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时间”到“世界时间”

中国的纪年方式，普通人使用农历，而政治上则使用皇帝的年号。所以，中国的世界其实是一个没有“世界”概念的世界。因为新皇帝登基后，一切又重新开始，又是元年。这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公元纪年法——“世界世界”——完全不同。

梁启超那一代人在创造历史时，引入的一个重大变革，就是让我们从“中国世界”进入到“世界世界”。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改变，是引入了“星期”的概念，即周一到周日。这是我们中国人从未见识过的，它意味着有了休息日。因为在此之前，每一天都一样，没有哪一天是法定可以休息的。

所以，中国时间与世界时间的落差，实际上是中国融入世界的第一步，而这一步是根本性的。中国人从此不再仅仅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社会的一份子，而是进入了地球村。你看梁启超穿的西式服装，戴着蝴蝶结，就知道这叫“世界衣服”，是从长袍马褂的“中国衣服”演变而来的。这张照片应该是在他26、27岁刚流亡到东京时拍摄的，非常年轻。

梁启超其实中国话也讲得不好，他不太会讲北京话，讲的是粤语。他讲的官话很烂，跟孙中山的官话一样。但孙中山英文很好，而梁启超一生没有一种语言特别好。他的日语基本上是“中文日语”，因为那个时代的日语以汉字为主，他能认识，但讲得一定不标准。他的英文也没学好，所以他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广东人。但这个人脑子很好，成了那个时代的弄潮儿。

他1873年出生，1895年登上历史舞台，才二十出头，可以说是生逢其时。但他只活了五十几岁，去世时中国正处于战乱之中。梁启超是带着绝望离开这个世界的。在他离开将近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面对着一个极不确定的世界。

对社会进化论的反思

历史并非进化论。我小时候也信奉进化论，以为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比今天好。这是一个多么愚蠢的认识，全世界的人都曾经有过。其实达尔文研究的是动物界的进化，当它被演变成社会进化论（Social Darwinism: 一种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应用于人类社会，认为社会同样遵循“优胜劣汰”法则的理论）时，人类误以为人类社会也会像其他动物界一样向上进化。

从19世纪开始，人类有一种幻想，以为社会阶段是不断往前的。尤其是斯大林搞的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阶段论”，欺骗了很多人，以为将来的社会会比今天的社会好。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完全不可靠的。

人类可能自认为是地球上最高级的生物，能够创造科技。但我相信，除了刚性且不可逆的科技以外，人类的其他领域并非都在往前走，都可能会倒退。当然，科技本身也很脆弱，有可能会自我摧毁，然后又从零开始。

梁启超正好生在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跃迁的阶段。他看到的中国是一个特别落后的中国，人们要付出极大的劳动力才能生存。在那样一个社会里，他作为一个读书人，17岁中秀才，20岁中举人，无疑属于中国的顶尖精英。他甚至比他的老师康有为更早中了举人，是以举人的身份成为秀才康有为最重要学生的。因此，世有“康梁”其名。

语言是世界的光：新词汇与新思想

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学家之一肖公权曾这样评价梁启超：他从少壮到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为则。新民（New Citizen: 梁启超创造的词汇，意在改造国民性，塑造具有现代国家意识的新国民）这个词也是梁启超带给中国的，在当时风靡一时。

梁启超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提供了许多新的词汇。我有时候想，语言是什么？语言是世界的光。一句新的话说出来，一个新的词造出来，也许就点亮了人心。所以，一个人最重要的能力，可能就是语言的能力，创造新语言的能力。梁启超就属于这种人。

他影响了与他同时代的70后、80后、90后乃至00后、10后。将来无论是在国民党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胡汉民，还是共产党中的毛泽东，或是在国共两党之外的精英如出版界的邹韬奋，都深受梁启超的影响。我认为这种影响主要就是语言的影响。梁启超提供了新的语言、新的词汇、新的句式，这背后是一套新的想法。而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在东京完成的。

梁启超在东京重造中国，是用语言，不是用枪炮。他一生没有上过战场，不是军事人物，而是一个用语言来重造世界的思想性人物。所以在任何时代，无论多么压抑黑暗，如果有一个人出来，说出一些新的话，造出一些新的词汇，也许这个世界就被点亮了。古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为世界提供的就是语言，是一些词汇和说法，比如“君子”这个概念，一下子就成为了中国人世世代代要去遵从的标准。

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天不生梁启超，百年如长夜”。在他26岁来到东京时，学问也并未大成，完全是靠模仿和灵光的头脑。

东京岁月：创办《清议报》与《新民丛报》

梁启超在东京的十四年间，除去去澳洲、美国、加拿大等地的时间，实际居住了十年以上。他大部分时间住在横滨，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办杂志。最重要的两个杂志，一个是《清议报》，另一个是《新民丛报》。

那个时代的杂志真是漂亮。他身无分文来到异国他乡，1898年10月流亡过来，12月就开始琢磨办《清议报》。这是一个年轻人一无所有时，时代给予的机会。他遇到了在当地开店的冯锦如，最初的钱就是冯锦如出的。《清议报》其实是一本杂志，从1898年12月办到1901年12月，因为杂志社失火而停刊，正好办了一百期。

火灾之后，他们很快在1902年2月创办了梁启超一生中最重要的杂志——《新民丛报》。这本杂志持续时间最长，一直办到1907年11月，超过五年半，对整个中国的影响也最为深远。从报名就可以看出，“新民”这个词就嵌在里面了，他自己也号称“新民子”。

我们先看《清议报》。它是一个旬刊，十天一期，地址在横滨山下町一百三十九番地。在纪年上，他开始做文章，使用了孔子纪年与光绪纪年并列的方式。发行人兼编辑人不能写梁启超，因为他是大清政府通缉的要犯，所以写的是出资人冯锦如。

这本杂志每期六十四页，定价一角五分，在当时也不便宜。它发展得很快，两个月内就赠送出去一万份。到第四期，发行网点增加到三十多个，遍布美国、香港、韩国，甚至中国大陆的福州、天津、黑龙江等地。可见大清政府对舆论的管控比较迟钝，他的杂志能进入中国大陆。凡是能进入大陆的中文杂志，自然有市场和销路，这是它能做起来的根本。

当时还是少年的郭沫若，在他四川乐山老家都能看到《清议报》的过刊。他在回忆录中说，《清议报》虽然言论浅薄，但表现出一种新的气象，能够抓住读者。抓住中国读者的，就是“新的气象”这四个字。

“新的气象”：引入西方思想的启蒙者

我看几篇文章的标题，就能看出这种新的气象，例如《爱国论》、《自由论》、《国民十大元气论》、《少年中国说》。在当时，“爱国”、“自由”、“国民”这些词都是新词，以前中文世界没人听说过。他提出的“少年中国”概念，更是风靡中国，至今《少年中国说》仍是学生们的必读篇目。

这些今天看来稀松平常的标题，在那个时代都是石破天惊的。因为这样的语言，在唐宋八大家或桐城派古文里是没有的。梁启超写出了一种新的气象，抓住了那个时代的年轻读者。新的时代，其实就是从新的语言开始的。

《新民丛报》则是一个半月刊。有了《清议报》三年的基础，它一开始发行就有2000份，不到一年就增加到9000份，经常发行量在一万份左右，最高时达到1.4万份。这是一个成功的杂志，是那个时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杂志，在国内外设立了97个销售处。

在创刊号的告白中，梁启超对杂志进行了定位：一、言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二、不为狂夫骂座之语，因为中国的问题并非某一个人造成的；三、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主张渐进。所以，《新民丛报》更致力于在思想上重造中国，而不是以推翻清政府为目的。梁启超也把自己定位为一位新闻人，提出了著名的“报馆两大天职说”：第一是监督政府，第二是向导国民。

胡适后来评价说，梁启超的全副心思都贯注在“新民”这一点上，就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把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我相信词汇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梁启超的贡献就在于能够给汉语带进一些新词。

在《新民丛报》上，他向中文读者介绍了霍布斯、斯宾诺莎、卢梭、康德、孟德斯鸠等西方思想家的名字和思想。当这些名字进入汉语世界时，一切都不同了。以前的中国读书人，哪怕中了状元，也只知道中文世界的事情。当梁启超打开这扇窗户，让人们看到了外面完全不一样的思考方式时，这个古老的民族就开始开眼看世界了，而且再也回不去了。梁启超并非一个精深的研究者，他是一个常识的普及者。他看到日本报刊上介绍这些人物，就用中文转述过来，扮演了文化二传手的角色。

日本思想的启蒙：吉田松阴与德富苏峰

梁启超非常喜欢日本，因为日本给他打开了眼界。他对学生吴其昌说，1898年到日本时，感觉“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神爽”。他看到日本从朝野到百工，人人都乐观活跃，勤奋励进，一个“千古未闻之小国”献身于新世纪文明的舞台，让他非常景慕。

有两个人对梁启超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个是吉田松阴，一个只活了29岁却深刻影响了日本近代化进程的关键人物。他在家乡创办的“松下村塾”，培养出了木户孝允、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一批日后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梁启超崇拜他，刚到日本时甚至给自己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吉田清”，立志成为吉田松阴那样的启蒙者。

另一个对他有直接影响的人是德富苏峰。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福泽谕吉齐名的日本两大思想家之一，主要从事新闻出版事业，创办了《国民新闻》，并以一人之力写出一部150万字的《日本国民史》。梁启超的《饮冰室自由书》里很多概念和词汇都来自德富苏峰的《国民小丛书》。有人批评梁启超抄袭，说他有时把人家刚发表的东西就变成中文，也没注明出处。但德富苏峰确实深刻影响了梁启超，有人称梁启超是“中国的德富苏峰”，后来德富苏峰则谦虚地自称“日本的梁启超”。

从合作到决裂：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恩怨

流亡初期，梁启超曾想过走革命的道路。1899年，康有为被逐出日本后，梁启超与康门弟子十二人在镰仓结义，自称“江户十二郎”，他排行第五，称“江户五郎”。他们很想摆脱康有为，与孙中山一派结合。但康有为的弟子徐勤、麦孟华等人向康有为告密，说梁启超“堕入行者圈套”（行者指孙中山）。

康有为大怒，派弟子叶觉迈带着巨款到日本，勒令梁启超立即离开，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梁启超离开日本前与孙中山见面，约定“共商国事，事业合作到底，死生不渝”，这堪称两个男人之间的“山盟海誓”。

到了檀香山，在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和当地兴中会成员的帮助下，梁启超站稳了脚跟。他依然想与孙中山合作，甚至在信中提出革命成功后“举皇上为总统”的方案。然而，由于康有为的压力以及两人理念的差异，他们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了。

章太炎曾惋惜地说：“天下事在孙、梁二人掌握中，而一切生机，为此二子所扼。”他认为中国的一切生机都寄望于这两人，但他们却闹翻了。闹翻之后，孙中山评价梁启超是“首鼠两端”，一会儿要革命，一会儿要保皇。而梁启超晚年则评价孙中山“不择手段”，尤其指责他晚年“引狼入室”，与苏俄合作。这“山盟海誓”的两个人，分手后对彼此的攻击都毫不留情。

思想论战：君主立宪与革命共和的抉择

此后，《新民丛报》与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之间展开了一场伟大的论战。梁启超以一人之力，对抗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章太炎等一批革命派的笔杆子。双方就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历史学家李剑农评价说，梁启超当时描写的革命共和恶果，如内部分裂、彼此争权等，与后来的事实有几分相符。梁启超担心中国发生革命会造成严重后果，不如走渐进改良的道路，推行君主立宪（Constitutional Monarchy: 一种国家政体，君主是国家元首，但其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

以今天的后见之明来看，保留大清王朝实行君主立宪，或许是中国最佳的出路。一个几千年都有皇帝的土地，突然把皇帝拿掉，之后无论谁掌握实权，都成了一个不戴皇冠的皇帝，其恶果可能更严重。然而，历史充满了无奈。1908年，光绪皇帝死在了慈禧太后前面，中国失去了一次走向君主立宪的最好机会。辛亥革命发生时，宣统皇帝只有三岁，无法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君主，最终连立宪派领袖张謇也只能认可共和。

辛亥之后：从拥袁到反袁的政治转向

梁启超本身倾向于清廷进行自我改革。1906年，清廷派出戴鸿慈、端方等人出国考察宪政，梁启超作为通缉犯，却在背后为这些大臣代笔，写了《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等五个奏折。慈禧太后不知道，这些促使她下定决心预备立宪的报告，竟出自她咬牙切齿痛恨的梁启超之手。

武昌起义爆发后，朝廷启用袁世凯，袁世凯曾想请梁启超出任司法部副大臣，但被他拒绝。革命的发生出乎梁启超的意料，他直到1912年下半年才回到阔别14年的中国。

他回国时受到了盛大的欢迎，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梁启超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若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他用“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来评价梁启超的贡献。

然而，梁启超回国后违背了自己“终生不离报馆生涯”的承诺，投身政治，与袁世凯合作，组建了与国民党对垒的进步党。他当时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直到袁世凯准备称帝，他才醒悟，并发表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动员他的学生蔡锷发动了护国战争（National Protection War: 1915-1916年间，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发动的内战），最终将袁世凯赶下台。

汉语世界的革新：梁启超的词汇贡献

梁启超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为汉语世界带来了全新的思想和语言。他为汉语提供了大量新词汇，我们今天常用的“国民”、“记者”、“干部”、“群体”、“政界”、“功德”、“私德”、“奴性”、“集体”、“代价”等两字词；“反对派”、“爱国心”、“竞争力”、“思想界”、“立法权”等三字词；以及“主权在民”、“地方自治”、“民主政治”、“三权分立”、“天赋人权”、“言论自由”等四字词，大多都是他通过报刊首次引入中文世界的。

这些词汇，很多是从日语中借鉴而来，但经由他的笔，进入了中文世界，极大地拓宽了中国人的思考维度。一个人要怎么想问题，首先要有想问题的词汇。梁启超的词汇创新，给了我们一个新天新地。

他还创造了“中华民族”这个词。1901年他用的是“中国民族”，到1902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个词的创造，是功是过，今天学术界仍有争论，但无疑，这是他留下的深刻印记。

晚年暮气：对民主的灰心与文化转向

经历了民国初年的政治风波后，梁启超对政治彻底厌倦。他的朋友张东荪回忆，梁启超在住院动手术前曾对他说，自己之所以不愿再谈政治，是因为“对于民主，完全提不起信仰来了”。一个追求了一辈子民主的时代弄潮儿，到最后心灰意冷，这是何等的悲凉。

张东荪对此深感惋惜，他认为民主运动根本上是一种道德的挣扎，需要有人像“迷信财神、观音那样”去信仰它，才能发生力量。他觉得这个天命本应降在梁启超身上，但他最终没有承担起来。

梁启超晚年将重心转移到文化和学术上，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他对学生说，做人要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风气，做学问要造成一种“适应新潮之国学”。

历史的反思：个人价值与政治的终极目的

梁启超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没有袁世凯，中国的历史不是如此；没有梁启超，中国的历史也不是如此。”他是一个开出新潮流、迎接新时运的人，他完成了他那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尽管他最后活得灰心丧气，但伟大人物亦是如此。袁世凯掌握了所有权力，最终也不过是历史笑话的主角。历史给人的教训，是要让每一个人尊重自己。政治的终极目的，是让每一个人得到尊重，让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价值，都至高无上。

这正是梁启超那一代人想要追求，却最终功败垂成的目标。他们没有完成，就给了后人机会。世界是活人的世界，梁启超作为活人的时候曾经多么生猛，他走完了自己的路。作为一个伟大人物，他被历史记录。而我们每个人，虽然可能不会被历史记录，但你仍然是不能被替代的。做事在个人，成事在天意。每个人都仍然有走自己道路的可能性。