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下的“大规模监禁”现象

大家好，这里是寿司坦丁，在这里你可以用最轻松的方式接收国际上最有趣的社会科学研究发现。今天的主题是“大规模监禁”，这是一个在美国备受关注的问题。在1990年代后半段，美国开始进行社会福利改革，福利支出大幅缩减，朝向从福利到工作（workfare: 将社会福利转变为短期津贴，旨在帮助受助者在找到自给自足的工作前维持生计）的方向前进。这意味着社会福利变成了一种让你在找到养得起自己的工作之前，不至于饿死的短期津贴。十年之间，福利支出在美国GDP的比例重叠一个百分比，这明显是为了解决福利依赖的问题，也就是担心社会福利会让人失去工作的动力。

2000年之后，许多研究发现，这种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强调自由市场、私有化和减少政府干预的经济政治哲学）的政策思路，其实并未真正理解美国穷人的生活世界，也因此造成了许多矛盾性的后果。在福利体制大幅缩水的同时，一种相对简单省事但治标不治本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在美国变得越来越流行，那就是将人送进监狱。1985年，每10万个美国人当中，只有311人被关在监狱里；但到了2006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52人。在福利国家缩水的20年间，美国的监禁人口比例暴涨了2.5倍。2020年这个数字虽然有所下降，但这并非因为发生了什么制度变革，而仅仅是因为疫情期间大量释放囚犯。现在，这个数字又开始回升了。

2016年，一篇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S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的研究发现，在美国社会福利越单薄的州，监禁率越高，越倾向用刑罚性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美国的监禁率几乎是西方先进国家中最高的。如果我们只看欧洲，也会发现越偏向所谓社会民主式的福利国家，监禁率越低。例如芬兰、挪威、荷兰，监禁率都在60以下，几乎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这些数据和研究显示，当一个国家没有意愿或没有能力用再分配式的福利政策去面对社会问题的时候，刑罚通常就是最常见的替代品。但是监禁只不过是暂时性的“眼不见为净”，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只会继续溃烂。国家就只好继续盖更多的监狱，美国似乎就处在这样的恶性循环当中。

台湾也有类似的状况。台湾的监禁率是多少呢？常年都在250上下，不但比欧洲所有的国家都高，也远比日本、韩国这些亚洲的民族国家都要高，与以重刑主义为名的新加坡差不多。台湾的监禁率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有非常高的毒品犯罪人口，这些所谓的毒品犯占了台湾监禁人口的一半。你可能会想，台湾吸毒人口比率低吗？其实从数据上来看，台湾的毒品盛行率并不算高。那为什么台湾的毒品犯罪人口会这么高呢？原因之一是毒品犯的再犯率太高了。如果你在台湾吸毒，根据你的犯罪情节，基本上会有三种下场：缓起诉、进戒治所或者进监狱。但是根据法务部的统计，无论是进戒治所还是进监狱，毒品犯从矫正机关出来两年后的再犯率大概都在45%到50%之间。如果时间线再拉长到四年或五年，再犯率恐怕会高达六七成。换句话说，台湾的矫正机关基本上就是不断地把同一批人关进去，再放出来，放出来，再关进去。警察大学犯罪学系的教授赖永连提出了“成瘾性监禁”这个概念。他认为，犯罪率持续下降的台湾，却因为刑罚民粹主义（Penal Populism: 指政府或政治人物为迎合公众对严厉惩罚犯罪的普遍需求，而推行更严厉的刑罚政策，即便这些政策可能不基于犯罪学证据或成本效益考量）的影响，监禁率持续居高不下。确实，在台湾的公共讨论当中，死刑、鞭刑、警察开枪、抓到枪毙这些重刑主义的概念好像还蛮受欢迎的。

中国的“大监禁时代”：新疆与清零

不过今天的主角不是美国，也不是台湾，而是最近开始解封的中国。中国在过去十年之中进入了“大监禁时代”。中共在这十年中，分别在两个时空中进行了大规模的监禁。第一个时空是从2014年开始，在2017年之后达到顶峰的新疆。第二个时空是从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封控。根据统计，2020年2月最高峰的时候，中国有7.6亿人，也就是超过一半的国民同时处于封控之中。虽然真正引发民怨的封控，应该是2021年底新一波疫情袭击中国之后的这一年。这两场大规模监禁，主要是用来处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新疆的种族冲突，第二个是新冠疫情。这两个问题都触及中共执政最敏感的一条神经——维稳。

比较讽刺的是，中国之所以突然之间放弃了一直以来宣称是世界上最正确的清零政策，其实也是因为清零这个维稳手段引发了另外一个更严重的维稳问题，也就是白纸抗争或白纸运动。这场抗争非常特别。UCL社会学系的李建军教授，透过多年的田野研究中国劳工运动和中共的维稳手段，他的《中国研究三部曲》已经成为经典。他的研究向我们展示，劳工运动或维权运动在中国其实并不罕见。中国地方政府面对这种抗争的时候，确实有时候会用强力的镇压，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维稳工具，那就是“砸钱”，通常就是发钱给带头的那几个人，然后再试着从资方那边把钱拿回来。所以中共每年花在维稳的财政支出非常巨大。但是，李建军和许多学者都提到，中国的人均财富不断提升，整体经济增长的速度却不断放缓。维稳的费用必然会越来越昂贵，所以未来的某一天，中国财政势必没有办法再支持“砸钱维稳”这种方法，到时候会变成怎么样呢？很难预测。

白纸运动：新型抗争与中共的妥协

不过在这个未来还没到达之前，这次白纸运动已经让我们看见了一些很新的东西。首先，这场抗争的诉求明摆着就是政治性的，大家不是出来讨欠薪，也不是出来要存款，所以“砸钱”这招很难适用。其次，这场运动根本没有人带头或组织，有些人甚至是自己行动。面对这种游击式的抗争，你就算想砸钱，也不知道要砸给谁。但是，这场抗争偏偏又是中共最头痛的那种，它不仅仅是政治性的，而且充满了质疑中共政权正当性的声音。这是中共最忌讳的。在过去，你可以看到中共不太在乎你痛骂地方官员，但是对于中共中央，任何质疑的声音都不被允许。中共政治学者洪远远甚至指出，中共中央有些下达政策的方式，本身就带有把舆论撇到地方政府身上的功能。最后，白纸运动的讯息汇集点，是一个中国审查不了的地方，例如Twitter。这些特色重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近代中国历史上少见又崭新的抗争场景，这是中共几乎没有处理经验的抗争类型，也是我认为中共迅速妥协的最大原因。因为中共一时之间想不出来怎么样去结束这个抗争，但哪怕多拖一天，这个运动都很危险。这场运动哪怕再多蔓延一个礼拜，都可能会发生中共最害怕的事情——大规模的政权正当性危机。是要让这个关乎自身存亡的危机继续扩大，还是要让老百姓在毫无准备的状态下，迎接奥米克隆（Omicron: 一种高度传染性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呢？中共很快地选择了后者。

任意监禁与运动式治理

新疆和清零这两场大规模监禁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连国内法律都不遵守的任意监禁。在联合国人权高专办（UN Human Rights Office: 联合国负责人权事务的高级机构）的定义中，任意监禁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遵守国内法，但是侵犯基本人权。第二类是侵犯人权，而且连本国的国内法都不遵守的，也就是显然无法援引任何法律依据来证明剥夺自由有理的监禁。典型的第一类任意监禁，就是中国的行政拘留（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中国特有的一种无需经过法院判决，由公安机关决定剥夺公民人身自由1至20天的行政处罚）。行政拘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制度，不需要经过法院判决，只要县级以上公安机关首长同意，就可以把你关1到20天。虽然从人权的角度来看，这很明显违反了监禁必须要经过独立司法机关审判这个很重要的原则，但中国的行政处罚法就是赋予公安机关这个权利。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新疆跟清零这两场大规模监禁是属于第二类任意监禁，也就是即使在中国的法律框架内也是违法的，是连本国法都不遵守的任意监禁。我等一下会详细解释。中国的这两场大规模监禁，另一个共通点是，我们刚才提到美国和台湾的大规模监禁是在十几年的时间尺度中，在不同的政党、政府部门、民间倡议团体相互角力斗争，有时候制度之间产生路径依赖的结果。但是中国的这两场大规模监禁都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几乎都是在几个月里面就累积了大规模的监禁人口，而且不太存在各种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你几乎可以说它们就是习近平个人意志的落实。这种治理风格在中共政治研究中常常被称为运动式治理（Campaign-style governance: 一种由国家营造的运动，在短时间内将原本分担不同职责功能的政府部门、公共资源和社会秩序集中到某一个运动目标上）。

所谓的运动式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国家营造的运动，原本分担不同职责功能的政府部门，原本使用在不同地方的公共资源，原本按照法律程序或道德规范建立的社会秩序，全都在短时间之内被中央集权的政府打断，然后全部被集中到某一个运动目标上。最显著的例子当然就是毛泽东时期的大跃进或文化大革命。在习近平上台之前，运动式治理在中国已经销声匿迹三十几年。但是在新疆跟清零这两个时空中，我们又看到了运动式治理的身影。事实上，习近平跟号称“再教育设计师”的新疆政法委朱海伦都是文革时期的受害者。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文革后被送进五七干校劳改七年。习近平同父异母的姐姐习和平在运动中被迫致死，当时才30岁。迫害致死是官方说法，到底是怎么死的？没人知道。习近平自己在访谈中，以及在习近平亲友的回忆录中也都提到，习近平在文革中被殴打，甚至自己在台上被批斗，妈妈齐心在台下还要跟着喊口号的这些被迫害的经验。但习近平在登上权力顶峰之后，选择的是复制自己的受害经验。为什么呢？这是有些学者蛮好奇的点，我也不晓得，大家觉得呢？

新疆镇压的深层逻辑与执行细节

过去几年，我们对于新疆的关注几乎都聚焦在再教育营（VETCs: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enters，中国官方称之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实为准监狱机构）上，也就是中国官方所谓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或教培中心。但是，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今年8月发布的调查报告，以及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澳大利亚一家独立的、无党派的战略政策智库）去年10月发布的《解构新疆镇压》这两份广受关注的调查报告有一个共通点。他们都想强调一件事情：再教育营可能占据了我们太多的视野了。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中共在新疆进行的是一场长期的渗透进整个社会毛细孔的运动，而再教育营这样的准监狱机构，只是这场运动的其中一环。换句话说，没有被送进再教育营的维吾尔族人，面对的是其他的困境，并没有过得比较好。

新疆的大规模监禁风暴从2014年开始吹起，这个时间点比所谓教培中心开始运作的2017年要早。2014年新疆开始“反恐严打运动”。根据官方文件，这项严打运动是根据中央党委和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决议。虽然我们看不到这份决议的细节，但从习近平在2014年5月中共中央举办给政治局委员参加的第二次新疆工作会议中给出的指示，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那一年新推出的制度，基本上就是按照习近平指示的抽象目标设计的。比如反回聚（Fang Hui Ju: “反回聚”政策，指中共派驻村干部下乡，分配到维吾尔族家庭中，特别是家属被捕的家庭，让这些家庭与汉族基层党员“结对认亲”，干部负责“包户”并监督家庭情况，有权将“异常”家庭成员送入再教育营）政策，比如教培中心的前身“教育转化培训中心”。一个有趣的对比是，在我刚才提到的那场会议中，习近平非常强调强力镇压、密集监视、意识形态工作；但李克强在他的场次中讲的几乎都是再分配的福利措施，比如说改善就业、改善教育、强化对新疆的经济资源，把在新疆开发的资源回馈分配给当地。不过从后来几年的发展来看，新疆的官员很显然知道谁才是“圣上”，谁的话听听就好。

什么是反回聚？中共派很多的驻村干部下乡，分配到当地的维族家庭中，大部分是有家属被抓进监狱或教培中心的家庭，让这些家庭跟这些汉人的基层党员认亲。而这些干部负责的家庭就成为他们的“包户”。这些所谓的汉族“家人”，每天都会来你家视察，然后把你家的情况登记在报告中。如果发现你家有异样，这些“家人”也有权利把你送进再教育营。从外泄的档案可以看到，当后来工作量越来越大，这些负责反回聚的所谓的“包户干部”，有的就开始抱怨案量太多了，根本不可能进行实职观察。其次就是很多的维族人根本不理他们，你进去就给你脸色看。所以有的人写观察报告就开始敷衍了事，比如说只写“未发现异样”，或者只根据粗略的观察，没有深入理解，就说你家有状况。根据《新疆受害者资料库》，有的被送进再教育营的人，甚至纯粹只是因为当地的警察被分配了要抓多少人的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关键绩效指标，衡量工作表现的量化指标）。

2014年的严打运动，虽然是以打击恐怖攻击为名，但新疆发生的暴力事件真的是我们一般想象中的恐怖攻击吗？在新疆造成伤亡的暴力攻击事件，90年代以来就不曾断绝，但中共一直没有积极地面对，一直到2009年发生了大规模死伤的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中共才开始积极出台应对政策。根据官方统计，乌鲁木齐七五事件有197人死亡，将近2000人受伤。这个事件起源于当年乌鲁木齐的一场示威抗议。在这场示威游行的前两个礼拜，距离乌鲁木齐3000公里之外的广东韶关血日玩具厂，有维族男工人被指控性侵厂内的汉族女工人，引发汉族男工人的群情激愤去找维族工人算账。结果两个维族男工人被打死，上百位维族工人被打伤。事发之后，当局很快就发现这是厂内的汉人造谣，厂内维汉两族的工人本来就看彼此不顺眼，那个造谣的工人可能也没有想到，他随便讲讲会演变成这么严重的事情。但是新闻很快就传回到冤死工人的家乡，新疆当地的维族人不满同胞无辜死伤，当地的政府却没有积极办案。7月5号有大概1000人在乌鲁木齐示威抗议。人数规模其实本来不大，但是在中共决定以武力进场镇压之后，场面迅速失控，引起更多的维族人参与。警察跟汉人成为暴力攻击的目标。根据官方统计，大概有85%的死者是汉人。这场事件被中共官方定调为恐怖攻击。这显然掩饰了整件事背后维汉两族由来已久的种族冲突的背景，也撇清了政府武力镇压造成示威失控的责任。

之后，2011年到2015年，新疆各地发生大量被官方定调为恐怖攻击的暴力事件。这些暴力事件手段各异，但有一个很奇怪的共同点，他们攻击的对象绝大多数都是新疆当地的警察，不是当地的公安派出所，就是警车，不然就是正在巡逻的民警。为什么新疆的恐怖分子这么奇怪，这么爱攻击武装等级最高的警察跟警察局，而不是像伊斯兰圣战组织比较常以极大化伤亡来选择攻击目标？而且这些所谓的恐怖攻击，在中共强力镇压之后的2014年跟2015年数量不减反增。

政治与经济的种族不平等

新疆作为行政区的全名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但是从文革结束以来的40年间，新疆的党委书记一直是汉人，没有一位维吾尔人。根据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统计，在2014到2021年间，自治区内担任县委书记的440多位基层领导中，90%都是汉人。在他们进行统计的2021年10月，甚至所有的县委书记都是汉人。维吾尔族人通常只能担任没有实权的副职，用来点缀门面。在这个维吾尔族人比汉人还多的地区，却从自治区、自治州到最基层的县，每一层行政区的政治都只允许由汉人主导。同样的情况，你也可以在西藏看到。西藏90%的人口是藏族，汉人是绝对少数，但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也一直都是汉人。

中共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措施，大多是一些所谓的优惠性差别待遇。比如说高考加分、比较宽容的生育政策、维族大学生有生活补贴或名额保障等等。但是在新疆，政治经济资源的分配是沿着种族，有着明显的不平等。不仅像我刚才说的，政治全部由汉人主导，经济资源同样呈现严重的种族不平等。根据朱玉朝2012年发表的研究，新疆最赚钱的石油企业，95%的员工是汉人。根据一篇发表在2008年美国社会学年会的会议论文，新疆当地71%的高阶管理职是汉人，但汉人只占新疆人口的40%左右。相较之下，政府部门的工作岗位只有17%是维族人，但维族人却占45%左右的人口。另外，新疆各地的人均GDP的高低也很明显，是维持汉族人所占的比例的高低来变化。汉人越多的地方，人均GDP越高，呈现明显的经济跟地理的种族隔离。这当然会让维族人感受到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这些原本应该用社会福利制度进行修补的问题，全都在中共的论述中被极度简化为所谓的三股势力（Three Evil Forces: 指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在这个三股势力的框架中，有问题的是被国外势力渗透操控的维吾尔族人。至于那些深植于新疆当地沿着种族切分的政治跟经济不平等，却完全被忽视。在习近平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眼中的景象是有一些存心要来搞破坏的敌人，所以我们要想，我们要用哪一些强烈的手段来打赢这些敌人。至于我刚才提到的这些真正造成问题的政治、经济社会不平等，还有这些不平等是怎么被中共常年以来的政策维持甚至强化，他一丝一毫都没有提到。所以习近平选择用波及大规模无辜平民的监禁跟刑罚，也就不那么意外了。我觉得他脑袋里面是真的相信这样可以解决问题。他不是做做样子或嘴巴上说说，他是真的相信这种一脉相传的革命式的治理逻辑，盖一堆教培中心，盖一堆监狱，用盖公厕的密度盖警务室，引进一整套科技监控系统，要上万的警察进新疆，这些都是非常烧钱的。他如果不是真的相信，应该是不会真的砸钱下去做这些事情。在面对疫情，也可以看到他类似的逻辑，他很相信控制性的手段可以解决问题。他愿意用很庞大的财政支出去盖比公厕密度还高的核酸检测亭，但他却看不到一个全世界封控程度最严格的国家，却完全没有同样等级的福利补偿去支撑。

法律程序的践踏与冤狱的普遍性

2014年严打运动开始后，新疆的高级官员，包括执法的高级警官、高等法院法官、自治区常委，就盲目地在各种场合中，纷纷揣摩上意，指示下级以“宁可错抓，不放过”为新的执法逻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局长马飞在严打公布的当月，马上就指示基层警员：“你给我谈什么犯罪的构成要件？打击极端宗教，宁可错击，不放纵，犯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新疆高等人民法院则是在2014年底开视讯会议，指示下级法院要积极配合严打，加快审判速度，加快交付执行，严格适用从严量刑标准，并在地召开公判大会（Public sentencing rally: 指在公共场合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公开审判和宣判，旨在震慑犯罪和教育公众）又审判，审判结果“有力震慑犯罪分子”。2015年6月5日，新疆的政法委书记熊选国指示全区法院继续加大公开审判力度，案地区公开审判与公开宣判有机结合，扩大审判。2016年3月13日，阿勒泰市公安局在微博上公开说：“新疆目前处于严打暴恐时期，严打就意味着重，严格处罚。本来可以判三年就判三年，按照刑法可以判处三年或十年的，肯定判十年。”

所以从2014年开始，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就开始生活在一个基层执法人员以无视法律程序为荣，司法体系以滥诉滥刑、快速结案、重判作为执法标准的世界之中。联合国人权高专的报告就指出，根据卫星照片的追踪，新疆不断扩建的并不只是安全等级比较低的再教育营，正式的刑事监狱也大量扩建。而根据《新疆公安档案》和《新疆受害者资料库》，冤狱的情形非常普遍。严打运动强调的加快审判速度，是最容易造成冤狱的一种情况。台湾最有名的死刑冤狱江国庆案，就是因为当时限期破案的压力巨大，江国庆在军方的刑求（Military torture: 军方人员对嫌疑人施加酷刑）下屈打成招（Confess under torture: 指在酷刑逼迫下被迫承认罪行），21岁就被枪毙。这时候，当我们再回来看2014年前后不减反增的暴力攻击事件，以及这些攻击经常锁定新疆的基层执法人员，似乎就不是很难理解了。维吾尔族人生活在一个可以清楚感受到政府刻意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地区，当他们上街表达不满，这些不满却因为新疆确实发生过恐怖攻击事件，就全部被贴上高度污名化的宗教、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的标签。国家并以此为理由进行力道更强的反扑。

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头说，被送进再教育营的维族人，很可能不是最惨的一群人。因为2014年严打运动，主要是把人送进正式的监狱，刑期更长，最高还可能面临死刑。2017年，新疆再教育营开始大规模运作。与三年前的严打运动不同的是，所有被送进再教育营的学员都没有经过法院审理跟判决。那是谁被赋予判刑的权利呢？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几乎都是居委会或村委会的委员代表。居委会跟村委会是同样的一个机构，在城市是居委会，在乡村是村委会。这是一种甚至连政府机关都算不上的基层党组织。

我这里举一个《新疆镇压档案》中提到的案例。大家知道中国网络长城限制许多网站跟软件的使用，但大家可能不知道，中国国内还有另一道长城，这道长城围绕的就是新疆。新疆有一个用了是违法的App叫做快牙（Kuaiya: 一款文件传输应用，可在无网络环境下分享音乐、电影等文件）。台湾人可能对这个App比较不熟悉，但我如果说Airdrop，大家应该就都知道是什么。这是一个可以在手机之间传输档案的App，在网络普及率比较低的国家很流行，因为你可以在不使用网络的情况下下载音乐跟电影。这个App在中国其他省份是合法的，但是在新疆是违法的。阿娜伊提·阿布利兹住在乌鲁木齐水磨沟区，19岁维族。这些资料大家可以到《新疆受害者资料库》中搜寻，都是公开的这个资料库中的资料，细节到什么程度呢？每一个人的身份证字号都是清楚的。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阿布利兹，这位乌鲁木齐的维族少年，根据档案，他在2018年11月11日被判进入再教育营监禁三年，原因是他在2017年使用快牙跟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 虚拟私人网络，一种加密网络连接技术，常用于绕过网络审查）。阿布利兹在教培中心面对四位居委会代表跟四位检察院代表，他说他有用快牙，可是没有用VPN。但是他的家人劝他不要顶撞，所以他还是在量刑告知书（Sentencing notification: 告知被告人刑期或处罚决定的法律文书）上签了名。这个刑期是什么概念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过失致死（Negligent homicide: 指因疏忽或过失导致他人死亡的犯罪行为）的最低刑期刚好就是三年。如果法官认为情节更轻，可以判三年以下。比如说，今年山东省上城县法院有一则判例，是某张姓男性和朋友酒后打架，不小心把对方打死，法院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一个新疆少年用快牙下载音乐，或者我们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下载一些暴力影片，然后他把这些暴力影片散布出去，他获得的刑期比汉人在其他省份不小心把人打死还重。

现在我们应该对前面提到的那些量刑从严的指示有比较清楚的概念了。然后我们可以再去想这些人的家属，对这个国家会有怎样的恨意。然后我们可以再去想，那些明明知道马上就会被逮捕，还跑去攻击警察的维族人，他们为什么会去做那样的事情？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位反回聚“包户”干部在微博写下的驻村工作记录。这已经是2017年的情况了。他说他遇到的很多家庭，你去问他家里基本的情况，他们跟你想了解的情况，他们也不会如实告诉你。你把家属放在在地，他们还是恨意暴涨。我的包户也是重症三代人，深受宗教极端思想毒害。严长者、丈夫、儿子、女婿全家均为暴恐案的主犯。我每天都会到他家入户走访，基本上每周会给100到200元的生活费，朋友的义务第一时间送到他家，但始终没有换来他对党的感恩。一个老人，一个成年妇女，但是11个孩子。就将心生活情况汇报到县部门，引起部门高度重视，协调把老人送到了敬老院，孩子送到了福利院进行供养，成人送到了教培中心进行集中学习。我想现在大家是不是比较能够想象维族祖孙三代为什么会冷冰冰？中共的包户干部觉得每周一两百的生活费加上募捐的义务，应该要可以让他们产生感恩之心，可是你们这些人竟然没有感恩党的心。他所下的决定是什么呢？直接把你们全家拆散，老人去敬老院，小孩去机构安置，成人进再教育营。

结语：新疆与清零的共同点

我将新疆跟清零一起谈，但是这两件事情的资讯量都有点大，实在很难一起谈完。下一集，我将集中谈清零。从现在这个时点往回看，几乎可以证明中国过去一年多的封控，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政策理性可言。在过去一年之中，中国政府几乎没有做任何跟解封相关的准备工作，却在这个月突然解封。下一集我会跟大家谈有哪一些该做的事情，中共却完全没有做。然后我会再说一下，为什么我会把新疆跟清零放在一起谈，这两场大规模监禁，有哪一些相似的地方？这里是寿司坦丁，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欢迎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也欢迎帮我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让寿司坦丁可以成长得更快。我将在这里制作更多高CP值的科学回转寿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