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安全危机与舆论多方博弈
大家好，我是小呆，欢迎收看第六百一十六期《参考信息》。首先，我们必须予以高度关注的是在端午假期期间持续在各大社交平台及新闻媒体上刷屏、引发无数家长极度焦虑与担忧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Formamide: 一种具有生殖毒性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残留超标问题。针对这一关系到千家万户婴幼儿生命健康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今天做出了正式的公开回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目前已经紧急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及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等多个核心职能部门，成立了高规格的联合调查组，针对媒体报道以及消费者反映的纸尿裤甲酰胺残留问题展开深入调查，具体的调查情况和处置结果将会在第一时间及时向全社会公布。
在深入分析这起事件的最新进展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这一事件的发生经过，并且重新申明我们对待新闻报道的态度。在舆论场上，很多人喜欢使用“反转”这个词，但我们并不赞同在新闻事实不断披露的过程中轻易使用所谓的“反转”说法。当报道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如涉事企业或相关行业协会）抛出新的说辞或提供合规报告时，这仅仅是多方博弈和信息披露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并不代表之前的客观报道被推翻，更不意味着事件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这本质上是新闻事实随着各方调查与介入而不断接近真相的动态披露过程。
这起事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六月十八日。当时，新华社旗下的权威财经媒体《经济参考报》发表了一篇深度调查报道。报道指出，有许多家长向记者和相关部门反映，自家的宝宝在使用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后，臀部及大腿内侧皮肤出现了反复红肿、发炎甚至皮肤破溃的严重症状，俗称红臀（Diaper Rash: 婴儿尿布疹，表现为皮肤红斑、丘疹或溃烂），而在停用这些特定品牌的纸尿裤后，上述症状便会明显缓解甚至消失。虽然从医学和护理学的常识来看，导致婴幼儿红臀的病因非常复杂，可能与闷热、潮湿、摩擦、清洁不当等多种物理因素有关，但为了彻底核实家长们提供的投诉线索，记者本着严谨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亲自委托了国内专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市场上随机抽样购买的部分主流品牌纸尿裤进行了化学物质检测。
检测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在这家专业检测机构的报告中，在诸如好奇（Huggies: 跨国个人护理品牌）、b把宝贝（BBG: 婴童护理品牌）、Babycare（盛世麦度旗下母婴品牌）等知名度极高、市场占有率极大的主流母婴品牌产品中，均检出了具有毒性的化学物质——甲酰胺（Formamide: 被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化学品管理机构列为具有生殖和发育毒性的有害物质）。更为严重的是，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质谱研究与临床应用中心，针对日常使用这些纸尿裤的婴幼儿开展了生物样本前置验证筛查，检测结果印证了甲酰胺的潜在健康风险。该研究中心从合作医院的儿科门诊和住院部中，随机选取了上百份日常使用纸尿裤的婴幼儿血液和尿液样本进行质谱检测。结果表明，在很多婴幼儿的生物样本中同样检出了甲酰胺，且其检出量已经达到了足以对人体造成实质性损伤的水平。
这一极具冲击力的临床检测结果和媒体报道迅速引发了全社会的强烈震动。在舆论风暴的中心，多个涉事品牌在第一时间纷纷发表紧急声明，其核心口径高度一致，均声称其在售的所有纸尿裤产品都严格遵循了现行的国家标准，各项指标均在合格范围内。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特聘主任于兆英在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公开建议主管部门应当尽快启动针对纸尿裤国家标准的修订工作，将甲酰胺这类危害婴幼儿健康的物质纳入严格的限量控制中。
然而，到了十九日凌晨，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网络上突然流传出两份加盖了公章的声明，分别来自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以及于兆英本人。这两份内部声明的内容与之前的报道针锋相对，极力坚称该中心从未开展过针对纸尿裤甲酰胺的任何专项检测工作，于兆英本人也否认曾接受过记者的正式采访，并直指《经济参考报》的报道内容严重失实。紧接着，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也发表行业声明，声称媒体报道在检测数据、数据披露方式以及因果关系论证等关键环节存在明显的学术和逻辑瑕疵，试图从学术和行业规范的角度否定该报道的合理性。
面对来自涉事机构、行业协会以及舆论的巨大压力，当晚，撰写该报道的资深调查记者王文志在其个人社交平台上果断披露了关键的音频证据。这段录音清晰地证实，报道中的所有核心内容在此前均已与于兆英本人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与确认，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未接受正式采访”或“报道失实”。录音中的对话内容更是触目惊心：于兆英在私下交流中无奈地透露，他否认报道的声明是在医院领导的多次施压和行政威逼下被迫签署的，随后再由机构内部的行政人员刻意向外界流出以平息舆论。
于兆英在录音中悲愤地表示，当事件曝光后，他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急匆匆地跑来找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充满责怪的“就是你惹的祸！”。令人心寒的是，在整整一个晚上的行政紧急会议和舆论应对讨论中，全程没有任何一个领导或管理层人员去关心那些受到影响的孩子们应该如何治疗，没有一个人去探讨如何为这些孩子进行更精准的医学检测，更没有人去关心和研究受害家长的正当诉求究竟应该如何解决。全程没有一个人在关心公共卫生的实质危害，反而只关心舆论公关和责任撇清。没有人提出“我们是不是应该立刻组建一个多学科的专家医疗团队，去认真看看这些孩子们体内到底有没有残留甲酰胺，去评估一下他们的身体健康到底有没有受到实质性损伤”，也没有人研究“下一步我们究竟应该怎么从技术和监管层面上彻底去除这种危害，怎么去切实维护公共卫生的整体健康”。相反，学校和医院的领导层只会一味地质问于兆英：“你测这个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测这个东西？”这种官僚主义和利益保护的姿态，无疑让这起事件的性质变得更加恶劣。
生产工艺残留与国家标准的动态演进
在这场扑朔迷离的舆论大考中，公众和业界必须理清一个核心的技术问题：甲酰胺并不是纸尿裤的原材料成分，更不是生产过程中必须添加的工业原料。各大纸尿裤生产企业也口径一致地坚称自己在生产线中从未主动添加过甲酰胺。既然企业没有主动添加，那么在最终的产品和婴幼儿的体内，这种毒性物质究竟是从何而来的？
针对这一疑问，知名科普博主、纺织品化学工程师姚卫明从纺织与高分子材料化学的专业角度进行了深度剖析。姚卫明指出，纸尿裤中检出的甲酰胺残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生产过程中各种助剂和加工辅料的副产物残留。其核心来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渠道：
第一，纸尿裤的无纺布表层、吸收芯体以及最外层的PE防漏膜之间，需要通过大量的胶粘剂（Adhesive: 用于粘合各层材料的热熔胶）进行固定成型。在这些工业胶水的配方中，为了调节胶水的流动性、粘度以及溶解度，通常会加入甲酰胺作为高效的助溶剂（Cosolvent: 帮助溶质溶解的辅助溶剂）。如果企业在生产后期没有采用充分的加热挥发或真空脱除工艺，这些残留在胶水中的甲酰胺就会随着包装被封存，最终残留在产品中。
第二，纸尿裤为了适应婴儿不同月龄的体型，在腰围和防漏侧边处都设计了高弹性的橡皮筋或弹性无纺布。这些弹性件的固定同样高度依赖热熔胶的粘接。在弹性胶的特定化学配方中，甲酰胺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常用助溶剂，这也是残留的一个重要源头。
第三，在消费市场上，不少家长在挑选纸尿裤时，往往凭借主观手感，认为“越柔软、越蓬松的产品质量就越好”。为了迎合消费者的这一心理偏好，部分生产厂家在处理面层材料时，会过量使用含有甲酰胺成分的柔软整理剂。甲酰胺分子能够插入到纤维素分子链之间，起到极佳的软化和蓬松效果。如果厂家为了盲目提升手感而超量使用，且没有配套设计昂贵的脱除洗涤工序，就会导致纸尿裤的面层纤维材料中残留大量的甲酰胺，而这部分材料恰恰是与婴幼儿娇嫩的皮肤直接接触的。
中国毒理学会认证毒理学家李继超在援引多位卫生用品行业资深专家的说法时也明确指出，从严谨的工业制造规范来看，采用正规、清洁工艺生产的纸尿裤产品，其本身是不应该含有任何甲酰胺残留的。这一物质并非厂商主动添加的功效成分，而完全是由于生产工艺控制不严、原材料把关不紧而在生产环节中被无意带入并累积下来的。因此，相关生产企业必须切实加强对原材料的质量控制和供应链管理，不能用一句“未主动添加”来逃避产品安全的终极责任。
从行业规范的长远发展来看，行业标准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随着技术进步和认知深化而不断进化的规则系统。在过去，由于检测技术限制或对微量化学品毒性研究的不足，国家标准中没有对甲酰胺做出明确的限制规定，但这并不代表当下这种残留现象就没有安全问题。事实上，最近两年来，我国关于婴童用品的新国家标准明显增多，行业正处于一个法规密集出台和升级的黄金期。
例如，在二零二六年六月一日刚刚正式施行的一项国家标准——**《婴童用品挥发性有机物释放量的测定》**中，就已经明确将甲酰胺等多种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纳入了婴童用品的通用检测与控制范围，涵盖了婴儿床、婴儿餐具、安抚奶嘴、婴儿床垫等多种高频接触的产品类型。这意味着，监管层已经意识到了这类微量挥发性有害物质对婴幼儿群体的长期潜在危害，标准正在逐步收紧并完善。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当前的舆论场也出现了严重偏离核心议题的迹象。大量的公众注意力并没有聚焦在最核心的问题上——即“孩子们体内的甲酰胺究竟是通过什么具体渠道吸入或吸收的？如何通过严密的科学实验去彻底查清污染源？”，反而被部分别有用心的公关力量转移到了报道格式是否有微小瑕疵、记者是否在炒作舆论、媒体是否在博取流量等细枝末节的方向上。这种舆论失焦导致一些平日里极力声讨资本、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网民，在此刻反而站到了涉事资本的立场上，去无端质疑和攻击履行监督职责的媒体与记者。
针对这种复杂的舆论环境，记者王文志在昨晚再次发表长篇回应，进一步披露了更多的检测细节。他恳请国家有关部门能够尽快成立国家级的独立调查组，给广大消费者和公众一个权威、透明且经得起历史与科学检验的明确交代，并以此事件为契机，全面推动我国母婴用品安全标准的修订与完善。
王文志在其回应中点出的几个深层次问题，非常值得我们仔细研读：
首先，涉事企业纷纷拿出来的第三方检测合格报告，其样本均为企业内部自行挑选并送检的特定样品。这种全程由企业自主把控、甚至“特制”的送样流程，根本无法代表在市场上流通、被普通消费者随机购买的实际产品的真实质量。这种自导自演的送检合格，从根源上就不具备社会公信力。他们是在用行业最低的准入门槛，包装成产品绝对安全的最高承诺，利用巨大的信息差来蒙蔽和安抚普通消费者。
其次，许多在使用相关产品后出现严重红臀、破溃问题的家长，在向企业客服和售后渠道反馈时，得到的往往不是企业积极的上门回访、原因排查和医疗关怀，而是冷冰冰的“产品合规、与我无关”的甩锅式回复。甚至有企业在私下里主动联系提出质疑的家长，试图以赠送高额产品福利、叠加消费权益补偿等物质条件为筹码，要求家长限期删除在社交平台上的所有投诉和留言。这种花钱消灾、捂嘴灭火的处理方式，充分暴露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
最后，本该在这起危机中承担起行业自律、规范引导以及保护消费者安全责任的行业协会，在此次事件中反而站到了公共利益的对立面。他们用“笼统的媒体检测不具备法律效力”等行政辞令，试图全盘否定医学临床研究的科学价值，用模糊的“行业完全合规”口径，去抹杀和掩盖上百份婴幼儿临床样本中已经暴露出来的真实公共卫生风险。这种做法在公共安全事件中并不罕见。他们试图通过揪住报道中的某一点技术细节或程序瑕疵，来彻底否定整个事件的公共监督价值，这与之前部分舆论无视残疾人实际面临的出行障碍、反而去批评其维权姿态不够优雅的逻辑如出一辙，是极其荒谬且危险的。
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与辜朝明大衰退理论
接下来，我们关注宏观经济领域。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五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出现了显著下滑，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速在三年多来首次转为负值；而一到五月份的累计增速也回落到了仅有百分之一点四。这一消费数据的疲软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入讨论。
针对这一宏观经济现象，官方核心刊物《求是》官网近日刊登了一篇重量级的评论员文章，题为《以更大力度提振消费》。文章坦言，当前我们必须客观、辩证地看待这一现象，并且必须高度重视当前居民消费所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与严峻挑战。文章指出，部分居民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确实在就业稳定性和收入增长方面承受了较大的压力，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对未来的就业前景和收入预期明显偏弱。与此同时，由于房地产市场正处于深度的调整周期之中，不少人感叹自己的家底变薄了，资产估值缩水带来的财富效应（Wealth Effect: 资产价格上涨导致消费开支增加的心理与经济效应）显著减弱，进而使居民的日常消费开支趋于谨慎和保守。
在这篇文章中，虽然大部分内容仍然是常见的宏观政策宣示，但其中最引人关注、并被市场广泛解读的一条建议是：加快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 Repair: 减少居民债务、稳定资产价格以恢复消费能力的过程），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防止资产价格下跌对消费信心造成负向螺旋式的影响，从而切实增强广大城乡居民的消费预期和消费底气。这也是官方主流媒体罕见地在公开报道中采用“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这一极具专业学术意味的表述。
资产负债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 企业和家庭将经济行为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向“债务最小化”，导致整体信用收缩与经济衰退的现象）这一经典理论框架，是由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在1997年首次提出的。该理论主要用于解释日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房地产及资产泡沫破灭后，所陷入的失去的三十年。辜朝明认为，当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暴跌、而企业和家庭在泡沫时期积累的负债额度却保持不变时，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出现实质性的破产或严重受损。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企业和家庭都会将他们的经济行为目标，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变为追求“负债最小化”。他们会把赚到的每一分钱都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修复受损的资产负债表，而不是用于新的投资和消费。
在这种人人忙于还债的宏观环境下，即便中央银行将货币政策的基准利率降到零，甚至实行负利率，全社会也依然没有企业和家庭愿意借贷进行投资与消费。这就导致了货币政策的彻底失效，整个国民经济不可避免地陷入总需求收缩的恶性恶循环。辜朝明也凭借这一极具解释力的理论，成为了日本资本市场及政界最信赖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长期活跃在日本和美国的金融决策舞台第一线。在二零零八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辜朝明出版了其代表作《大衰退》，试图将这一解释框架升华为理解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经济长期衰退的普遍规律。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和投资界人士纷纷指出，我国当前在房地产深度调整、居民消费不振、企业投资意愿偏弱等方面，表现出了与当年日本高度相似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特征。不过在官方层面上，我国政府此前从未公开承认过存在通货紧缩或居民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对于物价走势，官方常用的词汇是“物价在低位运行”，而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则倾向于使用“低通胀陷阱”来形容当前的物价状态，以避免使用具有强烈收缩暗示的紧缩词汇。
然而，对于“修复资产负债表”这一具体举措，官方其实早有布局。在今年三月份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出炉后，报告起草组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陈昌盛在解读报告时就明确表示，我国必须要促进资产价格的回稳，尤其是努力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回稳，从而使得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能够得到进一步的修复和改善。陈昌盛指出，只有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健康了，全社会投资和消费的行为传导机制才会更加通畅。
但不可否认的是，居民负债问题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隐忧。根据彭博社上周发表的深度报道，截至二零二五年底，在中国约十一亿成年人口中，有多达百分之十点六的人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个人债务泥潭或面临征信逾期的困境。由此累积下来的数万亿元规模的个人坏账和信用受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官方通过各种政策提振国内需求、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努力。
林毅夫的辩驳与三大悲观论调纠偏
与上述悲观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论调不同，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最近在湖北统一战线同心大讲堂进行授课时，则对当前的悲观情绪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与系统性纠偏。林毅夫针对当前社会上流传最广、对市场信心打击最大的三大悲观论调——国进民退（State Advance, Private Retreat: 国家控制的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比重上升，而民营企业比重下降）、人口老龄化（Population Aging: 人口中老年人比例持续上升的现象）以及资产负债表衰退，逐一进行了详细的论证与驳斥。
第一，针对所谓“国进民退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下滑”的观点，林毅夫明确指出，党和国家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方针始终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从实际的经济运行结果来看，当前我国发展绩效最好、最具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往往都是民营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业。例如在引领全球绿色转型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光伏以及锂电池行业中，民营企业都发挥了绝对的引领作用。从这个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视角来看，所谓的“国进民退”说法在事实面前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林毅夫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国内体制或民营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是自二零零八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一直未能实现根本性的复苏。在全球总需求长期疲软的外部状况下，中国政府为了稳增长、稳就业，必须主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而我国的大型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由于其建设周期极长、资金需求量巨大，通常只能由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作为主力军参与建设。国有企业参与基建的资金，除了少部分来自中央财政拨款外，主要还是通过银行系统进行商业贷款支持。而基建过程中所消耗的大量钢筋、水泥、平板玻璃以及各种建筑装备，实际上绝大部分都是由民营企业生产和供应的。这种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增加了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从而拉动了消费，其最大的市场受益者也恰恰是这些源头上的民营企业。如果政府不在外部需求萎缩时主动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和市场需求反而会受到更大的制约。
第二，针对“人口老龄化导致未富先老、丧失人口红利”的担忧，林毅夫强调，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劳动力人口的变化。虽然从单纯的数量上看，劳动力总数确实在减少，但是随着我国教育投入的持续加大，劳动力的质量和素质正在迎来跨越式的提升。从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来看，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其原有的教育水平基数越低，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家庭和国家在教育上的投入增幅就会越大，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幅也会随之大幅增加。因此，从“有效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有效劳动力总量实际上并没有减少，反而是在持续增加。而且，作为仍然处于追赶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产业升级的腾挪空间巨大。随着劳动力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这批高素质的人才反而能更好地契合和促进我国从中低端制造业向高端精密制造、现代服务业的产业升级过程。因此，我国未来的人均GDP增长率和GDP总量增长率依然有空间保持中高速增长。
第三，针对被热议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林毅夫指出，中国的实际情况与当年的日本存在本质不同。中国绝大部分实体企业，并没有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企业那样，通过大量的银行信贷融资去疯狂投机房地产和股票等高泡沫资产。虽然部分城市家庭确实背负了房贷，但是从整体负债率和家庭资产的抗风险能力来看，中国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健康度明显优于当年的日本家庭。林毅夫认为，当前我国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倾向不足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手里没有储蓄或家庭破产了，而完全是由于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不足。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在二零二四年，我国家庭新增储蓄增加了十四点二六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超过了百分之十；而在二零二五年，家庭新增储蓄又增加了十四点六四万亿元。目前，中国居民的家庭总储蓄累计已经超过了一百六十万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我国家庭的整体储蓄池是非常充足的，资产负债表的底子依然深厚。大家之所以不敢花钱，核心在于信心不足。而这种信心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社会上一些渲染“中国存在无法解决的结构性死结”、“经济下滑是体制性固化造成的”等似是而非的悲观观点的负面影响。林毅夫总结道，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主因仍然是外部经济周期和全球市场的负面冲击。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下，即便面对再不利的外部环境，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发展机会和市场潜力最多的国家。
灵活就业的社会图景与概念博弈
与宏观经济和就业预期密切相关的另一个热点话题，是中国灵活就业人数即将突破三亿大关的新闻。这一数据来源于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二零二五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在二零二五年，中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已经达到了二点八亿人，并预测在二零二六年，这一数字将进一步增长至三点二亿人，占我国城镇就业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四成。
面对灵活就业规模的急速扩张，社会舆论普遍产生了严重的担忧，许多人质疑：灵活就业人数的暴增，是否意味着实体经济下行压力巨大，导致正规编制的工作极其难找，人们被迫只能去打零工？针对这种社会焦虑，《环球时报》在日前特意发表了一篇深度社评进行澄清。
社评指出，当前社会上的一些舆论属于望文生义，简单、粗暴地将“灵活就业”等同于“间歇性失业”，甚至凭借“七亿多就业人员中就有三亿灵活就业”这一数据，危言耸听地断言“中国的实际失业率已经高达百分之四十”。文章指出，首先，这只是一份学术机构基于抽样调查估算出来的研究报告，其样本定义与国家统计局官方公布的劳动就业、失业率等刚性指标有着不同的统计口径，不宜直接进行简单的公式换算，更不能据此倒推出任何失业率结论。
之所以社会上会有如此多的声音将灵活就业与失业、贫困等负面词汇联系在一起，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旧时代，将灵活就业等同于过去的“打零工”、“做苦力”——即一种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有上顿没下顿的极度不稳定状态。“间歇性失业”这一概念也正是在这种陈旧的认知背景下被炮制出来的。
然而，现代意义上的灵活就业与被动的“间歇性失业”有着本质的区别。间歇性失业是一种彻底的被动结果，是指劳动者本身有着强烈的就业意愿，并且完全具备相应的劳动能力，但由于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失败，被迫失去了劳动的机会，其核心是市场机制的失灵。而现代灵活就业，则越来越多地成为劳动者出于对时间支配自由度、职业偏好、技能精准适配以及生活工作平衡等多元化需求，而主动选择的一种全新就业模式。选择灵活就业的人群，依然在持续地向社会提供高价值的劳动，并取得合法的劳动收入，他们只是在薪酬的结算周期、用工的契约形式上比传统的八小时固定坐班制更加灵活和自由。
文章进一步强调，我国近年来灵活就业人数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实际上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全面来临，以及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进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在互联网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的加持下，灵活就业早已摆脱了低层次、纯体力劳动的传统标签。如今的自媒体创作者、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在线独立设计师、自由程序员等，其平均收入水平正在迎来快速的增长，部分高技能灵活就业者的收入甚至远超传统的办公室白领。
此外，灵活就业也绝非中国独有的孤立现象，而是全球范围内劳动力市场演变的大势所趋。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研究报告，随着移动互联网和平台经济的普及，全球范围内“非标准就业”（Non-standard Employment）的浪潮日益高涨。以美国为例，在二零二三年，就已经有高达百分之三十八的美国劳动力在不同程度上从事着灵活就业。因此，将灵活就业简单地定性为“劳动者在失业压力下的被迫妥协”，不仅是片面和错误的，也是对新技术、新经济背景下全球就业形态深刻变化缺乏基本认知的表现。
为了反讽这一观点，部分网民在社交平台上翻出了《人民日报》在一九五九年一月发表的一篇历史文章，题为《不算失业的失业者》。那篇文章报道了当时英国政府公布的官方失业数字虽然只有五十七万五千人，但在这一数字背后，却隐藏着海量不算失业的失业者——包括成千上万因为制度限制而没有资格领取救济金的失业女工、大批依然渴望继续工作但被资本家强令退休的老年工人，以及超过二十二万名没有工时保证的半失业者。文章写道，这些被排除在失业统计之外的人既领不到救济金，又没有任何工资保证，在英国那个资本主义社会里，他们除了背上一只简易的木箱子走到街头去给绅士们擦皮鞋度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出路呢？网民通过对比这一历史文本，意在调侃当下的概念定义游戏。
AI时代的劳动力市场双轨制分化
伴随着灵活就业的崛起，另一个席卷全社会的普遍焦虑是：“我的职业在未来会不会彻底被AI所取代？”一方面，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各大企业纷纷接入各类大语言模型，以此来大幅度提高日常运营效率，降低人力和管理成本；而另一方面，科技和互联网行业大裁员、降薪的新闻也接连不断地出现在媒体头条上。
针对这一关系到全球劳动者命运的核心议题，普华永道（PwC: 全球顶尖的专业服务机构）日前正式发布了**《二零二六全球AI就业晴雨表》**。这份报告基于对全球六大洲、超过十亿条公开招聘广告的深度大数据分析，揭示了人工智能正在以不可逆转之势，推动全球劳动力市场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双轨制”分化阶段。
首先，报告呈现出了一个令人欣慰、但同时极具竞争性的事实：AI在现阶段并没有成为人们普遍想象中的那种“毁灭就业的裁员工具”。相反，那些善于利用AI技术赋能自身业务的先进企业，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快得多，并且由于业务边界的扩张，这些企业的员工总规模和平均工资水平均实现了同步提升，在市场上形成了极其耀眼的超级明星效应。
统计数据显示，在AI使用率排名前百分之二十的领军企业中，其整体劳动生产率较二零一八年平均增长了惊人的百分之一百六十三，这一增长率接近了同行业同类企业平均水平的近五倍。而这种效率的暴增并没有伴随着大规模的裁员潮。事实上，这些最善于使用AI的明星企业，其在二零二五年的员工总人数较二零一八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二。
针对这一现象，英伟达（NVIDIA）创始人兼CEO黄仁勋在最近接受采访时，也严厉批评了部分企业CEO将裁员归咎于AI的做法。黄仁勋直言不讳地指出，部分高管将公司的裁员决定推卸给AI的发展，这不仅是管理上的极度懒惰，而且在逻辑上也根本站不住脚。他强调，AI本身并不是导致员工被裁的元凶；恰恰相反，AI是帮助企业提升效率、避免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走向破产和裁员的强有力工具。
然而，普华永道的报告同样展示了硬币的另一面：在不同岗位、不同技能水平以及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之间，由于AI的介入，彼此之间的收入和职业发展差距正在被迅速拉大，全球劳动力市场正在加速分裂为截然不同的两条轨道：
第一条轨道是AI专业化（AI Specialization: 通过AI的辅助使专业岗位的专业度、门槛和薪酬进一步提升的现象）。在这一轨道上，大量的重复性、流程化和基础性的工作被AI系统所自动化接管，这使得人类劳动者能够从繁琐的庶务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需要人类特有的判断力、深度沟通、复杂决策以及艺术创造等更高价值的非标准化任务中。例如专业的招聘顾问、影像科的放射医生等，他们的岗位在AI的加持下变得更加不可替代。
第二条轨道是AI民主化（AI Democratization: AI工具的普及降低了特定岗位的技术门槛，使得非专业人士也能快速上手的现象）。在这一轨道上，AI工具极大地降低了相关行业的专业技术门槛。原本需要经过系统性、长期专业培训才能胜任的工作，如今在AI助手的帮助下变得极其容易上手，非专业人士也能够轻松完成。例如IT服务经理、医疗秘书、基础程序员等，这些岗位的专业壁垒被AI彻底打破，导致其市场稀缺性快速下降。
自二零二一年以来的招聘数据表明，被AI专业化的岗位，其招聘增速是被民主化岗位的两倍以上，其薪酬的平均增长速度更是高出了百分之四十二。这种分化意味着，随着AI承担了越来越多标准化、重复性的基础工作，企业对于员工“核心价值”的定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
在过去，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储备和长时间的行业经验积累，是一个职业人最核心的护城河。然而在AI能够瞬间调用全人类知识体系的今天，这些基础性的经验和知识变得不再稀缺。相反，人类独有的、难以被算法自动化的软实力——如独立的逻辑判断力、跨界的创造力、深度的共情与沟通能力，以及在复杂多变环境下的领导力——正在成为衡量一个优秀人才最核心的指标。
最后，报告还揭示了一个与公众普遍预期完全相左的独特现象。近年来，随着大模型热潮的兴起，“算法最重要”、“AI时代必须人人成为AI算法工程师”等观点几乎成为了全社会的共识。然而，来自多个国家的实际招聘数据却表明，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增长最快的岗位并不是底层的AI开发和算法研发岗位，而是广阔的AI应用岗位（AI Application Jobs: 负责将AI技术与企业具体业务场景进行落地融合、运营和优化的岗位）。
在几乎所有行业的AI相关招聘中，AI应用型岗位都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其招聘占比普遍超过了百分之八十五。这一数据向全社会传递了一个极其清晰的信号：当下的企业，真正急需的并不是那些关在实验室里研究如何训练万亿参数基础大模型的科学家，而是那些能够将现有的AI技术作为工具，有机地应用到公司的日常运营、战略咨询、智能客服、供应链优化管理以及复杂商业决策支持等具体业务场景中，并能切实为企业带来降本增效成果的复合型应用人才。这才是普通劳动者在AI浪潮中应该努力调整并转型的核心方向。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的深度阅读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