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在广西搞传销与“1040工程”重现
我们来录新的一期。这期节目的起点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早上在直播的时候我们也稍微聊过一下。你看，我们的国家现在确实强大了，淘金热居然淘到了我们中国——居然在广西抓了52个新加坡人。
新加坡可不开玩笑，那是亚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这52个新加坡人来中国干啥？居然是来干传销的。听到这个故事，大家可能会问：这个事情到底让人感到意外，还是不感到意外？
其实仔细想想也不觉得意外，谁让他们说汉语、说普通话呢。如果他们稍微懂一点英语，情况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新加坡人的英语水平完全是可以去英语世界诈骗的，但坏就坏在他们的英语语法和口音有著名的英国人意识，英语没完全学得那么地道，而普通话又完全能听懂，这就给国内的骗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让人比较惊讶的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堂堂新加坡人居然会跑到中国来干传销；第二点是，原以为传统的传销行业早就已经被电信诈骗行业彻底取代了，完全没想到20多年过去了，这个行业竟然还存在，而且今天早上还在说他们依然在搞所谓的“1040工程”。
这里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1040工程”。“1040”指的就是1040万元。它的运作模式大概是：你一开始先投入6万到8万元，或者几万块钱；然后通过不断拉人头、利滚利的方式，只要你拉到足够多的人，据说在两年内就能获得1040万元的巨额回报。
在这套说辞背后，他们往往会包装一个宏大的政治叙事：说这是国家向社会进行财富再分配的一项隐秘工程。为什么是隐秘工程而不能由民政部等部门公开大方地来做呢？因为国家也没有那么多资金向所有人发放，国家希望向社会释放一部分财富，所以必须挑选那些有胆量、有冲劲、敢于冒险的人来拿到这笔财富。他们会宣称，国家希望你拿到这笔钱之后，能够去建设国家、服务国家，并且还会冠冕堂皇地套上“西部大开发”等各种宏大的时代背景与政策故事。
最早在2006年左右，也就是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听过“1040工程”了，当时身边就有同学被骗去做传销。所以20多年之后看到中国居然还有传销，确实让人感到震惊。
最近《联合早报》刊登了几篇重要的新闻报道。根据那些从广西逃出来的新加坡人的描述，你刚去的时候，组织里的人对你特别好，嘘寒问暖。如果住在一起，他们会帮你叠被子、给你洗脸，这种人和人之间的温情关怀会让你感到极其感动。直到把你彻底感动之后，他们才开始切入正题：先让你交3万块钱办个会员，接着再让你交6万块钱升级会员；如果你的钱不够，就让你把亲戚朋友全都叫过来。当受害者走进大堂，看到那么多地地道道的新加坡人聚在一块大堂里吃饭，防备心瞬间就放下了。
至于他们最开始是怎么听到这个消息并被吸引过来的，其实是有专门针对新加坡市场的推介项目。他们打着“带你参观祖国大好河山”的由头，邀请你来中国旅游参观。机票要么完全不用你掏钱，要么只要极其便宜的价格，全程包吃包住，安排入住的酒店也是富丽堂皇。
这套套路其实几十年都没变过。在过去那个年代，大学生涉足“1040工程”最典型的途径就是：你有一个高中同学突然联系你，说他最近在某地混得还不错，热情地约你暑假去他那里玩，并承诺给你报销往返的火车票。等你到了当地之后，他先带你游玩半天，到了晚上就说带你去见他在当地认识的朋友。进了他们的宿舍之后，所有人便开始对你嘘寒问暖。接着大家坐在一起，宿舍里的五六个人都当场表示自己已经交钱投资了，让你觉得就你自己不拿钱都不好意思。但实际上，屋里的那五六个人全都是安排好的托儿。
早期保健品、安利与金字塔式直销套路
回顾最早听说传销这种模式的时间，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
大概在中学时代，就听说陕西那边在推销各种保健品，比如当年非常流行的“周林频谱仪”、“哈磁五行针”，或者是赵步长推出来的步长红外线红肚兜等产品。虽然像周林频谱仪本身是正规商品，但市场上有很多类似的保健品采取了传销的运作手法：宣称这个产品人人都能用，你购买了一台之后，只要推荐给下家购买，就会给你返钱。当时的话术通常是，只要你成功推荐五六个人购买，你自己的那一台就相当于免费获得了；如果你的下家再去推荐其他人，你还能继续从他们的销售额中获取提成与返点。这种运作模式本质上就是典型的“老鼠会”，跟后来的安利模式非常相似。
早在2003年左右，就有人亲身经历过被推销安利产品的过程。当时有一位在饭局上结识的朋友，是一位价值观非常正派、持有正规军官证的年轻解放军军官。他在2003、2004年左右向朋友推销安利的一款沐浴露。他当时现场演示并介绍说：这种沐浴露每次洗澡只需要挤出黄豆粒大小的一小颗，放在浴花上轻轻揉开，产生的丰富泡沫就足够全身洗澡用了。
安利的所有产品几乎都是这套推销逻辑：因为它的单价明显比普通日用品要贵很多，所以销售人员一定会强调它的性价比极高、每次用量极省。比如当时普通沐浴露在超市里一般只卖16块或18块钱（如宝洁集团旗下的海飞丝等大众日化品），而安利的那款沐浴露现场售价却要116块钱。
在饭桌上，那位朋友当场拿着自带的浴花去洗手间接了点水，挤出黄豆大的一点沐浴露轻轻一揉，果然搓出了非常大的一团泡沫，香味也挺适宜。随后他便开始详细介绍背后的收益机制：这瓶沐浴露卖116元，如果你把这款产品推荐给朋友，每卖出一瓶你可以直接拿到30到40元的高额提成；如果你推荐的朋友再往下推荐发展到二级下线，你可以从中提成10元；发展到三级下线，你能拿5元；发展到四级下线，你能拿1元。虽然层级越靠后你拿到的单笔提成越少，但只要体系不断向下延伸，即使发展到第八级下线，你依然能从中分到八毛或一块钱。
他当场在纸上画图说明，展示这是一种呈指数级增长的收益模型。最后虽然花116元买下了那瓶沐浴露，但由于脸皮薄、不好意思去向身边的亲朋好友推销这种高价产品，后续也就没有继续拿货参与分销。
中山复国基金与跨海大桥的荒诞骗局
除了这种带实物产品的推销，早期社会上还充斥着各种更加荒诞的纯诈骗与集资骗局。
在2005年的时候，有一位看起来一脸正气、相貌清癯、戴着眼镜、极具老知识分子与世外高人风范的老头来到了杂志社编辑部。他当场展示了一幅长长的卷轴，声称自己代表的是所谓的“中山复国基金会”。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老头一本正经地宣称孙中山先生其实至今依然健在，目前正隐居在新加坡。面对这种说法，当场有人反问他：孙中山出生于1866年，如果活到现在应该已经将近140岁了。然而老头面不改色，极其认真地确认说孙中山现在确实就是140岁。
这类以历史遗留资产为幌子的骗局在当时层出不穷，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离奇的版本。比如有的版本声称是建国初期公私合营时扣押了一大笔巨额财富，或者是中日战争结束后遗留下的巨额款项，现在国家准备逐步将这笔海外或地下资产解冻；但是由于解冻这笔超级庞大的资产需要支付高昂的中间通道费用与手续费，因此需要向民间筹集基金。骗子宣称只要你出资帮助垫付了通道费，等到巨额资产成功解冻之后，所有出资人都能获得难以想象的天价回报。甚至在某些骗局中，还有真正的红二代身份的人深陷其中或参与背书。
到了2007年左右，又有一位名叫张亚中的台湾人来到编辑部。当时正值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夕，马英九与国民党即将重新上台。他声称国民党上台后，两岸之间已经通过私下管道达成了秘密协议，计划修建一条从福建漳州直通台湾基隆的跨海大桥，将“京台高速公路”彻底连通，届时人们可以直接开车从北京一路开到台北。
仔细查看地图就会发现这个规划完全违背常理——基隆位于台湾北部东岸，距离大陆最远，路线设计根本不合逻辑。但对方却以此推出了一个名为“千秋大业”的捐款集资计划：声称每人只要捐资5万元，不仅未来京台高速跨海大桥通车后终身免收通行费，更关键的是出资人能够直接获得大桥的股份（哪怕只有万分之几或亿分之一）；如果你能拉来更多的人参与投资，你还能从下线投资人的份额中抽取股份加成，以此不断累积自己的持股比例。
不久之后，此人第二次来到编辑部拜访，甚至还带来了一款名为“千秋大业”的白酒衍生产品。他宣称这是台湾最好的顶级高粱酒，声称凡是捐资5万元的人都可以获赠一箱，并且代理销售这种高粱酒同样可以获得层层分成。然而仔细观察那箱酒的包装设计，粗糙劣质的印刷一眼就能看出是假冒伪劣产品。所谓以“千秋大业”为名修建跨海大桥的宏伟蓝图，最终落脚点不过是为了兜售劣质白酒。
在2010年以前的互联网尚未普及的时代，由于信息高度不对称，公众缺乏便捷的查证渠道，很难像现在通过网络搜索快速识破工程与技术上的荒谬性，因此各种利用宏大叙事包装的荒唐骗术屡见不鲜。
广西北海的传销生态与司法博弈
大约在2011年前后，广西北海被公认为是中国“南派传销”的核心大本营。
在广西北海的法院办理案件时，会看到北海中院以及当地基层法院的公告栏上长期张贴着大量涉及数百人的传销案件公告。公告上列明本案扣押了多少涉案赃款，通知相关涉案人员前来领款。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受害者敢去法院领钱，因为在传销体系中，底层的受害者往往同时也是层级链条中的参与者与涉案人员，一旦前往法院便面临被直接抓捕的风险。当地律师透露，这些被依法扣押的巨额资金，最终往往沉淀在地方体系中，实质上成为了当地财政收入的重要补充。
在广西南宁和北海一带，当地律师甚至摸索出了一条高度流水线化的维权业务模式。有律师透露，自己每年在当地能代理100到200起行政诉讼案件。背后的法律逻辑在于：根据中国刑法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只追究传销组织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刑事责任，普通的传销参与者并不构成刑事犯罪，通常只会被公安机关处以5天至15天的行政拘留。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如果公民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或行政处罚不服提起的诉讼，既可以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也可以由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许多被南宁公安行政拘留的当事人，在拘留期满后不敢在南宁当地提起行政诉讼，但可以通过律师在自己的老家（例如大连等地）的人民法院起诉南宁市公安局。在当事人户籍地法院严格依据法律审理的情况下，针对普通参与者的行政诉讼胜诉率几乎可以达到100%，南宁方面不得不将之前罚没的款项退还给当事人。对于南宁公安局而言，由于抓捕人数极其庞大，为了单笔几万块钱的行政案件远赴外地上诉并不划算；而当事人除了拿回被罚款项，更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通过法院撤销行政处罚记录，消除不良档案痕迹。
广西北海之所以会成为南派传销泛滥的温床，背后有其特殊的地理与经济环境： 第一，北海的城市规模较小，外来常住人口少，长期缺乏支柱性的工业与成熟的旅游业，经济基础相对薄弱。 第二，北海在经历早期的房地产泡沫后，建有大量闲置的大户型住宅，房屋租赁价格极其低廉，生活成本极低。 第三，北海紧邻海边，地理位置偏僻，客观上便于涉案人员在风吹草动时逃避打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传销活动一度成为当地事实上的经济消费支柱，拉动了房屋租赁、日常餐饮与基础消费。南派传销的核心运作机制高度依赖集体租住：组织者将成员集中安排在一个个出租屋内，前期通过无微不至的嘘寒问暖、洗衣做饭、端茶倒水等温情攻势实施精神控制；后期则采取半监视、半强制的手段，逐步收缴参与者的身份证和护照等个人证件。
与此同时，北海的传销组织极擅长利用当地的宏观政策进行包装。例如将“1040工程”直接嫁接在国家北部湾经济区开发、泛北部湾合作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宏大政策叙事上，声称是国家秘密实施的政策试点，利用信息不透明和民间对宏观战略的盲从心理诱骗了大量参与者。
现代直销的边界、异化与新型网络贸易
在探讨传销的本质时，通常可以将其划分为两大主要类型：
一种是依托具体实物商品的传销与直销模式，其最终依然需要通过销售某种产品来维系；另一种则是以“1040工程”或“资产解冻”为代表的纯金融集资模式，其内部完全不涉及任何实体商品流通，本质上就是纯粹的庞氏骗局与金融诈骗。
带有实体产品的销售模式往往自称为“直销”，以规避传销的法律定性。随着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许多销售模式开始转型。例如在疫情期间，各种带有玄学与迷信色彩的商品在网络上异常火爆，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水晶销售热潮，许多网络主播与小网红被这种分销机制裹挟，在家里囤积了大量滞销的假水晶。
在过去十余年间，伴随着互联网贸易的发展，大量无实体销售场所的新型数字贸易开始出现，并在合法商业创新与非法传销的边界上引发了诸多法律争议。例如在早期的电信增值业务中，有创业者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正规电信运营商签署正规合作合同，将用户手机套餐中未消耗的剩余流量卡进行集中打包二次分销。虽然其销售体系采用了多层级的网络社群分销与返利机制，且最终被部分地方司法机关按照传销案件查处，但其本质上依托的是真实存在的通信流量资产，且获得了运营商高管的合法性出庭作证。
类似的分销逻辑在知识付费和数字化商品领域也极其普遍。例如樊登读书会等知识付费平台，其会员卡销售体系往往在全国各省市设立总代理，总代理再向下发展多层级分销渠道，每成功卖出一张数字化会员密码卡，上下游各级均能获得相应比例的佣金返点。由于数字化产品边际成本极低、交付形态仅为一个电子密码卡，导致许多正规的知识付费与软件分销在形式上也呈现出类似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
为了规避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法律风险，不少深谙行业规则的从业人员开始将传统的个人分销链条全面公司化、合同化。例如在济南成立总公司，与上游平台签署正规商业代理协议，再由济南公司与烟台等各地的分销公司签署具备返利条款的B2B企业合同，甚至在展业前聘请高校法学专家进行法律论证，由地方工商部门出具合规审查意见。然而，由于这种模式在外观上依然具备“超过三级分销”和“按层级返利”的形式特征，一旦企业账面沉淀资金达到数十亿元规模，往往容易招致多地公安机关以涉嫌传销为由立案侦查，陷入争议性执法。
针对老年群体的温情骗局与亲情代偿
这种多层级推销制度之所以在中国社会具有极强的穿透力，核心在于其深度契合了中国的熟人社会结构与人情网络。由于层级推销具有极低的拓客成本和极快的裂变速度，能够通过人际关系网络迅速铺开。
尤其是在针对老年群体的销售与集资骗局中，这种人情攻势被发挥到了极致。许多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销售门店，通常会租下一个数百平方米的大场地，内部摆满各式各样的电动理疗按摩床。业务员每天把前来的老年人当成亲生父母一样悉心照料，端水洗脚、问候起居，提供的关怀甚至远远超过了老人忙于工作的亲生儿女。
在极强的情感羁绊之下，老年人往往会心甘情愿地掏出高昂积蓄购买各种藏在床底下的高价保健品、壮骨粉和核桃奶。甚至在有些案例中，老人在面对打着高收益幌子的投资骗局时，子女为了防止父母的毕生积蓄被外人骗光，不得不编造谎言，谎称自己在北京金融机构拥有内部高收益理财渠道，主动将父母的存款“骗”到自己手中，然后再每年自掏腰包按时给父母发放20%的“投资收益”，以此实现对家庭资产的强制风险隔离。
而在许多高知与高收入的老年群体中，熟人之间的推销与集资同样屡见不鲜。许多老教授、老专家往往就是因为轻信了几十年的老同学、老同事的推荐，一次性借出或投资数十万元参与所谓的高返点项目，最终血本无归。
在一些更为隐蔽的非法集资案件中，涉案团伙甚至完全不销售任何实体保健品，而是打着“免费带老年人异地旅游”的旗号，组织老人前往泰山、沂蒙山等地旅游，通过长达三五天的封闭式洗脑与亲情攻势，以每股10万至20万元的标准向老年人兜售投资份额，涉案资金往往迅速膨胀至数亿元规模。这类针对老年人的骗局之所以屡禁不绝，背后不仅涉及社会投资渠道匮乏的现实，更深层次地折射出老年人在情感陪伴与亲情代偿方面的巨大精神缺失。
安利体系与组织机制
说起安利，安利这个体系之厉害，真的是花了很大的成本和功夫搭建起来的一个体系。你一旦卷进去了，你就出不来。也就是说，这个体系给你的绝对不只是财富梦，而是它直接主导了你的生活，它本质上就像一个教会。
它那个社群非常厉害，他们社群之间的紧密程度，完全不是说大家一个月开一次会，而是一周要开三次会，跟党组织似的，甚至比党组织还要频繁，共产党开会通常也就两次。
当时我大伯经常说，我们四川人平时喜欢打麻将嘛，他就会说：“今天晚上打不了麻将了，我要去学习。”我一开始一直没搞懂，后来我才知道，他每次只要一说“去学习”，意思就是安利要开会了。他们经常是在我们本地学习，有时候周末还要专门去成都学习。
只要你在安利里面做得稍微好一点点，就可以去外地旅游。他们内部的旅游是分等级的：你如果做得很一般，就是在四川省内旅游；做得再好一点，就带你去北京、上海旅游；要是再做得好一点，就能去新马泰；他们每年在全球还会举办一个安利全球大会，通常选在迪拜、卡塔尔这种挥金如土的地方。在他们的体系里，所有人都以能去一趟迪拜参加全球大会为荣。这种全球大会大概就是租下一个万人体育场，安利的全球人员聚在一起，那种狂热的阵势，就相当于穆斯林去麦加朝圣一样的感觉。
家庭价值观与培训课程
整个这套东西，我后来听他说起来，我觉得完全就是教会模式。你知道他们在里面宣传什么价值观吗？他们宣传的是极其强烈的家庭价值观。
他们在里面宣传一个特别厉害的东西，对于女性或者男性——尤其是对中年女性有奇效。安利促使中年女性相信，夫妻一起做安利，是保障夫妻关系、防止男人找小三、让家庭能够长期维系下去的最好办法。所以很多家庭主妇就特别容易陷进去。
这一套逻辑让所有一周学三次、夫妻一起出去旅游的行为都变得极其合理。他们宣扬一种特别强力的家庭观念，强调安利就是家庭（family）。这其实就是从美国基督教保守主义那一套演化过来的，在这样的环境下，男的在外面完全没有出轨的机会。
我有时候会问我大伯：“你去学习到底学什么呢？”他就说很多时候是请老师来教课。我问他：“是谁的老师？”他说每次来上课的都是不同的老师。我一开始还以为他们教的是商业课或者销售技巧课，结果根本不是，里面讲历史、讲哲学，什么都有，还有讲家庭价值观、夫妻之道的，全套内容都要学。此外，还有各种团队建设技术（coding technique）、一起做游戏、开工作坊等等。
这些东西对于生活在小城市的普通家庭来讲，根本是难以抵御的，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虽然到最后，我大伯还是只能把产品卖给家里人，根本无法真正拓展出外部的销售渠道，估计他后来也没能去成迪拜。但是，这套体系死死地把他绑在了安利这台机器上，让他始终保持着巨大的热情在做这个事情。
末端销售模式与返点机制
在中国，这种模式在各地的普遍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但是做安利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在搞诈骗。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那位解放军军官朋友，赵紫阳去世的时候，他还专门去拜祭过，所以那时候大家都觉得他的价值观非常正，跟我们一样正派，因此大家每次搞饭局都会叫上他。结果每次饭局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家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拿出一大堆安利的产品直接摆在桌子上，说：“我占用大家几分钟时间。”每一次饭局散场都是这样。最后大家出于面子，有些手头有点闲钱的人就会买一些，互相支持一下。
当时有人问他有没有给朋友们办银行卡，他说没有。但在我们老家那边，情况是这样的：安利为了促使末端销售把产品卖出去，找到了一个方法，比如我大伯，他会给我们家里每个人都去办一张银行卡。如果你要买安利的产品，你就把钱存到这张卡里面，系统会直接给你返点。这个返点机制是和你继续往下销售的返点体系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它通过“买商品返点”的方式先让你尝到甜头，然后再引导你通过销售商品去拿更多返点。返点的钱会直接打进那张银行卡里，卡里的钱你可以自由支配。
我能明显感觉到，我大伯刚开始做安利的时候，这张网织得还没有那么密。随着他做的时间越来越久，安利在中国的这套体系网络越织越密，到后来我感觉他一个月起码有一半的时间都泡在那个体系里面。那套体系客观上给他提供了退休之后的人生意义，给他带来了强烈的成就感和人生价值。
讲师体系与成功学包装
安利的体系里面，一方面有类似于宗教的内核，另一方面则有着极具蛊惑力的成功学。他们确实找了一帮来自香港和台湾的讲师，这些人以前可能在海外或者大型保险公司做到过全球顶尖，比如号称是安然保险公司的金牌销售，然后常年在中国各地巡回演讲。
通过这种包装，它让一个小城市的人觉得，自己进入安利体系之后接触到的全都是“往来无白丁”的高端人士，感觉自己一下子国际化了。我那个朋友就曾特别感慨地说：“我们辛辛苦苦才挣个一两万、七八千的。”当时我还觉得一个月能挣一两万已经不少了，但他接着说：“你知道那些顶级讲师有多厉害吗？他们讲一次课出场费就是几十万，台下坐着几千人，讲到动情处台下的人全在哭，甚至冲上去抱住他。讲完之后，台下的人当场就十几万、二十万地疯狂刷单买产品。”
那些讲师受到的崇拜程度，真的已经跟邪教差不多了。很多讲师之所以具备这种能力，是因为他们以前确实是在美国成熟的保险销售体系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因为保险销售本身也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同样依赖高额返佣。在保险行业里，有些人做到一定级别后，就类似于拿到了大学的“终身教职”，即使脱离了一线日常工作，庞大的下线销售网络产生的被动收益也足以让他们衣食无忧、实现财富自由。于是这些人就会被其他直销公司聘请过来作为门面招牌，用来吸引小地方的销售人员。
各大保险公司每年也都会评选金牌销售，把业绩做到两三千万的最顶尖销售员邀请去总部，跟董事长一起共进午餐。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周永强等人，也是属于这种套路。我去听过他们讲课，外界传得神乎其神，但仔细听下来，讲的全都是天马行空的“正确的废话”和心灵鸡汤，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完全是用宏大叙事加上情绪煽动来猛烈撞击听众的心灵。
个人亲历与产品印象
中国这片土壤对于这种模式来说真的是一片热土。有时候想想，我们回国创业可能都算晚了，哪怕在华人圈里做这种模式也大有市场。
这让我想起我那个做安利的朋友。有一次，他邀请我去给他们的安利会员们讲一堂课，主题是中国近代史。当时他们并没有给我现金讲课费，而是送了我一大堆安利的产品。有人开玩笑问我是不是顺便成了他们的下线，其实并没有，我没有去卖这些产品，而是拿回家自己用了好几年。
客观地说，那些产品并不算难用，品质还可以，但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耐用，你很难把它消耗殆尽。家里永远都堆着那些东西。在他们的宣传栏上，早就已经印上了“原新华社著名记者某某成为我们的一级代理商”这样的标语，他们绝对会利用这种名人背书来进行夸大宣传。
安利的英文标识是“Amway”，标志上带有一个弧形图案。在那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北京的家里、洗手间里摆的全都是安利的东西。他们最核心的拳头产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日用洗护用品，另一类是维生素保健品，还有牙刷和牙膏。
投资渠道匮乏与地下经济规模
刚才谈到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么多的传销和直销，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深层原因，就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投资渠道太狭窄了，尤其是中下层群体。大家普遍渴望暴富，而在国外大家还可以买股票或者做其他投资，但在国内，股市普通人根本赚不到钱，房地产市场又面临下行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手里的钱该往哪里去？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过程中，社会上突然涌现出一大批手里握着100万左右闲钱的人。手头有闲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而这些闲钱客观上需要找到投资出路。如果我们把这些传销、非法集资称为中国的“地下经济”，这个地下经济的规模到底有多庞大？
初步估算，这个规模大得不可思议。很多传销公司账面上沉淀的现金随随便便就能达到几十个亿。比如广西南宁、北海等地，传销团伙遍地开花；在山东，几乎每个县城都存在规模庞大的类似诈骗集团。
在很多二线以下城市，除了承接婚宴之外，当地最好酒店的大型会议厅常年被这类直销和传销会议包揽，形成了一条流水线式的产业。大批老年人被组织过来免费吃大餐，一边吃饭一边听讲师上课洗脑。主办方心里非常清楚转化概率，哪怕一百个人里面只有几个人掏钱购买，整个商业模型就能完全跑通。
老年人心理与情感套路
这类组织非常擅长抓住中老年人的心理。我们父母那一辈人，或者50后、60后群体，小时候普遍经历过物资匮乏、挨过饿的岁月。挨过饿的人往往走不出一个心理魔咒，那就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因此，只要听说去听课能免费领两斤油、五斤面，或者送几百克的挂面礼品，就特别容易被吸引过去，进而一步步落入圈套。
这一代老年人自身通常有稳定的退休金和收入保障，但他们的子女大多在北上广深等外地大城市打拼，平时工作极其繁忙，对父母的情感陪伴严重不足。这时候，年轻的销售员就会趁虚而入，天天跑到老人家里嘘寒问暖，帮大爷大妈打扫卫生、倒热水、扔垃圾，陪着老人聊天。
我母亲就曾感慨，我现在给她打电话的频率，还不如那个卖保险的小哥打得勤快。这些销售人员实际上扮演了“职业子女”的角色，专门填补老年人的情感空白。在子女无暇顾及父母情感需求的当下，这种精准契合市场心理的套路便大行其道。
针对不同人群的品牌与三株口服液
直销品牌在人群定位上有着清晰的细分。针对40岁到50岁左右的核心家庭群体，主打的是安利；而针对年轻人群体，还有一个品牌叫如新（Nu Skin）。很多刚上大学或者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都曾被拉去听过如新的宣讲会。如新主打的产品是针对年轻人的化妆品和护肤包。此外，在很多三四线小城市的街头，还随处可见“无限极”的专卖店，主要销售各类保健保养品，其实也是庞大的直销网络。
追溯这种模式在国内的源头，可以发现山东的三株口服液算得上是国内直销与地推模式的“黄埔军校”。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三株口服液将直销模式推向了极致。虽然三株后来因为常德事件等原因迅速衰落，但在2014年三株其实还拿到了直销牌照。三株当年培养出来的大批销售人员散落到全国各地，将这套渗透模式彻底扩散开来。
三株口服液最大的成就之一，在于它当年几乎在中国所有的行政村大白墙上，都刷上了“三株口服液”的墙体广告。三株当年的销售队伍深入基层，把千家万户摸得一清二楚：谁家里有什么困难、家里有几口人、平时缺油还是少醋，销售人员全部门清。
这种极度下沉的网络，甚至具备了类似于地方基层的动员能力，其触角延伸到了每一个家庭。当年的乡镇企业家靠着“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千辛万苦”的精神去开拓市场，三株的销售网络就像台湾遍布偏远村落的7-Eleven便利店一样，甚至代办了很多基层职能。后来山东等地的各类民间集资、传销直销网络，基本都沿袭了这种深入小区、利用熟人网络进行概率推销的模式。
草莽英雄与广告营销狂潮
那个时期还出现过类似模式的“蚁力神”。当年赵本山代言蚁力神，其模式实质上是非法集资加上直销，通过向农户发放蚂蚁养殖合同来变相吸纳资金，后来该企业获得了相关审批牌照，但最终彻底暴雷崩盘。
三株口服液的创始人吴秉鑫，可以说是中国老一代直销和保健品领域的教父级人物。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浪潮中诞生了许多这类草莽英雄。除了吴秉鑫，山东还诞生过蓝翔技校等极具传奇色彩的草莽企业。
在那个年代，除了保健品，山东的白酒行业也掀起了疯狂的营销浪潮。1987年前后，秦池酒厂、孔府家酒、孔府宴酒相继崛起。尤其是秦池酒，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广告招标中夺得“标王”，广告费高达两个亿。当时的新闻联播之后、天气预报之前那短短8秒的广告时段，成了各大酒厂争夺的焦点。
当时甚至流传着一种说法：秦池酒厂每天开出去一辆桑塔纳的广告费，就能赚回来好几辆桑塔纳。然而，这些依靠天价广告堆砌起来的酒厂后来几乎全线崩塌，根本原因就在于产品质量跟不上产能扩张。秦池酒在全国供不应求时，不得不从四川等地拉运原浆原酒进行大规模勾兑，最终在媒体曝光后迅速衰亡。
白酒这种高利润、高复购率的品类，天然具备与直销、传销相结合的属性。大约十年前，北京很多知名大V都曾尝试推出定制酒，甚至一些直销集团（如天士力）也曾跨界推出过白酒产品。
南北传销差异与新型变种
在传销的发展演变中，“北派传销”与“南派传销”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
北派传销以暴力控制、人身限制和暴力胁迫为主，类似于缅北电诈园区的运作模式，强行收走手机和身份证件，限制人身自由，暴力殴打逼迫就范，受害者一旦进入很难逃脱。
而南派传销则以“攻心为上”、精神洗脑为主。在南派传销中，受害者的人身自由通常不受限制，甚至可以自由离开，但组织者通过极其庞大的暴富谎言和心理操控，让参与者欲罢不能。参与者往往心甘情愿拿出自己的证件，甚至通过银行贷款去缴纳69800元等高额门槛费。南派传销在层级设计上通常更加谨慎，刻意将层级控制在三级以内，以此来规避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等严厉的刑事指控。
近两年来，传销模式衍生出了许多新型变种。除了以找工作、实习、谈恋爱为名义诱骗新人之外，还有通过社交软件（Dating App）约会交友，将对方引诱至传销窝点进行洗脑的案例。
此外，传销模式还迅速渗透到了高科技概念领域。过去在网络上假冒茶农孙女卖武夷山茶叶的团伙，如今纷纷转型倒卖大模型Token。由于国内用户无法直接便捷地使用国外顶尖大模型（如Anthropic的Claude或OpenAI的产品），一些团队便利用开源模型或蒸馏套壳搭建简易平台，打着正版大模型Token的幌子，在中老年或创业圈层中层层分销、拉人头发展下线。
商业逻辑与传销的司法认定
在白酒领域，类似的传销模式依然广泛存在。例如与贵州某些酒厂合作，推出售价1690元一箱的白酒，规定只要推荐三个朋友购买入会，就能全额返还这1690元，下线如果继续推荐，上线还能持续获得返利。白酒作为商务应酬圈的日常高频消耗品，非常容易在熟人圈子内部流转。
在司法实践中，区分合法商业行为与非法传销的一个核心标准，就是看该模式是否“符合一般的商业逻辑”。麦当劳、可口可乐等真正优质的产品从来不需要依靠传销模式进行销售。
在法庭辩护中，律师通常会极力证明企业具备真实的产品研发、成本投入、市场销售和员工运营。例如山东大学五个大学生创立的“微课传奇”知识付费项目，他们自己开发课程课件、邀请学者专家录制讲书内容，但在推广过程中因为设置了较高的分销返点机制，最终被认定为传销陷阱并被定罪判刑。虽然辩护方主张商业上的高额返点本身不构成犯罪，但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此类知识付费分销往往极易触碰法律红线。
这与樊登读书会等主流知识付费平台的模式在形式上高度相似。许多知识付费项目在形式构成要件上都带有层级返利的特征，但主流平台通常具备扎实的自研商品、明确的市场盈利逻辑和实体运营支撑。
知识付费讲座亲历与返利反思
有一次，樊登读书会的深圳分公司曾邀请我去给会员讲一堂线下公开课，讲的是谭伯牛所著的《战天津》这本书。
活动现场聚集了300多名会员，租用的是前海一家超大型酒店的豪华会议厅。整个团体的组织纪律性极强，会员们展现出高度的狂热与团结。我在开讲前就向主办方明确提出，讲座结束后不合影、不签名，因为书不是我写的。讲座结束后，现场数百名会员严格按照队列依次撤离，没有丝毫嘈杂与拥挤，这种高度的组织化程度令人印象深刻。
从形式上看，许多知识付费如果引入拉下线返现金的机制——比如一年会员费定为50美金，推荐一个下线返5美金甚至20美金——会员增长速度会极其迅速。但是直销和传销模式通常要求极高的交易频次，如果一年只交易一次，回报周期过长，参与者便很难持续感受到业绩增长的刺激。
监管态度、办案博弈与底层生态
关于国家层面对传销的监管态度，实际上执法部门对各类传销和直销网络的底层动向了如指掌。
现在的传销和直销人员几乎完全依赖微信群进行沟通与组织，微信平台上的数千个群组处于完全透明的监管之下。在实际执法博弈中，部分地方公安机关甚至存在“养肥了再抓”的现象。某些涉案金额巨大的项目，刚创业时就已经被立案监控，但执法部门往往会等到涉案资金规模从一个亿膨胀到十个亿甚至几十个亿时再统一收网。在山东聊城等地就曾发生过多起涉及数十亿资金的特大传销案件。
这种灰色产业链在某些层面上甚至演变成了地方财政罚没收入的一种来源。比如在广西北海等地，外来传销人员构成了庞大的灰色生态，执法部门既不会让其彻底泛滥，也不会将其连根拔起彻底打死。由于传销人员大部分是外地人，不涉及杀人放火等严重暴力犯罪，社会危害性相对可控，通过查扣资金、没收非法所得以及收取高额取保候审保证金，形成了某种畸形的办案经济。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跨区域执法中也偶有发生。例如个别地方在查办涉及北上广高收入人群的案件时，通过层层深挖上线和下线网络，将目标锁定在有巨额资产的企业家身上，并设定数额极其高昂的取保候审保证金，涉案人员往往出于自保不敢事后追索这笔资金。这种办案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单纯的治安治理，呈现出复杂的利益博弈。
结语与互动
直销与传销在中国社会的覆盖面极其广泛，很多听众和观众在日常生活中都曾直接接触过类似组织，甚至亲身参与其中。
有人可能会觉得节目中的讨论触及到了某些敏感层面，或者认为外界对直销行业存在污名化。关于这个话题，无论是曾经倾家荡产的惨痛教训，还是少数在其中发家致富的经历，都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自己的真实故事与亲身经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点赞、留言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