这时候的委内瑞拉已经不是查韦斯时期那个意气风发的石油强国了，它像一艘失去了船长、船体破裂又遇上风暴的巨轮，在惊涛骇浪中挣扎。

故事讲到这里，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场轰轰烈烈的玻利瓦尔革命呢？它是一个失败的经济实验吗？现在的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它是一个独裁的政治倒退吗？反对派和美国肯定会这么说。但如果你去问一位住在贫民窟、第一次拿到养老金的老人，或者是那位因为国家管弦乐计划而拿起小提琴的孩子，他们会给你完全不同的答案。数据显示，委内瑞拉人对于自己国家民主程度的评分，竟然在拉美国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乌拉圭。这听起来非常荒谬，对吧？但这说明了一个核心事实：不论未来发生什么，委内瑞拉也再也回不到1998年以前了。那个由少数精英在乡村俱乐部决定国家命运的时代彻底结束了。那些曾经的“隐形人”已经重新站回到了舞台中央，他们尝过了权力和尊严的滋味，就再也不会退回到阴影里去。这就是查韦斯留下的真正遗产：一个极度撕裂，但也极度觉醒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