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的起点：真理的根基

笛卡尔年轻时，便深受关于真理基础的困扰。他思考，若背后存在一个超越的上帝，那上帝是否可以随意摧毁真理？如果是这样，我们又凭什么要相信这些真理呢？

他为此进行了两步工作。第一步，正如我们所熟知的，甚至可以说人工智能的时代进一步实现了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的梦想——用数学统一所有学科。如今，在智能算法的广泛应用中，我们看到了当年那个梦想的实现。

然而，第二步工作则更为“扎心”。如果物理学可以被数学化，那么数学自身的基础又是什么？我们为何坚信2加3一定等于5？这个等式为何会成立？或许在计算到第101次时，它就错了。因此，在第二步工作中，笛卡尔毅然转向了哲学研究。他认为，像伽里略这样的科学家虽然伟大，但他们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数学的确定性正面临危机。数学之所以为真理，需要更深层的基础来担保，我们才能相信它是真的。那么，什么才是绝对不可怀疑、绝对确定的，甚至比数学更基础、更根本的真理呢？

普遍怀疑的三个步骤

笛卡尔寻找这种确定性的方法，便是普遍怀疑。他将这一方法具体分解为三个步骤：

首先，笛卡尔假定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值得相信，什么都不一定真的存在。例如，我们手中握着一朵花，它呈现红色。然而，这红色可能仅仅是我们视网膜形成的逆像，现实中它可能并非如此，甚至根本不存在。我们的双手、我们的身体，都可能是虚假的，我们也许只是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的大脑，通过插满管子，让大脑误以为自己拥有一个身体。这说明，我们的感觉与外物之间缺乏类比性和相似性，因此感觉和身体都可以被怀疑。

在第二步怀疑中，他开始质疑我们究竟是在做梦还是在清醒。他发现，或许我们的人生本身就是一场大梦。此刻他可能在演讲，但也许他本人和听众都在梦中，都未曾真正醒来。因此，我们实际上无法区分自己究竟是在做梦还是在清醒。

第三步，他甚至怀疑了数学和上帝。他会说，2加3也许等于6，也许根本就没有2、3、5这样的数字，只是上帝创造了它们，然后不由分说地塞进我们脑子里，让我们误以为它们是真的。

“我思故我在”：确定的基石

此时，问题来了：我们究竟还能相信什么？笛卡尔提出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他认为，我可以怀疑一切，但我正在怀疑这件事本身是不可怀疑的。即使有人欺骗了我，那么总有一个“上当受骗者”——这个受骗者本身的存在是不可怀疑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身体可以不存在。比如说，我们看到某个东西在那儿，也许它并非真的在那儿，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感觉到我在看。这种内在体验——我在看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看”这个动作本身——对于我来说是绝对鲜明、绝对清楚、绝对真实的。这是我们唯一值得信任的确定事实。

在建立了这个不可怀疑的“我”之后，笛卡尔很快找到了数学的确定性基础。因为我们清楚地认知到自己的存在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也清楚地看到2加3等于5是真实的。以此类推，我们便能获得许多真理的基础。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思”是他整个哲学的阿基米德支点，我们可以通过它撬动整个地球。

主体性转向：哲学的哥白尼革命

由此可见，笛卡尔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用单数第一人称的视角构建了他的世界观和哲学观。当然，有人或许会说，我们的意识可以被还原为一些信号、电流或激素。笛卡尔会回应说，没问题，你可以尽情这样去做，但请不要忘记，当我以单数第一人称的亲身视角去感受时，这种内在体验是无法被还原的，它只属于我。

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哲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或是主体性转向。它不再关注事物本身是什么样的，而是主要关注“对于我来说，事物是怎样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范式转变。所谓范式转变，指的是从他之后，所有人都（即使不同意他）不得不与他的思想进行对话，也不得不接受他的思想革命。

多元之“我”：自我形态的演变

在此意义上，大部分近代哲学家和现代哲学家都已接受了“自我是哲学和整个现代社会的基础”这一观点。分歧在于如何刻画这个自我。在此，我们对“自我”进行了简单分类：

第一种自我形态是单数主观自我，即刚才我们所讨论的。这种自我在霍布斯、帕斯卡以及笛卡尔的哲学中都有体现，它强调的是“纯粹的我当下所感受到的、体验到的才是真的”。

第二种自我形态是复数客观自我。我们常说“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句话便体现了这种客观的、大写的“我”。这尤其体现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中。例如，国家、法律是由无数个体、无数个“我”共同创造的，但一旦出现，就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对我们而言，这种“复数客观自我”最有名的概念便是“人民”。这是一种立足于单数主观自我所发展出的更大尺度的自我。

第三种自我形态则在20世纪哲学中更为流行。例如，海德格尔认为“可能性高于现实性”，他觉得前两种自我过于本质主义，不应被预先定义。萨特则提出“存在先于本质”，即“我是什么”没有先天的本质定义，我们需要勇敢地去活，去自己定义自己是什么。这是对前两种自我的一种反叛。但无论如何，这种反叛的根源，都来自于对笛卡尔“我”的某种接受。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生活在当下的世界中，我们已经习惯于通过“自我”去理解世界，或者说，通过一个理性的、可支配的、可控制的“自我”来理解自我和世界。除此之外，我们是否还有别的选择？我们是否只能作为这样的“自我”状态而生存于这个世界之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