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要借一本观察美国政治规律的名作**《美国历史的周期》，来聊一聊美国的国运问题。《美国历史的周期》**这本书发现，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这个国家的各种内政外交政策，乃至于美国人的精神气质，每隔15年就会有一次大幅度的转型，简直就像钟摆一样精准。美国就非常像是一个狂躁抑郁症患者，每15年就会从“我们一起干点大事吧”这种热血狂躁模式，切换到“我们还是各顾各的吧”这种冷漠抑郁模式。狂躁15年，抑郁15年，加起来就正好是一个30年的周期。

比如说，在20世纪开头，老罗斯福带着全美国搞进步主义改革（Progressive Era: 20世纪初美国社会改革运动）；30年后，小罗斯福接着搞新政（New Deal: 罗斯福时期应对大萧条的政策）；再30年后，肯尼迪推出新边疆运动（New Frontier: 肯尼迪政府的国内政策）。每一次，都是一个想要带着全美国人民干点大事的总统，带着一股新热血准时到岗。而夹在他们中间的，是哈定、柯立芝的1920年代，艾森豪威尔的1950年代，里根的1980年代。每一次，都是另外一种精神气质，都是全美国集体松一口气，把公共事务暂时扔到一边，埋头赚自己的钱。你看，这个钟摆是不是摆得特别精准？

你可能会说，这还不简单吗？这不就是民主党、共和党轮流坐庄吗？其实并不是。我们后面就会说到，总统对这个周期本身的遵守，是超过对党派的忠诚的。观察到这样一个神秘的美国历史周期，写出这本书的是小亚瑟·施莱辛格。他是一位历史学家，给肯尼迪当过白宫特别助理，还拿过两次普利策奖。

不过今天这期节目，我并不准备完全站在施莱辛格的立场上来讲这本书。我以前讲书呢，基本上都是照着作者的菜谱来烧菜，作者怎么想，我就尽量完整地传递给你。但是今天，我要拿着作者提供的食材，自己来做一道菜。因为这本书里的材料，印证了一个我一直以来的直觉：那就是关于美国这个国家应该往哪边走，始终都有两股基本上势均力敌的力量在较劲，谁都压不倒谁。而这恰恰就是美国这个国家特别幸运的地方。就好像是一辆车，开在一条两边都是悬崖的山顶小路上，往任何一边偏得太多，车子都会掉进悬崖，万劫不复。

在美国这辆车上，正好坐着两个车技都还不错的司机。车子偶尔往左偏一下，右边那个人就赶紧反着打一下方向盘；偶尔往右偏了一下，左边的人也赶紧反着打一下。车里两个司机经常吵得鸡飞狗跳的，但正是这种势均力敌、相互较劲，让这辆车过去100多年来，几乎没有向任何一边偏离太多。这就让它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几乎能够平稳地在这条悬崖顶的小路上平稳地朝前开。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美国国运。要知道，在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情况并不总是这样的。要么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方向长期地压倒另一种；要么就是那个司机脾气太火爆，一旦他掌握方向盘，就突然朝左或者朝右来一个90度大转弯，导致那辆小车动不动就掉到悬崖里，要很久才能够重新爬上来。所以说呢，美国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幸运的，是国运级别的幸运。

那么美国这辆小车上的这两个司机到底是谁呢？为什么他们恰好势均力敌？又是什么力量能够让一方总是能够按时把另一方给拉回来？为什么那个周期偏偏是30年？然后在最后，我们来探讨一下今天的美国这种势均力敌还在吗？美利坚之国运今安在否？那这些问题的答案呢，咱们今天就从施莱辛格的这本**《美国历史的周期》**里来找。

司机的角色：公共使命与私人利益

先来说司机到底是谁。施莱辛格给出的观察非常有意思，他说在美国这辆小车上，不但有一对老是抢方向盘的司机，而且在后座上，还有一对相互也看不太顺眼的乘客。这对司机呢，一个叫做公共使命的美国（Public Mission: 共同应对国家挑战的集体行动），一个叫做私人利益的美国（Private Interest: 强调个人自由和市场效率）。而后座的那对乘客呢，一个叫做实验派的美国（Experimentalist America），一个叫做天命派的美国（Providentialist America）。虽然这对乘客基本上不掌舵，但是你也知道的，有时候后边的乘客在那里唧唧歪歪的，是很影响司机的心情的。而美国人的精气神，其实是由这一对司机加上这一对乘客共同塑造的。那我们就先来看前面那一对抢方向盘的司机：公共使命对私人利益。

先来看第一个司机：公共使命的美国。这一半的美国是觉得，美国这个国家面临的各种大问题，像是破除大公司的垄断也好，解决种族不公的问题也好，打赢冷战也好，这些问题单凭个人和市场是搞不定的。所以呢，必须我们大家一起动手，万众一心，团结起来干大事。20世纪上半叶的进步主义时代，美国要拆除那些垄断的托拉斯；三四十年代的罗斯福新政要搞社保；60年代肯尼迪的新边疆运动，要派志愿者去非洲支教；阿波罗登月计划要花掉一代人的税金，把两个美国人送上月球去溜达两个小时。这样的一些大操大办，都是公共使命这个美国的手笔。在这种美国里，总统就不只是一个行政官，他是全民的精神领袖，他要带着全国人民一起干大事。所以你就会看到，处在这种公共使命周期里的肯尼迪总统会说出那句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你看，这种公共使命时期的美国，那个精气神就是特别燃、特别热泪盈眶，是吧？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那个司机，他叫做私人利益的美国。他的信念就恰恰相反了。这一半的美国觉得政府管得越多，事情就办得越砸。你管好你自己，我管好我自己，每个人合起来就是全社会的最优解。1920年代的柯立芝总统说出了一句被人笑话了100年的话，他说：“美国的事业就是做生意。”但这句话在私人利益的美国耳朵里可是一点都不好笑，而是一种天经地义。里根总统1981年的就职演说用了一句名言，把这个立场再升级了一下，他说：“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在这种私人利益的美国里呢，总统就不再是一个精神领袖了，他的最佳状态其实是隐身。他的任务不是带着全国人民冲向远方，而是站在一边，别挡着大家赚钱。所以有两种美国，有两种不同的总统气质，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氛围。1920年代和1950年代的美国，街头到处都是商业广告，而热门话题是谁家买了新冰箱、谁家的车又升级了；而1930年代和1960年代的美国，全国人民坐在收音机前、坐在电视机前，听总统的炉边谈话，整个社会有一种全民总动员的紧迫感。公共使命和私人利益，这就是那个30年一循环的钟摆的两端。

钟摆摆动的内在动力：自我毁灭与问题积累

接下来，是这本书的第二个洞见：为什么这台钟摆必须摆起来呢？为什么每一极都待不住太久的时间？如果哈定、柯立芝那套“政府滚开，让我赚钱”真的特别好的话，那为什么1933年罗斯福能把共和党给连锅端呢？反过来，如果新政的那一套真的那么好，那为什么1950年艾森豪威尔能够轻轻松松地把民主党给选下去呢？作者施莱辛格说，答案是：每一边都自带了毁灭自己的种子。

我们先来看公共使命期是怎么样自毁的。它的致命伤是：人是会累的。这其实是一个特别简单、朴素的心理学原理，人不能够长期地紧绷嘛。你看一下，公共使命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全民进入到一种高强度的动员模式。罗斯福新政最初的100天里，国会通过了15部大法，每一部都能够严重地影响你的生活。肯尼迪的新边疆运动让你去和平队支教非洲，让你去参加民权运动游行，让你一起发誓把美国人送上月球。每一件事都需要你贡献激情、贡献时间、贡献耐心。但问题是，人不是永动机。威尔逊总统就说过：“在一代人里，也就那么一次，能把人民从物质生活里抬起来，所以保守派政府2/3的时间都会赢。”他这话是1919年说的，当时老罗斯福加上他自己，已经把美国折腾了20年，进步主义改革、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威尔逊“让世界安全于民主”的宣言，一件大事接着一件。结果呢，到了1920年大选，美国人就把哈定选上了总统宝座。他上台时的一句话，精准地说出了当时美国人的心情，他说：“我们不需要英雄业绩，我们需要疗愈；我们不需要革命，我们需要正常。”这句话就是对公共使命期那种神经快要崩断了的状态的一剂解药：我们都累了，我们要歇一歇了。

那我们再来看另一头，私人利益期又是怎么样自毁的呢？施莱辛格说，私人利益期的致命伤是：问题会不断地积累。政府滚开那种逻辑，短期来看真的是很爽的，税收很低，管得少，大家闷头赚钱。但是它的前提是市场真的能够自己处理一切问题。但是很多事市场根本处理不了。1920年代美国闷头赚钱的时候，银行在闷头放贷，股市在闷头炒作，贫富差距在闷头拉大。这些问题没有人管，因为政府滚开了，最后在1929年10月一次性地集中爆发，就是大萧条。总是到了某个临界点之后，一个引爆事件就会出现。这些问题靠那个看不见的手解决不了，必须靠国家出手才行。所以呢，引爆事件一炸开，钟摆就被迫摆回到了公共使命的那一头。所以呢，美国这台钟摆的动力，也是来自于两边各自的内部矛盾：公共使命期把人累垮，就会自动地弹向私人利益；私人利益期把问题堆到爆炸，那就会自动弹向公共使命。两头都有自带的反弹机制。

周期超越党派与经济：政治理念的隔代遗传

下一个问题呢，我们来回答开头提到过的：为什么这个解释比两党轮流执政的那个解释要更加深刻呢？很简单，公共使命和私人利益的这个循环，其实是超越党派的。施莱辛格在书里给了几个著名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美国第17任总统塔夫脱。塔夫脱是1908年上台的共和党保守派，那按照党派逻辑呢，他就应该跟前任老罗斯福这个民主党对着干。但结果呢？结果是塔夫脱搞出了比老罗斯福还要更多的反托拉斯案件。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公共使命的这个浪潮还在猛烈地涌动，他想挡也挡不住。

第二个案例是尼克松总统。尼克松是共和党，按照党派逻辑，他就应该减税、缩小政府规模。但结果呢？结果他的任上建立了环保署（EPA: 环境保护机构），签署了职业安全与健康法、综合就业培训法。这些都是纯正的罗斯福新政的那种路数。尼克松甚至提出过一个保障最低收入的方案，是他的任上搞出了新政以来最快的社会福利增长。那为什么一个共和党总统会这么干呢？因为前面的肯尼迪、约翰逊总统在60年代掀起的那个公共使命浪潮余威未尽，而处在这个浪潮里，尼克松作为总统也不得不顺势而为。

第三个案例是卡特。卡特是民主党，但他搞的是去监管、平衡预算。这些政策跟他后面的里根是完全一路的。那为什么一个民主党总统会变成这样呢？也是因为70年代末那个钟摆已经在向私人利益那边摆了，他也挡不住浪潮。所以你看，党派和钟摆周期是两回事。共和党和民主党就像是两件外套一样，但里边那个穿衣服的人，到底是公共使命还是私人利益，是由钟摆的位置决定的，而不是由这件外套的颜色决定的。

施莱辛格还提到，这个钟摆的节律甚至跟经济周期都是不同步的。大萧条确实催生出了新政，但是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公共使命期，也就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时代，是在一片繁荣中开始的，不是任何危机催生出来的。而更早的19世纪末的美国，也是连续遭遇了两次重大的经济萧条，但结果都没能够反转那个时期的私人利益潮流。所以呢，这个钟摆也不是被经济周期推着走的，它是有自己的节律的。

那问题就是，这个节律到底是由什么驱动的呢？为什么偏偏就是30年一循环？是两边商量好的吗？为什么不是20年、50年呢？施莱辛格的答案，是这本书最有意思的洞察之一。他说，之所以是30年，是因为每一代政治家的政治生命差不多正好是15年，也就是30年的一半。而政治家的政治理念呢，往往是隔代遗传的。什么意思呢？我来解释一下。

我们下面说的都是典型情况、普遍情况。首先，一代政治家真正当家做主的时间，其实只有15年。在美国和很多西方民主国家，一般都是人在30岁左右开始在社会上有点话语权，但那个时候呢，你还在挑战坐在权力宝座上的上一代。然后差不多要等到45岁左右，你才终于把上一代挤下去，真正开始掌握权力，开始实践你的政治理想，开始做你梦想要做的事。然后再过15年，差不多到你60岁的时候，下一代就爬到你头上了。那接下来就是下一代政治家的15年了。

而真正有趣的是，请问45岁的你想要实现的，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政治理想？你的政治理想是40岁的时候形成的吗？是30岁的时候吗？都不是。人的政治理想，其实是他开始掌权的差不多30年前，也就是他15岁左右，他正处在青春期的时候形成的。你可以回忆一下，你是不是在青春期才开始对政治有点感觉的？你们知道我原来是做心理学研究的吗？我知道人的各种品味，包括影视、音乐、时尚，这些品味都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定型的。而你的政治品味其实也一样，你在青春期那个年纪的时候，在听什么、看什么、崇拜谁，就会影响你一辈子的政治基因。而在这个时候，正在国家的权力中心呼风唤雨的，就是45岁那一代政治家们。他们那个时候正好意气风发，他们正在改变世界，他们正在决定国家的命运。于是他们就是你的政治偶像。而30年后，当你自己也45岁，终于掌权的时候，你会去兑现谁的理想呢？当然，就是当年那批偶像的理想。这就是30年周期的真正来源。

典型情况就是这样的：ABCD四代政治家。A 45岁的时候，B 30岁，C 15岁。C成了A的粉丝，30年后C掌权，复刻偶像A的路线。又15年后，D上台，复刻他的偶像B的政策。所以你看，政治理念基本上是隔代遗传的。把这个机制带进美国总统的真实政治家谱里，每一环都严丝合缝。

1901年，老罗斯福入主白宫，那一年他42岁，是一个精力过剩的进步派，拆托拉斯、保护国家公园、跟大资本死磕。在那几年里，全美国处在政治觉醒窗口期的年轻人都在看着他。其中有一个叫做富兰克林·罗斯福，是老罗斯福的远房堂侄。老罗斯福掌权的那几年，他不到20岁，正好在青春期。32年之后，1933年小罗斯福自己入主白宫，搞出了新政。新政那种大刀阔斧、带着全国人民一起干的气质，本质上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心里那个老罗斯福的样子。小罗斯福搞了12年新政，这12年里，美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又被点燃了。里面有两个，叫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28年之后，1961年肯尼迪入主白宫，喊出了新边疆运动。本质上，就是他少年时代罗斯福新政的重演。肯尼迪遇刺之后，约翰逊接棒，推出伟大社会计划。这完全就是一个加强版的新政。你看，三代政治家，三轮公共使命浪潮，精准的30年间隔。每一代政治家上台的时候，都在干同一件事，那就是兑现自己少年时代心里的那个召唤。这个30年一循环的钟摆就是这样摆起来的。

美国建国基因：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种拉扯偏偏在美国这么明显，而且两边基本上势均力敌呢？这是因为，这两条路线从美国建国的第一天起，就被同时写进了它的政治基因里，而且写进去的方式是：两个开国元勋级别的大脑正面对决，最后谁也没能说服谁。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

汉密尔顿的想法是美国要干大事。他要建国家中央银行，要扶持制造业，要用关税来保护本国产业，要靠政府的力量，把一个农业小国变成工业强国。他推崇的偶像，是法国的重商主义大规划师柯尔贝尔。柯尔贝尔就崇尚要用国家的力量来搞经济奇迹。这就是公共使命这个路线的思想和制度源头。

而杰斐逊的想法就正好反过来。他觉得美国应该是一个自耕农的天堂，每个人守着自己的葡萄园和无花果树，自由自在，那多好啊！那政府呢？那政府就是越小越好，离普通人的生活越远越好。他最警惕的就是中央权力的膨胀。在杰斐逊眼里，汉密尔顿那套强政府的方案，本质上就是让银行家和大商人骑到了普通人头上。这些呢，就是私人利益这条路线的思想和制度源头。

那尽管后来私人利益派反而是越来越保护那些银行家和大商人，而本来要加强国家的工商业力量的公共使命派，反而是更多地看重普通人的利益，但是这两条路线的分歧和竞争，从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开始就没有停止过。所以呢，这种公共对个人的拉扯，不是后来才长出来的，而是美国出生时就带着的基因。而且呢，因为两边都有非常深厚的思想土壤。公共使命派这边有自己的圣经，比如说**《联邦党人文集》和汉密尔顿的一些经济报告；私人利益派那边也有自己的圣经，比如杰斐逊的家书和《独立宣言》里的个人权利条款。公共使命派那边有自己的英雄，罗斯福家族；私人利益派这边也有自己的英雄，比如就像是川普的前世一样的安德鲁·杰克逊**。所以呢，哪一边都很难压倒对方。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能够持续地在两边来回摆动，而不彻底倒向一边。因为两边祖上都很阔，两边的祖坟都在冒青烟。

势均力敌之幸：公共与私人使命的优缺点

那紧接着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会认为这两派势均力敌是一件好事呢？作者施莱辛格其实并不觉得势均力敌有多好。他在书里是明显拉偏架的。他是肯尼迪的白宫特别助理，而肯尼迪就是公共使命派的大偶像。所以施莱辛格写公共使命期的时候是很带情感的。他讲新政怎么样拯救了美国，讲肯尼迪如何召唤一代人。在写私人利益期的时候，就各种语带嘲讽。他在书里专门列了一长串私人利益期总统的腐败清单，还说政治家在追求公共使命的时候是不咋会贪腐的。这是不是稍微有点政治幼稚啊？

所以呢，我觉得要更均衡地来看一下公共使命派的优点。施莱辛格说过了，它能够解决单靠市场解决不了的一些系统性问题。当然，这些问题私人利益派会有自己的解读，那另说。但公共使命派也有它的致命缺点。

首先，公共使命派要做很多集体动员，而集体动员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它一定会压抑多元、会压制不同的意见。一旦大家进入那种“我们要一起干大事”的模式，那不愿跟我们一起的人就成了阻碍。罗斯福1937年因为最高法院老挡他的新政，就搞了一个“填塞最高法院计划”，想往最高法院塞自己人。这是一次相当露骨的破坏三权分立的尝试。而肯尼迪时代的FBI对于持不同意见者的监控规模也非常惊人。

第二呢，公共使命派也天然倾向于扩权。公共使命期需要强政府来推动各种议程，但权力一旦到手，就很难交出去。罗斯福破例竞选了第三任、第四任总统，在这之后美国才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统最多只能够连任一次。约翰逊总统在越南战争的问题上长期对国会和公众撒谎。这些都是公共使命派不受制约时的样子。

而私人利益派当然也有它的优点。这是施莱辛格在书里几乎不提的。

• 第一呢，它是美国创新活力的土壤。硅谷可不是在罗斯福的新政里长出来的，而是在艾森豪威尔、里根那种“大家闷声大发财”的氛围里长出来的。
• 第二呢，它天然地抵抗集权。我们各顾各地赚钱，它的内在逻辑就是你政府别想伸手来管我。这种逻辑就让美国比很多国家都更难滑向威权。20世纪那些滑向法西斯、滑向军国主义的国家，恰恰都缺这种“你政府别想管我”的强大传统。

所以呢，每一方都既可能是解药，又是毒药。所以我说美国之幸，可能从来都不在于哪一方赢了，而在于双方都没能够永久赢，都被另一方按时推下台。

乘客的角色：实验派与天命派

好，那美国这辆小车上的两个司机我们就讲完了。那我们再来看后排的那一对乘客。他们叫做实验派和天命派。这两位呢，他们的区别在于对于美国这个国家的定位南辕北辙。一边是说美国是一场大型的实验，而另外一边说美国是上帝选中的天命之国（Providential Nation）。他们的矛盾不是关于美国这个国家应该怎么样治理，而是关于美国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他们这一对矛盾呢，也得从美国的身世说起。

美国早期移民里最重要的一支是清教徒。清教徒带来的就是天命叙事。清教徒们相信自己漂洋过海不是为了避难，而是上帝特意挑中了他们，要在这片新大陆上建立一座所谓的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 清教徒建立理想社会的理念），给那个堕落的欧洲做一个榜样，最终带领全人类得救。这个说法呢，最早是出自于1630年清教徒领袖温思罗普的一场布道。山巅之城是**《圣经·马太福音》里的一句话，就是“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在道德上绝对纯洁、供全世界瞻仰的理想国，让它像灯塔一样照亮世人。所以天命这个想法，是比美国这个国家的建立本身还要古老得多了。它从清教徒**踏上北美土地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在了。

而与此同时呢，美国早期移民里还有一群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精英，是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的。他们带来的就是实验叙事。他们相信美国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没有保险的政治实验。不靠王权，不靠神授，就靠一纸契约，就把几百万互不相识的人捏成了一个共和国。这件事能不能成，还真不好说。富兰克林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结束的时候，被一位老太太拦住了。老太太问他说：“你到底给了我们一个什么？”富兰克林答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我们给你的是一个共和国，如果你们守得住的话。”这里面满满都是不确定感——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个实验，就要看你们守不守得住，守住了就成功了，但它也有可能失败。这就是实验派的精神底色。

而天命和实验这两种感觉，在后来的每一代美国人身上都是同时都有的。我们来看几个总统里的典型。实验派的典型就是两位罗斯福。小罗斯福搞新政的时候说过一句大白话，他说：“拿一个方法来试试看，不行就坦白承认失败，再换一个再试，但一定要试。”这哪像治国？这非常像是硅谷创业家的口吻。实验派的核心气质就是虚心、务实、承认可能失败、随时准备修正。

而天命派的典型呢，是威尔逊和里根这两位总统。威尔逊1919年在一个演讲里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理想主义国家，美国人的心是纯洁的，美国人的心是真诚的，我坚信美国的天命。”里根更加直接，他在1982年说：“我一直相信这片被神圣膏油涂抹过的土地，是以某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被挑选出来的。”你听一听这话的感觉，这也不像是在讲政治，这分明就是牧师在布道。

那么天命派和实验派这两位乘客，跟前面的司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施莱辛格说，天命派和实验派基本是不参与前面那个30年的周期的。但是呢，虽然是前面的司机决定方向，但这两位絮絮叨叨的乘客是会影响到司机开车的姿态的。比如说，同样是走公共使命这个方向，可以是用罗斯福那种试试看的姿态去走，也可以用威尔逊那种“我们被上帝选中了，必须成功”的姿态去走。罗斯福搞新政，各种项目并行，国家复兴总署被最高法院判违宪了，他转头就去搞社保、搞就业促进署，姿态非常地灵活。而威尔逊为了他那个“让世界安全于民主”的天命，他在巴黎和会上寸步不让，回国后又因为国联条约跟参议院死磕，最后中风瘫痪，还死撑着不肯下台，因为他觉得只有他能够完成上帝交给他的任务。结果最后国联条约在参议院被否决，威尔逊的政治生涯惨淡收场。你看，方向相同，但是姿态不同，结果也完全不同。

而施莱辛格在对这两位乘客的评价上，偏袒就更加严重了。他几乎完全是站在实验派一边的，对天命派几乎完全是鄙视的。他在书里花了大量的篇幅，借一堆名人的观点，来痛批天命派有多幼稚和危险。但是我觉得，在这条线上两边的势均力敌同样是一件好事。因为两边也都是优缺点都非常明显。

实验派与天命派：互补与短板

实验派这边的优点：务实、虚心、承认错误、随时修正。这些当然都是很好的品质。但是实验派也有它的致命短板。

• 第一个，是它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意义感。人是不能光靠理性活着的。纯实验派的政治太工程师气了，平常风平浪静的时候当然没有问题，但一到危机时刻，它就可能喊不动人，它不能把大家动员起来。比如说，如果罗斯福在1933年就职的时候，他说“我现在有三套方案来挽救大萧条，我们先来试试第一套，6个月之后，如果GDP没有涨5%，那我们就换第二套”，他如果敢这样说，那全美国绝对就直接死给他看了。而他实际上说的话是：“我们唯一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这句话就是非常非常标准的天命派的口吻了。所以你看，哪怕是最纯粹的实验派总统，他关键时刻也得切换到天命模式来凝聚人心。
• 实验派可能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可能会容易短视。像是废除奴隶制、给妇女投票权、登月这种事，按照成本收益分析来算的话，那根本是算不过账的。这些事呢，就得需要一种“我们天命如此，就算几代人不成功，也要做下去”这种有点傻傻的劲头才可以。而纯实验派是没有这种劲头的。

而刚刚这几项缺点呢，恰好就能由天命派来弥补。只有天命派能够在国家的至暗时刻、关键时刻给整个国家方向感。林肯在内战最黑暗的1863年，在葛底斯堡说的那句“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会从地球上消亡”，这就是一句天命派的话。它不是基于任何数据，不是基于任何可行性分析，它只基于一种我们必须胜利的信念。如果林肯那一刻是纯实验派，“大不了我们就试错”，那他可能早就跟南方妥协了，但他并没有。美国今天还在，可能部分就要归功于林肯那一刻是一个天命派。

当然，天命派有一个问题，的确很糟糕。既然我是在行天命，那你就是逆天而行。所以天命派很容易变得傲慢，容不下相反的意见，容易把路给走死。威尔逊死磕到中风，小布什打伊拉克收不住手，这些都是天命派为他的傲慢付出的代价。所以呢，实验派管日常、管纠错、管别走极端；天命派管决战时刻、管动员、管大方向。那这样的分工合作不是挺好的吗？而美国的幸运就在于这两种气质一直都存在：有实验派在日常里拉着天命派别疯，也有天命派在关键时刻推着实验派别怂。

当下美国：钟摆加速与天命派崛起带来的撕裂

那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在美国这辆小车上，司机决定美国走哪边，它有一个30年的精准节拍。乘客决定美国用什么姿态来走。只要这4个人都在，而且都基本势均力敌，都没有把对方给按死，那美国这辆车就能够在悬崖顶的小路上稳稳前进。

但是到了今天，这辆小车还能够走在中间，不从悬崖边掉下去吗？施莱辛格这本书是1986年写的。他当时在书的结尾，做了一个可以被后来者检验的预言，他说按照30年的规律，1990年代应该开启新一轮的公共使命期。那现在40年过去了，今天回头看呢，他这个预测只对了一半。对的那一半是1992年克林顿上台。克林顿是1946年生人，他正好就是肯尼迪总统任上政治觉醒的那一批“肯尼迪的孩子”。1963年，刚刚年满16岁的克林顿作为阿肯色州的青年代表，在白宫被肯尼迪接见。他后来在自己的总统竞选广告里反复放这段视频，他就是着力把自己打造成肯尼迪薪火相传的政治继承人的。这完美地符合了那个“政治理念隔代遗传”的规律。从肯尼迪的1961年到克林顿的1992年，整整31年，周期也对得严丝合缝。

但是呢，克林顿上台才两年，1994年金里奇带着共和党拿下了国会中期选举，一下子把克林顿代表的那个公共使命复兴给压了下去。克林顿在他的任期后半段，被迫一路转向私人利益。他宣布“大政府时代结束了”，他签了福利改革、推动自由贸易。这哪是肯尼迪的孩子？这分明就是里根的孩子。

更加麻烦的是，2000年之后，你去看过去这二十几年：小布什、奥巴马、川普、拜登，再到川普二进宫。而这个节拍已经完全不是30年一摆了，而更像是每到4到8年，就来一次非常剧烈的反向摇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个钟摆的机制已经失效了，还只是说是暂时被打乱了？

关于克林顿那一波为什么没有开启公共使命复兴，施莱辛格自己在这本书1999年再版序里给了几个解释。我觉得最有解释力的那一条是：钟摆的幅度变大了。施莱辛格的核心解释是，1960年代那一波公共使命浪潮搞过头了。越战、激进学生运动、反文化、种族骚乱、嬉皮士、性解放，全都叠在一起。这波浪潮对于美国人留下的阴影太深了，以至于这之后的私人利益时代，必须以几乎同样大的力量给找补回来。所以呢，从里根1981年上台开始，美国就进入了一个超长的私人利益期。我认为里根开启的这个私人利益的浪潮，其实一直延续到了2008年，整整28年。也就是说，它直接覆盖了整个周期。克林顿夹在中间的那8年，按照周期本来应该是公共使命复兴，但是那波公共使命复兴的浓度根本就撑不起来，就是因为整个社会的底色还在私人利益里。

那施莱辛格自己的解释到这里就结束了。他2007年去世，没有活着看到后面发生了什么。但我读完这本书之后有一个判断：其实1960年代的那一波公共使命浪潮，后来用几乎相同的方式回来了。

1960年代的公共使命浪潮是怎么样起来的？是靠两个引爆事件。

• 第一个引爆事件就是越战。它让美国人开始集体质疑：“我们在世界上到底在做什么？我们打这场仗到底在图什么？”
• 第二个引爆事件就是民权运动。它让美国人开始集体质疑：“我们国家内部真的正义吗？为什么黑人受了100年不公正的对待，如今还在继续？” 这两个巨大的道德拷问合在一起，召唤出了60年代的公共使命浪潮。肯尼迪刚上台时候的什么新边疆，顶多就只是开胃菜而已。

那再来看奥巴马时代是怎么样开启的？几乎是同一个模板，也是两个引爆事件的叠加。反恐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就是新的越战。它同样让美国人质疑：“我们到底在世界上做什么？”然后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它让美国人质疑：“我们继续这样各顾各的，还能行吗？”这两个引爆事件合在一起，召唤出了奥巴马。所以我的判断是，奥巴马才是那个迟来的“肯尼迪的孩子”。而他一上台，公共使命的新浪潮立刻就涌出来了。这一回浓度就不低了。

奥巴马医保（ACA: 平价医疗法案）是罗斯福社保以来最大的公共投资法案。同性婚姻合法化是肯尼迪民权法案以来最大的社会改造议程。各种少数群体利益问题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包括后来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关注黑人权利的社会运动）运动，这些都是延续民权运动的脉络。还有各种气候和环保政策，任何一项单拎出来都是大事。

而且，因为这一轮公共使命浪潮被憋得太久，从1960年代算起已经憋了将近50年，于是它爆发出来之后，在有些方面就走得比1960年代还要更远。1960年代的核心议题是性解放，是要“做爱不要作战”，主要是在挑战既定的社会秩序、争取同等的权利。而2010年代的核心议题，变成了更加激进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 基于身份认同的政治动员）。比如说，按照肤色、性别这些标签，把人划分为压迫者和受害者；变成了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 抵制或排斥有争议言行者的行为），动辄封杀意见不同的人；变成了要求更深层的权力结构重塑，不再是争取加入游戏，而是要彻底掀翻原有的制度。这些都比1960年代走得更加极端。而正是因为公共使命派走得更远，后来私人利益派的反弹也更加剧烈。这就是川普跟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川普的政治口号）崛起的根源。川普现象本质上就是一次规模空前的钟摆回弹，回弹力度之大，这一回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

所以我认为钟摆其实没有坏，它还在摆，只不过它摆动的幅度越来越大，速度也越来越快，从一个优雅的30年周期，变成了一个剧烈的高频震荡。但这还不是全部。我觉得更深的麻烦是那一对后排乘客，他们的均势正在被打破。

这是这本书的这个框架给我的很大一个启发：那就是我认为现在美国的左派、右派里都已经没有实验派了，现在他们全部都是天命派。右边的天命派很明显，“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就是一种标准的天命叙事嘛，这都不用解释。但我觉得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其实是左边先变成天命派的。过去十多年，左翼政治越来越频繁地用“历史站在我们这边”、“历史的弧线必然弯向正义”、“进步势不可挡”这样的一种叙事。动不动就是“你不要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直接给你扣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的帽子。这种“历史站在我们这边”的口吻，不就是一种左翼版本的天命主义吗？

而我认为那个钟摆要正常地摆动，更加需要的恰恰是实验派的那种心态：“我这一轮搞砸了，没事，让对方上来试一试；他们搞砸了，也没事，再换回来。”这种心态承认每一轮都有可能是错的，没有一方能够掌握终极真理。可一旦两边都变成了天命派，都觉得自己才是历史正确的一方，那就没有人愿意认输了。每一方上台，都把对方看作是必须永久消灭的威胁，而不是下一轮再来的对手。于是，那个钟摆就开始在原地剧烈地震颤。我觉得这才是当下的美国最让人不安的地方。

车里的两个司机还在吵，差不多也还是势均力敌吧。比如接下来的中期选举，大概率众议院就要回到民主党手里了。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吵得越来越凶，越来越觉得对方是在毁掉这辆车。两边抢方向盘的力道越来越大，已经可以听到方向盘咔咔作响的声音了。怕就怕有一天，你突然听不见他们吵架了——“既然我就是唯一的天命，那么你最好就去死吧。”而美国的国运，一直都藏在那些无休止的、让它看起来“要完”的吵架里。

好，这本**《美国历史的周期》就为你解读到这里。书籍的详细信息我已经放在节目下方的描述栏里了，供有需要的朋友查阅。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点个赞、分享和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知超**，我们下本书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